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多民族的系统研究始于司马迁，他开创了“四裔传”的先河，使中国民族史研究有了明确的时空概念、明确的对象和丰富的内容，奠定了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基础。司马迁还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在民族研究中建立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整体观，说明了民族发展与国家发展具有互动性，提出了黄帝是“华夷”的共祖等思想。这些思想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是深远的，贡献是巨大的。
　　论文关键词：司马迁；民族史研究；统一多民族国家；影响与贡献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中国各民族发展历史的研究是有传统的，但由于先秦时期的史料过于零碎，还谈不上有真正的民族史研究。真正的民族史研究始于中国史学的奠基人司马迁，他是对中国民族进行通史性研究的第一人，而且他写的每一个列传就是一个地区多民族通史，或者是一部民族简史，从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角度看，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了“四裔传”，使中国民族史研究有了明确的研究时空概念、明确的研究对象和丰富的研究内容，从而使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以司马迁作为起点。但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角度看，司马迁的贡献更大，他建立了中国民族发展的整体观，在整体观的指导下把对每个民族的研究都放到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宏观历史背景下来展开，同时在研究中还表达了“华夷共祖”的思想，这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一、司马迁民族史研究的对象与内容
　　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要有明确的学科研究对象，对象是研究的主体和核心，一切都是围绕着对象而展开和进行的。WWw.11665.cOm司马迁的“四裔传”就有十分明确的研究对象，虽然还不能说司马迁在当时就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意识，但他确实将华夏族、汉族以及所有和华夏族、汉族发生联系的各民族都作为研究对象，这在客观上使中国民族史研究一开始就具有了学科的意味和科学的性质。
　　在《史记》与民族有关的《西南夷列传》、《匈奴列传》、《东越列传》、《南越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6个传记中，司马迁把汉族以外的周边各少数民族及相关代表人物作为研究对象。值得说明的是在先秦文献中多次提到的三苗、百越、徐戎、淮夷、莱夷等民族，在司马迁的民族传记中基本没有出现，其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
　　第一，先秦文献中提到的一些民族已经在华夏化的过程中融人华夏族，如徐戎、淮夷、莱夷等民族就已经融入华夏族。
　　第二，先秦文献中提到的一些民族已经在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郡县统治中发生分化与融合，如战国晚期所说的百越，在汉代已经明确地分化为瓯越、闽越、骆越等百越系统的民族。
　　第三，司马迁纪录各民族时大多数情况下是从政治统治与治理的角度着眼，因此一些政治势力太弱小的民族，在政治上没有给汉王朝的统治造成冲击，所以没有写入传中，如散居华中并往南迁的三苗后裔、百濮后裔就是如此。以上充分说明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一开始就具有文化多样性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特性。
　　司马迁民族史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探究民族的由来与发展。如《匈奴列传》载：“(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日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狁、荤鬻。”对此，《史记·索隐》解释说，秦汉时的匈奴，尧时称荤鬻，周时称狁。
　　第二，对相关民族文化特点的归纳与概括。和其他的历史著作不同，司马迁的民族研究非常关注各民族的文化，对相关民族文化特点进行了高度的归纳与概括。《匈奴列传》中所记载的匈奴文化，其基本特征是游牧文化，随水草迁徙，在生产、生活、文化习俗上都与汉族有很大的区别。社会经济方面“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除了游牧之外，狩猎也是匈奴的经济来源之一，喜好攻伐掠夺是由其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民族性格和游牧文化也是相吻合的“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仪”。因为生产生活的资料紧张匮乏，为了能保持社会能持续发展，所以有“贵壮健，贱老弱……壮者食其美，老者食其余”的民俗。民族服饰、饮食是不分贵贱都食畜肉，衣皮革。为了使氏族的财产不外流，因此盛行族内转房婚：“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宗教与法律也处处表现游牧文化的个性特点：“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人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
　　在《西南夷列传》中对文化的叙述虽然不多，但其价值很大，认为夜郎、滇、邛都是农耕民族，“皆椎结，耕田，有邑聚”，而侮、昆明等为游牧民族则“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无君长”嘞”。
　　短短几字就将民族的基本文化特征和文化类型列出，具有了民族识别的意味，为后人进行民族源流研究和民族识别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使人们从中看到了地理环境、生态条件对民族及民族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大宛列传》记载的大多是分布在汉王朝西部边疆甚至是中亚的民族，虽然对文化的记录较为简略。但对广义西域各民族文化的研究是中国人第一次将民族史研究的目光从黄河流域放眼到中亚乃至欧洲，从而使《大宛列传》具有了世界史的性质。
