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农村;孝道回归;家庭养老保障
　　论文摘要: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孝道在经历了功能错位、缺位后逐步回归到家庭伦理道德规范的本位。国家相关养老保障政策的实施，农村孝道的阶层化现象，于女分担的养老模式以及老人自我养老意识的强化等，都推动了农村孝道的回归。本文旨在以孝道养老功能的回归为出发点，探讨农村家庭养老保障的再定位问题，指出家庭养老保障必然是我国农村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的主要养老方式。
    一、孝道与农村家庭养老保障的研究概述
    在中国农村，几千年来都有着养儿防老的传统理念，并且通过家庭养老这种形式表现出来。孝道是中国传统社会所形成的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和社会基本行为规范，自从1949年以来，农村的孝道观念在遭遇了功能错位、缺位之后，开始逐步回归到家庭伦理道德规范的本位。学界对孝道与农村家庭养老的关注较多，但只是探究农村孝道衰落的根源和对策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郭于华、阎云翔、陈柏峰、贺雪峰和聂洪辉等人的论述。郭于华(2001 )通过对河北省农村养老的调查，强调指出中国人的代际关系是遵循付出与报偿相衡的公平逻辑。正是上下两代对孝道理解出现差异，亲子之间付出与回报的均衡交换关系被打破，农村的孝道就崩解了。阎云翔(2006)在对黑龙江省下呷村的调查基础上宣称，农村孝道的衰落是个人权利意识的增长、无效的法律、公众舆论失去约束力等原因所致。对皖北李好村进行实地调查后，陈柏峰(2007)指出，孝道衰落是农民生活价值的外在体现，孝道衰落是家庭关系日益理性化，农民价值世界倒塌所致。Www.11665.cOM贺雪峰(2008)则认为，在农村孝道衰落的背景下，代际间关系重新平衡应建立在代际交换减少、期望值下降和情感减少等基础之上。聂洪辉和揭新华(2009)的观点是，信仰和价值观的倒塌是孝道衰落的催化剂，法律只能保底的两难困境成为“无效的法律”的尴尬，最终使传统的孝道失去作用并衰落下去。由此可见，学界大多持有这样的观点:农村孝道观念正在衰落，其对农村家庭养老的保障功能逐步削弱。笔者则以孝道养老功能的回归为出发点，探讨农村家庭养老保障的再定位问题，以期对促进农村养老保障事业发展，加强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作出思考。
    二、农村家庭养老保障中的孝道回归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孝道文化在农村有一定的历史积淀，在广大的农村，民众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弘扬传统孝道精神，人们的家庭生活依然遵循着传统孝道。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中期，由于政治生活中“左”的错误对农村孝道的不良影响，以及所有制的改变对家庭关系产生的重大影响，青年人对孝的践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错位现象。1966-1976年的10年浩劫让人们磨灭了“孝”字，中断了孝文化的传承，以致于人们对孝道襟若寒蝉，谈孝色变，孝道的合理性和继承性被完全否定。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利益原则渐次成为主导农民行为的标准，农村社会出现了家庭利益关系的倒置现象。青年人多以自身利益为重，代际之间利益和情感分离，孝道伦理逐渐淡化。随着农村家庭模式的现代性转变，维系家庭关系的纽带变为青年夫妻之间的爱情和三口之家的天伦之乐。这种家庭生活方式给了年轻一代极大的自由和幸福，但却造成了老人晚年的孤苦和寂寥。现代孝道所要求的对老人的“敬”这种精神慰藉功能很难实现。到了90年代以后，由于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在农村进一步衰微，孝道观念更为淡漠，农村老人的生活处境更为艰难。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在现代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孝道传统在中国农村一度出现了危机。
    有研究者指出，由于农民价值世界的倒塌，他们日益关注的只是赤裸裸的现实利益，农村的孝道正在日益衰落。如果照此推论的话，1949年以来，孝道的地位在农村一步步衰落，时至今日，农村社会几无孝道可言，但这并不符合广大农村社会的现实情况。诚然，孝道沦丧的情况在2000年之前比较严重，但自2000年以后，那将只会是少数情况。“农村旧貌换新颜”已然不再是一句政治口号。进入21世纪，国家意识到在道德生活领域，不能选择“国退民进”的方略，让农村的“市民社会”在道德滑坡中生长，必须要适时、积极地进行引导和干预，国家政治生活又一次深刻地影响了农村。农村养老迫切需要国家、社会、家庭等多方力量的汇聚和高度关注。近年来，由于国家相关养老保障政策的实施，农村孝道的阶层化，子女分担的养老模式以及老人自我养老意识的强化，都大大促进了农村孝道的回归，促使农村孝道最终向着社会主义新孝道伦理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新孝道伦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赡养父母，关心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即“奉养”，二是让父母在精神上能够得到慰藉，即“诚敬”，两者缺一不可。

    (一)国家推行的相关养老保障政策与农村家庭养老保障
