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苏联的解体给我们留下很多深刻的教训和经验。其中一个重要的警示就是要加强完善党内监督机制事关党的生存和发展。当今我党的党内监督机制虽然日趋完善，但仍然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完善党内监督机制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从提升党员的民主意识着手，在确保纪检部门的相对独立性下功夫，建立和完善公开党内监督制约机制，确保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有机结合。
　　关键词：苏共灭亡；党内监督机制；党员主体；党内民主
　　苏联剧变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重大历史课题。苏联经过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到最后的解体和垮台，其中的缘由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各种矛盾和危机合力作用的结果，但究其根本原因是苏联共产党的问题。苏联共产党覆灭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警示是完善党内监督机制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先左后右的苏共党内监督机制
　　苏俄成立之后，列宁创造性地提高了党内监督机构的地位。一是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委员都是由经验丰富、大公无私的同志组成，在任期之内不兼任其他职务。二是强调监督机构的独立和权威性。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由党的代表大会选出，并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二者是并列的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三是明确党的领导体制和监督机制。苏共党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代表大会的最高执行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以监督形式参与决策，监督中央委员会。而到斯大林时期，这种监察体制被彻底推翻。首先将政治局的执政权限扩大。按照苏共党章规定，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是并行的三个党中央常设机构，但斯大林抛开组织局，把政治局变成最高的权力机关和权力中心，在政治局实行完全的个人集权和书记垄断。WwW.11665.CoM其次削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权利，摧毁了其行使职权的独立性。斯大林在苏共十七大取消中央监察委员会，改成党的监察委员会，十八大又将党的监察委员会设在中央委员会内，在十九大更是直接将党的监察委员会隶属于党中央的一个部门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逐渐转变为监督全党和地方贯彻书记个人意志的机构。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鉴于苏共党内缺乏民主、高度集权、高压政策和大清洗等带来的恶果，在党内监督机制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赫鲁晓夫一上台就要求苏共中央主席团实行集体领导，恢复中央委员会的决策地位；将党和国家的监察机关合二为一，成立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干部实行定期更新制度，建立对党的领导人的制度制约等。赫鲁晓夫的这些措施有一定的积极性，但他对党内监督机制的认识过于肤浅，把高度集权问题归结于斯大林个人的原因，没有认识到正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造成了斯大林的独断专行，更没有认识到根本的原因是党的政治运行中缺少有效党内监督机制，这导致赫鲁晓夫不能致力于党内有效监督机制的构建实现民主化和科学化。结果从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个人独断又走向新的个人崇拜和独断，改革之后又回到起点。戈尔巴乔夫也针对苏共党内机制存在的弊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党内监督机制方面，他实施了一系列具有积极意义的措施。例如为了提高党内民主参与，提高党员群众在党内监督的地位；为监督领导人，规定政治局和总书记由党员代表大会选举，并限定任期时限；为公开党内监督，实行党务公开和舆论公开；成立中央监察和检查委员会，按照列宁时期的党内监督机构的运作机制，恢复党内监督机构的地位等等。不得不说戈尔巴乔夫对苏共党内监督没落的分析是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是可取的。但戈尔巴乔夫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放弃民主集中制，坚持推行极端民主化，脱离现实情况提倡完全“公开”，导致苏共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监督改革失去了指导思想这个灵魂。苏共党内监督机构地位是提高了，但却脱离了党的统一领导，变成反对派攻击的武器，成为党内各种力量为维护自身利益相互斗争的工具。与领导人相比，党员群众则没有过多的发言权和监督权，群众监督失去了应具备的功能和效应。戈尔巴乔夫虽然针对斯大林的极左政策进行了改革，但却将党内监督逐渐引入极右的深渊，个人独断变成极端民主，党内监督逐渐丧失本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渐渐不受控制，苏共的政治运行因失控偏离了轨道。最终，苏共党内监督机制伴随着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而走向了坟墓。
