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经济转型，台湾成为名副其实的“都市岛”。都市中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也引起作家的广泛关注。同一时期，有不少作家对台北进行书写，朱天心是风格较为独特的一位。从消费语境的角度看，朱天心作品中的台北呈现出过度商品化和资讯泛滥的废墟景象，朱天心通过“拾荒者”“心灵放逐者”“老灵魂”等形象，尝试在废墟中建构自身主体性，找到自己对台北的认同。
　　关键词：都市书写 台北 朱天心 消费语境 主体性
　　一、都市的废墟景象
　　台北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台湾经济转型，电子制造业的特别发达以及社会财富的急剧膨胀而引发的服务、消费行业勃兴，台湾进入消费社会，台湾成为名副其实的“都市岛”。经济的繁荣、物质的丰盛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满足体验，反而在商品美学刺激下、产生的假性需求下，让人越发感觉物质的匮乏，而在物质追求的同时，又忽视了情感的经营。台北成了建立在商品繁盛基础上的都市废墟。在都市社会，推动城市运转的是资本主义商品逻辑，不断制造出时兴的商品，标榜为进步的力量。除此之外都被挤压到“过去”，视为过时之物，从都市生活中排除出去。商品更迭是都市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持商品更迭的是大众传媒的宣传和普及。《鹤妻》中妻子对物品的大肆囤积；《匈牙利之水》中a的妻子对香水的大肆占有；《去年马伦巴》中“小芭比”对芭比娃娃的欲求；《佛灭》中的女友对黄梨木家具的搜寻；《第凡内早餐》中的“我”对戒指的汲汲渴望。这是一群群深受传媒影响的受众，深陷其中，以追求商品为乐。本雅明所谓的“收藏”的快乐，将商品置于自己的关怀之下，使物从实用计划中摆脱出来，恢复其自身的尊严和价值。Www.11665.cOM①在朱天心笔下，这群都会女性眼里，“物”却是证实自身存在的依据，是认可了大众传媒所制作出来的精美幻象，不得不为的被动行为。在快速变动的都市中，总得找点什么东西证明自己的存在。如果说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仰仗的是记忆，那么朱天心笔下的人物仰仗的是商品。大量囤积商品来补充城市情感的匮乏，在想象性满足中暂时从匮乏的境界中摆脱出来。
　　除了对台北物化现实有清楚的彰显外，朱对过分泛滥的台北资讯的批评质疑显然要大过认同。资讯，以其传播迅速、覆盖面广，弥补了都市空间中人与人的隔绝所带来信息不畅的不足。便捷的资讯在融入都市的快节奏生活的同时，以其无所不在的入侵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危害。《去年马伦巴》中杂货铺老板，身受资讯之苦。每天上厕都要敲几下头，将自己无意积攒的如山的垃圾资讯倾倒掉。他深感自己充当了资讯垃圾处理机的角色，不明白外在的世界发生的事情与自己生活有何关联。资讯的狂轰滥炸，使我们的主人公丧失了感知外在世界的能力。他不是通过身体去感知环境变迁，而是通过杂志上时装发布会来感知季节的变迁。资讯过于泛滥，曾经儿时对未知世界探寻的“拾荒”梦，在现实面前变得支离破碎。足不出户、事事全如所料的体验使他失去探寻外在世界的热情，最终演变成精神危机。清晨自慰时的自我对话，既有“原谅我不能替你们找到妈妈”，对自身孤独的处境的怜惜，又有由幻听产生的“周围哄堂大笑”呈现出来心灵的自卑，还有“but i mean it”自我辩解式的解围。三重心态在同一场景中交杂，凸显出叙事者精神危机。《佛灭》中带有犬儒特点的知识分子，“他简直没发过没有报纸的生活，才发现自己原来处在一个非常小的圈子——纵然这个圈子里爆满着可信不可信的内幕小道消息一大堆，各路精英们预测或操着各种趋势，彼此见面时像蚂蚁似的匆忙互相摩挲着触须交换有用没用的资讯——但其实没看报纸，才发现圈外的世界如此之大……”②报纸一方面提供信息，另一方面限制人们的视野。