60 多年来，中国外交话语从改革开放前的主权独立话语与国际斗争话语，到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展话语与国际合作话语的变迁，反映中国对“主权独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负责任大国”多重身份变化的动态认知，体现了中国外交中“共处和平观”、“革命和平观”、“发展和平观”、“合作和平观”在不同时代主题与国际格局下的总体概况。
　　关键词：中国外交；和平观念；话语
　　中图分类号：d2.83.0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5－0111－006
　　战争与和平问题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密切关联，它“关系到人类社会中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制度的兴衰成败的大事，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战略、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乃至国家的安全、发展战略和内外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1］4。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它必须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和平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突出的价值取向和思想理论传统。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国际关系原则时就明确提出，“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2］19。列宁在实践中将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和平原则由理论变为现实，创新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思想。马克思主义国际和平原则表现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就是中国政府坚持将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外交的宗旨，并随着世情、国情的变化，与时俱进地提出维护世界和平的不同途径和方法，从而形成了中国外交中不同形态的和平观念。
　　话语（discourse）是指在某种特定语境中所使用的语言［3］（532）。wWw.11665.COM自20世纪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之后，话语不再是传统哲学中所涉及的工具性问题，而成为哲学反思自身传统的基础，话语分析在学术界日益得到关注。从福柯到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都是把话语放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加以考察，以窥探语言含义、认同建构和权力行使之间的关联，揭示话语背后被遮蔽和忽略的内容［4］64。将这一方法应用于分析中国外交中的和平观念，则强调中国外交话语既是和平观念的“物质外壳”也是和平知识的载体，国家身份的确认和外交中和平观念的传播也是通过外交话语加以建构的。在此，我们根据中国外交“话语秩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大致把新中国外交划分为四个时期，即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1957年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到冷战结束和冷战结束以来，以此分析中国外交中和平观念的演进历程。
　　一、以主权独立话语表征中国外交中的
　　“共处和平观”
　　1949年新中国建立，是当代中国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实现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国家主权的实质独立与有力保障。毛泽东同志用“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形象语言，表达了新中国作为“主权独立国家”在外交政策上的重大抉择。所以在建国之初，“独立自主”、“建立外交关系”、“保障国家的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友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独立运动”、“拥护世界持久和平”、“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话语，便成为中国外交的一般性话语，体现了中国对“主权独立国家”身份的认知和对主权平等原则的接受。
　　中国作为“主权独立国家”有着与其他二战后新独立国家一样的外交追求：维护世界和平。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即把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规定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与对外政策有关的词语，“和平”出现的频率最高，为59次，比“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战争”、“革命”、“发展”等其他重要词语频繁许多，并形成了诸如“国际和平民主阵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建设”、“和平竞赛”、“和平环境”等多种概念表述方式，体现了中国作为“主权独立国家”维护世界和平的迫切愿望与开展国内建设的现实要求。
　　从1949年到1956年，中国外交中主权独立话语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和平原则思想，并在外交实践中与西方主权国家体系、殖民体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与战争政策联系起来，形成中国外交中的

“共处和平观”。“共处和平观”以主权独立为前提、以和平为目标、以共处为核心、以平等为原则、以互利为要求，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其一，它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强调世界各国可以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和平共处，具有强烈的和平性；其二，它强调主权平等原则，主张国际关系应对等约束，具有明显的平等性；其三，它符合国际法和国际伦理要求，具有普遍的合法性和道义性；其四，它强调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与战争政策，具有明显的斗争性与针对性。所以这种外交观念一经确立即能够得到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广泛认可，1949到1955年，新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建交高潮，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22个国家与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这是新生的红色政权第一次获得了世界范围的承认［5］46-64。在“共处和平观”下，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等话语与观念，通过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和其他国际场合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中国外交中“共处和平观”以和平为取向，将维护国家独立主权与世界和平作为主要外交目标，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身份转变的过程中，党的外交政策开始赋予更多的“国际主义民族观”［6］23。