　　二、苏共党内监督机制从左到右又到亡

的教训
　　苏联共产党党内监督的变异，是苏共逐渐走向腐败，脱离群众，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灾难性的后果，给我党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警示。党内监督机制的破坏为党内权利滥用和腐败打开了畅通无阻的绿灯，“一把手”的权利凌驾于党规、党法、国法之上，成为官僚特权阶层。这个阶层逐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为人民服务”成为口号，一纸空话，成为维护统治的招牌。党也不再成为人民利益保证者，蜕变成为特权分子获取利益的工具。此时的苏共已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已经丧失了执政的合法基础，最终被苏联人民抛弃。这启示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人民赋予的，不是想当然天生就具有的，要想使党的合法性永葆青春，保证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就必须始终想人民所想，就必须完善党内监督机制。确保党的长盛不衰，不仅需要大量的优秀共产党员，更需要有效的监督机制来保证。
　　第一，党内监督对党的领导和执政具有重要的意义，加强和改善党内监督一刻也不可忽视。党内监督是无产阶级政党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既是使党员的活动合乎党的性质和目的的重要手段，又是党内和党外实现良性互动的保证。党内监督是无产阶级政党成长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而不是应急措施，权宜之计，可有可无，时有时没有。党内监督需要以长远目光考虑，从时间上、空间上进行整体设计和建构，并持之以恒加以改进和完善。苏联共产党内部监督体制和模式从左到右的历程表明，重视党内监督建设，党的建设和事业就会顺利前进，反之就会遭受挫折。党内监督机制的系统化和常态化是无产阶级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将希望寄托于党不犯错误是万万不可取的，恰恰相反，要高度重视党内监督制度机制建设。
　　第二，党内监督机制的建构、发展与完善必须紧密联系党的领导，脱离政治体制和政党模式是万万不可取的。党内监督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有赖于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与条件，政治体制、政党体制和建党模式从根本上制约和影响着党内监督的模式。”[1]受到长期的高度集权统治的影响，苏共党内监督模式始终也带有集权和专政的特点，特别是由上至下的干部任命制度稳定地“保护”了这种集权统治模式。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不变革，党内监督体制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改革和完善就会受到制约。列宁从党内监督基础着手，从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内民主选举、党的集体领导和党内公开等方面进行改革，创造了有利于党内监督机制生存发展的有利环境，党内监督效果显著。斯大林忽视党内监督体制的建设，不仅不变革集权统治，反之变本加厉，受到这种政治体制的束缚，党内监督不仅没有进展，反而成为统治的工具。戈尔巴乔夫虽然进行了改革，但完全脱离了当时的现实条件，改革换汤不换药，改与不改区别不大。 　第三，党内监督机构必须坚持民主，防止将党内监督机构“工具化”。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决定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占据的重要地位。辩证地看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的关系，党内民主是前提和基础，党内监督是党内民主的表现形式。不论是党内监督的目标，或是任务，还是实现手段都不能脱离党内民主，没有党内民主的党内监督绝对不是无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斯大林把苏共原本的党内民主监督作为实现个人集权和专断的手段，甚至将国家机器引入到党内监督中，大肆实行镇压、清洗，打击异己，党内的监督功能渐渐丧失，变异为强化个人统治的阶级工具。历史实践证明，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内监督必须坚持党内民主，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可将民主和集中分开对待，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抛开民主谈集中，很容易走上苏共党内民主监督的专政模式。
　　第四，切实认清党内监督的对象和内容，监督重心偏移和监督机制失衡必然导致党内监督的变形。党内监督是一种政治控制制度，监督的主要对象是党组织和党员，主要内容则是监督对象的活动和行为。“政党既然是一个政治组织，要发挥组织的力量，就必然有统一凝聚意志和统一行使权力的本能要求，因而对党内权力行使的监督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监督的重点内容，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理所当然地成为监督的重点对象，而且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层级越高，就越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督。”[1]党内监督既要保证全面，又要针对重点，将主要关注点放在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保实现党内监督的价值和作用最大化。如果将党内

