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理想主义  现实主义  西方外交政策
　　【论文接要】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在西方外交政策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方文明的理想主义传统有时使其倾向于追求普适价值和民主人权观念而置政治经济与安全等实际国家利益于次要地位，然而现实主义策略又使其外交政策倾向于理性和成熟，在反复考量国家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之后作出合适的外交决策。理想主义终极目的是为现实主义服务的。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在西方外交政策中都具有极其重要地位。“关于国际道德的考虑必须防止两个极端，一是过高估计伦理道德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二是过低估计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否认政治外交家会受物质利益和实际权力考虑外的任何其他考虑的驱使。 
　　西方文明的理想主义传统关注道德、制度、个人权利、舆论、法律等精神、意识形态和社会因素的作用，倾向于追求普适价值和民主人权观念而置实际经济政治等国家利益于次要地位。冷战后兴起的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非政府组织倾向于否定国家的作用，强调公民社会和全球治理，要求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人权事业；政府间国际组织强调国际法应用和全球正义公平。现实主义策略又使其重视国家政策的国际效力，在反复考量各种影响因素和本国政治经济安全利益之后作出合适的外交决策，使国家利益最大化，从而表现为外交政策的理性和成熟倾向。
　　事实上 ，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在执行中并不表现为反对道德，理想主义在政策推行上并非完全不考虑国家利益。在理论上区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根本标准是看在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的过程中是否以国家利益为决策的核， 标准。Www.11665.CoM 
　　1．  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传统和现实主义策略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
　　理论中的两大流派，从哲学意义上看两者的差别在于对事物本质的看法不同。现实主义以外在表象看待与分析事物；理想主义则具有理想化习惯，倾向于以自我描述的理想状态来解释事物或期望事物采用自己理想的方式去发展。 
　　外交理念是一国制定外交政策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是价值观、信仰、思想和文化在对外政策上的集中反映和体现。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外交理念在国际政治中存在很大差异。 
　　从基本主张上看，理想主义主张人性可以改变、战争可以避免、利益可以调和，主张建立国际机构，运用国际法、国际公约维护和平；国际道德在国际关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理想主义者有自己关于世界道德的判断标准和价值追求 ，要努力促使政府严格按照这一标准体系行事来实现某种理想目标。严格意义上理想主义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思潮。理想主义是一种规范理论，主张世界应该是怎样而忽视现实状况。理想主义趋向世界政治变革，强调外交活动主要目标应是维护正义，追求人类道德和价值观等普适性概念。理想主义者认为国际秩序是有序、规范的、受文明社会通行道德准则制约的。国际政治中的理想主义要求国家行为必须直接从公共利益出发，甚至反对各自为私利，然后间接地、通过看不见的手如权力均衡来达到公共利益。理想主义以道德要求和民主原则为核心，往往从道德和意识形态角度去观察分析国际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把国家间争端看成是恶与善、邪与正、专制与民主、践踏与维护人权之争。他们不承认追求道德的政策往往不符合国家利益，主张应重新界定国家利益，把国家未来与人类发展的全球模式相联系。
　　现实主义更强调外交的核心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利益，重点是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反对把道德、公众舆论、国际法置于外交上的重要地位，更反对因为道德和世界舆论和其它社会因素而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失。米尔斯海默认为现实主义基本假设是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与生俱来拥有某些进攻性军事能力，从而赋予必要手段来伤害对方并可能相互摧毁；国家永远不可能确切判断其他国家意图；生存是驱动各国行为的最基本动机，国际体系中各国以超越其他各国、实现相对权力地位最大化为目标；国家会体系中生存，采取哩l生=扔支行事，但不时会因信皂不完善而出现误判。现实主义主张人性本恶，这决定了冲突斗争是国际关系重要特征。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事务是无序的，没有普遍被接受的行为准则，国家实力才是决定一国在国际社会地位的关键所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为保护自身生存、领土主权和军事安全总要追求权力。为此主张采取一切可能手段包括武力、秘密外交等来实现国家利益，并将国家外交决策权集中于决策者手中。
　　理想主义对现实政治世界存在的利益纷争视而不见，过分从伦理和道德角度看世界，过分强调利益和谐与国际法、国际组织作用。他们代表的是发展方向的某种提炼，是社会中个别利益和力量追求，可能只是表达了一种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愿望，而不是对现实国际关系剖析，不是政治需要忽视了国际政治领域存在的根本利益冲突。它忽视了权力作用，没有提供一个实现愿望的切实可行的路径选择。现实政治运作过程中国际舆论、国际道德的作用很小，一旦涉及根本利益问题，国家利益的核心作用就会发挥影响。理想主义恰恰单纯强调自身道德和价值体系作用，淡化了国家利益这一对外政策根本目标。
