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虽然增长很快，但城乡差距逐年拉大的态势未根本扭转。建立有利于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一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现代农业；二是拓展劳动力战略转移的路径，这需要在城乡统筹发展的框架下进行一系列制度安排，这是当前农民增收的动力机制。
　　关键词：农业发展；城乡统筹；农民增收
　　
　　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三农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速连年下降，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学者把农村和农业的核心问题归结为农民收入问题。逐步改变城乡分治的制度环境，建立长效增收机制，是化解三农难题和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环节。
　　
　　一、农民收入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长到2007年的4 140元，增长近3l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超过7％，接近同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2003—2007年的五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共计增加1 664.4元，平均每年增加332.88元，是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但三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还远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的矛盾非常突出，说明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
　　1　收入结构单一，城乡差距拉大
　　近三十年来，中国农民主要以家庭经营纯收入为主，其所占比重虽从1990年的75.56％下降到2007年的53％，但仍超过一半以上，欠发达地区该项收人比重甚至更高。同期工资性收入比重有所上升，从20.22％上升到38.5％，说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农村产业升级对农民收入产生较大影响。wWW.11665.cOM而财产性收入近二十年变化不大，还不及总收入的3％，收入结构单一，非农收入所占比重低而且增长缓慢。
　　中国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2.56：1，2007年该比率上升到3.33：1。从恩格尔系数变化看，农村居民从1978年的67.7％下降到2007年的43.1％，降低了25个百分点，同期城镇居民从57.5％下降到36.3％，降低了21.2个百分点，城乡之间仍相差4个百分点。更主要的是，目前城乡居民之间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保障制度及保障水平还有较大的差异。实际生活质量的差距远比数字显示的更大。
　　2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悬殊
　　平均水平下往往掩饰着巨大的个体差异。随着城乡差距的拉大，农村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2006年农村居民最高收入组人均纯收入8 475元，是最低收入组(1 183元)的7.17倍；最高收入组的人均消费支出5 277元，是最低收入组(1 625元)的3.25倍。地区差距加剧了内部差距，欠发达地区农村贫富差距更大，2006年新疆农村贫富差距达到100倍，远远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3　增长缓慢且不均衡
　　虽然农民总体收入增长很快，但增长并不平衡。分阶段看，1978--1984年间，农民实际人均收入以每年17.7％的速度增长，超过同期城镇居民7.9％的增速。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生产潜力的逐渐释放，农民收入的增长大多数年份低于城镇居民。相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农民收入所呈现出来的下降态势，说明缩小城乡差距的任务依旧繁重。

　　二、农民增收的困难
　　
　　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助农增收的政策，但城乡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没有发生扭转，当前农民增收面临的困难主要是：
　　1　粗放的农业增长方式导致农业比较利益降低
　　经济增长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现象，它反映除了产量增加，还有产业结构的变化、经济效益的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以及环境污染的治理等一系列问题。就农民来说，不单是收入的增加，更重要的是生活水平、质量的提高，是农村面貌的根本改变。
　　已有的研究表明，中国农业物质费用的贡献率超过60％，劳动力的贡献率为-2.61％，农民文化水平的贡献率为21.87％。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为38.02％，说明农业的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和劳动力投人。由于资本投入具有较大的产出弹性，加大资本投入，尤其是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投入，对农业增长、农民增收仍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的贡献率为负值，说明产出弹性低，而且在数量上富余，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显著低于发达国家。说明农民增收的途径，一是在于发展以科技和较高人力资本支撑的现代农业；二是减少农业人口，包括在农村内部农业向非农业转移和乡村向城镇转移，这需要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农业内部产业升级步伐。
　　2　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影响根深蒂固
　　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是“以农补工”。从世界范围看，一国在贫困落后时，都采取过对农业的挤压政策；当经济起飞后，对农业采取保护政策，由工业反哺农业，是许多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建国以后，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又无海外资源，要实现经济起飞，农业便成了“唯一”可以榨取的部门。“以农补e"政策导致农业资源大量流入城市和工业，使城乡之间形成一道鸿沟。其影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二元户籍制度及由此衍生的城乡居民身份差异，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阻碍劳动力的流动；二是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使得财税和金融政策向城市和工业倾斜，导致农村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农村长期发展的动力机制未形成；三是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体制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实际差距。
　　对于后发达国家来说，二元经济结构始终是一个困扰其经济发展的难题，中国也不例外。这种制度环境加剧了城乡之间的“马太效应”，虽然近年来，国家采取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从财力、税收、投资等方面大力扶持，但只是减缓了城乡差距扩大的步伐，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差距扩大的态势。当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新的变革，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具备许多有利条件，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引发的深层次矛盾，是进一步推动农村综合改革的不利因素，因此，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的要求更加迫切。
　　
　　三、城乡一体化体制是当前农民增收的动力机制
　　
　　审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轨迹，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特点：凡是农民收入增长较快的阶段，其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增收“动力源”，比如1979--1984年，农民收入年均增长17.3％，其“动力源”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5--1989年，农民收入增长10.1％，其背后的“动力源”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如今农民增收缓慢，正是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增收路经逐渐失灵，农民增收缺乏新的动力机制。
　　传统社会中，农民收人主要来源于农业。在现代社会中，农民可选择的行业扩大到非农业领域。从农业内部来说，农业发展的过程，也是农民增收的过程。大力发展农业，不仅是要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还在于农业是容纳劳动力最多的产业，农民是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它不仅关系经济安全，还关系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现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带来的增收效应降低，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一方面，需要建立和完善以科研突破和农业技术进步为推手的现代农业体系；另一方面，就是要拓展劳动力转移的新路径，将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而这些都需要逐步取消城乡之间的制度“藩篱”，并在城乡统筹发展的框架下进行一系列制度安排。
　　农民在非农领域获得收入，依赖于非农化、城镇化进程带来的机会，也取决于自身生产要素水平的高低，即农民所拥有的资本和劳动力。多数情况下，农民来自农业的资本积累相对薄弱，只有少数农民能够依靠资本投资致富，大部分农民从非农领域赚取的主要是工资收入。而工资水平的高低，则取决于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受过较长年限教育的农民。一般更容易在非农领域就业，也容易得到比其他农民更高的收入。
　　无论是农业的快速发展还是人力资本的改善，制度的选择非常关键。现在中国已进人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到一个拐点，以工辅农、以城市带动农村，城乡协调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具备了向农村和农民倾斜的客观条件，这种倾斜的制度选择一方面需要清偿“欠账”，另一方面还要促进农业的加快发展，使中国占大多数人口的农民过上小康生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主要在公共产品领域发挥作用，通过设计制度框架，规范政策环境，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政府近期的制度选择应在两个方面，一是打破城乡之间的制度框架。创造城乡之间资本、技术、人才、教育自由流动的环境，协调行政管理、财税、金融、土地和投资等关键领域的改革。在实现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的基础上，逐步剥离与户籍相联系的隐形权利，统筹社会保障，这有利于加快劳动力的转移步伐，推动城镇化发展，还有利于促进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和规模经营。二是实施倾向于农村和农业的政策，巩固强农惠农效果，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重点放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连年增长。政府已经具备了向三农倾斜的财力。其导向一方面是要清偿“欠账”，让公共财政能够全面覆盖到农村，弥补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不足。另一方面是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
　　当前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因此除了加大投入力度之外，还需要设计有助于提高供给效率的制度选择。一是考虑地区差别、资源、自然条件的差异，设计最优的供给方式；二是整合现有资源，提高公共资金的管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