在此身份转变中，党把其阶级利益与中华民族利益、追求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尊重别国的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并通过后者实现前者，从而为其执政的合法性和国家主权的平等性提供更多的思想与理论基础。由此可见，以主权独立话语为主表征中国外交中的“共处和平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改变近代100多年屈辱外交的决心，是中国独立意识与主权意识的自觉表达，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诉求。在此，主权独立话语一方面建构中国外交的属性，另一方面中国外交的话语实践推动“共处和平观”的形成，并由此建构中国外交的外貌与内涵，主权独立话语与中国外交之间产生了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效果。中共主张的意识形态和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实现了高度的统一［7］。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中国外交中的“共处和平观”，在随后的社会主义时期先后与革命观念、发展观念、合作观念相结合，分别形成了中国外交中的“革命和平观”、“发展和平观”与“合作和平观”，从而奠定了中国外交中和平观念演进的基本路向。 争话语表征中国外交中的
　　“革命和平观”
　　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分歧与国家利益冲突等因素的影响，中苏两国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成为对峙的双方。随着中苏关系的演变和国际格局的动荡、分化与改组，中国外交中的“共处和平观”开始发生转型，逐步被“革命和平观”所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成为中国外交的主导思想。1957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从外交政策和国与国的关系方面来讲，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所以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8］152在毛泽东这段话中，我们从“但是”这个转折词可以明显感到此时作为中国整体和平外交观念的重点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不是“和平共处”。
　　从1957年到改革开放，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话语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形成了以开展国际斗争为主要导向的话语秩序。例如，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美苏两霸”、“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来指称当时的时代与国际格局；用“天下大乱”、“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激化”、“国际革命形势大好”、“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来描述国际形势演变特点；用“东风压倒西风”、“敌人在一天天烂下去，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来说明当时的国际力量对比状况；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外交路线”、“国际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帝、修、反）”、“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不称霸”、“反霸”等来表达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方针。这一时期中国蕴涵有强烈革命价值导向的外交话语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列主义关于世界革命思想和反霸思想运用到国际政治分析与中国外交关系中，并在外交实践中与时代主题、反霸斗争、“社会主义国家”身份判断、支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

形成以辩证认识战争与革命关系（即“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为特点的“革命和平观”。
　　革命型意识形态以斗争为主题，以阶级性、对抗性、封闭性为特征，以两种思想的对立和两种利益的对抗为前提预设［9］。其在中国“革命和平观”中主要有四种表现，一是和平的阶级分析思想，即按照不同国际力量的阶级属性，把世界分成两个本质上敌对和冲突的和平阵营与反和平阵营，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之间进行截然对立的划分；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对抗性思维，在和平阵营与反和平阵营中，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体系，这两个世界体系之间存在着历史性的冲突，反帝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心任务，并且在一定历史时期，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斗争的对象；三是维护世界和平的统战方法，即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即使民族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政治运动的性质是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在共同反帝、反殖、反霸的基础上与它们进行联合；四是世界和平目标的理想化，即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下，世界和平目标就是“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10］，从而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
　　与以主权国家为单元、强调主权平等与国家间共处的“共处和平观”不同，“革命和平观”更重视国家的阶级属性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对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所具有的决定意义。所以，这个时期中国在处理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开展国内和平建设与支援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革命的关系问题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经常凌驾于爱国主义之上，以牺牲中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追求“推动世界革命斗争”这一意识形态利益，从而造成中国外交的“革命化”特点。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上，革命观念一直具有强烈的价值性和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在外交领域，把突出“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国家外交活动的指导方针，引导社会主义中国在整体外交战略上陷入支持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民族解放斗争、革命群众运动之中，此时，中国“革命和平观”止于教条，“革命和平观”与中国国家利益的本质需要完全背离，并给中国整体国家利益造成严重的损害。