    在我国二元化经济的现实情况下，农村经济水平还比较落后。因此，由政府出面把社会保障和社会发展与家庭养老结合起来，尤其是逐渐扩大政府的财政责任，将有助于孝道的回归，有利于家庭养老的继续发展。“保护耕地、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为农村家庭养老提供了最基本、最有效的社会保障。 2009年9月，在农村开展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规定:中国农民60岁以后都将享受到每月55元的国家普惠式养老金，“新农保”还规定，参保人从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的下月开始，根据养老保险缴费金额大小、缴费年限长短确定养老金领取标准。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村青年的负担，解决了老人的养老问题。“新农保”试点覆盖面仅为全国10%的县市、区、旗，2020年之前才能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加之现在我国已提前进入“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会，当一个国家迈入老龄化社会的门槛之后，经济保障、服务照料和精神慰藉就从个人和家庭的需求转化为社会的需求，老年人的需求更应得到关注。为营造一个和谐的老龄社会，在社会政策方面要建设一个“可持续、求适度、行得通”的社会保障制度。当前，社会还不能完全承担起养老的任务，孝道的养老功能日益突出。所以，国家在推广“新农保”政策的同时，大力弘扬孝道文化，并建立一定的法律作为保障，同时对贫困的养老家庭给予一定的补助，这也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要求的“做个有道德的新型农民”正在国家与农村舆论的宣传和监督下成为农村社会的“共识”，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成为不孝的“另类”。外出务工的农村青年工，经过经年的积累，家庭经济收入稳步提高，经济状况明显改善。有了物质支撑，他们的家庭价值观念开始逆转，他们身在“流动”，心系“家庭”。孝道之“养”和“敬”的观念在缓缓生长，孝道的地位重又回归到家庭伦理道德规范的本位。因为孝是中国家庭养老的内在动力，其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已发展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结构，成为人们选择家庭代际关系模式的基本价值尺度。
    (二)农村孝道的阶层化与农村家庭养老保障
    处于不同阶层地位的青年农民，其经济收入存在差异，孝道观念不尽相同，导致了孝道阶层化现象的出现，这一现象在农村社会已经相当普遍。处于贫困阶层的农村青年，像农业劳动者、雇工等，主要是以物质援助父母为主，他们理解的孝道就是让老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但是他们很少顾及到老人的精神需求，或者是对老人的精神需求视而不见。富裕阶层的农村青年，如乡村干部、乡镇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等，往往喜欢给老人购买高档生活用品，过奢侈寿宴，让老人感到风光无限，以为这样就是尽了最大的孝道。他们平常忙于赚钱，很少陪老人聊天，基本上不能和老人一起生活，老人的精神需求也很难得到满足。居于中间阶层的农村青年，如亦工亦农劳动者、知识分子、个体工商业主等，他们虽然没有充裕的物质基础，但也不会为了生计问题而烦恼，他们注重的往往是“养”和“敬”并举，既关注老人的物质需求，又尽可能顾及到老人的精神需求。其实，农村老人对养老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衣食无忧，两代人之间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就是最大的满足了。中上层农村青年的孝道履行方式有着示范和带动作用:一是直接影响了下层农村青年的尽孝行为，大家都尽孝，我不能不尽孝;二是唤醒了农村各阶层青年农民的感恩意识，他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才真正体会父母养育自己很不容易，想在父母有生之年好好尽孝;三是面子问题，不尽孝就等于没有面子，很多人不愿意成为没有面子的“另类”，不管是在村里也好，还是出去打工也好，都“混”不下去。当然有个别“另类”现象出现也在所难免，但从总体上看，农村孝道的主流还是积极健康、蓬勃向上的。

   (三)子女分担的养老模式与农村家庭养老保障 
    随着农村社会流动的加剧，外出务工的青年人越来越多，有的甚至“举家迁徙”。这种人口流动虽然对农村养老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随着孝道功能的回归，农村青年逐渐意识到父母的不易，能够做到心系父母，给予父母物质保障和精神慰藉。子女整天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难免有些磕磕碰碰，但是如果由子女轮流照顾老人，共同分担赡养费用，不管从时间还是空间距离讲，都能够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减少农村青年的养老成本，主要是老人的衣食住行和医疗费用，从而减轻了整个家庭的经济负担，这深受广大农村青年的欢迎。在广大农村，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赡养，首先是一个道德问题，其次才是一个法律问题。子女分担的养老模式强化了子女的养老责任与养老义务，有助于农村孝道的回归，作为居家养老的重要补充，它延续了几千年，在现代社会也将掀起中国农村养老模式的又一次革新。政府财政力量有限，对农村老人的补助力度较小，国家制度化的养老安排已不能真正适应农村养老的需要，农村子女分担养老模式的功能极大地凸显出来。 

    (四)老人的自我养老意识与农村家庭养老保障 
