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当今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完成了从“传者本位”到“受者本位”的过渡，文本内容也从“中心化”过渡到“去中心化”。电视综艺节目中的明星消费就是迎合了受众对明星这一特殊性群体的猎奇心理，从而吸引电视媒体受众群的注意力资源，发挥明星们对于粉丝以及电视受众的收视黏性，进而引发电视受众群的文化消费，是电视综艺节目中明星消费的主要着力点。电视综艺类节目的明星消费是当今媒介消费文化的重要组成环节，明星群体华丽光环下后台的私密个性与大众对于明星群体的猎奇心理，成为明星元素消费能够拉高电视节目收视率的重要依据。使电视综艺类节目中的明星消费保持娱乐性，而不陷入“泛娱乐化”的泥潭之中，是电视综艺类节目维持自身节目水准，传播节目价值正能量的重要标准之一。
　　【关键词】明星真人秀；文化消费；受众；电视综艺节目
　　在如今的媒介发展图景中，电视在传统媒介传播中依然占领着制高点。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说： “电视是我们文化中存在的，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 [1]娱乐功能是电视媒体的基本属性，而电视综艺节目是电视媒体娱乐功能的主要承载形式，向电视受众群提供愉悦舒心的影像元素，达到寓教于乐的传播目的。在当今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完成了从“传者本位”到“受者本位”的过渡，文本内容也从“中心化”过渡到“去中心化”。在收视率的压力下，电视工作者逐渐出让自己手中的权力，开始研究受众对电视节目的喜好，唯受众“马首是瞻”，而受众的参与意识也愈来愈强烈，渴望对电视综艺节目的内容编排和形式设置提供自己的意见。WWw.11665.Com电视综艺节目中的明星消费就是迎合了受众对明星这一特殊性群体的猎奇心理，从而吸引电视媒体受众群的注意力资源，提高电视综艺节目的收视率，获取利润效益的最大化。本文将从电视综艺节目中的明星真人秀，明星评委，主持人明星化三个方面来探讨电视综艺节目中的明星消费，进一步深入了解明星元素在电视综艺节目中的文本吸引力和传播效力，从而能够得到明星消费在电视综艺节目中如何操作的一点启示。
　　一、明星真人秀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居伊·德波在其《景观社会》一书中认为：“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就展示为景观（spectacles）的庞大堆积。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景观不是影像的聚集， 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 [2]美国社会学家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的悲情沉淀后，理性地建构了“媒体奇观”理论，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当代媒体文化的生存境遇，指出媒体奇观“主要指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赛事、政治事件。” [3]明星真人秀在电视综艺节目中的兴起，是受众探索明星特殊性群体隐私，满足受众猎奇心理的产物。众多明星真人秀节目制作资金雄厚，打造豪华舞台，明星盛装参与，粉丝群体疯狂拥蹙，节目现场俨然成为一副狂欢化的奇观景象。
　　明星真人秀在中国的兴起起点是东方卫视在2006年打造的电视综艺真人秀类节目《舞林大会》。《舞林大会》是一档以竞技舞蹈为比赛内容，以明星在非专业领域——舞蹈艺术领域的比赛表现为看点的明星真人秀节目。《舞林大会》开启了中国电视综艺节目中明星真人秀之先河，为东方卫视开启了节目类型的一片“蓝海”。所谓“蓝海”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教授w·钱·金博士和勒尼·莫博涅教授在《蓝海战略》一书中提出的，他们设想市场空间由两种海洋组成：红海和蓝海。红海代表当前业内已存在的所有行业，这是一个已知的市场空间；蓝海代表当前尚不存在的所有行业，即未知的市场空间。[4]目前，“蓝海战略”的应用不仅限于《蓝海战略》一书中论述的经营管理领域，在我国的广播电视领域也已经被广泛引用。《舞林大会》的成功，唤醒了电视综艺节目中对明星进行真人秀消费的神经，让明星褪去日常生活中神秘的面纱，使其脱离其擅长的艺术领域，进入崭新陌生的领域进行学习和竞技，这一节目类型的设置，无疑极大的满足了电视受众群体的好奇心，吸引其注意力目光，增加了收视惯性。《舞林大会》在全国取得了优异的收视成绩，尤其是该节目在上海的收视成绩更是和春节联欢晚会在上海的收视数据不相上下，上海卫视

