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顾了1932年2月起到1934年10月期间， 获取局部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进行的第一次反腐败专项斗争中对共产党县级政权第一个集体腐败案， 即“于都事件”的查处及反思， 对搞好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于都事件 反腐败斗争 党风廉政建设
　　一、于都事件始末
　　“于都事件”是指1934年苏维埃时期查处的共产党县级政权第一个集体腐败案。当时， 于都县县委书记刘洪清与城市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刘福元、城市党总支书记余当文、贫农团主任易林合伙与他人开酒店， 后因亏损， 刘福元等人又合伙贩卖食盐。因获得暴利， 已调军区任职的前任县委书记李国盛、原区妇委书记曾发元等人也入股经营。在他们的影响下，于都党政干部经商、贪污挪用之风盛行。其中， 作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县苏维埃主席熊仙璧， 利用职权， 强借公款经商， 牟取私利； 县委组织部部长高兴赞挪用保险金做私人生意； 县互济会主任、县合作社主任等都以组织互济会或合作社名义入股经商。另外， 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部长刘仕祥勾结科员李其采等人造假账冒领动员费； 少共县委书记腾琼、县政府总务长、县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城市区委书记、多个乡主席等贪污公款和群众的捐款或捐物。1934年3月， 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部部长项英， 亲率工作组前往于都县调查。后经法庭公开审理， 刘仕祥、李其采、腾琼等五人被判处死刑； 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 撤销了熊仙璧的县苏维埃主席职务， 开除其执委委员职务， 并由最高法院判处监禁一年， 期满后剥夺公民权一年； 撤销刘洪清的县委书记职务； 其他相关人员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wwW.11665.COM“于都事件”的查处在中央苏区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二、于都事件原因探究
　　（一）个人私欲和放纵是个体腐败之源。
　　个人私欲和放纵是诱发腐败行为的根源。腐败犯罪分子自身的私欲、贪婪、放纵和难以节制， 正是导致腐败分子从人民的公仆蜕变成人民的异己， 走向违法犯罪的内在原因。“于都事件”表明， 刘洪清、刘福元、余当文、易林等人正是由于内心私欲的膨胀和难于节制才由人民的公仆走向人民的异己。他们的犯罪行为无不说明作为早期的共产党员和基层政权的领导者正是自身思想的腐化和堕落， 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动摇， 个人价值观、人生观的扭曲以及自身私欲的诱导才使他们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他们利用人民赋予的巨大权力和自身所能支配的社会政治经济资源怀着私利的目的腐化堕落、违法犯罪。
　　（二）领导干部腐败是腐败曼延之因
　　一个地方的官场作风甚至社会风气的好坏， 与这个地方的主要领导人有着密切的关系。领导干部腐败是腐败蔓延之因。领导干部由于其掌握权力之大， 受其支配资源之多往往能够为自身腐败行为乃至其他腐败分子提供庇护， 容易形成官官相护的腐败集团， 加速和激化了整个机构和组织腐化蔓延， 也增强了腐败集团对抗国家反腐败的不屈服力。他们以领导干部为核心组成腐败支系和网络， 怀着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腐败自保心理形成合力与国家形成对抗。
　　（三）制度缺陷和诱导是群体腐败之根
　　一个社会已经诱发或出现群体腐败现象， 往往是由于社会机体本身的缺陷和诱导。职务犯罪便在这种体制缺陷中迅猛地发展、泛滥起来。“于都事件”表明， 于都县县委书记刘洪清等人的腐败行为没有得到及时遏制反而扩大蔓延， 关键就在于社会机体本身存在诱使腐败蔓延的制度缺陷和陷阱。于都县委作为中国共产党较早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 由于制度结构还比较粗糙， 机制还不健全， 使公共权力的神圣性和职能在事件过程和社会生活中被轻易扭曲、亵渎、滥用， 也反映了公共权力的失范、失控、失衡、失位等。
　　三、于都事件对当前加强反腐倡廉工作的启示
　　（一）强化思想教育， 推动党风廉政建设， 提高防腐能力个人私欲和放纵是诱发腐败行为的根源。腐败现象的滋生繁衍有其思想根源， 强化思想教育， 调动人的内在积极性， 使勤政廉政、反腐防变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 是消除这一根源的治本手段。我们党历来注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有针对性地进行反腐倡廉的思想教育。当前， 我们党所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 党员队伍的构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加强思想建设更

有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 我们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 加强党员先进性建设， 提高党员干部思想上的反腐拒变能力， 积极做好思想建党的各项工作， 努力把思想建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二）强化干部监督， 严抓反腐重点， 遏制腐败蔓延刘洪清等人的腐败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软弱乏力是导致其腐败及腐败蔓延的根本原因。越是高级干部越缺少有力的监督和管理。当前， 切实有效地实施对主要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的监督， 防止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发生， 是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各种腐败现象发生的重中之重。不断拓宽监督渠道形成立体式、全方位、综合协调的监督网络， 搞好专门机构监督和社会监督， 使对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工作深入到其领导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减少虚监和失监现象， 消除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的监督真空。
　　（三）加强制度建设， 推进依法治国， 构建制度反腐机制。防止腐败要靠教育， 靠监督， 但根本的是要靠制度。正如邓小平所说：制度更重要，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在党内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会走向反面， 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因此必须着重加强制度建设， 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强化各种监督制度机制， 防止滥用权力现象发生。
　　总之， 切实改进党的作风， 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 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 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坚持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 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 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新胜利。
　　参考文献：
　　[1]于建嵘.于都事件[n].南方周末报，2007.
　　[2]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作者简介：邬家峰（1986—），男，赣南医学院，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研究；曾新华（1969—）男，赣南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高校管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