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风险社会理论　现代性　范式
　　论文摘要：在现代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分析风险社会理论的现代性论说，得出其范式变革的3个基本路向：颠覆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范畴框架，避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言路，超越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路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现代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究竟应怎样看待“现代性”，应怎样看待“发展”，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持续重点探讨的问题之一。在当前众多的现代性和社会发展问题的诊断和治疗方案中，贝克、吉登斯等学者所阐述的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了一个在当代极具影响力的解释现代社会本性及其发展的新范式。批判地分析风险社会理论的范式变革，借鉴其变革路向，可以促使人们在面临纷至沓来的理论思潮冲击时，更为审慎地抉择发展和现代化的方向。
　　一、颠覆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范畴框架
　　风险社会理论以社会学的方法探究现代社会，寻求范式的创新，首先需要突破的就是经典社会学理论建构的范畴框架。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经典社会学理论所处的现实场景是“工业社会”或“阶级社会”，它的中心论题是：在一个匮乏社会中，社会生产的财富是怎样通过不平等但同时也是“合法”的方式被分配的。但随着社会的变迁，人类所面临的社会风险已构成现代性在当代的主要“阴暗面”，并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风险社会”成为当代社会理论必须面对的生活情境，它将原有的中心论题变换为：作为现代化一部分之系统地生产出来的风险怎样才能被避免、减弱或疏导?如何使其既不妨害现代化，又不超出可以容忍的界限?风险社会理论据此认为，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和框架，已无力解释新的社会变化，甚至可以说其本身已经成为解决问题的观念障碍。WWW.11665.cOM那么，在风险社会来临之后，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范畴及其框架究竟出现了怎样的不适应症状呢?按照贝克的说法，经典社会学理论是在其3条基本原则上出现了问题。
　　一是地域性原则。该原则认为，社会行为需要附着于地域上，地域的远近造成了社会关系的远近。经典社会学植根于民族国家之中，但社会学方法论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应用之际，完全是未经质疑的。在一个交往日益网络化的现代世界中，经典社会学愈发显现出一种地域上的偏见。
　　二是社会集体性原则。该原则认为，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受环境决定，并且无法选择环境。这对经典社会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家庭、阶级乃至民族等概念都是因之设想出来的。然而，伴随现代社会的分化与个体化的进程，集体环境会愈发依赖个人的自我界定，关于既定的集体环境的想法也就会烟消云散。
　　三是进化原则。该原则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将按照统一的现代化模式不断取得进步。经典社会学的这一基本原则立足于西方，意味着一种功能上的成就，一种较高程度的社会化，一种高于其他社会化形式的独特之处。持有这样一种进化上的偏见，社会学便既不能作思考，也不能组织。
　　毋庸置疑，上述3条原则展现的核心范畴——民族国家、集体(阶级、家庭、民族)和进化(进步)及其相互关联——构成了经典社会学理论的基本框架。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经典社会学的这些在以往看来似乎不可动摇的理论，因其前提已失去原有的意义和地位而失去往日的解释效力。这是因为现代风险已从制度上和文化上改变了工业社会的运行逻辑，自然和传统的彻底除魅将现代人类抛入风险社会之中。曾经主宰现代科学、政治和日常生活的工业社会，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连同它创造的神话已经被消解，风险的全球化、个体化、不确定性成为现代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缺乏对这种变化的理论自觉，社会理论就无法说明这个时代。正如贝克所说：“在一个全球风险社会的时代，想要回归到工业现代性的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那些正统的理论和政治学仍然与进步的观念和技术变迁的稳定性保持着联系。”。他还尖锐地指出：“即使常规社会科学做了再多高度复杂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但还是摆脱不了循环论证。通过使用一些旧的范畴(如阶级、家庭、性别角色、工业、技术、民族国家等)，它们想当然地得到了它们实际想要证明的结论：那就是我们仍旧在一个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常态’世界中生活、行动和死亡。”
　　经典社会理论属于工业现代化时代，在全球风险时代，它必须被超越。这种超越，不是简单的修补，而是范式的变革。正如贝克所言：“这种变化的根源植根于迄今的现代化动力的框架中，但它同时超越了这些框架，造成了基础的变化，造成了一种范式的变化，促使我们在社会科学的领域内阐发出新的概念，同时发展出新的社会与政治机制，以便为这种挑战寻找到合适的答案。”llj2有鉴于此，贝克等人认为必须重新思考社会学的基础，为社会科学发明出新的概念框架，或给旧的概念框架作出全新的解释，充实以全新的内容。与经典社会学理论相对应，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范畴替换他们认为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变化的传统范畴：用全球化的理论视野替换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用新形式的个体化取代曾经占据核心地位的阶级和家庭；用风险观念解构“进步”的观念等。风险社会理论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颠覆，较为准确地勾勒出现代性发展的当代特征，为人们反思和解决现代性问题提供了现实的平台，有助于打破僵化的社会理论研究范式，促进社会理论框架、范畴及相应的实践机制的创新。

