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神学院和圣约翰大学求学的论文_思想哲学论文

在中央神学院和圣约翰大学求学

　上世纪50年代初，在圣约翰大学美论文联盟http://丽的校园内，有时会看到穿着黑色中式大褂的年青人的身影，被时尚的大学生戏称为“黑乌鸦”，原来他们是中华圣公会中央神学院的神学生。
　　美国圣公会于1845年进入上海传教，并办了培雅、度恩学校，1879年发展成圣约翰书院，1905年改称圣约翰大学。外国传教差会办教育首先是培养教会直接需要的人才，圣约翰书院设有医学和神学部，圣约翰大学内有神科（后称神学院）。早期的神学毕业生思想开明，学贯中西，如沈子高主教（中央神学院院长，对基督教礼仪、艺术甚有研究，在诗歌创作、教堂建筑方面大力推动中国化）、丁光训主教（基督教全国两会名誉主席、会长，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圣公会于1922年后另设中央神学校于南京，以中文教育为主，为各教区培养教牧人员。抗战胜利后，圣约翰大学向政府立案，神学院与大学分开。中华圣公会于1946年开办中央神学院，将圣约翰大学的神学院、原来的中央神学校以及抗战后设立的专收女生的博恩神学校都合并其中，院址就设在圣约翰大学（以下简称约大）内48号。
　　我从1949年下半年进入中央神学院学习，年仅18岁。一年以后，院方表示教会有一笔助学金可以资助我去读大学，毕业后再读神学研究科。于是我重新温习高中课程，于1950年秋考入约大。在教育系读了一年后，因形势变化，重回神学院。当我在约大上课时，神学院让我仍住在女生宿舍内，并在大学课余兼上神学课程，这样我便兼有了约大和神学院两方面的生活经历。www.11665.COm
　　中央神学院开放、注重灵性追求的办学思路
　　神学院坐落在约大校园的东部，跨过苏州河上的木桥（现已造了水泥桥，位置略有挪移）。当时在苏州河东还有约大的科学楼（物理、化学、生物系教室）和体育场。神学院有单独的院落和标志。除草坪外，有一幢四层楼的教学楼（包括图书馆及男生宿舍），名为“四尽斋”，取义自《圣经· 路加福音》第10章27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这里最显眼的是一所精致的小礼拜堂，名为“圣舫济堂”，是纪念13 世纪的欧洲著名修士圣舫济（有译圣法兰西斯，他以安贫乐道、热爱自然著称）。当时圣公会的教堂内祭坛都是紧连墙壁，牧师主持圣餐时背向会众。沈子高主张牧师应面向会众，因此，祭坛置在前方，四面可通行。现在各国天主教、圣公会的教堂不少已采用这样的布置。祭坛是一个专制的木桌，正面有太阳从海上升起的木雕（寓意“清晨的日光”，据《圣经·路加福音》第1章78节）。这些都是沈子高院长的精心设计。这个祭坛后来搬到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在圣公会学生举行仪文式圣餐时，继续使用。此外有两幢小洋房，分别是院长和一位美国牧师 foster（傅斯德）的住宅；还有一排作为老师住宅的房子。
　　这是一所规模不大的神学院。自1949至1952年间，学生最多时不过三十来人，来自全国各地，年龄不限，分属研究科（大学毕业程度,以英文上课）及本科（高中毕业程度，不分班上课）。研究科前后一共只有4个学生，都是男性①。女生前后不过十多人。由于神学院内没有女生宿舍，我们就与单身的外国女传教士（神学院教师grieves、wyatt、约大教师falck）同住在约大校园21号那座白色洋房内，膳食仍在神学院内，因此每天清晨要走过苏州河上的木桥。冬天寒风凛冽，记忆犹新。
　　神学院的专职教师仅三五人。除院长外，1952年前有外国传教士。foster曾在南京传教多年，抗战时期，参加过保护南京难民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工作。widdess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因不善于讲中文，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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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上课。他每次上课或参加礼拜都穿着黑袍礼服，很是特别，大概是英国学风吧！神学院也聘请有圣公会牧师身份的大学教授来上课。如徐怀启（约大教授，教西方哲学）、洪德应（大同大学教授，一度任圣马利亚女中校长，教教会史）等。
