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和考古教育的主要创办者，在苏秉琦先生几十年的考古生涯中，主持或参与了多个著名考古遗址的发掘。考古实践使苏秉琦先生开始致力于理论研究，使中国的考古学科更加走向成熟做出了重要贡献。对辽河文明特别是对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一系列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促成了苏秉琦先生一生的重要成果之一——中华文明起源课题的诞生。
关键词：苏秉琦；学术思想；红山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006-03
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和考古教育的主要创办者，曾担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苏秉琦先生1909年生于河北省高阳县，1934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苏秉琦先生在北京大学的考古学专业任教授长达三十年，为培育考古人才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的考古文博部门。
在苏秉琦先生几十年的考古生涯中，主持或参与了多个著名考古遗址的发掘，如陕西宝鸡斗鸡台墓地、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墓地、洛阳中州路遗址、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洛阳王湾遗址等[1]，并且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成果。在20世纪30年代对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中，苏秉琦先生较早地利用了由欧洲人创立的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出土瓦鬲进行研究，提出了先周文化的渊源；主持在西安附近进行的考古调查期间首次发现了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存，判定了与当地仰韶文化和西周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在洛阳附近主持考古发掘，勘察东周“王城”遗址，建立了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标尺，同时也把考古类型学的理论和实践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wwW.11665.cOm凡此种种，只是苏秉琦先生早期田野工作的一小部分，多年的、大量的考古实践使先生开始致力于理论研究，为不断加强考古学科的理论建设，提高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科学水平，使中国的考古学科更加走向成熟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是苏秉琦先生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总结的一个里程碑式成果，他将中国古文化丰富的区域分成六大块，就此提出了中国文化起源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论”；这一理论的提出为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指引了一个新的方向，使得考古学工作者们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各个区系的考古发现不断增多，更加印证了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的正确性和前瞻性。就在此后不久，苏秉琦先生所划分的六大区系当中的第一个，也就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有了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如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辨识，朝阳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遗址和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的重大发现，苏先生也自此把这片区域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他于20世纪80年代初曾多次在燕山南北、辽河流域进行考察实践，并发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3]一文，进而提出了国家发展的三模式学说和重建中国史前史的目标。可以说，对辽河文明特别是对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一系列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促成了苏秉琦先生一生的重要成果之一——中华文明起源课题的诞生。
红山文化的发现始于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滨田耕作、水野清一、岛田贞彦等人对赤峰红山后遗址的发掘，在那里发现了史前人类的居住址和一批陶器、石器；随后一些中外学者在赤峰左近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活动，丰富的文化遗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直到1954年尹达先生提出正式命名红山文化[4]，此后开展了一系列针对赤峰地区考古的研究，逐渐理清了当地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特别是对红山文化的基本特征、分布范围、年代等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但是，红山文化得以被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关注还是从20世纪70年代对喀左东山嘴等大型祭祀遗址的发现开始的[5]。东山嘴遗址位于辽宁大凌河西岸的喀左县，是1979年5月辽宁省文物普查试点时发现的，1982年春天由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继续发掘，这里是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随后，考古人员在周围区域继续寻找，在距离此处约几十公里的建平、凌源交界的牛河梁村又发现女神庙、积
冢等建筑遗迹，经确定都属于红山文化时期。这些考古发现引起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坛、庙、冢的建筑形式说明我国远在五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较高等级的社会组织。
时值20世纪80年代初，正值苏秉琦先生将自己的区、系、类型理论在考古期刊上公开发表[6]，他当时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辽河流域在史前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将“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列入六大区系之首，而且非常注重通过北方与中原这两大区系的关系来探索华夏文明的源流问题。得知东山嘴考古发现的消息，苏先生于1983年7月25日～8月1日率19位专家前往考察，并在朝阳召开的考古座谈会上提出“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的新课题，强调这一地区在我国古代文明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指出“红山文化坛庙冢三种遗迹的发现，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它的社会发展阶段已经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自此，辽河流域及红山文化成为苏秉琦先生研究的重点之一，也是他研究国家、文明的起源，以及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理论的基础。
辽西之古文化古城古国：以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及其支流为主体的辽西地区有着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城址，如何对这些遗存进行保护和文化上的界定，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促成了苏秉琦先生“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的提出。1985年10月在辽宁兴城的座谈会上，苏先生指出：“古文化古城古国三者联系起来看，与社会分工、社会关系分化相应的、区别于一般村落的遗址、墓地在原始社会后期、距今四五千年间或五千年前的若干地点已找到了线索”；从而明确了今后对古文化古城古国工作的重点，这是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大课题，“目的是把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和中国古城古国联系起来的那一部分加以突出”[7]。1987年9月，苏先生来到牛河梁考古工地连续进行了多日的考察、分析与研究，看到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字排列的五座规模宏大的积石冢墓和由多室营造、对称布局的女神庙后，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红山文化时期已出现了早到五千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组织形式，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已经产生，而与此同时代的中原地区，迄今还没有发现能与红山文化坛、庙、冢和成批成套玉礼器相匹敌的文明遗迹，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历史过程在燕山南北地区比中原地区看得清楚得多，而且先行一步[8]。由此可见，作为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红山文化不仅是本区域文化发展的先行者，也是中国古文化的发展先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