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集体意识 和谐社会　现代性
　　论文摘要:迪尔凯姆“集体意识”概念生成的社会环境虽然改变，但并不失去运用该概念分析当今社会的社会学意义。文章通过从经济、政治和文化角度的观察，说明集体意识和现代性照样有很好的对应关系;运用集体意识的现代性意义解读和谐社会理念，生成集体意识与和谐社会之间的意义联系以及对和谐社会的反身性思考。
　　一、集体意识的含义和启发
    集体意识，是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 emile durkheim又译涂尔干)《社会分工论》(1893)里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在其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集体意识现在已经构成了一种大众化表述，但并没有失去其严格的学术意义。迪尔凯姆在该书里，突出强调了社会共识对社会整合的重要性，从而引出了“集体意识”这个术语。雷蒙·阿隆对集体意识的解读，是“一般社会成员共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柯林斯认为，“它是一种与外在于你自身的某种东西进行交流的感觉，它不依赖于任何一个特定的人，但每个人都一起参与其中。迪尔凯姆又认为，集体意识又不同于个人意识，是个人意识的表现和结果，它弥漫于整个社会空间，“是社会的精神象征，有着自己的特性、生存环境和发展方式。”集体意识是一种具有共性精神气质的社会事实，它不依赖于某个个体，但是每一个体又无法逃逸于这种精神气质，从而构成社会分工存在的精神基础，呈现出社会的面貌。
    如同其他许多社会学家一样，迪尔凯姆力求把握住社会基本规律性的东西，他通过社会互动和与社会互动有关的道德角度，企图构建出二者之间的联系:互动结构密度的程度和状况如何导致“道德密度”的度，并因此导致不同种类的群体象征意识和感情意识的原理。WwW.11665.cOM这样的社会学旨趣对现代国家的多方面作用，对现代社会的复杂制度背景及其与价值体系的联系，对某些政治秩序的合法化问题提供了指导性见识。更确切地说，我们可以从迪尔凯姆的作品中推断出合法性危机总是指向某种潜在的道德或价值危机，而且这种危机通常是由于社会的现存价值观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差距所造成的。结论是明显的—这种差距只有通过各种可以成为价值实现的媒介物的制度改革才能被终止;没有这样的价值改革，一个社会的社会同一性及其成员们与社会的一体化都将受到危及。迪尔凯姆的作品为我们研究社会秩序指明了一个重要的方向:研究文化体系、制度秩序和个人之间的基本联系，补充思考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和社会的文化价值之间的相互作用。
    二、集体意识的现代性
    (一)集体意识在经济层面的解析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也没有办法让社会彻底由市场来依托，彻底的市场化也并没有存在过，即使在政治层面推动市场的纯粹和完全，它的有效性也值得怀疑。在市场经济框架内人们的利益可能分化，朝着反方向生成，因此利益的分化内生于市场的运行，随之先前统一的、得到有效整合的普适价值则可能被市场瓦解，市场在整合资源上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并不能低毁它对统一价值分化的缺憾。
    面临一个信息不完全社会，促成人们的决策分散，因此完全的契约经济并不能培育出一致的契约伦理和选择偏向，迪尔凯姆提醒我们，“我们不仅是在同意劳动与报酬之间的交换，我们也同时都允诺会遵守这一约定。换言之，在遵守契约之前，应该存在着一种普遍性的价值认同和选择，统罩着对契约的遵守，契约才具有有效性。这就是迪尔凯姆认为先要有“前契约的团结”(precontractual solidarity)，然后才能使契约生效。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每个人都认同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就可能达到很强的生产合作性。这样，迪尔凯姆就完成了社会是建立在一种共同的道德秩序而不是理性的自我利益之上的逻辑论证。霍布斯、卢梭及其他人的“社会契约”就被证明为一个不可能的虚构;契约只可能产生于社会建立之后，而不是之前。
    这种前契约的团结是如何实现的呢?迪尔凯姆认为是某种共享的情感。社会中的人们具有一种“集体良知”( collective conscience，或者说“集体意识”):一种与其他人同属于某一共同体的感觉，为此他会觉得自己有道德义务去按照共同体的要求行事。我们共同分享各种是非观，而这是与我们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分不开的，不管这个群体是人类、国家还是家庭。集体意识与其说是有一种群体精神悬于我们的头顶，而毋宁说是我们具有一种对某一群体的归属感。
    迪尔凯姆认为，社会是一种仪式秩序，是建立在人们互动的情感基础上的集体良知。在迪尔凯姆使用“社会”一词的地方，从技术上讲，实际已经蕴涵着“团结”的意味。
    无论是有机的团结还是机械的团结，迪尔凯姆都没有暗示出社会可能成为纯粹和完全松散状态。“有机”和“无机”这两种社会的划分，也只是团结密度的相对差异而已。帕森斯也认为用“社会团结”替换迪尔凯姆的“社会”不但便于直抵迪尔凯姆的“社会”本质，且赋予了文本阐述的精确性。迪尔凯姆指出，具有较高劳动分化程度的社会是“有机团结”( organic solidarity)的社会。之所以称为有机团结，是因为其自身各部分是相互交换的，这种团结为集体的归属提供了基础。该类型社会通过社会分工，社会个体成为市场交换网络中的能动接点，以市场生成的社会关系，通过组织化的形式将个人结合在一起。因此个人的归属意识从属于细分的各种组织的归属感和参与感。一旦这种归属感断裂或者个人与社会的连接脆弱，个人被社会团结边缘化，迪尔凯姆的“失范”就显得格外有意义。

