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迟子建并非一个纯粹的温情主义者，她在温情背后有对残酷现实的敏锐洞察和批判，她坚信“温情的力量就是批判的力量”。迟子建对现实阴暗面及现代文明机制中的种种弊端的批判，是建立在城与乡、常态与异态等一系列对立互参模式基础之上的。
　　关键词：迟子建 对立互参模式 城与乡 常态与异态
　　迟子建是当今文坛上的“独行客”，多年来一直坚持以其温情而富有诗意的文学叙事打动无数读者的心。细读迟子建的小说，人们往往会感觉到一股温暖湿润而又忧伤的气息迎面扑来，伤怀之美是如此撩人心弦。但迟子建并非一个纯粹的温情主义者，在她的温情背后有着对残酷现实的敏锐洞察和温婉批判，她坚信“温情的力量就是批判的力量”。迟子建对现实阴暗面及现代文明机制中的种种弊端的批判，是建立在城与乡、常态与异态等一系列对立互参模式基础之上的。
　　一、城与乡的对立
　　迟子建是“自然化育的文学精灵”，她出生在黑龙江畔的北极村。故乡广袤的原野和森林、神奇的鱼汛和极光，以及大自然的风霜雨雪孕育了她丰富的精神世界和非凡的想象力，童年时代被大自然紧紧相拥的生活经历使她对田园牧歌般的乡村生活有着一种本能的好感与依恋。她认为“大自然是这世界上真正不朽的东西。它有呼吸，有灵性，往往会使你与它产生共鸣”。成年后离开故土寄居城市，“冷漠的生存空间、机械单调的生活内容”让迟子建倍感失落和厌倦。她在《晚风中眺望彼岸》一文中写道：“房屋越建越稠密，青色的水泥马路在地球上像一群毒蛇一样四处游走，使许多林地的绿色永远窒息于它们身下。我们喝着经过漂白的自来水，吃着经过化肥催化而长成的饱满却无味的稻米，出门乘坐喷出恶臭尾气的公共汽车。WWw.11665.Com我们整天无精打采，茫然无从。”对城乡截然不同的情感态度使得迟子建自觉不自觉在她的好些小说中建构了一种城乡对立互参模式，好恶之情渗透于字里行间。
　　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曾无限感慨地说道：“我发现在城市中活下来的我，生命俨然只掏剩一个空壳，正如一个荒凉的原野，一切在社会上具有商业价值的知识的种子，或者道德意义上观念的种子，都不能生根发芽。”迟子建的《芳草在沼泽中》的“我”也有这种切肤之痛。该小说设置了一组对立意味非常明显的空间：城市—乡村。“我”是一个孤儿，大学毕业后在市府机关专司为领导写各种讲话材料，繁琐的工作和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让“我”深感无聊、滑稽。终于，在职场与情场的双重失意中，“我”进行了一次“胜利大逃亡”：只身一人逃离城市，奔向乡村中的芦苇湖。城市的苍白与乡村的活力，城市的冷漠与乡村的温情，历代文人关于二者的对照在“我”的身上变成了鲜活的经验，叙述者也由此找到了一个关于人性与人生的完全不同的阐释空间，想象的翅膀也在乡间获取了营养而变得生机勃勃，于是便有了“芳草”的传说：“这一带的老辈人都说，那草很神奇，专长在白鹤出没的沼泽里，这种草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吃了它，都会得道成仙。”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乡村走向了城市，芦苇湖也不再是一片净土，污染使湖里的银鱼灭绝了，大批的白鹤迁徙走了，但仍有白鹤来到这里、留在这里，因为它们离不开芳草：白鹤“也有生离死别的伤心事，它寻到芳草，吃了它，就没烦恼了”。芦苇湖之行是一次逃离式反抗，也是一次精神漫游，虽然“芳草”只是民间传说，甚至是“人骗自己好好活着的借口”，但“我”此行确实在农家女人——现实中的“芳草”身上领略了自然人性，发现了淳朴自由的精神家园。“我”离开芳草洼的时候，“觉得内心一片光明”，芳草洼给“我”留下了长久的回忆和温暖。对于被权力制度、商业文明挤压得越来越苍白的当下生活来说，对于人的身心被日益割裂的生存困境来说，救赎的力量在乡村——“芳草”生长在沼泽深处。