《我的朋友阿里萨》中的妻子是一个独特的角色，她有读影剧版的习惯，从医疗资讯版面中的寿命公式，祖父（祖母）年龄加上外祖母（外祖父）年龄乘以0.6就等于自己的寿命。由此获得启发，得出一个结论：娱乐新闻的报道和明星的陈述之间乘以0.6就接近于事实。③借公式这个例子，朱想表达的是资讯媒体制造出大量的可信不可信资讯垃圾。最为明显的是阿里萨，每天带一个紫薇罗盘到处给人算命，从中得到巨大的快乐，以此获得生存下去的勇气。在这里，资讯反而成为一种迷信，先入为主的教条，干预了现实中的人在生活中的情感体验。《新党十九日》的家庭主妇，刚接触炒股的时候，大量吞

资讯，她发现自己像一个小女孩体会到成长的快乐。资讯给她广阔的视野，反观家里人，几乎个个都可以成为她藐视的对象。炒股秘密暴露后，回到陈旧熟悉的现实，真实的内心感受是不愿回去。这个时候，反观自己咀嚼屯储的资讯，才发现这些资讯离自己的生活很远，并没有实际意义。曾经感受到的快乐成为虚妄。在这里，资讯成了家庭主妇突破生活的平庸，走向外在世界的窗口。通往外在世界的窗口一关闭，资讯所附带的意义也随即消失。我们反观朱天心后期创作，也可将其创作本身视为对资讯符码的咀嚼。《未了》中的缙云听到小学同学陈正鹏死去的消息，“缙云听着有些恍惚，分明是报上社会版的新闻，怎么会犯到她的世界里来，想来想去想不透……”④《主耶稣诞生是日》是由一则新闻引发的社会调查。《袋鼠族物语》中母袋鼠因不忍庸常的生活，选择自杀，且标明出处为联合报1979年7月4日，更不用说针砭时弊，点明道姓直指当局的错误做法的作品了。新闻成了小说，小说成了一种“新闻”。
　　二、消费语境中成长的族群
　　“新人类”并不是新产生的一个物种，而是“成长于台湾经济起飞后，不知储蓄节俭为何物，物质倾向很严重，透支力惊人”⑤；“视媒体为神明，媒体上未出现的事视为不存在，视知识学问用后即弃”；新人类在性方面开放得多，“甚至失去使用感情的能力”；政治意识淡
　　薄；“对过去天真无邪像个孩子甚至白痴，对未来，他们早衰得仿佛已一眼望穿人生尽头处，像个消磨晚年贪念世事的老人。我简直好奇极了他们从成长的白痴生涯到一夕之间十足老手一个，那之间的失落环节究竟是什么？”⑥
　　詹明信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就提及媒体资讯是当代历史遗忘症的中介和机制。新闻媒体无所不用其极将新近的历史经验贬入“过去”，我们开始生活在一个永恒的当下和一个永恒的转变之中，而逐渐失去了保存历史的能力。 　如果我们就此认定，对记忆和历史极其在意的朱天心将要展开对消费语境中成长出的“新人类”展开批判，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掉入朱天心预设的陷阱中。在《第凡内早餐》中，朱天心变换出“我”的一体两面——代表新人类的“我”和a，并让我和a展开争辩。a内心存有预设，根据“我”的表现来完成她“新人类”的定义。叙事者“我”其实是清醒地知道a的预设的，并配合着完成演出。演出结束后，“我”直陈在都市生活中的“新人类”的种种不易，从反面形成对a的“新人类”定义的消解。a基于对我的行为而设定的“新人类”的定义，而“我”的行为又构成对此定义的消解，以此说明采访本身就是一场表演。随着叙述的进展，我们发现所谓的“新人类”也不过是生活在特定时代、深受资本主义商品美学和资讯泛滥之苦的族类。在《第凡内早餐》中，一开篇就极力渲染办公室情人节的节日氛围。这个从西方传来的节日，最初旨在加深人际间的情感而设。到了消费社会，这个节日成了众商家借机炒作的宣传商品美学的工具。办公室里玫瑰把数、巧克力盒数成为在此语境下判断人缘的标准。虽然“我”早已看透资本主义商品美学的虚妄，也早已不打算接受同事们的游戏规则，可是消费语境话语是如此强大，以致节日越近，“我”越不能控制为自己去购买既定商品来充点门面的冲动。“我”最终决定去购买钻戒，一方面钻戒象征着自己在情人节时的“有情”；另一方面，正如杜鲁门·卡波特同名小说所彰显的一样，拥有第凡内珠宝意味着进入第凡内珠宝所象征的上流社会。