    (二)集体意识在政治层面的解析
    社会学家柯林斯谈到理解迪尔凯姆的“社会”时，也不认为在经验上，它必定指传统定义上的“整个社会”而包括特定政治团体和民族国家。“相反，我们应按照‘社会’的一般的意义视之为任何被长期社会化了的例子。……事实上，迪尔凯姆理论向我们说明了社会整合与道义团结最强烈或是最微弱的各种可变条件。从韦伯主义框架中统治者的视角出发，一种政治秩序的有效性并非建立在一个共享的价值体系之上，而是建立在政治程序的组织和国家的性能上。这也是功能主义的观点，即把现代民主国家看作是一种理性化了的世俗秩序。而根据迪尔凯姆的观点，理性化确实带来了一种世俗秩序并使各种传统的价值失去它们原先的主导作用，即作为那种通过提供各种基本的行为规范的方式来仲裁有效性的机构的主导作用。然而，迪尔凯姆认为，理性化既没有消除世俗理想的神圣化，也没有消除各种得到高度评价的文化价值的“宗教”特性。因此，甚至连现代社会也有一种调控人们的合理期望的抽象文化准则，这种准则允许人们用多种方式来“阐明”那一套共同的抽象理想并使之制度化。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国家的经济、政治性能忽视了社会秩序的各种文化规则，就会出现某种合法性的危机。学者余虹最近在《南方周末》也撰文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应该是道德实践的现实庇护者或道德秩序的现实维护者，一旦国家失去这种功能，甚至变成一种不道德的现实秩序象征，它与国民的道德关联就会疏远并恶化。”川这样的观察，对于人们越来越感到过一种善意的、道德性的生活十分困难，道德实践甚至变成了一件危险事情的情况下，具有重要的警醒意义，它背后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对社会集体意识气质的存在和整合，而以和谐的社会生态展示出来的人文呼唤。
    (三)集体意识在文化层面的解析
    针对道德松散，集体氛围松垮的社会环境，迪尔凯姆认为只有通过建立社会团结的制度改革和发展可行的社会文化改革，才能化解道德危机。迪尔凯姆的关注将我们的思考引到文化层面做出社会整合的努力，集中到国家的政治和文化性能上，而并没有有忽视经济的影响，也是对社会分工扩大、科技迅猛发展的积极回应。
    人们的主要需要似乎并不是无止境地提高他们的经济生活水平，而是提高其生活质量。从理论上说，这种假设至少引出了象征性取向的价值比取代物质上的报酬更让人们期待，也将政治定位在国家政治和文化性能间的相互作用当中。国家政策的失败并不是经济效率与政治本身之间的不相容性，而是物质报酬的再分配和象征性报酬的分配之间的那种难以解决的冲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结构性的不稳定可以溯源到动机的危机和偏差，如果用我们正在逐步展开的更具有迪尔凯姆特色的话来说，就是道德上的危机。迪尔凯姆认为，现代国家能够依靠一种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变成制度化的普遍价值是可能的，也是社会学需要展开的工作。
    三、和谐社会理念:社会成员集体意识的表达
    以往的人类社会曾以精神性的信仰、或以权力性的等级、或以物质性的财富作为社会价值目标，去缔造一种社会形态，以这些价值依托的社会形态虽然嵌人整个人类历史中，由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看来，也是必不可少的历史形态，但是这些价值观并没有达到人们理想的边界状态，它们只具备构成历史的、暂时的价值高尚性，却并不具备终极的价值追求和社会选择。纵观历史，还从来没有以和谐作为社会价值目标的价值实践，之所以称“和谐社会”，是将和谐作为社会价值理念、社会价值目标的核心和灵魂。因此，和谐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新的人类文明，也是付之于“和谐”的价值实践过程。
    集体意识是由各种代表物即各种相对独立于它们的结构基础的概念和价值观组成的。这些集体信仰既是社会的一种认知表现，又是社会的评价和表达的戏剧化表现，它们既是“社会的模式”，又是“为社会提供的模式”。毫无疑问的是，迪尔凯姆在他后期的社会学著作中，已经有了对现代性的认识。“集体概念形成的规律在现代世俗秩序中仍然在起作用;它们允许主要的价值观继续不断地理想化，这就给了它们一种神圣的地位。因此，各种世俗化的社会秩序仍然会使某种文化的核心神圣化，这一点反过来又限定了社会中的社会同一性并为其成员的社会整合规定了各种调控标准。”这样，对迪尔凯姆来说，神圣化(用帕森斯的话来说)是一种“进化性的共相”，即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经久不变的组成部分，不管存在着传统，还是存在着现代性。按照迪尔凯姆的后期观点，功能上的分化和世俗化以具体的品行不但导致了社会生活的某种道德上的分散而且导致了对各种已分化的制度的集中调控而远非导致道德规范的丧失。而且，在现代社会中，通过不同的制度，逐步形成一种对道德权限的新的分配方式也是可能的，实际也正是如此。
    共同价值的坚固核心，即迪尔凯姆所说的超越组成部分，是一条保护带。它是根据社会中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波动的。这一点说明存在于某个特定社会中价值实现的多种形式以及道德准则折射到各种道德品行的情况。构成价值效能并因此构成社会秩序稳定性的东西并非是象征性准则的抽象有效性，而是那种连同各种具体道德品行的准则。家庭、同等地位的团体以及职业团体的道德被注人的个体精神越多，社会的良性运行就越可能、越优态，相对于占支配地位准则的社会体系一就越具有号召力和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