　　三、以国家发展话语表征中国外交中的
　　“发展和平观”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便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向。与中国内政转型一样，中国外交也开始转型。这样，象征中国外交转型“晴雨表”的话语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在改革开放以前使用的一些重要外交话语，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被抛弃与重构，“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中国对时代主题的判断，“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取代“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帝、修、反）”成为中国国际对立面，“发展中国家”取代“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成为中国国际有利面，“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取代“革命外交路线”、“爱国主义”取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成为表述中国外交政策的主流话语。
　　伴随国际斗争话语的消失，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主要导向的外交话语，如“和平与发展”、“东西南北关系”、反对“军备竞赛”、主张“核裁军”、“核不扩散”、支持建立“无核区”与“和平区”、支持“世界和平运动”、“不结盟”、“发展各国友好合作”、“促进共同经济繁荣”、推动“南北对话”、发展“南南合作”、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中国外交的“流行语”，显现中国外交工作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的重大任务，预示着中国开始建构一套全新的外交“话语秩序”。从改革开放后“话语秩序”的演变中可以窥见中国外交从观念到行动的运行轨迹，外交观念逐步转化为中国外交的实践：中国从“自卫还击”惩罚越南在边境的武装挑衅到终止对缅甸共产党的援助，从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席位到向“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提出恢复协定

缔约国地位的申请，从国际多边外交活动的开展到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确定，中国开始走一条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外交道路。 ，邓小平把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归结为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并认为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11］106。他从两个关系范畴对世界和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一个是从战争与和平的范畴观察世界的战争力量、和平力量及相互力量对比，得出第三世界反霸斗争的发展和第二世界力量的增强，使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两个超级大国战争力量的增长。另一个是从发展与和平的范畴分析各国的发展任务对世界和平的诉求，得出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世界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增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渐成共识等，对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发动世界战争构成了强有力的牵制。经过分析，邓小平先后提出了“战争可以延缓”［12］241和“战争可以避免”［11］233的主张。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把发展问题作为全球战略核心问题和强调通过国家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思想的核心概念是“发展”，“发展”成为中国外交观念的主要价值取向，以发展促和平（即“发展和平观”）成为中国外交中和平观念的建设方向。“发展和平观”就是要把“发展观念”树立在国家对外交往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并使自身成为一种维护世界和平与开展国家建设的思想。中国“发展和平观”不是凭空而生的，它是满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实践和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定位的根本要求。
　　与“革命和平观”相比，“发展和平观”是一种颠覆，它实现了中国和平观念的理论方法从“国家阶级分析”向“国家利益分析”的转变，思维方式从“政治对立”向“经济发展”的转变，思想文化从“统战思想”向“多边主义”的转变，价值取向从“世界革命”向“国家发展”的转变。作为从“革命和平观”向“发展和平观”演进的结果，发展成为中国外交的总战略［13］106。于此，中国外交从变化的时代主题出发，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走出一条国家利益至上、专心于改革开放、以提高国民经济和加大世界交往能力为中心任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政策路线，这条路线用国际关系的术语讲，就是一条“积极的孤立主义”、“消极的国际主义”、“鲜明的爱国主义”路线［14］197。在对外交往中，以爱国主义为旗帜，高扬国家利益观念，主张通过国家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便成为中国“发展和平观”的精髓，“韬光养晦”（国家发展）与“有所作为”（维护世界和平）是这一和平观念的最佳注脚。
　　四、以国际合作话语表征中国外交中的
　　“合作和平观”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与中国及其相互关系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世界呈多极化发展趋势，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快速上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达致新的高度，同时，作为一个迅速成长的大国，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需求和压力急剧上升，中国的国力及其快速增长的海外利益同既有的国际体系、格局和秩序之间正经历着复杂的磨合与相互适应。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主张。什么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历史潮流？十六大报告指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并强调“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15］46－47。所以，冷战后中国外交话语在延续改革开放前10多年“话语秩序”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话语”。诸如“苏东剧变”、“单极世界”、“两极格局”、“多极化”、“一超多强”、“大国关系”、“伙伴关系”、“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等成了反映国际政治格局变动的热门话语。而“世界贸易组织”、“欧洲统一大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东南亚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等，则是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象征。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话语相适应，“主张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发展模式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和谐世界”等逐渐成为反映中国外交思想变化的“流行语”。