　　第三，对各民族民族关系的撰述。从司马迁所记录的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民族关系的表达形式主要是以民族上层政治集团的矛盾冲突为主，由于北方的民族关系表现为矛盾冲突，所以汉王朝很难在北方民族分布区建立稳定的郡县统治，而南方由于各民族几乎都是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守土重迁思想浓厚，所以在经过一段矛盾冲突后，便很快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郡县统治之中。
　　综上，司马迁在《史记》“四裔传”中对民族历史的研究，构成了民族史研究的基本内容，至今中国民族史研究仍然在他所开创的基本内容框架内进行，所以认为司马迁开创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先河，是毫不夸张的。
　　二、司马迁民族研究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贡献
　　司马迁的民族史研究不但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后世的学术影响特别巨大，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贡献同样也是巨大，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第一，在司马迁首创的“四裔传”中，将汉民族以外的各民族以空间方位和民族分布为基准，给各相关民族分别立传，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意识视野下建立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整体观。对此，白寿彝先生曾这样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中国边疆民族史有杰出的撰述，把环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它写了《西南夷列传》、《南越尉陀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按地区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把这六个传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的国境范围的。这与先秦记载之局限于一个民族的有关事迹，是大不相同的。”白寿彝先生对司马迁民族史著述的评价，可谓十分中肯。由此使我们看到秦汉以来的各民族都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一个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第二，由于有了中国民族整体发展的思想意识，因此对每一个民族的叙述都放到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叙述，说明民族发展与国家发展具有互动性，中国边疆的形成与发展和各相关民族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员这一历史过程，就是一个互动过程。
　　《匈奴列传》记载汉武帝对匈奴之战，前后进行了45年，在前期汉族具有防御性和正义性，但到后来随着汉朝综合国力的增强，便有了进一步开疆拓土的目的，经过对匈奴的战争，汉武帝首先征破河南地，设置了朔方郡，之后又征破甘肃河西走廊，降浑邪之众，设了河西四郡，扩大了汉朝在北方和西方的疆域，同时也维护了农业区汉族经济的正常发展，而匈奴却因此向北远遁，在心理上也遭到重创，《史记·匈奴列传正义》注引《西河旧事》说：“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日：‘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因此，汉朝战胜匈奴实现了汉王朝更大范围的政治统一，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其影响是正面大于负面的。
　　《西南夷列传》的主要内容也与汉王朝建立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有关。公元前128年，张骞出使西域得知有一条从蜀地经身毒到大夏的道路：“及元狩元年(前128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日：‘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其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大约汉武帝也有意开通此道夹击匈奴，故派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前往开通此路，于是就拉开了汉朝开拓治理西南夷地区的序幕，最终使西南夷各民族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员。
　　《南越列传》所载的历史既可以看成是一部汉越民族关系史，更可以看成是秦汉王朝对岭南的政治治理史。秦始皇在建立统一多民族秦朝的过程中，用兵百越，在岭南设了南海、桂林、象郡，这一地区的民族从此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员。其间虽有赵陀自立为南越武王，但汉武帝时代加强了对岭南的开发与治理，于六鼎六年(前111年)攻下番禺，灭了南越国，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控制，使汉朝的政权更加稳定，东南部疆域有所扩展。
　　《东越列传》和《朝鲜列传》主要记载汉王朝对华东的越人和东北古朝鲜人的治理，同样是在消除局部割据，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背景下展开生动的历史画卷。
　　《大宛列传》记载的虽然是广义西域的民族，但其出发点仍是为了完成汉代建立强大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个宏观战略目的，联合西域民族夹击匈奴。因此，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更深地理解《大宛列传》。
　　第三，司马迁对民族历史的研究立足于他自己生活的时代，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立足于当代史研究，又以当代的(即汉武帝时代)民族关系作为核心，重点是以中央政府对各周边民族的治理为线索，把相关民族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郡县统治，以及使相关民族的分布区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重要组成部分为结束。这种情况主要集中体现在《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之中。