　　现实主 义只承认历史客观 发展过程，而拒绝接受历史过程的道德评判。现实主义认为政策制定者的使命热情和外交政策假设不应为政治道德标准所主导，一国各时期外交政策最根本目的是维护自身利益，而不会以国家利益为代价来追求某种理想道德。一国想要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实现的道德理想一定是本国人民所珍视的普遍价值观念的延伸，这样该国本身就是这种道德理想的传播基地。它自身安全、利益与强大程度决定了其道德理想可能传播的强度和广度。如果作为道德观念载体的国家本身生存和利益受到威胁，轻则国家的人民丧失传播道德理想的能力，重则使这个尊崇该种道德理想的民族遭到毁灭。所谓理想主义当然无从谈起。
　　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明确划分和界定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要区分两者，尤其是理想主义并非易事。现实主义可能忽视道德，而理想主义外交政策却不能根本忽略国家利益。实践中二者划分只能是相对的，即国家间相比较而言，一国某一时期外交政策同另一时期相比而言。带有更多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特征的某一国家或某国的一定时期的外交政策，即被称为理想主义或现实主义外交政策。 
　　2．理想主义传统和现实主义策略成因归纳 
　　一国尤其是西方大国外交政策的理想主义或现实主义倾向性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体系层次因素包括结构和进程两个方面。结构层面原因体现为国际体系中实力对比和单个国家间实力对比。从进程层面看，相互依赖程度、国家之间的交往密度与经济全球化是促使西方对华政策趋于现实主义的重要原因。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的因素相对独立，但也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倾向产生影响。文化因素即国家之间达成的共识与认同是西方各国理想主义倾向的重要原因。西方自由主义历史渊源使外交理念更多渗透价值观理想主义色彩。 
　　国家层次因素即一国的 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倾向性产生重要影响。结构层面因素有国家本身政治结构 、各政府部门之间职能分配、国内各政治力量对比 、国家政治制度如选举和政党制度，国家本身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与利益集团的利益布局等。政治方面的进程因素有大众舆论的政治文化、国内民众司的互动 、民众与政府的互动等。 
　　个人层次因素也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倾向性产生一定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普遍人性、民族性格、领导人个人性格与具体情况等。 

　　3．西方外交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 
　　欧洲国家的理想主义与西方知识界具有互相交织的多重情结密切相关：(1)长期的批判主义、自由主义 和理想主义传统；(2)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居高临十f；(3)现代化高度发达的西方对原始文明的热衷和近乎宗教般的狂热 ； (4)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仍存在巨大差异。 
　　除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色彩外，西方对中国崛起题上仍残留着过去数百年遗留下来的种族主义和西方文化秩序的集体傲慢。西方国家习惯于非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西方国家根本不了解中国；其次西方国家对中国一贯抱有仇视态度；再次中国的发展令西方世界感到恐惧。三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西方国家会不断对中国进行负面认识，丑化甚至妖魔化中国。 
　　但欧洲理想主义外交理 念不会走得太远 。国际体系的均衡作用体现在其通过 自上而下的方式控制国家行为 ，在国家横向之则存在均衡作用，这种作用使体系结构的作用存在机制化条件和有组织的功能结构。从某种意义上看均衡也是国家共存关系的核心机制和有组织的功能结构。受其影响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会进一步改变和不断调整和重塑自己的纯自助行为，使国际关系中混乱和动荡不定的因素以及国家行为的自发和理想主义成分得以进一步清除，国家行为趋于理性。尽管西方可能会认为推进人权外交是自己国家利益所在，但它们不会因为这些问题影响其对华关系。 
　　以美国为例，美国一向以理想主义和 “人权卫士”自居，但现实主义始终是其外交理念主线与核心。作为外交传统和信仰追求在外交政策实践上的具体反映 ，美国现实主义侧重于从本国角度探讨如何看待美国在世界上地位及与世界其他国家关系，如何制定外交政策和寻找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途径和方式。尽管中国在美国政府心目中时而是敌人，时而是战略伙伴，时而又是竞争者，但更一直是其不得不重视和极力研究观察的重要国家。美国对中国的研究 “无微不至”，其在涉华问题上反应具有国家利益至上性、国家实力参照性特征。 
　　4．结论 
　　一个大国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中难免遭遇摩擦，听到任何反对声音也在所难免。增强国家实力和影响力是国家发展的关键和根本所在。置身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在处理外交事务过程中应当深刻理解西方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外交理念，在充分把握其所提供的外交空间和客观机遇基础上，以西方所熟悉的辩论、谈判、沟通和妥协等外交技巧开展对外工作。对于西方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要继续坚持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积极化解理想主义设置的矛盾，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机制化、制度化水平以及抗风险能力，从容应对国际挑战，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只有中国真正强大自信地走向世界，以世界眼光和胸怀，从更高层面处理各种国内国际问题和挑战，才有可能实现和平崛起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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