督的利剑重点指向基层和普通党员，忽视高层领导干部和机关的监督，又或只注重党员的遵纪守法情况，忽视对党内重大决策的监督，这根本上说是背离民主的实质，会造成党内监督机制运转失衡、失调，既不能防错纠偏，也不能防止和避免党内重大错误发生。苏共后期党内监督机制的目标转移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
　　第五，既要主动推进党内监督改革，又要保证方向和速度。党内监督必须要围绕和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任务。随着时代背景和条件的改变，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也不相同，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也同样在变化，党内监督机制要坚持跟住党的工作重点，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任务和方式方法上都要进行变革，否则就很难适应党在新环境下执政和建设的需要。然而党内监督改革，不能一蹴而就，抓速度，轻质量，必须在坚持正确前进方向的基础上把握好改革的速度，否则就会欲速而不达。列宁时期，苏共主动适应环境和形势，实现苏共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原则由“极端集中制”到“民主集中制”再到“工人集中制”，苏共党内监督机制的构建和改革走着一条光明大道。斯大林以及之后的几位领导者忽视党内监督的作用，缺乏改革的勇气，不仅没有保持住党内监督的应有地位，更使党内监督机制不能满足当时形势的需要，最后变成一个为集权统治服务的监督机制。戈尔巴乔夫对苏共进行了大手笔的改革，但却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没有立足当时苏联的国情、党情和民情，没有掌握好改革的速度和力度，对社会的承受力估计不足，最后以失败告终。
　　三、当前我国党内监督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都十分重视对党自身的监督，把党内监督机制的完善作为重点内容来抓，有中国特色的党内监督机制已初步确立：以党规党法为依据，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并注重发挥纪委组织协调作用，强调党委职能部门的监督职责，注重发挥社会监督、舆论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人民群众监督、普通党员监督的作用，加强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的联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党也逐渐沿着这条路线完善党内监督机制。但党内监督机制仍有诸多不足，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健全完善党内监督机制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对“一把手”的监督力度不够。从近几年来党内查处的贪污腐败案件来看，许多“一把手”的贪污腐败行为早有倪端，却边腐败边升官。例如前几年山东的杜世成，早在其在烟台担任市委书记的时候群众就有所不满，但他还是官运亨通，一路升至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这些贪官的落马，我们在大快人心的同时，也不得不深刻意识到，对“一把手”加强监督力度势在必行。江泽民曾指出：“党政‘一把手’，既是班长中平等的一员，又在班子中处于关键地位，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方面工作做得如何，班子状况怎样，同‘一把手’关系很大，因而必须对各级领导班子的‘一把手’提出更高更严格的要求。”[2]689对“一把手”的监督更要突出，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监督机制，监督“一把手”的权利。
　　二是纪检部门独立行使监督权的障碍过多。根据党章和相关文件规定，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代表大会选举选出，并负责报告工作。纪律检查委员会实行双重领导，即同级党委横向领导和上级纪委的纵向领导，以同级党委的横向领导为主。党章中规定若是发现同级党委委员有违纪行为，纪检部门先初步核实，如需立案，要报同级党委批准，如果是常委，在报告同级党委的基础上要报告上级纪委。但是在执行中却因为受到同级党委的影响，常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么隐藏不报，要么自行私了，甚至在上级纪委调查时设置障碍，干扰办案。同时由于受到同向党委的横向领导，对同级党委委员，特别是“一把手”监督力度不够。纪检成员的“帽子”和“位置”等都掌握在同级党委中，被监督者领导监督机构监督自己，效果可想而知，纪检部门不敢也不能很好的履行监督职责。监督主体不能独立于监督客体，甚至受到监督客体的领导，这种模式下的纪检监督职责根本不能完全发挥。
　　三是监督主体履职尽责的动力不足。首先是党内监督机制的正常工作往往需要外力。要么“一把手”发话，要么群众呼声过大。在错综复杂的现实环境中，党内监督部门往往“慢一步”，很多违纪违规案件往往是群众揭发或者其他案件牵涉出来之后，监督部门才逐渐“发力”。其次是老好人思想在作祟。中国

是一个人情的社会，这种人际关系被逐渐转化为很多潜规则。纪检成员也是人，也是食五谷杂粮，监督时难免受到人情的影响，更有甚者，不敢也不想执行监督权。分内之事能闪则闪，能躲则躲，能不管则不管。分外之事更不用说了，泾渭分明，生怕一不小心给自己添麻烦，引火上身。三是举报监督奖惩保护机制不完善，导致监督者和举报者被打击报复的现象时常发生。权利和义务没有很好的有机结合，为保障监督权利充分发挥和正确行使的责任追究制和利益激励制不健全，配套的“责、权、利”不明晰，打击报复现象常见不鲜，许多群众甚至是党员敢怒不敢言，有举报之心没有举报之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