    随着社会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老年人不仅有生存问题，而且有发展问题，不仅有物质生活需求，而且有精神生活需求，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正在进入现代老年生活范畴，养老功能也分解为经济赡养功能、生活照顾功能、精神慰藉功能等。作为农村劳动者，大多数未享受退休养老金，无论自养还是他养都是家庭、个人与社会共同运作的。在经过一系列的经验和教训之后，农村老人开始注重自身的安全意识、独立意识和自强意识等自我养老意识的强化，在进入老年前或老年后会进行必要的经济储备、健康储备和情感储备，以预备应对有可能不期而遇的“风险”，为养老做好准备，保障晚年充分享受老有所养的权利。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亲爱的情感基础由此产生，有助于传统孝道的回归，从而在代际公正的基础上实现了家庭内部的和谐，有效地解决了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问题。 
    三、农村家庭养老保障的再定位 
    学界有关孝道研究的主流观点大多只是停留在孝道为什么会衰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解决对策这些方面。如聂洪辉、揭新华认为，孝道的工具化和家庭的奴化教育，使得孩子缺乏理性精神，结果，子女在掌握家庭权力后又走向不孝。必须将平等意识、协商精神、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引入家庭，将父母对子女尊重、民主平等作为亲子关系的基本准则，形成新的家庭文化。诚然，1949年以来，农村的孝道观念遭遇了功能错位、功能缺位，经历了一系列波折，但是，已开始逐步回归到家庭伦理道德规范的本位，最终向着社会主义新孝道伦理的方向发展。一直以来，农村的家庭养老保障都是我国多数农民的首选。根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仍占养老保障总数的90%以上。

需要生活上照料的老人95%以上住在家庭，即使是比较富裕的农村老人入住养老院，他们仍离不开家庭，也需要家庭成员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安慰。这说明，很多老人不能接受在养老院终老天年的方式，他们选择的是在家庭度过自己的垂暮之年。在物质文明发展到较高阶段时，人们更需要精神文明，需要家庭的互助，不仅是经济上的互助，还需要精神上的慰藉，感情上的交流，生活上的关心，各方面优势上的互补，亲人间内心世界的敞开和交流。老人随着年龄的增加，对家庭的依赖性会更强，他们更渴望得到子孙的尊敬和关怀。目前，在农村，家庭还是基本的生产单位或消费单位，家庭养老有助于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终，满足每个家庭成员生活各个方面的需要，促进家庭的和谐与安定。在农村积极倡导尊老、敬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充分发挥孝道文化在农民养老保障中的作用是客观现实的必然选择，家庭养老必然是我国农村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的主要养老方式，一定会在农村取得良好的成效。 
    四、余论 
    孝道之所以能够历经几千年流传至今并在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是因为它在中国养老实践活动中起着基石的作用。养老制度化、法制化正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要求和主要标志之一。因为法律既有硬约束，又有软约束，它往往要比单纯的道德教育更直接、可操作性也更强。家庭保障毕竟是一种非制度化、非社会化的保障形式，农村家庭养老保障要想发挥更好的作用，当然离不开国家政策、法律的保障。国家应该大力提倡宣传孝道文化，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约束所有子女都不能轻易逃脱养老的责任，使养老保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让家庭养老由伦理走向法制，让法的硬约束为农村老年人口提供强有力的外在保障。 
    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这样做而不那样做，并非出自对法律的畏惧，而是出自对同伴舆论的畏惧。在农村老人养老问题上，离开社会舆论的导向、监督和强化作用，很难确保老年人晚年生活的质量。要通过新闻媒体等多种舆论工具，大力宣传遵循孝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化人们尊敬父母的自觉意识。我国75%的老年人集中在乡村，家庭养老仍是农村养老的主要形式。我们要明确家庭养老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同时要在家庭养老文化的视角下，探索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 
    作为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我们应在继续鼓励家庭赡养的基础上，努力扩大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逐步建立覆盖农村所有人口的养老保险体系。走出一条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互为补充、相互完善的农村养老保障之路。农民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农村老人更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农村老年人的权益应当得到充分重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应当得到充分保障。在农村倡导和建立现代孝道，构建融洽的家庭亲子关系与和谐的农村社会，从而从根本上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的协调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