　　城里人过腻了喧闹拥挤的日子就渴望宁静和谐的乡居生活，而乡下人则因贫穷和困窘的煎熬而渴慕大都市的繁华热闹。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发财致富梦的激励下，大量民工纷纷涌入城市，用他们的喜怒哀乐编织了一个个或平淡或离奇的故事。迟子建的小说《银盘》讲述了一个较为“另类”的乡下妹进城打工的故事。“有着银盘一样圆脸”的乡村姑娘吉爱勤劳能干，纯朴善良。她热爱乡村生活，浑身上下充满生气和活力，是典型的“自然之子”。然而，未婚夫虎生进城打工之后抵制不住金钱的诱惑，为了娶包工头截了

一条腿的侄女而舍弃了自己心爱的姑娘。吉爱在伤心愤怒之余进城打工，她要看一看城市究竟用什么魔方迷惑了虎生原本纯洁的心灵。她在一家酒店当服务员，因为浑身散发着清新淳朴的乡土气息而备受客人和老板的青睐。在老板的陪同下吉爱终于好好地逛了回省城，可在她眼里省城“到处是汽车和行人，人住的地方不宽敞，空气不清新”，远不如乡下的麦田和菜园那般可爱。在迟子建的笔下，初次逛省城的乡下姑娘吉爱是那么的气清神定、泰然自若，全没了“刘姥姥初进大观园”和“陈奂生上城”时的那种卑琐、滑稽之态，这与作者自身对城乡的情感态度及价值观是密切相关的。见识过省城“是个啥模样”的吉爱觉得“虎生不惟傻，而且有些痴呆了”，她“在梦乡中闻到麦子成熟的气息”，异常坚定地辞职回乡去割麦。故事到此似乎可以收场，可作者意犹未尽，进而引出了六个银盘的故
　　事，城乡文明之间的冲突得到进一步的激化和凸显。吉爱的老板厌倦了自己患着现代都市文明病的妻子而倾情于浑身洋溢着自然健康气息的吉爱，为了阻止吉爱一去不复返，他故意克扣吉爱的工资。未受现代文明开发而缺乏法律意识的吉爱以乡下人的惯常思维想当然地从酒店里拿出六块自己喜爱的银盘顶了工钱，从而为自己引来了半年的牢狱之灾。即便在管教人员的开导下，吉爱还是“闹不明白拿六块银盘顶她的工钱有什么不对”。而更令吉爱惊奇的是，老板告她只是为了把她弄回省城好日后娶她，城里人表达感情的方式是多么的病态别扭！好在虎生终于拗不过自己的感情，重又回到了吉爱的身边。故事的结尾处，吉爱对六块银盘的渴望是一个“自然之子”对于纯美事物的执着向
　　往，读来震撼人心。
　　《夜行船》是一篇寓言式的小说。小说中的八两街和太阳岛颇具象征意味，一个是世风日下的闹市，一个是民风淳朴至极的“世外桃源”。八两街原名沉雪榭，因在这街上做生意的商贩千篇一律短斤缺两而更名，商贩们也都被冠上刘酥饼、吴鸡杂、艳豆腐之类俗不可耐的诨名，时间长了连自己姓甚名谁都忘了。在物欲泛滥的商海里浮沉的人们仿佛都得了“失忆症”，眼睛里只容得下一个“钱”字，连最起码的道德良心都失掉了。他们在顾客面前缺斤短两却还振振有词，同行竞争则不择手段重利轻义。在这样污浊的环境中，本该纤尘不染的童心受到了严重污染，儿童的心灵被极端异化和扭曲。“小泥猪”就是这样一个被周边环境严重污染的异化儿童。“小泥猪”不仅“整日面目糊涂着，脏得仿佛在泥里打滚的猪”，而且满口的俚语和脏话，满肚子的馊主意，“白吃人家的东西不说，还老是给人惹麻烦”，谁要是影响他家瓦罐鸭的生意，他就使坏招整垮谁。“小泥猪”这些恶习的养成一方面缘于成长环境的极度恶劣，另一方面则归因于其父亲李瓦罐的“言传身教”。李瓦罐下岗后因做瓦罐鸭生意而暴富，钻进了“钱眼 里”，变得唯利是图。他不但不责备儿子干缺德事，还怂恿儿子作恶，鼓吹“读书无用论”，赞同儿子不入学接受教育。“小泥猪”的堕落与文本中两个少年犯的犯罪事实让人不禁想起了鲁迅先生的那句“救救孩子”。与八两街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太阳岛。太阳岛四面环水，美丽的松花江环绕着它，岛上环境清幽，居民也远比八两街的商贩们淳朴，小女孩叶蜻蜓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自由自在地成长，她的天真纯洁与善良宽容恰好和“小泥猪”的低劣恶俗构成人性的两极。但“小泥猪”毕竟童心未泯，潜意识里还存在着向善尚美之心，故而每一次与叶蜻蜓的接触都对他的心灵起到了净化作用。尤其是当自己所做的坏事被媒体披露后，潜在的羞耻心理迫使他反思自己的过失，终于在爱与宽容的环境里恢复了善良的本性。