希望将明星真人秀这一法宝继续推广，又推出了以滑冰竞技为赛点的明星真人秀节目《明星大练冰》，各级卫视也都看到了明星真人秀这一节目形式的吸金能力，纷纷推出了大致雷同的节目，如湖南卫视歌曲类明星真人秀节目《名声大震》，舞蹈类明星真人秀节目《舞动奇迹》等等，而其节目的收视状况不如人意，与《舞林大会》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各级卫视并没有放弃对明星真人秀这一节目形式的深入性探索，在保留明星元素的基础上，加深对竞技表演领域的扩大挖掘。如2013年江苏卫视的《星跳水立方》和浙江卫视的《中国星跳跃》，是以跳水竞技为比赛领域，以明星在跳水这一陌生领域的训练和比赛过程为看点的跳水体育类明星真人秀节目。跳水是专业性要求极高的体育竞技类项目，而让对跳水一无所知的明星群体，通过一个月的跳水专业培训，就要在传播影响力巨大的电视媒体上进行跳水的真人秀竞技，这对于明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对于电视综艺节目来说，文本内容的戏剧化，明星元素的景观化，制作包装手段所打造的节目奇观化，对于电视节目受众群来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美国学者戴扬和卡茨将把媒介事件分为“竞赛”、“征服”和“加冕”三种类型，“这些就是构成媒介事件样式主体的主要的叙述形式，或称‘脚本’，它们决定着每一事件内人物角色的分配及其扮演的方式 ” [5]而任意类型的真人秀节目都基本采取这一“脚本”，并屡试不爽。明星真人秀中，明星群体在这一“脚本”中全力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仅仅是取悦和满足观众对于明星的消费。很多二线明星由于在明星真人秀节目中的优秀表现，使自己的演艺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明星自身的宣传推广都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一些新兴明星积极参加明星真人秀类电视综艺节目的一个主要原因。如在《星跳水立方》泳装素颜出镜的王丽坤，在其惊鸿一跳中，通过电视媒体向大众传递了充满女性魅力的青春健康形象，受到电视受众群的拥蹙，并一度成为新型媒体传播场——微博的议程话题。王丽坤在《星跳水立方》中正能量形象的传递，为她聚集了大量人气，也对她演艺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74年，美国社会学家卡茨在其著作《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中将媒介接触行为概括为“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一媒介期待一媒介接触一需求满足”这样一个因果连锁过程，首次提出“使用与满足”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受众之所以会选择接触、使用某一媒体或某些媒体传播的内容，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社会需求或心理需求。[6]明星真人秀的兴起，与电视媒体受众群对于电视节目的喜好息息相关。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分析，受众对于明星真人秀节目的支持的根本原因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心理需求。受众在日常生活中与明星群体的距离遥远，平日所看到的节目也只是明星在豪华舞台上的光辉瞬间，这进一步加大了受众与明星之间的距离，受众对于明星的私生活，以及在舞台下的真实性格和生活经验有强烈的好奇心和猎奇心理，明星真人秀综艺节目的设置目的，就是利用收视受众群的探秘心理，设置一个虚拟的游戏规则，将明星的闪耀光环褪去，抛至在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学习一门新的技能，进而完成比赛，在这一过程中，明星们会遭遇各种挫折，会有酸甜苦辣个中滋味在心头，也会有常人的悲喜情感，明星群体集体走下了偶像的神坛。这样的节目设置，使电视受众群体们大呼过瘾，极大地满足了受众群体的探秘心理。
　　加拿大社会学家戈夫曼把情境分为了前台和后台两个区域，前台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存在，个体在前台表演的是理想化、社会化的自我，相反后台则是与表演场所相隔离的、观众不能进入的场所，表演者更多地表现出自发性的主我。[7]明星真人秀节目的创作者们因此设立了第二现场，来展现明星在节目准备环节的真实生活，将前台明星精心准备的竞技表现与后台明星日常生活中对表演的准备过程都传递给观众，真实立体的塑造明星的整体形象，使观众在观看电视节目过程中对明星的真实性格有全方位的了解和认识，自身的猎奇心理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在《星跳水立方》中，第二现场的功能甚至超越了前台现场明星们的跳水竞技比赛，观众在第二现场素材的观看中，可以看到明星们对跳水训练的认真态度和练习的艰辛，如韩庚在跳水训练过程中练习高难度动作而摔晕，王丽坤从不会游泳的“旱鸭子”，到竞赛中的惊鸿一跳，都给观众留下了很