　　中央神学院的主要课程有论文联盟http://圣经研究（概论及分卷）、教义神学、教会史、中国语文、英文等。除了固定的课程外，很注重各种讲座和参观。记得神学院曾经邀请约大政治系donald roberts来讲西方民主（他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基督教的“异端”），也邀请约大教授陈仁炳（民主人士）来讲新民主主义。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发起后，曾经邀请郑建业（圣公会内参加《三自宣言》②40位发起人之一）以及陈崇桂（福音派内参加《三自宣言》发起人之一）来介绍情况。在比较宗教方面，曾组织学生参观犹太会堂、东正教堂、清真寺的礼拜，也曾邀请佛教等其他宗教的领袖来演讲，介绍他们的宗教信仰及实践；在教会工作方面，除了分派学生去上海各圣公会教堂实习工作，还鼓励学生去不同宗派的教堂听道，也曾邀请信徒领袖来演讲，从信徒的角度，提出对于传教人员的要求，着眼于开扩学生的眼界。
　　另一方面，神学院强调学生需注重灵性追求，甚至提出要有修道院的遗风。学生只能穿蓝、黑两色的衣服，除了每天的集体早祷、晚祷，圣日的圣餐以外，每学期有一天“静修日”,即除非必须，整个一天要求不说话，集体进餐时，有人朗读灵性书籍，以集中心思默想祈祷。沈子高主教强调他不是“高派”（礼仪上接近天主教）或“低派”（不强调礼仪，接近福音派），乃是“深派”，指灵性体验要深。校方对于学生管理较严，但无“学生守则”，而是用“你我之间”的书信形式要求学生自我约束。学生开展体育锻炼。为保证伙食满意，每天清晨有学生一人，轮流随厨师步行来回约三公里去三官堂桥菜场买菜，一则监督伙食费到位，二则有机会实现各人的选择，有点大家庭生活的味道。
　　约大内我曾参加过的
　　几个团契
　　解放后的约大，课程变化不大，只是除了英文课（按程度分成abc不同的班级）以外，其他一律用中文上课。对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徐怀启教授上“哲学概论”，从来不带教案，却条理分明，倒背如流，足见其根底之深。我还曾选修杨嘉仁教授的音乐课，介绍中外民歌，谈吐诙谐，深入浅出，在活跃的气氛中自然提高了学生的音乐欣赏水平。
　　约大是教会大学，但一向并不强调在学生中传教，只是有一些宗教性质的团契（即自愿参加的小团体），学生可自由参加。解放以后，宗教与教育分离，校园内宗教气氛更是淡薄。大草坪旁有一座歌德式的大教堂，名为圣约翰座堂，是圣公会江苏教区主教管理的教堂。该堂墙外爬满青藤，内部陈设庄严，可容纳数百人，有一架需用人力启动的中型管风琴，当时住在神学院的foster是堂牧。约大每天上午10时左右有20分钟的课间休息，届时教堂的钟声就会响彻整个校园，提醒人们到教堂去祈祷。早祷的仪式很简短，最多15分钟，我在校时，参加的老师同学每天不过几十人，后来逐渐减少，但还是维持着。星期天上午及傍晚，教堂有礼拜，参加者主要是住在校园内的教职员工家属、学生或邻近的信徒。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约大校园成为华东政法学院，这个教堂后来被全部拆除。即使从保存老建筑的角度来看，也十分令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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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在约大的校园内，有“圣约翰大学基督徒团契”（st.john's christian fellowship，简称sjcf）的组织，由来自圣公会或其他主流教派的基督徒师生骨干组成，由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负责联系，校牧foster（后来是徐怀论文联盟http://启）当顾问。在教堂旁边的16号有一间活动室，开展古典音乐欣赏等活动，张贴布告欢迎同学参加。这个团契有一个很有水平的圣乐团，由各个系内爱好宗教音乐的师生组成，约大的早祷就由校牧短讲或此圣乐团献唱。有时也举行音乐会。我记得1950年的圣诞节专场音乐崇拜，是演唱“弥赛亚神曲”。指挥是约大附中教师戴云龙，我弹钢琴伴奏。
　　此外，在约大学生中以基督徒聚会处的青年骨干为主的热心信徒，另有一个个别通知参加的聚会，地点也借在sjcf的活动室。我曾去过数次，宗教气氛很热烈，但思想引导比较保守。如当时“社会发展史”是大学生的必修课。在这个聚会中，主领的医学院学生就反复强调，基督徒决不可接受“从猿到人”这一章的内容，因为进化论是违反圣经的（按：事实上，基督教内有许多神学家，在肯定上帝创造世界的前提下，并不反对进化论）。
　　基督教内的著名领袖赵紫宸在解放后曾经提出“以爱心建立团契”的主张，神学生沈以藩于 1950年发起在约大、神学院的年轻教师、学生中组织一个重视灵性追求的小团契，名为“圣阶团契”（拉丁文sancta scala ），每周一二次清早在圣约翰堂的石阶上进行短时间的灵修，以加深信仰，雨天则移到sjcf的活动室进行。这个团契只有十几个人③，我参加了，感到彼此间共同语言很多，情谊甚笃。后来团契中有成员（也是sjcf的负责人）在约大被揭发有历史问题，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团契自行停止活动。
　　面临形势变化时两个院校内政治气氛的反差
　　1950年是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成立后决定何去何从的年代，在神学院内可以感到明显的思想冲击。