　　《朝鲜列传》约80％的内容是记载汉武帝时代对朝鲜的治理情况。虽然华夏与古朝鲜人在先秦时就有密切交往，但建立一种稳定的政治关系是从汉代开始的，汉初时具有羁縻的性质，“辽东太守即约(王)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而到了王满之孙右渠时，他招诱汉族亡人，阻碍其他民族与汉朝交往。于是在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朝与古朝鲜人发生了矛盾冲突，汉武帝招募罪人击朝鲜，尽管战争进展得很不顺利，但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古朝鲜人内部意见不合，部分人降汉军，内外合应，遂定朝鲜，汉武帝在东北东南部地区设置了真番郡、临屯郡、乐浪郡、玄菟郡，将之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之中，开始对这一地区实施管理。
　　《南越列传》除简要记载秦汉之际赵陀自立为南越王的事情外，绝大多数篇幅是在讲汉武帝对南越的治理，汉中央和南越在很长一段时间关系较好，是一种羁縻关系，但到汉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年)赵陀去世后，权力渐渐集中到和中央政府不甚友好的吕嘉手中，所以元鼎五年(前112年)秋，汉武帝派“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胖柯江，咸会番禺”。最终在第二年冬天平南越，在南越民族分布区及相关地区设立了儋耳郡、珠崖郡、南海郡、苍梧郡、九真郡、郁林郡、日南郡、合浦郡、交趾郡。从此整个岭南纳入汉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管辖之中。
　　《东越列传》中所记的越人由于离汉民族的政治中心很近，所以秦代就设了闽中郡，但大规模且深入地对东越进行直接的治理始于汉武帝，所以整个《东越列传》的主体仍然是讲汉武帝时代的汉越民族关系。
　　《西南夷列传》虽然具有通史的性质，但仍然是大部分篇幅都在讲述汉武帝如何在统一全国的战略中，开拓西南夷地区，加强对西南夷的治理。西南夷分布区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东南与南越人相邻，西南可达印度，北与巴蜀相连，所以在建立和巩固西汉国家政权的战略格局中意义重大，因此建元六年(前135年)汉武帝就直接过问开拓治理西南夷的事务，前后派了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人或以武力，或以安抚的方法，最终于元封二年(前109年)设益州郡，使西南夷各民族成为汉朝的民族成员，使西南夷地区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西南边疆，使汉朝的疆域与中南半岛相连。

　　《匈奴列传》和《大宛列传》则是在更加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以防御和攻击北方游牧民族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与巩固过程来展开，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强烈愿望。
　　第四，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东越列传》等传中，明确提出了华夏和匈奴、汉族和越人都是黄帝后裔，甚至朝鲜、西南夷也与黄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达了“华夷共祖”的思想。
　　“华”指先秦时期的华夏族和汉代的汉族；“夷”指汉代生活在统一多民族国家郡县内和周边地区的各民族，他们是中华民族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祖”则指中国大一统思想语境下以黄帝为首的人文初祖。
　　从《匈奴列传》的记载看，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民族一直和先秦时期的华夏族和汉代的汉族有矛盾冲突，甚至汉匈关系制约着当时汉王朝的民族关系和汉王朝的大政方针，但司马迁认为汉族和匈奴不但有文化渊源关系，还有亲缘关系：“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日淳维。”对此，《史记·集解》注引《汉书音义》说“(淳维)匈奴始祖名”。又《索隐》注引张晏的话，认为淳维是商代到达漠北的，而注引的乐产《括地谱》认为：“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虽然不能认为所有匈奴都是华夏后裔，但匈奴内部包含着众多的华夏成分则是可能的。
　　司马迁的这一观点到南北朝还有匈奴后裔在实践着。在南北朝时，匈奴建立的政权有汉——前赵、大夏、北凉等。《晋书·刘元海载记》就认为刘元海是匈奴冒顿之后，其之所以姓刘，是因为“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当刘元海起兵反晋时，便打出复“汉”的旗号，“乃为坛于南郊，僭即汉王位……乃赦其境内，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而匈奴贵族赫连勃勃所建之国，就称为夏国，自认为自己是夏后氏之苗裔：“(赫连勃勃)僭称天王、大单于。赦其境内，建元日龙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今将应远而兴，复大禹之业。”儿一’由此可见司马迁“华夷共祖”思想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同样，《东越列传》开篇便说：“闽越王无诸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对这一认识，《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作了更进一步的解释：“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氏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
　　《正义》注引《吴越春秋》：“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日无余。”因此推演，勾践为大禹之后，大禹为黄帝之后，那么闽越王无诸和东海王摇自然也就是黄帝的后裔了，仍然是“华夷共祖”。
　　《西南夷列传》中虽然没有说西南哪个民族是黄帝后裔，但楚人庄趼王滇，带去了众多的楚人，汉朝建立后，庄趼的后代仍袭滇王，故有“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之说，而此时滇王已经土本化(或滇人化)，因此西南夷中也应该有华夏因素。