的印象。
　　明星真人秀是当今电视综艺节目发展中明星消费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一节目形式在中国发展已愈见成熟，但仍存在问题，需要电视综艺节目从业人员细心研究和深入探讨。
　　二、明星评委
　　明星评委坐镇各种综艺类节目也是电视综艺节目明星消费的一种呈现形式，尤其以真人秀类电视综艺节目居多。明星评委在真人秀节目中承担指导、点评的功能，使真人秀类的电视综艺节目娱乐性与专业性并具。明星评委自真人秀类竞技综艺节目诞生初始就作为节目不可或缺的文本设置环节而存在，也曾引起过争议。如2007年重庆卫视的《第一次心动》节目，评委杨二车娜姆和柯以敏的不恰当的表现，拉低了整档节目的文化素质，将人性中的丑陋通过电视媒体这一传播影响力巨大的媒介中夸大化，给电视受众群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早期中国的真人秀节目中，电视综艺节目工作者常常将明星评委带给节目的娱乐性放在节目设置的第一位，而忽视明星评委在其擅长艺术领域的专业性，这样的节目文本设置结果往往是会陷入泛娱乐化的泥潭中，如明星评委之间的恶性互动，甚至恶化成为互掐对骂事件。明星评委在节目中的戏剧化表现会成为一个节目宣传的得力工具，以此来吸引更多的受众关注，如2009年包小柏不满曾轶可的比赛表现而离席，这虽然会成为节目中极富戏剧性的爆点，但是明星评委的专业性素质无从体现，拉低节目的整体素质品味，使节目无法给人以艺术美的滋养。虽然可能一时通过低俗的桥段吸引到大批的电视受众群，但是节目无法良性循环，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只能被市场所淘汰。
　　在电视综艺节目中，大众对于明星的消费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明星群体给大众所带来的娱乐，毕竟电视媒体的一个重要属性就是娱乐。在大众文化时代，文化工业出售给受众的复制文本成为商品，借此向受众索取注意力资源；这些文本是用以消费而不是用以阐释的、是用以娱乐而不是用以判断的；大众传媒生产影像文本，把大众文化变成“直接产生广泛的身体刺激与审美快感的消费场所”。 [8]但是，在这一“机械复制时代”，电视综艺节目的制作要在具备娱乐性的同时，提升电视受众群的文化素质和艺术品位，给电视受众群以精神愉悦，做好电视节目把关人的责任。
　　罗马诗人霍拉斯在《诗艺》中曾说：“谁能把使人提高的东西同使人高兴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既娱乐听众又教育听众，那么他将赢得普遍的欢呼。” [9]这正是对一个高素质的电视综艺节目提出的标准要求：寓教于乐。明星评委在电视综艺节目中，要发挥自身在专业领域的专业素养，对于真人秀选手的比赛表现给予专业化的评价，并调动选手在专业追求的积极性，才是明星评委在真人秀节目中的真正意义所在。
　　2012年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节目火爆中国，在高收视率的缔造过程中，浙江卫视并没有拉低《中国好声音》的节目制作水准，没有进入“泛娱乐化”的尴尬境地，而是始终以正能量的精神力量作为节目的主心骨，来向电视受众群传递一批年轻人的音乐梦想，以及敢于为自己的梦想踏出坚定步伐的决心勇气的信念。《中国好声音》取得的巨大成功，与明星评委的突出表现有很大关系。在《中国好声音》中，明星评委这一真人秀的必备环节改为了“明星导师”制度，根据引进的荷兰原版电视真人秀类节目《the voice》中的制作手册，明星导师的选择要包括：两位音乐界的顶级大腕，一位年轻人非常喜欢的音乐人，一位出身草根的歌手，因此《中国好声音》的明星导师选定了刘欢，那英，庾澄庆和杨坤四位。在节目的制作进行过程中，明星导师们并没有向以前真人秀类节目明星评委一样居高临下，而是一直采取平易近人的亲和态度，以真诚的姿态来招募自己喜欢的学员，鼓励学员们的音乐梦想，并利用自己的人脉圈资源来尽力为学员们创造良好的演出机会。如杨坤诙谐的“32场演唱会”的承诺，刘欢让自己的学员作为自己的演唱会嘉宾，那英为梁博找寻自己的好友崔健作指导来加深对摇滚的理解和学习等等。明星导师之间保持着良性的互动，即使是争抢同一名看中喜欢的学员，也是互相调侃，保持着轻松愉悦的氛围。四位导师在台上并不拘谨，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个人魅力：刘欢在学员们上台准备演唱前都用手示意，尽量安抚学员们的紧张情绪；那英为自己喜欢的学员与大众评审团真诚的协商；庾澄庆承担了主要的节目串场工作，风格嘻哈随意而专业；杨坤“三十二场演唱会”成为《中国好声音