　　1949年夏，我参加中央神学院的入学考试，作文命题是《试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大意）。说实话，我当时对于马克思的这句论断并无所知，但神学院已经敏锐地要求学生面对挑战。
　　中央神学院的沈子高院长原来在中华圣公会陕西传道区（西安）当主教。抗战期间，由于浦化人（当过圣公会牧师，后参加共产党，与沈是约大同学）的介绍，沈与延安的中共领导人有过联系。他曾经召集当地的外国传教士在他家开会，请周恩来同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通过这个途径，使这些主张广传到国外。他的家也曾经成为外国友人与爱国青年去延安的落脚点。应该说，他对于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是有所了解的。但是全国解放的形势发展如此迅速，解放初期各地教会活动受到限制的消息频频传来，使他对于中国教会的前途消极悲观，一度在课堂上强调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圣经·腓立比书》第3章20节）表示遁世，还提到英国圣公会改革时，编写《公祷书》的克莱门主教“殉道”等事。为了应付解放后农村传教人员可能需有一技之长以维持生活的形势，神学院曾经教学生“急救”等医药卫生知识，辟小菜园种地，男生还互相理发。1950年下半年，朝鲜战争爆发，紧接着就是美国宣布冻结外资津贴。神学院的经费完全是依靠外国差会，这样一来财路断绝，打击可想而知。记得当时神学院早晚祷时，沈主教不止一次在祈祷中声泪俱下，甚为悲戚。
　　1950年7月吴耀宗等发起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宣言中指出基督教曾经被帝国主义利用来侵略中国，这个论断一时很难被基督教上层领袖所接受。沈子高当时还是中华圣公会主教院的书记，主教院曾经草拟过一个“牧函”（即发给信徒的公告），同意教会应该实行“三自”，笼统地谴责帝国主义，但不提中国教会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被帝国主义利用的问题（后来圣公会的领袖们很快转变立场，表示拥护“三自”运动）。《三自宣言》的签名，在神学院内也进行过，但我印象不深。“三自”革新运动随教会大学之后，于1951年掀起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罪行的浪论文联盟http://潮，沈子高在圣公会的控诉大会上发了言，语多自我检讨，在神学院内我们可以隐约地感受到形势的压力与他的无奈。
　　随着外国传教士的相继撤退，专职教师队伍中补充了两个中国牧师，即魏希本与尤振中，都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受到冲击的人物。前者原是《圣公会报》的编辑，上海诸圣堂牧师，因信徒中有人涉及特务案，受到株连；后者是中国基督教自立会创办人尤树勋之子，从美国留学归来，在南京教会被控诉。这一阶段入院的学生中，也有人是在被边缘化的处境中，女生中如王尔英、陈德容，过去是江西、福建教会小学的校长，现在学校被政府接管，便进神学院学习。最突出的是一位穿着讲究的女生王孟英，是救主堂信徒，在上海独自有公寓住宅，我们都对她刮目相看。事后了解她是国民党高级官员朱家骅的养女。她在神学院合并以前进了天主教修女院。后来她近二十多年的冤狱终获平反，去世前也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的馆员。综上所述，神学院当时在客观上具有政治“避风港”的功能。
　　我进入约大，却完全是一个不同的环境。1950年10月，志愿军出兵朝鲜，学校里热火朝天，到处是红色的宣传标语、黑板报、大字报。11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历数美国对中国的“恩赐”，把办学作为例证，激起了教会大学师生的强烈反感。约大开控诉大会，通电声讨，学生于12月参加全市大学生的反美游行。我作为来自神学院的学生，虽然思想跟不上，但没有理由不参加，在游行队伍中，我更体会形势发展的威力。
　　在约大内，我还参加过全市性镇压反革命分子的万人大会。当陈小毛等“现行反革命”的罪行被揭发时，大会一片喊杀之声。我从基督教所受的传统教育是“不可杀人”，当时在现场感到很不自在，但是面对如此恶行，基督徒难道不应该有正义感吗？形势冲击着我的思想，使我不得不思考。