　　二、避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言路
　　如果说风险社会理论对经典社会学理论框架的颠覆，主要还是集中在社会学领域，如民族、阶级、家庭、性别等问题，那么，当其理论反思深入到理性、科学、发展等观念时，就是在向启蒙现代性宣战了。在风险社会理论之前，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已经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都认为现代社会存在危机，并对启蒙现代性持批判态度。但是，两者破解现代性问题的方案选择却大相径庭。在现代主义看来，启蒙现代性的确出了问题，但是并没有完结；现代性的启蒙理想具有普世的、永恒的价值，全球化时代依然需要这个传统；启蒙现代性需要解救，而且可以实现解救；启蒙现代性的危机能够通过进一步的现代化不断地得以克服。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现代性问题的总根源就是理性和主体的专制，因此必须对启蒙理想进行彻底的颠覆和解构；启蒙现代性的终结就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或者说，现代性的终结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前提预设。当然，后现代性理论的评说重心仍旧是现代性问题，但那也只是为了批判现代性，而不是解救现代性。现代社会正经历着重大转型，社会风险也大量出现，风险社会理论另辟蹊径，以其独特的概念和言路开始现代性问题的探索，提出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均不同的判断和见解。
　　一方面，风险社会理论并不认同后现代主义言路关于现代性已经终结的判断。它认为，启蒙现代性或工业现代性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现代性是在它的激进发展中得到重新建构，风险社会就是启蒙现代性或工业现代性的后果。我们没有告别现代，而是在走向另一种现代。正像吉登斯所指出的，“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而是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更加普遍化了”贝克也提到：“风险社会指明工业主义的一个日益不可把握的阶段，这个阶段更为现代，并且被疑虑笼罩，因为它处于人为制造的自我毁灭的可能之阴影中，提出了自我限制的主题。这才是风险社会概念的新意，它与所有相互角逐的社会概念形成对照。”在他们看来，后现代主义表达了一种悲观意识，它不仅不能回答人们日常如何生活、以何种方式生活的最基本问题，也无从驾驭社会变化，而且还会阻碍进行自我创新的尝试。“因为取代有限的进步乐观主义的，是一种随意性，就是说发展是无法预见的、无法控制的和不确定的。这样一来，就难以确定这种现代化的方式是否会因为它带来的阴暗面而受到质疑，以至于关于正面的收益、成就的想法也会因此而消失殆尽。

　　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理论是对启蒙现代性的否定，而不是现代主义所言的解救。按照贝克的说法，把现代化与工业化社会等同，是现代化理论构造出来的文化神话。事实上，工业社会充其量只是一个半现代社会，其中隐藏的反现代成分，并不是前现代的封建残余，而是工业社会自身的结构和产物。启蒙现代性的内在悖论使得社会不平等和人的异化不仅未被克服，反而以一种新的形式得到强化。工业社会并没有完全实现现代性原则，因此，风险社会理论强调现代性内部出现了断裂和对抗，工业社会的现代性草案被否决，一种新的现代形态出现了，即自反性现代化。“自反性现代化应该指这样的情形：工业社会变化悄声无息地在未经计划的情况下紧随着正常的、自主的现代化而来，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完好元损，这种社会变化意味着现代性的激进化，这种激进化打破了工业社会的前提并开辟了通向另一种现代性的道路。”对于现代性而言，这是一次机会，“在风险社会中，现代性的原则从工业社会里的分离和限制状态之中被救赎了出来”。要在风险的时代重新确立现代性原则，需要的是范式的彻底变革。正如吉登斯所说：“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这足以使我们去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麻木不仁，更不是一定要去证明这样一种假设：现代性将会导向一种更幸福更安全的社会秩序。
　　综上所述，风险社会理论对启蒙现代性的反省有意避开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言路。它试图超越现代与后现代、理性与非理性的两分法，从描述现代化过程的风险后果来揭示作为现代性基础的工具理性的自反性结构特质，既倡导异质和多元，又不放弃用理性的方式进一步推进现代性的努力，主张理性的激进化和“第二次启蒙”。正如贝克所说：“启蒙并不是一个历史概念或理念，而是一个过程、一种动态，在其中批判、自我批判、反讽以及人文都扮演着中心角色。当许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把‘理性’视为‘话语’和‘文化相对主义’时，我提出的‘第二阶段反思现代性’的概念暗示着，生活在一个人为制造不确定性的全球时代，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理性。”可以看出，风险社会理论力求使现代化转向自身，理解自身，展现为不断开放的过程。它旨在深人当代社会的内部，向启蒙现代性提出挑战，并寻求建构适用于现代性转型的社会理论。它反对实用主义的接受现实，也反对坚持启蒙主义的乐观态度，更不同意犬儒式的悲观主义，它展现出的态度是如吉登斯所说的“激进的卷入”和“实践性搏击”。应该说，风险社会理论的言路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人们而言，尤其是富有教益的。

　　三、超越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路线