》的“笑点”；这一些都缩短了学员与导师之间的距离，导师们不再是毒舌式的评委，而是真正寻找中国新音乐力量接班人的长辈先驱。“明星导师”成为《中国好声音》的重要推广点和着力点，也是节目正能量传递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好声音》的明星导师评委的设置，摆脱了电视综艺节目依靠评委的“毒舌”来争取收视率的怪圈，将明星导师的专业性突出出来，寓教于乐，传递音乐梦想的正能量，缔造“绿色高收视率”，是当前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在明星评委这一环节设置中的典范。 总体而言，明星评委作为电视综艺节目中明星消费的一种，在电视综艺真人秀类节目中的文本设置占据重要的一个中心环节，电视节目制作人员要兼顾明星评委的娱乐性和专业型两种属性，不以“毒舌”等低俗的媒介行为来拉高收视率，而是挖掘明星评委独特的人格魅力来提高节目质量，发挥明星评委在艺术领域的专业性造诣为节目文本环节设置服务，如此才是明星评委在电视综艺节目中文本设置的意义所在。
　　三、主持人明星化
　　在当今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发展过程中，专业性的主持人退居二线，由明星来跨界担当主持或者承担主持串场类的工作，成为一种吸引电视受众群注意力资源的新法宝。主持人明星化，是电视综艺类节目对明星消费的一种新形式。将明星群体陌生化，将歌星、影星的身份置换为节目的主持人，看明星们对于现场的掌控能力，对于节目的串场能力以及对节目高潮戏剧点的反应呈现能力，这本身就是电视综艺类节目的一大看点。近年来，电视综艺类节目中较为成功的两档节目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和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都采用了“主持人明星化”这一明星消费模式，虽然二者的对这一明星消费模式的使用方法不同，但都取得了良好的节目呈现效果。
　　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虽然有节目的专业主持人华少，但是他的职能被大大削弱，只是承担节目开始时的暖场工作和第二现场中与选手的亲友进行互动的工作。而在现场承担节目串场工作的人，则是明星导师庾澄庆。庾澄庆是现在音乐圈中知名度高，较受年轻人喜欢的音乐人，性格洒脱热情，反应机敏。在整季节目的录制过程中，庾澄庆很好地完成了节目的串场工作，对于选手个人生活故事问题的挖掘也很到位，总是能引导选手说出个人对于音乐梦想追逐中的深刻的生命体验，从而加深了节目内容深度，完成了节目中对于正能量传递的传播目标，庾澄庆个人的明星魅力，在音乐，主持等多方面艺术专业的造诣也得以呈现，从而进一步提升其个人事业的高度。
　　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取消了专业主持人这一设置，而是直接启用歌星胡海泉为节目的主持人，完成了几乎整个赛季的主持。《我是歌手》是湖南卫视在2013年推出的明星歌唱类竞技节目，参与的选手主要为在过去某个时期走红歌坛的老牌歌手，将歌星们聚在一起，竞技歌艺，最终角逐“歌王“称号。胡海泉和陈羽凡的“羽泉组合”也是其中选手之一，这样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胡海泉自如的在主持人和选手两种身份中转换，也给予观众以新鲜感。胡海泉的主持控场能力强，主持风格感性、亲和、情感浓郁，降低了真人秀竞技节目的竞争氛围，而是营造抒情、怀旧的整体节目氛围，对于整体节目风格定位，氛围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
　　主持人明星化作为一种新的明星消费形式，在以后的电视综艺节目中也会有更深层次的尝试和实践，值得电视工作者们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四、结语
　　正如英国人迈克·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说的：“消费文化使用的是影像、记号和符号商品，他们体现了梦想、欲望与离奇幻想； 它暗示着，在自恋式地让自我而不是让他人感到满足时，表现的是那份罗曼蒂克式的纯真和情感实现。当代消费文化，似乎就是要扩大这样的行为被无疑地接受、得体地表现的语境与情境之范围。” [10]电视综艺类节目的明星消费是当今媒介消费文化的重要组成环节，明星群体华丽光环下后台的私密个性与大众对于明星群体的猎奇心理，成为明星元素消费能够拉高电视节目收视率的重要依据。探索如何使用明星这一电视节目消费元素是电视工作者吸引电视受众群注意力资源的重要思考方向，如何在使用明星元素进行电视文化消费传播中寓教于乐，传播正能量的节目价值，而不陷入“泛娱乐化”的泥潭当中，是电视工作业内人士值得深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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