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京官;曾国藩;农村社会问题
　　论文摘要:在晚清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曾国藩曾在京任职期间对农村社会问题进行了详细具体的考察。他从自然灾害、国用不足、兵伍不精、银价太昂、盗贼猖狂、冤狱过多等方面分析了民间疾苦，进而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看法，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从京官曾国藩眼中的农村社会问题入手，就其关注农村社会问题原因、途径、认识及解决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使曾国藩这一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曾国藩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人物，被誉为晚清“第一名臣”。他整顿政风，倡导学习西方，举办洋务，开启了“同治中兴”，加之他又是儒学大家，因此备受学者关注.当今学术界对其的研究也比较丰富，除了一些专著问世之外.对其进行的专题方面的研究也不在少数。这些研究成果大都集中于曾国藩的洋务、理学、教育、军事、外交等方面，而关于曾国藩在京任职时期对中国农村社会问题认识的研究则甚少，即使有些研究有所涉及，也是极其简略。因此，本文试对曾国藩在担任京官时期提出的农村社会问题做一些梳理，以期对曾国藩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曾国藩关注农村社会问题的原因
    曾国藩与当时其他封建官僚相比较，更加重视农村社会，关心农民疾苦，体察民情。对于所发现的农村社会问题，总是努力解决，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www.11665.COm而他之所以这样关注农村社会问题.是有一定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农村社会问题异常严重.曾国藩所生活的年代，正处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在这个时期，国家机制弊端丛生，社会矛盾严重激化，问题比比皆是。国库空虚;兵伍多而不精;军费和官僚傣禄与日俱增;官吏腐败，贪污成风，致使遭运、盐业、河工等国家本应便民的政策成一了病民扰民的弊政，无怪乎孙中山认为“所有的一切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白银大量外流，引起银贵钱贱，使得农民生活更加贫困.而为了摆脱这种窘境，清政府饮鸿止渴，千方百训增加赋税，这使得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
    正所谓祸不单行。在这一时期，自然灾害也是频繁发生.这些灾害中，水旱灾害出现次数多、危害也最大。据统计，道光二十年至宣统三年间(1840-1911)，我国共计发生水灾236次，旱灾140次。仅就直隶为例，1840-1852年间，受水旱灾害的总县数大约是539或546个。此外还有一旱灾、震灾、虫灾、风灾的侵扰。
    以上所述的种种人祸天灾，使得农村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形下，生活无依的农民不得不揭竿而起，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据统计，1836-1845年中，民变次数为246次。这直接冲击着清王朝的统治。身居高位的曾国藩深知农村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是这种危机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国家当务之急便是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清廷的统治。
    第二个原因是家庭教育的影响。曾氏家族是典型的耕作世家。曾氏家族祖籍衡阳，清顺治年间，曾孟学一家才迁居湘乡。曾氏家族累世务农，曾国藩家中堂屋神完两侧挂有一幅对联口:“奉祖宗一住清香，必诚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耕宜读。”曾国藩也替父亲曾麟书书写过一幅对联:“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求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事实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在曾国藩的家书中也体现了他对这种文化传统的重视，他给后辈的家书中说道:“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正是由于曾氏家族的半耕半读的文化传统，使曾国藩从小就受到了较好的农耕思想教育，同时亲身经历的农耕实践也使得他了解了农村，看到了农村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这对其以后的政治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刘铁铭先生所说的:“曾族的耕读家规是造就曾国藩成才之始道。”

    第三个原因是曾国藩较为顺利的仕途经历的影响。纵观曾国藩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仕途还是比较顺利的。曾国藩先后担任过礼、兵、吏、工、刑各部侍郎。这一经历使得他自然萌发了澄清天下之志。这在他的家书中可以看出，他曾在家书中说过，“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弱救民饥之责”，“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并且要求自己一心以国事为重。也正是因为如此仕途和志向的激励，使得他不像其他的封建官僚那样剥削压榨农民，而是关心农民疾苦、体察民情。仕途的顺利也使得他萌生了报效皇恩志向，而报效皇恩则首先表现在协助朝廷解决社会问题。
    二、曾国藩关注农村问题的途径
    曾国藩对农村社会问题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有利于其采取得当的措施解决问题。他之所以会有如此清楚地认识，则应归功于他关注农村问题的途径。
    自幼在农村生活的这一经历是其了解农村问题的一个途径。曾国藩出生在湖南湘乡荷塘白杨坪(今双峰荷叶)，当时的湘乡是湖南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县，地形险峻，相对贫困，并且社会矛盾十分突出。曾族尽管到了曾国藩父亲这一代，已数代为地主，但是私产并不多，而且经常需要借钱，就连曾国藩任官以后还不时借钱救急.这样的生活磨砺使曾国藩更容易发现农村存在的社会问题，可以说是其关注农村问题的最早的途径。
    与家人和朋友之间的通信是曾国藩关注农村问题的另一条途径。曾国藩经常和家人及朋友通信，相互之间进行信息交流，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农村问题的信息。
    在曾国藩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说过:“八月十四日发第九号信，至十七日接到家信第七、第八二号，欣悉一切。……左光八为吾乡巨盗，……左光八一起，想尚非巨伙人会者流。然我境办之，亦不可过激而生变。”在另一封中对家人提及的乡中劝捐补亏空之事作了回复，“邑中劝捐弥补亏空之事，余前已有信言之，万不可勉强勒派”，并且对此事弊端做了详细说明。当然，与朋友的通信也传达了此类信息。这可以从他在道光二十九年写给陈源衰的信中看出:
  “今岁三汉两湖并离奇灾，……金陵城中几成洪湖，死者日以千计。……来书称长沙饥民情状，令人枪恻。”而后在给黄廷攒的信中也提供了证据:“去岁出都后，奉到手书，……嗣又奉踢函，优戚之中，尚践在都临别夙诺。寄到槽务积弊及银价苦昂，思所以平之之法。”由此看来，与家人和朋友的通信也是其了解农村的一条重要途径。
    中央五部的任职是其关注农村社会问题的第三条途径。曾国藩是晚清“第一名臣”，早期的仕途便非常顺利，自中进士后十年七迁，遍兼礼、兵、工、刑、吏五部侍郎，这更利于他了解到农村社会问题。这可以从他在京任职时期的一些经历可以看出。在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初八日，“领同乡京官具摺谢恩，为上年水灾借给籽种”。咸丰元年九月初一日，“领同乡京官具摺谢恩，为水灾州县豁免钱粮”。