　　以共同的利益诉求构筑共享的价值，成为21世纪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向［16］。新时期在中国主要的外交思想与政策的话语中，多以“共（同）”字、“互（相）”字、“合（作

”字等为表达方式，如“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和平、发展、合作旗帜”、“相互依赖”、“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等，在中共十七大报告外交部分（1561个汉字）共出现51次。这种外交话语的表达方式，既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国与国相互依存的现实，也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与世界相联系、共命运的认知，彰显出新世纪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超越传统政治思维范式，使冷战后中国外交话语具有更大的合作性特点。
　　冷战后中国外交观念进一步深化了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认识，使中国外交更加明确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从而引导整体外交观念从注重国家发展转向了世界的和谐发展与共同繁荣。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话语的发展，充分反映了当代中国外交观念从“发展和平观”到“合作和平观”的再构过程。“合作和平观”就是要把合作观念树立在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追求之中，并使自身成为一种维护世界和平的思维方式。“合作和平观”适应了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现实，符合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定位要求，是中国“发展和平观”演进的必然。
　　强调合作的另一面，就是承认存有冲突。推进人类和平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但在一个世界多极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世界中，各国对世界形势与国际关系的认识、对国家身份的认知与利益的追求必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国家间、种族间、宗教间、文化间的利益冲突和思想冲突不可避免。当今世界还面临着包括局部战争、地区武装冲突、核扩散、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海盗、经济安全、气候变化、信息安全、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安全、跨国犯罪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世界和平的威胁，针对这些威胁，“合作和平观”主张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应对挑战与维护和平。因此，“合作和平观”是一种融合国际关系的合作性与冲突性、国家利益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国际秩序的建设性与批判性、国际制度的继承性与创新性、国际组织的集团性与开放性为一体的共存共荣的和平观念。 观”相比，“合作和平观”在坚持国家利益仍是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国家可以通过维护共同利益的方式来维护世界和平。在实践中，“合作和平观”不仅成功解决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向“负责任大国”身份转型过程中，如何平衡第三世界国家和“大国俱乐部”之间的利益问题，而且也成功解决了中国在坚守不干涉内政原则和推动解决全球性问题之间的外交立场平衡问题，从而实现“国家利益观”与“共同利益观”、“国家发展观”与“国际合作观”、“国家主权观”与“国际责任观”、“世界和平与发展观”与“和谐世界观”的融合，它的现实表现就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五、小 结
　　和平观念一直是中国外交的主导观念，维护世界和平一直是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但任何外交都离不开话语实践，就如任何思想观念离不开语言这个“物质外壳”一样。60 多年来，中国外交话语既客观地记载着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历史进程，也真实展现着中国外交中和平观念的演进历程。外交话语从改革开放前的主权独立话语与国际斗争话语，到改革开放后和平与发展话语与国际合作话语的变迁，反映中国对“主权独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负责任大国”多重身份变化的动态认知，体现了中国外交中“共处和平观”、“革命和平观”、“发展和平观”、“合作和平观”在不同时代主题与国际格局下的总体概况，展示出中国外交中和平观念对新中国外交的导向功能、整合功能和辩护功能。对中国外交中和平观念演进历程进行理论探讨和研究，必将使我们在当代中国外交中和平观念建设与外交话语体系建设不断增强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一方面，和平是人类理想社会的存在状态与存在方式，其基本含义不仅是“所有形式的暴力的缺失或减少”［17］13，而且也是建立在承认他人尊严和实现自身权利基础之上的生存价值。在冷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时期，我们既要认识到和平观念的阶级性内涵，重视发展由一系列概念彼此联结且有特定价值意涵的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又要坚持“共处和平观”，冲破“革命和平观”窠臼，增加有助于表达世界共同利益、人类美好理想和“以人为本”观念的话语元素，拓展中国外交中和平

观念的人民性内涵。另一方面，和平是主体发展方式与主体间交往方式，是“非暴力的和创造性的冲突转化”［17］13。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我们既要坚持体现中国发展方式与对外交往方式的“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和谐世界”等和平观念与话语，尊重并积极借鉴国际上客观存在的多种和平观念及其先进话语，把它们作为丰富、充实和创新发展中国“发展和平观”与“合作和平观”资源，同时又要坚决反对世界上各式各样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嚣张论”、“中国新殖民主义”等论调，警惕西方国家通过“霸权稳定论”、“经济依赖和平论”、“民主和平论”、“国际制度和平论”、“共同体和平论”等和平理论潜移默化地“西化”、“分化”与“和平演变”中国的图谋。这些或许是我们回顾与总结中国外交中和平观念与新中国外交话语变迁并从中获得启发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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