　　面对社会变迁和社会危机带来的转型压力，不仅要反思现代性的形而上学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探寻现代社会的现实出路。这一课题的解决必然涉及人类的政治生活，现代性批判也必然表现为意识形态批判。显而易见，风险社会理论是一种涉及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它关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分配问题，尤其关注从财富分配到风险分配的核心议题转换，并以此为基点展开其风险政治学的论述。也正是因为对于当代社会风险品质的体悟，对于两种不平等范式的区分，促成风险社会理论选择了较为温和的意识形态批判路线。
　　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批判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多元化的样态和传统。那么，在现代性理论的意识形态光谱中，风险社会理论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中国学者刘小枫在对现代性社会理论进行评述时，曾用了这样的标题——“激进左派、激进右派与风险社会”。按照他的分析，贝克的“风险社会论”是一种历史地反省现代化理论，承继韦伯和卢曼的社会思想路线，拒绝非理性的浪漫式知识反应。韦伯的社会理论传统是保持反省的理性状态，知性地把握现代性的危机。卢曼的社会理论路线主张对现代社会的冲突予以社会学的把握，而不是道德化的把握。道德化论证使冲突各方难以进入交往的社会角色，激化社会冲突。现代社会的种种冲突的每一方，都多少有自己的正当利益诉求和自然权力，从而削弱了政治冲突的道德性。这是他抵制激进的社会批判的理由。他还认为，现代社会的危机不再由天命来承担，由神意来担保，而是由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来负担。这一负担的艰巨性也往往被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所轻视。与韦伯和卢曼的传统相联系，贝克突出风险社会的政治含义，隐含着一种社会理论的态度：群体之间、集团之间、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了，风险成为社会的结构品质，政治立场的冲突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把握。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对时代精神的危机所采取的冷嘲挖苦式的批判态度，是在丧失距离地加强危机。社会批判固然源于对社会生活危机的确认，但问题是，如何从社会理论来理解、把握时代生活的危机，要求社会理论深化其自我理解。在刘小枫看来，从韦伯、卢曼到风险社会理论构成了不同于激进左派、激进右派的独特传统。对于上述分析结论笔者基本上是认同的。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的演化谱系中，贝克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的确是沿着韦伯以及后来卢曼的分析理路继续前行的，卢曼早期的社会理论延续了韦伯的传统。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卢曼将韦伯的立场，通过现代性问题的分析传递给贝克和吉登斯等人，并最终在风险的话题中实现了汇合。卢曼的现代性批判立场在其后来对风险的研究中同样是非常鲜明的，他拒绝以激进的姿态来研究“风险”，而是将“风险”作为社会学论题，立足其社会系统论，继续展开风险议题的讨论。贝克和吉登斯等人都深受他的影响。风险社会理论所阐述的风险社会观以及自反性现代化的主张，与激进左派和激进右派均自觉地保持着距离。
　　毫无疑问，风险社会理论对启蒙现代性或工业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结构持有激烈批判的态度，但是激烈批判并不一定意味着激进的政治态度。与人们熟知的批判理论，如法兰克福学派或者后现代的理论相比，风险社会理论所选择的批判路线是不同的，既非“左”，亦非“右”，当然更不是保守。风险社会理论拒斥激烈的意识形态批判，试图超越激进左翼与右翼的两极化理论立场，是基于对风险社会的认知和判断。风险社会表明，传统的左与右、公与私的政治，已经被生与死的政治所超越和代替。为了超越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路线，风险社会理论学者以风险和风险社会概念为基础，把反思现代性的视角转向对现代性问题的社会学清理和政治学建构，力图重新定位公民个体的自我实现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诸如“亚政治”“生活政治”等一系列新的理论范畴以代替激进的“解放性政治”。吉登斯就是在此语境中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他认为：“第三条道路政治的总目标，应当是帮助公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这些变革是：全球化、个人生活的转变，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可以说，正是风险社会理论范式对于左与右的超越，才会有解决现代性政治与社会问题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理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范式的实践性操作。
　　笔者认为，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看似界限分明，实则两极相通。激进的极端化往往孕育出破坏性的政治倾向，从而打碎重建的希望，而且激进的批判往往会加剧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紧张关系，伤害个体的自由和共同体的和谐。
　　因此，意识形态批判应当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在乌托邦维度与现实维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平衡。正如贝克所分析的，“自反性理论的分析性核心以非道德的、无希望的姿态明确指出，自反性现代性制造出了根本性的冲击，这些冲击可能(在确定性消失、大多数人要求恢复旧式的僵化并向旧式的僵化伸出手之时)有利于新民族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也可能反之而用于对西方工业社会的目标和基础进行重新规划。借用鲍曼的话说，这些情况中包含着希望：自反性现代性能够成为‘不完整性的家园”’尽管风险社会理论学者的具体政治主张尚存在种种问题，但对于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而言，风险社会理论范式所选择的意识形态批判态度是值得深思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