　　1952年春，约大动员学生南下参干，中止学业，参加革命。当学生们敲锣打鼓欢送参干同学的时候，我一眼看到了邓修梅、邓修竹两姊妹（听说后来邓修梅在外交部工作）。她们与我同是圣彼得堂信徒，姐妹俩的父亲邓法言牙医师是宏仁医院的牙科主任，也是圣公会的上层信徒。那天邓医师也含泪来送别她们，对我的震撼很大。这说明教会人士也支持新政权的反美斗争，并不都是跟着美国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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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大的环境使我比神学院的同学更接近社会。1951年夏，已有大学生毕业后，工作要服从国家安排的传言。当时虽然我已经申请到人民助学金，可以继续在约大学习，但为了坚持自己终身奉献为教会服务的志愿，我决定放弃大学学业，回神学院去。1951秋到1952春的神学院，由于已经明确走“三自”道路，政府也给宗教团体免论文联盟http://征地价税等支持，经济上稍微缓解。学生会与“三自”革新组织的人员开始联系，推动学生与外界有了较多的接触，对于院方也有所促进。学生们挥之不去的忧虑，是担心教会前途及与之休戚相关的个人前途，因此学习情绪也不太稳定。
　　从1952年上半年开始，华东11所神学院在全国“三自”筹委会的推动下，酝酿合并。中央神学院学生会的主席邓福村也参与了协商。1952年夏，中央神学院正式并入在南京的金陵协和神学院，结束了坐落在约大校园内6年的历史。
　　我于 1952年秋与十来位原中央神学院的同学一同到南京继续学业。金陵协和神学院是在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的直接领导下办学的，院长是丁光训。学院注重形势教育，对于教会走“三自”道路的旗帜更加鲜明，学生们进一步认识到只要爱国爱教，努力适应新社会，教会还是有前途的。学院的气氛热烈向上，一扫过去在中央神学院压抑的情景。我们从1953到1954年陆续从金陵协和神学院毕业，走上了各地的教会岗位。
　　中央神学院的教师在金陵协和神学院继续任教。沈子高主教在50年代写出了一篇著名的神学论文《理智与灵命》，详细阐述基督教信仰不能走向反对理智的歧途，对中国教会的神学方向有匡正作用。
　　中央神学院成为爱国
　　爱教人才的摇篮
　　回想在中央神学院的时光，虽然由于师生对急剧转变形势的困惑，曾经有过一些思想上的迷惘，但是神学院总的还是引导学生在持守信仰的同时，要思想开阔，跟上时代。
　　我根据自己不完全的回忆，中央神学院的毕业生，包括以后去了金陵协和神学院就读毕业的学生中，曾经在基督教全国两会担任领导职务的有：沈以藩（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二至三届副会长，第三届兼总干事）、邓福村（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五至七届副主席，第六届兼秘书长）、孙锡培（中国基督教协会第四至五届副会长）、项建华（中国基督教协会第四至五届副会长）、曹圣洁（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一至二届副总干事，第三至四届副会长，第五届会长），共5人。在各省、直辖市基督教两会担任过领导职务的有赫连召选（河南省基督教“三自”主席、基协会长）、杜光炎（贵州省基督教“三自”主席）、程竹坪（上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副主席）、何风德（天津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副主席）、陈本涛（江西省基督教“三自”副主委）、俞明俭（上海市“三自”副秘书长），共6人。改革开放以后，仍在教会工作或担任地方职务的有李文彩（上海）、虞益寿（上海）、陈能标（浙江）、江菊生（浙江）、凌惠民（江苏）、黄永生（江苏）、陈金銮（福建）、陈朝光（福建）、周凤悟（湖南）等。此外，赫连召选、沈以藩、邓福村、孙锡培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曹圣洁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以前后就读约40人计算，11人成为全国及省市教会领袖的比例不低。
　　中央神学院这所历史不长，规模不大的神学院，为什么能为走“三自”道路的中国基督教培养出这么多领袖人物，我认为在办学思想上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圣公会比较开放的神学思想起了较好的作用。中央神学院在神学思想上比较开放的态度，使学生较少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偏激倾向，没有钻进思想行动极端的死胡同，而是勇于面对现实，尊重客观，接受新事物，比较顺利地走上了爱国、适应社会发展的大道。
　　二是强调灵性追求的深论文联盟http://度和为教会奉献的心志。中央神学院提倡修院之风的要求，虽然在当时有脱离社会之嫌，其精神还是在学生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经过“文革”等历史变迁，离开教会的毕业生大多仍旧回教会工作。至今尚存的几位，虽已年逾八十，除健康情况不允许的以外，在教会内和社会上都仍活跃。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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