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藏传佛教伦理　现代价值
　　论文摘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发展，它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也指明了我们国家解决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总方向。在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仍然不妨按照这一思路对早已融入藏族社会的藏传佛教伦理进行重新审视，努力寻找它的现代价值，为其与现代社会伦理的合理嫁接寻求一条有效的途径。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协调配合，更需要各民族的共同努力。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寻找少数民族传统伦理道德与社会主义和谐建设理念之间的契合点，促动传统伦理与现代价值观的合理嫁接。藏族作为一个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藏传佛教伦理已不仅仅是宗教徒的行为准则，而早已成为了藏族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某些核心价值认识如平等友爱、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等在今天的社会建设中仍然不失现代意义。
　　一、藏传佛教伦理的基本特征
    自从藏传佛教在广裹的青藏高原形成和发展起来以后，佛教和藏族便形成了水乳交融，难解难分的关系，藏传佛教道德也逐渐在整个藏族伦理道德中居于核心地位，渗透到广大藏民的心灵之中，成为他们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藏族伦理主要体现出以下的佛教特征:
　　(一)慈悲行善，无私利他
    藏族接受了佛教戒恶扬善的价值取向。wWW.11665.Com佛教的善，外延有不少，其中之一是爱利他人。慈悲为怀，忘我利他，普度众生，这也是藏传佛教中蕴含的最为深沉的价值取向，成为藏人思想中最后的、最高的境界。宗喀巴大师说:“即如我堕人三有苦海，诸众生因辨别取舍之慧眼紧闭，故尔不能趋向远离苦海之极乐境域。具足佛种姓之诸大成就者观见此种情形后理应发悲悯心而利益他们。”①这就是“由于大慈悲而成为利他”的上士道者。宗喀巴大师告诫藏人，要想成为一个大乘人，应该进一步想到，自己之所以要出离三界，完全是因为自己已经确认在整个生死轮回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处，推己及人，三界一切有情也都和我一样，如果不出离生死，则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只有痛苦，而绝无快乐。有了这样的认同，就会发大悲心，愿普度一切众生，同出苦海、誓求成佛、共享佛果。藏传佛教倡导的利他是一种不图回报的利他精神，它教育人们从动机上培养利他之心，即“四无量心”。藏人妇孺皆知、耳熟能详并经常念诵的阪依颂说:“愿诸有情具足安乐及安乐因(发慈心)!愿诸有情永离苦恼及苦恼因(发悲心)!愿诸有情永不离失无苦之乐(发喜心)!愿诸有情远离爱憎亲疏住平等舍(发舍心)!”“慈”是“与人为乐”;“悲”是“拔人以苦”;“喜”是见人离苦得乐而喜;“舍”是破除铿吝，自舍己乐，施与他人。除培养利他之心外，藏传佛教还主张实践利他之行，如说话使人喜欢，行动解人忧苦，一切随顺众生。
　　(二)因缘和合，本性自空
    佛教从缘起论出发，说明世间一切物质都是由缘(条件)而生、缘尽而灭、没有自体(“我”)、虚幻不实的;不仅对象性的客观物体是没有真实本体的(“法无我”)，而且作为认知主体的人也是没有真实本体的(“人无我”)。佛教的时间观非常独特，千年万年只是短暂的刹那，这就更加剧了它的色空观。诸法无住，一切在流，一切在变，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本体，如果说有什么恒一不变的本质，那就是空，就是幻。“一切法性皆虚妄见，如梦如焰。所起影像，如水中月，如镜中像。”①“诸法空，诸法如梦，……诸法如幻。”②“幻如人，人如幻。”③众生之相，“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④。“诸法无我”，“诸行无常”，“一切皆空”。