“我”希望通过拥有钻戒像巴西女奴发现“南方之星”一样，重获自由。而我的真实处境是：“我”是现代社会的女奴，在都市社会出卖自己的劳力，换来在都市的一间阴湿地下室暂居的权利，还时时提防某一天因无法缴纳房租被扫地出门。“我”苦心经营一系列步骤，最终带着“我”的“南方之星”到了“我”的地下室。文章的结局是“我”并没有像媒体所渲染的步入上流社会或是获得了坚贞的爱情，“我”在独处的地下室，怀着激动的心情瞻仰“我”的“南方之星”。地下室的简陋困窘在钻戒的映衬下愈发明显。“我”在意识流似的回溯中，追问下去，才发现“房租”是导致“我”女奴处境的根源。辛苦挣得的血汗、自己吃穿住行所需直接或间接都用来缴纳了房租。“我”已成为都市中世代农奴而不自知，注定了“我”要在都市中继续贡献血汗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转。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新人类”有着

种种看似与朱天心作品主旨相悖的因素，但结果一样都指向对商品社会物化现实和资讯传媒所制作出的幻象批判。生活在其中的人，虽然有难能可贵的清醒认知，但在强大社会语境面前，个人主观反叛潮流的尝试显得单薄无力。
　　三、逆风飞行的努力
　　“大城市的迅速增长的同时，一种将其夷为平地的手段也在不断增长。”⑦正如本雅明在论述波德莱尔的“天鹅”时解读出波德莱尔对巴黎的寓言。“‘城市的面貌变化得比一个凡人的心还要快’，巴黎的质地是脆弱的，它被脆弱的象征包围着——有生命的东西和历史形象。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对逝者的悲哀和对来着的无望。巴黎在《恶之花》中都带有衰老的印记。”⑧朱天心在繁华的都市背后也看到了“劫难”的逼近。朱天心以“衰老”的心态对抗日新月异的物欲化都市，以回望的姿态书写台北。
　　如果说《第凡内早餐》中的“我”是对现实有清楚的认知却没有改变的勇气，对周遭现实还存有妥协，那么下面本文将论述面对强大的消费语境，朱设置了哪些特定角色以实现对消费语境的反叛，这种反判彰显了朱天心在消费语境下为保存自身独立做了哪些尝试？
　　1.“拾荒者”
　　《去年马伦巴》的杂货铺老板是一个香港来台的侨生，他从小就以“拾荒”作为志向。原因是他从小就十分好奇母亲日日从外在的世界捡拾回的物品上所附带的世界。“那个外面的世界，曾因他的全然不了解而显得如此丰富有趣意义深远。”⑨毕业之际以重组自行车为业，并从中获得巨大满足。毕业后开了家小杂货铺，惊讶发现，足不出户的两年生涯而世事竟全如所料。惊呼“报纸杂志上的社会新闻像小说，小说却痴人说梦似的早失了现实感。多么奇怪的世代啊，那么多荒诞不经山洪暴发般的资讯竟可以导出这么多自己如此正确的答案。”⑩失去了不可预知的快乐，世界在一日近似一日的庸常中失去了现实感。我们的主人公在虚妄的现实面前选择了退守，以保持自己内心世界对外在的想象。从自家店门前看到动物园搬迁时笼中的大猩猩，替他们发出“啊，人！”的惊呼。猩猩在笼子中悲戚地望着人类，人处于一个更大的笼子中而不自知。不知是杂货铺老板以悲悯心情看待酷似人类的猩猩，还是猩猩以悲戚的眼神悲悯在都市空间中生活的人类。杂货铺老板从资讯中看到现实的虚妄，对外在的世界失去了认知的兴趣，转而退守到象征私人空间的杂货铺。他仔细观察杂货铺中来往的人群，并发现每天的生活近乎重复。失去了对外在世界探究的热情转向内心。然而，近乎自闭的生活使他渐渐失去与人交往的能力。当饭馆老板娘一句偈语式的“菜又比肉贵了”，看似寻常，唤起的是他内心的抵触。“小芭比”妈妈带着“小芭比”来找他时，杂货铺老板陷入精神困境，紧张得想哭。临死前，堆满杂物的私人空间变成了异己的所在。他想找到一间东西来形容自己的一生，却发现所囤积的商品，都“变成一个个无意义的符号”。在一步步退守后，主人公“匆忙间他发现了自己的生理变化，失了手脚，一时之间说不上是进化还是退化，只单纯地想找妈妈，像一头迷失的小兽似的，放弃一切主张，努力地向光源处爬行”？輥？輯？訛。在都市的虚妄面前，主人公选择退守，一步步退化中以生命的消遁作为保存自身主体性的尝试。