   三、曾国藩对农村问题的认识及解决方案
    曾国藩通过以上三种主要途径对农村社会存在的问题有了清楚的认识，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总结和归类。
    首先，他认为自然灾害尤其是旱灾和水灾是农村社会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之一。他在奏稿《请设坛祈雨疏》中提到:“本年人春以后，雨泽较稀……近来京带地方，晴多雨少，粮价渐增。”在《议汰兵疏》中也指出了水旱灾害的危害，“乙巳以后，秦、豫两年之早，东南六省之水，计每岁歉收，恒在千万以外，又发架数百万以娠救之”。水旱灾害使农民歉收，损失巨大，不得不依靠国家娠济。然而，此时的国家娠济体系已经走向了崩溃。

    其次，他在《议汰兵疏》中还提到了当时天下的两大患，“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这两大患对下层人民造成了极大负担。“国用不足”，政府必定会增加赋税，而正如他所说的:“欲于岁人常额之外，别求生财之道，则搜括一分，民受一分之害”，人民深受其害.“兵伍不精”也带来了严重后果，从康熙朝开始，国家增兵过多，但是军队战斗力却急剧下降。这不仅使得国库空虚，而且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匾乏，极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第三，曾国藩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提到了另二条具体的问题。“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即银价过于昂贵致使农民难以缴纳钱粮。“二曰盗贼太重，良民难安也”，盗贼横行，官吏、差役并不关心调查，致使良民无安稳之日.“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这些都是造成民间疾苦的原因。
    他不仅明确地指出了这些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方案，以期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
    其一，是对水灾和旱灾的解决方案。对于水灾主张通过修建堤坝疏浚河道来解决。而对于早情，在当时情况下，也没有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他上书祈请皇帝救令各衙门“敬谨设坛，诚求膏雨”，这种做法虽属迷信，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关心民间疾苦。
    其二，他在《议汰兵疏》中对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也提出了解决措施。这些措施总的来说就是“汰兵”。他特别指出汰兵并不是一步完成，而是逐次裁减，以免发生叛乱。汰兵省下来的费用则“另行封存，专备救荒之款，永塞开捐之路”。这与他所认为的“养兵为民也，备荒亦为民也，塞捐以清仕途，尤爱民之大者也”相符。
    其三，是对银价、盗贼、冤狱问题的解决措施。针对银价，他专门上了《平银价疏》。在奏稿中，他提到了六种方法，即:“部定时价，每年一换也”、“京外兵晌，皆宜放钱也”、“部库人项，亦可收钱也”、‘他丁正项，分县收钱也”、“外省用项，分别放钱也”和“量减铜运，以昂钱价也”。针对盗贼多、冤狱多的农村社会问题，他上书皇帝建议“申谕外省，严伤督抚，务思所以更张之”，即从中央到基层加强官员队伍建设，整顿吏治。
    曾国藩善于发现当时农村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详细的解决方案，这足以体现出其关心农民疾苦、以民为本的经世本色，无愧于一个日益成熟的政治家。
    四、对其以后政治实践的影响
    曾国藩的生活环境和人生阅历使其看到了农村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这对其后来的政治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充实了他的理学思想。譬如，要统治者“内圣外王”，自如运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突出理学的经世功能。《请设坛祈雨疏》和《备陈民间疾苦疏》两疏也均从侧面反映了其经世致用的思想.因此，李洪波在《曾国藩其人》中评价他不仅坐而能言，而且起而能行。在当时，他独树一帜，形成了理学经世的思想，为后来“为学之术有四”(即:“曰义理，曰考察，曰辞章，曰经济”)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第二，这些独到的认识，为其日后治理直隶提供了有效的经验。1867年，捻军被镇压下去后，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在此期间，他拨乱反正，并且实施了一系列以整顿吏治、清理诉讼、督练军队、兴修水利为中心的有效措施。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其对农村社会问题的一种“治理”，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使得直隶“百废俱举”。这些措施也为后来李鸿章治理直隶提供了借鉴。
    曾国藩作为一个封建官僚，有其一定的局限性，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从当时社会来看，我们不能否认他的“事功之大”。他在京任职期间，将所了解到的农村社会问题上奏给清廷，并呈请解决，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因此对他的评价应移情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中。他对农村社会问题的重视、认识及解决也值得我们为解决当代三农问题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