　　迟子建小说中的城乡对立互参模式，既彰显了作者对淳朴美好的乡村生活的无限憧憬和怀念，也透露出她对世风日下、生态环境日渐恶劣的现代都市生活的厌倦与焦虑之情。她在《原始风景》中的一段话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态度：“我背离遥远的故土，来到五光十色的大都市，我寻求的究竟是什么？真正的阳光和空气离我的生活越来越远，它们远远地隐居幕后，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我身后的背景……我十分恐惧那些我熟悉的景色，那些森林、原野、河流、野花、松鼠、小鸟，会有一天远远脱离我的记忆，而真的成为我身后的背景，成为死灭的图案，成为没有声音的语言……”
　　二、常态与异态的对立
　　迟子建一向对“逆向思维”情有独钟，通

她的散文，人们往往能够从中发现一些异常新奇的观点，这些思想的珠贝散布在迟子建的散文中，并为其增添了不少光彩。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迟子建也喜欢调动和开发“逆向思维”这根神经，从独特的角度切入问题，构建别具一格的文学世界。“逆向思维”使迟子建看问题的眼光往往与众不同，在常人眼里的常态与异态到了迟子建的小说中往往会发生错位与置换，这种错位与置换在引起人们新奇感的同时也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常态与异态的对立互参模式是迟子建小说中一种颇为常见的模式。
　　在《傻瓜的乐园》一文中，迟子建饶有兴趣地写道：“我童年生活的山村不过百户人家，但却有六七个傻子，曾给处于游戏年龄的我带来无尽的快乐。在我看来，我们那个四面环山的村子就是他们生活的乐园。”善于观察和思考的迟子建在该文中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几个性格特征各异的傻子，在她看来，傻子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尊严。童年的这段特殊的生活经历使迟子建对傻子这类容易为人们所忽略的弱势群体颇为关注，在文学创作中，她喜欢选择一些傻子作为叙事的视角，如《青草如歌的正午》里的陈生、《灰街瓦云》中的刘签、《雾月牛栏》中的痴呆儿宝坠、《罗索河瘟疫》中的领条、《雪坝下的新娘》中的刘曲、《采浆果的人》中的大鲁和二鲁等。他们在文本叙述形态上与儿童视角有着基本相同的功能，有评论者称之为准儿童视角。从天真单纯和不谙世事这个角度来说，傻子视角和儿童视角有相似之处。在傻子的视野中，常人眼里的常态与异态往往发生了错位与置换，世界以别样的方式和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视角在给作品带来诗意的同时，也带来了叙事的含蓄和其他视角无法抵达的真实，在平淡简约之中抒写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间的悲欢离合，蕴含一种独特的伤悼美，让人在不动声色之中感受到丰厚而沉重的历史意蕴。以《雪坝下的新娘》为例，小说中存在着相互对比的两个世界。一个是从小说的叙事者“傻子”刘曲视角看到的那个似乎混沌未开天真未凿却洋溢着浓郁的诗意之美的世界，另一个则是由形形色色的正常人构成的充斥着人性、权势之恶的现实世界。正是在这两个世界的对比和对立中，显示了迟子建对人性之真、善和诗意之美的执著追求以及对现实之丑和人性之恶那敏锐而犀利的批判锋芒。