　　2.“心灵放逐者”
　　如果说《去年马伦巴》是基于对现实虚妄的清醒认知，在荒诞的现实面前选择消极退守，最终以身体的自我毁灭来成就自己对曾经理想的外在世界的祭奠；那么《我的朋友阿里萨》，面对现实的虚妄，采取的是更为主动的姿态，在想象中自我放逐来实现对现实的疏离。
　　仔细阅读《我的朋友阿里萨》不难发现，阿里萨其实是“我”幻化出来的写信对象，借阿里萨的自我放逐，来反观庸常的现实，以此弥补内心在现实中的空虚。文章一开篇就提出，抵御商品化、过度资讯的办法是“衰老”。“衰老”给叙事者“我”的感受如此之好，可以置时下流行的潮流于不顾，甚至放弃性欲，转向自我内心的营建，在精神世界里展开与阿里萨对话之旅。而阿里萨在特洛伊的自我放逐其实都指向曾经“我们”少年时代一起在“澎湖”旅游的美好回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放逐之地乃是现实中的“我”的精神原乡。在一次次对话中，我渐渐感受到阿里萨来信对我生活的意义，他的来信是帮我摆脱庸常现实的一剂致幻药。在幻境中的“我”以为在一幅米克诺斯的明信片上终于找到了被人类文字世界遗忘的地方，终于逃

离了现实之景的束缚，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放逐，远离一切文明。可是“新人类”的一句，“那是guess当季服装广告的背景”？輥？輰？訛，顿时打破了幻境。虚幻出来的景象中依然无法摆脱传媒的入侵。“我”从内心认定，也许是阿里萨放逐自己的方式还不彻底，在“我”的设计下阿里萨一步步走向死亡。为什么选择“死亡”？因为死亡是唯一可以叫停时间，保存住过往的方式。阿里萨最终选择自戕，实际上告诉我们在现代都市中求得一块精神上的净土已不可能。文中出现的一些细节，时时提醒读者，阿里萨只是作者虚幻出来的对象。如阿里萨的信总是在三个月以后才收到，而我在读三个月前的来信时候，同时可以听到阿里萨在现实中的行踪，这些行踪与他在特洛伊岛的行踪并不吻合。阿里萨在哪？他在特洛伊、还是台北还是纽约？“冥冥中，我相信他是再不会回来了”？輥？輱？訛，“他回得来，难以相信！”“我无法相信阿里萨活得下来，或曾在纽约，或已经回台湾，或要马上做什么新剧，或过两天会打电话来……我不相信，也想拒绝。”？輥？輲？訛文中的我收到赴美公司女孩明信片是1984年的某年某天，结尾处是我在1969接到阿里萨的死讯，可推测叙事者“我”所处的当下时间，至少应该是1984年的某日。妻子告知阿里萨新闻、老马询问阿里萨纽约号码，影剧版发布的信息都着眼的是当下，而我在幻境中展开与阿里萨对话，实际上指向的是1969年以前的某月某日，指向的是记忆中与阿里萨在一起的时光。我从内心一直保留着1969年与阿里萨在澎湖的美好回忆，现实中却难以再寻曾经亲密无间的感受。“我”在文中反复提及时时体会到衰老的好处，“不用处理性欲问题”？輥？輳？訛，不用担心别人说自己老土，可以将注意力转向“回忆”，在回忆中建构自身。文中另一句“但愿我在衰老前死去……”？輥？輴？訛，与前述“衰老”的好处形成悖论。笔者认为，“但愿我在衰老前死去……”是立足于当下的话语。“我”在现实生活中已出现衰老的迹象，已失落了改变世界的激情。“我”在看似轻松地一一呈现年老的好处，实则彰显自己已渐渐与所处的现实疏离，渐渐与曾经认同并努力的现实产生了隔膜。我只能在想象出来的乌托邦中寻求活下去的勇气，希望记忆永远定格在1969年与阿里萨在一起的美好回忆中，“但愿我在年老时死去……”既是对“我”化身的青春岁月的祭奠，又是对现实不尽得志的感伤。放逐中的阿里萨选择“自戕”，标志着都市中对抗庸常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已经逝去，只留下“我”在等待特洛伊的信中终老。如果说，阿里萨的特洛伊来信是处于精神空虚的“我”，给自己制造出来的幻象，那么明知没有结果的等待本身显现出所处世界的荒诞。但毕竟“我”制造出并相信了这封“不存在”的来信的存在，在今后茫茫岁月里，依着它的指引，可以穿过在都市中的茫茫黑夜。 3.“老灵魂”