　　总之，在司马迁看来，汉族四周的匈奴、越人、西南夷等民族都与汉族一样是黄帝后裔，甚至古朝鲜人也与黄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华夷共祖”的思想，是汉代大一统理论和实践的反映，同时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强大内聚力的一个思想支点，其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朝鲜列传》约80％的内容是记载汉武帝时代对朝鲜的治理情况。虽然华夏与古朝鲜人在先秦时就有密切交往，但建立一种稳定的政治关系是从汉代开始的，汉初时具有羁縻的性质，“辽东太守即约(王)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而到了王满之孙右渠时，他招诱汉族亡人，阻碍其他民族与汉朝交往。于是在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朝与古朝鲜人发生了矛盾冲突，汉武帝招募罪人击朝鲜，尽管战争进展得很不顺利，但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古朝鲜人内部意见不合，部分人降汉军，内外合应，遂定朝鲜，汉武帝在东北东南部地区设置了真番郡、临屯郡、乐浪郡、玄菟郡，将之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之中，开始对这一地区实施管理。
　　《南越列传》除简要记载秦汉之际赵陀自立为南越王的事情外，绝大多数篇幅是在讲汉武帝对南越的治理，汉中央和南越在很长一段时间关系较好，是一种羁縻关系，但到汉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年)赵陀去世后，权力渐渐集中到和中央政府不甚友好的吕嘉手中，所以元鼎五年(前112年)秋，汉武帝派“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胖柯江，咸会番禺”。最终在第二年冬天平南越，在南越民族分布区及相关地区设立了儋耳郡、珠崖郡、南海郡、苍梧郡、九真郡、郁林郡、日南郡、合浦郡、交趾郡。从此整个岭南纳入汉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管辖之中。
　　《东越列传》中所记的越人由于离汉民族的政治中心很近，所以秦代就设了闽中郡，但大规模且深入地对东越进行直接的治理始于汉武帝，所以整个《东越列传》的主体仍然是讲汉武帝时代的汉越民族关系。
　　《西南夷列传》虽然具有通史的性质，但仍然是大部分篇幅都在讲述汉武帝如何在统一全国的战略中，开拓西南夷地区，加强对西南夷的治理。西南夷分布区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东南与南越人相邻，西南可达印度，北与巴蜀相连，所以在建立和巩固西汉国家政权的战略格局中意义重大，因此建元六年(前135年)汉武帝就直接过问开拓治理西南夷的事务，前后派了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人或以武力，或以安抚的方法，最终于元封二年(前109年)设益州郡，使西南夷各民族成为汉朝的民族成员，使西南夷地区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西南边疆，使汉朝的疆域与中南半岛相连。
　　《匈奴列传》和《大宛列传》则是在更加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以防御和攻击北方游牧民族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与巩固过程来展开，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强烈愿望。
　　第四，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东越列传》等传中，明确提出了华夏和匈奴、汉族和越人都是黄帝后裔，甚至朝鲜、西南夷也与黄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达了“华夷共祖”的思想。
　　“华”指先秦时期的华夏族和汉代的汉族；“夷”指汉代生活在统一多民族国家郡县内和周边地区的各民族，他们是中华民族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祖”则指中国大一统思想语境下以黄帝为首的人文初祖。
　　从《匈奴列传》的记载看，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民族一直和先秦时期的华夏族和汉代的汉族有矛盾冲突，甚至汉匈关系制约着当时汉王朝的民族关系和汉王朝的大政方针，但司马迁认为汉族和匈奴不但有文化渊源关系，还有亲缘关系：“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日淳维。”对此，《史记·集解》注引《汉书音义》说“(淳维)匈奴始祖名”。又《索隐》注引张晏的话，认为淳维是商代到达漠北的，而注引的乐产《括地谱》认为：“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虽然不能认为所有匈奴都是华夏后裔，但匈奴内部包含着众多的华夏成分则是可能的。
　　司马迁的这一观点到南北朝还有匈奴后裔在实践着。在南北朝时，匈奴建立的政权有汉——前赵、大夏、北凉等。《晋书·刘元海载记》就认为刘元海是匈奴冒顿之后，其之所以姓刘，是因为“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当刘元海起兵反晋时，便打出复“汉”的旗号，“乃为坛于南郊，僭即汉王位……乃赦其境内，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而匈奴贵族赫连勃勃所建之国，就称为夏国，自认为自己是夏后氏之苗裔：“(赫连勃勃)僭称天王、大单于。赦其境内，建元日龙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今将应远而兴，复大禹之业。”儿一’由此可见司马迁“华夷共祖”思想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同样，《东越列传》开篇便说：“闽越王无诸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对这一认识，《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作了更进一步的解释：“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氏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
　　《正义》注引《吴越春秋》：“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日无余。”因此推演，勾践为大禹之后，大禹为黄帝之后，那么闽越王无诸和东海王摇自然也就是黄帝的后裔了，仍然是“华夷共祖”。
　　《西南夷列传》中虽然没有说西南哪个民族是黄帝后裔，但楚人庄趼王滇，带去了众多的楚人，汉朝建立后，庄趼的后代仍袭滇王，故有“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之说，而此时滇王已经土本化(或滇人化)，因此西南夷中也应该有华夏因素。
　　总之，在司马迁看来，汉族四周的匈奴、越人、西南夷等民族都与汉族一样是黄帝后裔，甚至古朝鲜人也与黄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华夷共祖”的思想，是汉代大一统理论和实践的反映，同时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强大内聚力的一个思想支点，其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