　　《疯人院中的小磨盘》是一个较为独特的文本，文本中同样构建了两个互相对立的世界：疯人院—学校。小磨盘从小在疯人院中长大，十二岁时，被母亲第三次送进了学校，于是，疯人院和学校就成了他生活的两个主要场所。小说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但一直是沿着小磨盘的活动轨迹，特别是按照小磨盘的独特感觉展开，叙述者与小磨盘两种视角在小说中趋向融合。小磨盘在各种情境下的感觉、情绪是小说的重要内容，也成为观察评价的立场，在小磨盘的眼中，他的两个生存空间处处呈现出对立。首先，它们的景色完全不同。“阳光”是小磨盘关于疯人院景色感受中的主导意象，它同流动的风、生长的树构成了生命力勃然、自由欢快的世界；“雨”成为学校的主导意象，沉郁中又有些许污浊。其次，疯人院和学校里的人也不同。疯人院的疯子们大都是现实世界的失意者，因挫折打击精神失常，小磨盘在他们中间如鱼得水，自由欢畅。小磨盘同他们好恶一致，情感相通，他们视小磨盘为朋友，小磨盘也在他们那里得到了真挚的友情和巨大的安慰。但是，学校的人却把小磨盘当成傻瓜、异类，他得到的更多是冷眼与歧视，就连学校周围的人，如水果店的老太太、莫老师家的老头、疯人院旁的火二娘对他的态度都有着冷与热、厌恶与亲密的明显差异。在他看来，“这些不是疯子的人怎么那么无耻”。疯人院与学校在精神指向上的常态与异态一望而知，但将它们纳入小磨盘的视野时，便呈现出一种新的关系。两个空间作为对立的文化符号也具有了新的含义。在两个空间的对立与对比中，也形成了对沉闷刻板的日常生活，对自私乏味、充满功利的现实人生的反讽和反抗。用帕斯卡的话来说：“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生活无所谓正常与反常，在理性的控制下的常态不见得比非理性操纵的非常态生活更正常。有时，非理性的放纵恰会以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将事情的真相、生活的本质从隐藏的幕后揪出来，推到你的面前。人们在理性的控制下反而会造成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真正的非常态。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写道：

“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如果是这
　　样的话，我们谁也没有理由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正常健全的，因为这只能或可能造成的就是我们最终会不能容忍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与我们相反或相对的人的言行。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正是“疯癫”了，才看清社会、历史的真相，但也因为他觉醒了，才被社会的“正常”成员斥之为“狂人”。这就是世界对付所有威胁的手段，疯癫就要被隔绝，真实就要被禁闭，你别无选择，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注定要接受理性与疯癫的考验，体验挣扎和撕裂的痛苦。迟子建小说中的常态与异态对立互参的模式再一次印证了人类所承受着的这种大悲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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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迟子建.假如鱼也生有翅膀：迟子建最新散文[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
　　[5] [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