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安忆的《长恨歌》通过细节与宏大此消彼长、相互易位的方式，建构了一种独特的言说历史与政治的策略。本文从“制高点”视角、细节中的宏大两个方面探讨《长恨歌》中民间日常生活与历史、政治的关系。正是这样的书写，在解构宏大叙事的同时又达成了宏大的艺术效果，这种悖谬与张力正好构成了小说叙述的趣味。
　　关键词：《长恨歌》 细节 宏大 日常生活
　　长篇小说《长恨歌》讲述了上海小姐王琦瑶的一生沉浮，是一部以“日常生活”为通道，将“个人经验”与历史、政治、社会相沟通的佳作。王安忆避免从正面直接触及历史话题，她谈人伦日用、饮食男女，从茶点、服装、摆设、娱乐等小处着眼，将历史的沧桑浸透在普通人的生活起居之中，将一部城市的大历史讲得细腻绚烂、哀婉动人。
　　一、站一个制高点看上海
　　“站在一个制高点看上海”，这是小说开篇的点睛之笔，也定下了整个故事的叙事基调。王安忆从制高点上看上海，瞄准的是弄堂与凡俗生活，而不是家国故事的宏大场景。其视点之高与对象之卑微正好形成反讽与拆解，使其避开了惯常的历史宏观层面的书写，而进入了对微观生活的关注，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呈现历史宏大场景中的芸芸众生。“制高点”视角不仅是高的，还是游移的，更可以窥见为人们忽略的或隐秘的世界，也为进入王琦瑶的内心生活准备了条件。这种独特视点在文中具体化为“鸽子视点”，“鸽子视点”“在执行着一种介于人神之间的功能，它是王安忆作品中审视生命的智慧态度”①。这双眼睛，为王安忆的叙事带来了一个灵活的游刃于上下观察上海的视角，以此更真切地反映历史进程与个人生存的关系。wWW.11665.CoM
　　鸽子可以从“千家万户窗口飞掠而过”②，形成对众生平庸而具体的生活的一种深切的体察和贴近。作品的开始，作者不吝笔墨，用一整章细致地描述了“弄堂”“流言”“闺阁”“鸽子”这四个意象，浓墨重彩地营造了一个老上海形象。然后才轮到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王琦瑶环佩叮当地出场，以此点明王琦瑶是吸尽黄浦精华与结晶的上海的化身。正如王安忆本人所言：“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③这种写法远离了围绕大事件和英雄人物编写历史的方法，而把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刻入了历史画面的中心。显然，王琦瑶的形象和她的故事是上海城市得以“感性化”的原因，而对上海的刻画又使王琦瑶的形象根基化了。于是，上海弄堂的女儿王琦瑶们，用她们各自所代表的社会空间和群体暗喻了社会环境和它的产物的关系。时间性本是历史写作的最大特点，而王安忆却将穿插于《长恨歌》中的历史信息淡化，将时间对于这城市的意义抽象为“日常生活”的背景，成为作者让情节具体化和真实化的手段：1946年的河南水灾，是为筹募赈款的“上海小姐”选举的风情和艳；1948年内战的春天，不是乱世风烟、前途未决，而是爱丽丝公寓的温柔富贵、情意绵绵；1948年的深秋，“这城市将发生大的变故，可它什么都不知道兀自灯红酒绿”；1957年的冬天，不是你死我活的“反右”运动，而是小天地里的“围炉夜话”；1960年的“大饥荒”则是个食欲旺盛，人人谈吃的春天；1965年“是这城市的好日子”，“充斥着温饱的和暖气流”；1966年，是躲也躲不过的程先生的自杀；1976年的历史转变，带给薇薇她们的是生活美学的消失。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痛痒，成为时间线性延展的真实承载。历史摒除了轰轰烈烈的声势，具有了微观的可能性，能够造成真实的效果。作者有意识地将日常生活与有着正经面目的“正史”并置，并认可这种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里会有一些真东西，而这“真”则成为对准“正史”的矛头，也成为颠覆“宏大叙事”的武器。
　　鸽子的眼睛，无分巨细，它可以“清晰和真切”地“俯瞰”这城市的活物，去伪存真，窥探这城市的“最深藏不露的罪与罚，祸与福”，掌握这“城市的真谛”，并造成一种跨越时空的、冷静的审视视角。由此，王安忆在解构历史宏大叙事的同时又达成了宏大的艺术效果。在她的文学世界中，每一次历史转折都是平常人情沉浮的折射，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就是对个人与历史之关系的描述。个人就生活在历史之中，历史对我们的影响就来源于当下，源于此时此地的日常生活。随着情节的发展，一种公共空间和一个具体化个人化的生存空间明显地相互对立起来：以历史变迁中的大事件