　　在《预知死亡纪事》中，朱天心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不同关照城市的视角——“老灵魂”。“老灵魂”是指“那些历经几世轮回，但不知怎么忘了喝中国的孟婆汤，或漏了被犹太法典中的天使摸摸头，或希腊神话中的lethe忘川对之不发生效用的灵魂们，他们通常因此较他人累积了几世的智慧经验（当然，也包括死亡和痛苦），他们这些老灵魂，一定有过死亡的记忆，不然如何会对死亡如此知之甚详，心生恐惧和焦虑。”？輥？輵？訛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老灵魂实际上一群忧郁症患者。这群忧郁症患者倒不是怕死之徒，只是对死亡何时到访充满了好奇。因为好奇，反倒使他们看到宇宙中的生死无常。在这样一个“人人忙于立碑的时刻、人人忙于立碑的城市”？輥？輶？訛，老灵魂这种对死亡念兹在兹的态度显然没有任何裨益。他们看到了繁华中的荒芜、平静中的危难，并且惊讶这群面对生死大限的人们是如此无知无觉。遗忘是都市人生活的常态。老灵魂视“城市为一己旅行和自我放逐之地”？輥？輷？訛。因不相信来生的存在，反而极其注重自己在都市的情感体验。老灵魂向后回溯的姿态，串联起一己关于城市的记忆，抵抗都市人事的快速变迁。城市化进程的加剧，老灵魂目睹了亡灵在都市中大量存在，并有加剧的趋势。在看似齐整、规律的都市生活中，老灵魂因耽于过去反而有置身荒原的感受。在此，对都市过往观照的老灵魂与本雅明的“新天使”竟在不同时空下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吻合。
　　本雅明“新天使”以回望的姿态裹挟进被称为“进步”的未来，朱天心“老灵魂

”以回望的姿态铭记一座城市的历史和记忆，借此抵御消费社会对台北的侵蚀。作为老灵魂的朱天心真的老了么？像一个时时与亡灵为伍的老灵魂，朱天心像一个吉普赛人拖着大磁铁，在都市的废墟上踽踽独行，收集着别人遗忘了的、在她看来仍是珍宝的过往。
　　通过以上论述，笔者发现朱天心对台北消费语境下的物化和资讯泛滥是持批判态度的，她通过“拾荒者”形象，以肉体的消逝来保存自己对未知世界探寻的努力；通过“心灵放逐者”来获得在荒漠化都市中生存下去的勇气；通过“老灵魂”形象，回望过去，保存一己关于城市的记忆以抵御消费语境给台北带来的“剧变”，建构起自身体验过的台北。
　　①⑦⑧ [德]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3页，第106页，第102页。
　　② 朱天心：《我记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
　　③⑤⑥？輥？輰？訛？輥？輱？訛？輥？輲？訛？輥？輳？訛？輥？輴？訛 朱天心：《威尼斯之死》，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第160页，第63页，第62页，第32页，第58页，第64页，第54页。
　　④ 朱天心：《未了》，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版，第142页。
　　⑨⑩？輥？輯？訛？輥？輵？訛？輥？輶？訛？輥？輷？訛 朱天心：《古都》，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第20页，第28页，第58页，第71页，第72页。
　　参考文献：
　　[1] [德]汉娜·阿伦特.启迪：本雅明文选[m].张阳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2] 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3]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