为轴，以王琦瑶四十年的情与爱为基础。后者的起起伏伏因前者的争斗而定局，主要表现为王琦瑶人生的转折总是与历史变迁密切相关，甚至她人生几大阶段都是被大的历史事件强制性分割。从结构上来看，《长恨歌》全文划分的三个章节看似独立，实则是被特意串联的。虽然每个部分的出现就像一个镜头的推出，丰富而有韵味，但显得缺乏时间的流逝和延伸，以至于经常被看作单独的叙述阶段，使叙事出现滞留的感觉。但是，纵观全局，我们会发现有一条逻辑的线将它们联系起来，使每个部分互为因果，难以完全割裂开来。具体看来，第一部从1945年到1948年底，是王琦瑶风光一时的少女阶段。王琦瑶少女生活的终结是以国民党高官李主任的逃离乃至逝世为句点，而造成这个结果的直接因素就是内战中国民党的溃败。第二部以失去了李主任的王琦瑶去邬桥疗伤开始，以程先生的自杀结束。这一阶段展现了王琦瑶从女孩走向女人的过程，主要讲述了王琦瑶在历史风云的背后“偷得浮生半日闲”的生活，但她终于不能逃脱历史的规制。文革伊始，程先生的死把王琦瑶的命运重新纳入历史的轨道。第三部叙述了改革开放后的新上海，它是“薇薇的时代”，王琦瑶亦由鼎盛走向衰落，不得不让位给被女儿薇薇占据的新上海，最终命丧黄泉。小说三个部分的叙述总是因人物的死亡戛然而止，究其原因每每避不开历史的辐射，因此文章以一种自然而然的姿态反映了历史进程与个人生存的关系。而上一部分的终结又往往是下一部分的开始，为下部分情节的展开提供了依据。这种“藕断丝连”式的结构安排不仅体现了作者驾驭长篇小说炉火纯青的功力，而且使得整部小说以一种大开大阖、收放自如的气势，把宏大的历史内容嵌入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呼应成一个叙述的整体。 　二、细节中的宏大
　　在王安忆塑造的“制高点”视角的叙述下，《长恨
　　歌》中重大的历史事件总是被一笔带过，取而代之的是事无巨细的日常生活，是繁琐唠叨的家长里短。从“内战”“解放”“文革”直至“改革开放”，王安忆无意表现大人物的叱咤风云和大历史的波澜壮阔，重大的历史转折和残酷的政治斗争只是被三言两语提笔带过。时代的风云变幻，被王安忆举重若轻地处理到了不为人所注意的边缘角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安忆在小说中所流露出来的对上海的日常市民生活的迷恋和对上海独特景观的津津乐道，如精致乖巧的老虎天窗、晒台上的随风飘浮的衣服、泛着油光的棕色地板、鳞次栉比的房屋、黄梅天的雨……大量的日常生活景观以鲜活可感的细节填塞了因叙事者有意无意回避现代社会的种种重大历史事件而出现的叙事空隙，由此，历史事件的仓促与日常生活的迟缓，就构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对比和衔接，从而凸显了日常生活无法被历史事件中断的绵长与永恒。
　　如何看待作品中对于城市日常生活的细节描述与历史事件的关系？王安忆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④。陈思和则从都市民间叙事的角度出发，认为作品有意淡化了宏大历史对民间生活的侵犯，借助一种审美化了的都市民间叙事开拓出历史宏大叙事外的另一重审美空间。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意识到，对细节的倚重与张扬，以及不容置疑地将其从宏大事物中分离出来的做法，被当作建构历史的基石所在的时候，“细节”的意义无疑被膨胀了和定型了，它更多是被当作与“改良”“革命”等相对立的意识形态来使用了。“细节”以及“细节”所指代的日常生活，在历史实践的意义上是否真的具有对于宏大事物的挑战性和颠覆性，“细节”是否能够完全规避“宏大事件”而存在，显然还值得进一步商榷。在这个层面上，割裂性地、片面地强调“细节”的意义尽管可以使其脱胎换骨而获得崭新的内涵，然而，其所负载的革命性却是相当有限而可疑的。
　　笔者认为，“细节”所展示的市民日常生活，因为与特定社会情境联系在一起，因而有可能在“微言大义”的意义上获得重新政治化的可能。正是在由政治高压所形成的言说禁忌以及公共空间缩小的情形下，“细节”以及“细节”堆砌成的日常生活，才被推到历史前台，获得了填塞主流意识形态空白的契机，从而有可能形成另一种形式的“政治”话语。
　　如果以这样的“细节”理解来重新解读王安忆的作品，那么，其笔下经由各种“细节”经营出的日常生活世界，显然也就具有了别样的意味。王安忆虽然回

避了历史里的正面冲突，历史气息却在市民的生活中体现出来。第一部分，以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上海为背景，让王琦瑶从普通的弄堂女儿变身小有名气的“沪上淑媛”，再走上“三小姐”的人生巅峰，住进奢华无尽的“爱丽丝公寓”。一路走来，读者看到的是王安忆从正面极尽细致地书写日常生活与细节。王琦瑶似乎真的活在历史之外，可是当王琦瑶无尽的等待化为与李主任的擦肩而过时，我们不禁感叹历史变迁所带来的辛酸与无奈早已是深入肺腑，个人的世俗化体验反而拉近了和历史的距离。在第二部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家的太太严师母在平安里的住宅，一楼“厅里也是暗”，“楼梯很窄……也发着暗光”，与二楼的富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二楼的花团锦簇使王琦瑶都不由得怔了一下。从而得出“倘若不是亲眼所见，绝不会相信平安里会有这样一个富丽世界”的结论。作者运用了大量华
　　丽而琐碎的语言一一描写这个房间的摆设，甚至连印着指甲油的几张棉纸也不放过。可是拨开细节的迷障，不得不意识到，正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严家才不得不小心翼翼，在接待外人的一楼营造出一个暗淡的世界以掩人耳目，而将舒适奢华的二楼留给自己。此外，他们在策划打麻将时的谨慎与不安，严家师母“抱婴儿似的抱一个毯子卷”的行为等，都从侧面反映了政治局势对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
　　因此，细节与宏大的对照很大程度上就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意味深长的隐喻：正是在特定的历史局势下
　　所造成的公共空间的局狭，才制造了一个更加关注私人空间的机会，才制造了王琦瑶等饮食男女将“吃”“穿”当作生活全部意义的可能。而萨沙对“吃”的永不满足，严师母的一番“做人，最是体现在穿衣上的，它是做人的兴趣和精神，是最要紧的”的言论，如果搁置在平常生活中，原本只是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事件，是困顿于个人世界的人们聊以自慰的一种生活游戏，然而，一旦与当时的社会勾连在一起，就以其隐含的卑微而强烈的生活欲望、人生乐趣，成为一种可以重新审视政治斗争并瓦解政治斗争恐怖性的力量。而王琦瑶和康明逊的暧昧情感故事，也不仅仅是单纯的打情骂俏，不只是简单的及时行乐，而是在风云变幻的动荡时期，在不能想象的巨大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的时候，一种近乎本能的生命挣扎。尽管这种挣扎可能是暂时的，是不会开花结果的，但它却使得那些散落在普通人群中却又不为人所知的原始激情得以清晰地呈现出来，从而以稍纵即逝的形态制造了一个既打上了“政治”的烙印，却又难以被政治所吸纳和收编的美学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称之为是反常规的常规性，既显示了政治斗争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挤压，又分明呈现出了日常生活向上
　　反弹而呈现出的“虚无”的“诗意”的一面。
　　细节与宏大之间此消彼长、相互易位的微妙情形，构建了一种独特的言说政治的话语方式。“这种文本策略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对战争的直接描写，拐弯抹角的书写战争经验，在当时的背景下或许更有颠覆性。”⑤“细节”据此就与“中国的日与夜”这样重大的命题相交汇，从而以描绘庸常的市民生活的方式保留文化记忆，并体现对历史变迁中的人们的生存状态的潜在观照。换句话说，王安忆借助于具有公共领域僭越性的细节，摸索出了一种既不直接反映现实，却又有迂回曲折的现实回应性的策略。
　　当细节与宏大、公共与私人的关系在这样的层面上被讨论的时候，对细节以及细节的描述就不仅是对日常生活的单方面肯定，也不是对于宏大及其宏大所代表的历史与政治的简单颠覆与反叛，而是重新寻找并激活细节与宏大、日常与历史（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细节与宏大就不能被视为彼此割裂之物而被静态僵化地理解，而应该看作是彼此贯通、相互交融的。在这个层面上，也可以被看作是王安忆因不满细节与宏大、日常与历史这样界限分明的等级秩序，试图以一种新的书写方式打破现实生活中已经固化了的价值评价关系的一种表现。这种书写方式也反映了王安忆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背离与超越，其折射出的诗学意义，使其与40年代文学中“日常生活”审美的合法性产生了异曲同工的对接。并且，因立足于另外迥异的文化语境，《长恨歌》透露出来的文化、政治和美学意义也具有了别样的丰富性。
　　① 徐德明：《王安忆：历史与个人之间的“众生话语”》，《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② 王安忆：《长恨歌》，南海

版公司2003年版，第15页。（以下有关该小说的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③ 王安忆：《重建象牙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192页。
　　④ 王安忆：《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文学报》2000年10月26日。
　　⑤ 黄心村：《乱世言说》，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8-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