    藏传佛教完全肯定了从因缘聚散变化的角度对人生虚幻本质的揭示。宗喀巴大师说:“世俗之人将变化无常之人身及世事执著为恒常实有，由此颠倒识之遮蔽，故生起即身即世将永驻之分别心，从此即起需求欲，进而诸凡夫唯寻求如何灭除今生今世之痛苦，获取今生今世快乐之方便，至于来世、解脱、成佛之类之大事，则无任何兴趣，故尔不考虑，不观察。既然如此，他们亦不会生起阪依佛法之心了……。如是，诸凡夫因渴望自身永驻之理念所蒙蔽，遂于美誉名声、利益权势生起强烈的贪著之心。”这是说:世俗世界里的绝大多数人，由于不懂得世事和人身无常的道理，他们每天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没有超出为眼前和现实利益而奔忙的范围，有些唯利、贪色、嗜势的食客之类，则更是热衷于追逐功名利禄，金钱美女等瞬间的荣华富贵，至于死后的归属问题，则没有考虑过或者很少想。一个人如果这样只顾及此生此世的眼前利益，而不考虑后世来生的长远利益，则连最起码的脱离恶趣，往生善趣的希望都没有了。若不能止息对于现实色、声、香、味、触五欲尘的享受和贪求，即不能超越个体物欲的羁绊，不知怖畏三恶趣的苦，就更不能厌三界苦，勤求出离。所以，在藏人心目中最迫切的是把一切有情众生引导到信仰三宝、深信业果的佛教轨道上来，将其造就成厌离三恶趣，渴望转生到三善趣中来的人。
　　(三)众生平等，自救自度
    藏人追求的最高人生理想是“觉悟”、“涅梁”,进人“涅桨”就进人了“佛土”，摆脱了三界六道生死轮回的痛苦，达到了永无烦恼的极乐世界。藏人最怕的是死后转生“地狱”、“饿鬼”、“畜生”的“三恶道”以及有善有恶的“阿修罗道”。活着是痛苦的，唯一的希望是现世成佛或来世转生佛土。那么，怎样才能得到佛果和福报呢?藏人认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全靠修行者自己，作什么业，就受什么报，未来的命运全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叫“自作自受”、“自救自度”。
    藏民族“自我救度”的思想是建立在佛教“众生平等”观念之上的。大乘佛教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悉能成佛。”藏传佛教的宁玛派、萨迎派、噶举派、觉朗派都沿续了这条内在超越的道路。根据它们的思想传统，神圣的佛性高高在上，有超越的意义，当佛性贯注于人身之内时，又内在于人而为人的性，这时佛性又是内在的。就是说，佛既超越于世界之上，又内在于人心之中。而要理解佛，更多地要从内在的角度。觉朗派著名学者多布巴·喜饶坚赞大师说:“世间任何之方所，佛于何处寻皆无所得，圆满佛性即是心(人心)，别处亦无佛可寻，佛性周遍诸有情。”噶举派著名学者岗波巴·达波拉杰大师说:“如来之藏遍及于一切众生中。”人通过修行实践，提升自己生命的内在本质来体悟这一佛性的神圣性，即人通过道德实践体悟佛界并不是一个屹立在彼岸的，可望而难及的神灯，而是人的理性、本性自我觉醒的过程，是本性心智自明自了，自我显发的过程，因为佛性和人心本来就不是相互隔绝的，在佛性和人心之间存在着一种原初的同一性。
　　二、藏传佛教伦理的现代价值
　　藏族是一个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在这种独特的背景下，藏传佛教伦理已经不是纯粹的外在的、外来的作用者，它已经圆融地成为了藏族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部分，即使是今天，藏传佛教伦理中的部分思想资源也仍在闪烁着现代价值。
　　(一)慈悲利他的生命情怀
    在藏传佛教充满利他精神的慈悲心的鼓舞下，多数虔诚的藏族信徒具有一种怜悯、善良、平等、友好的品德。

    首先，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讲，对藏传佛教的信仰，不仅使信徒们以泰然自若、专心致志的神态去从事佛教事业，更从道德主体自身的层面上，竭力破除我执，破灭自私自利之欲;从道德客体的层面上，树立众生的观念，把一切为了众生作为自己毕生的道德价值追求，造就了藏民族谦恭、宽厚、和谐的德行和博大的胸襟。这种善良慈悲、乐于奉献、利益他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原则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藏族人，提升了他们的道德境界，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融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缓解人际关系的矛盾与紧张，建立和谐的生活秩序。
    其次，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生命情怀的宗教，藏传佛教以生命至上、至善的慈悲之心关注生命，对一切有情众生都倍加呵护，包括对动植物也持恻隐之心，不忍之心，倡导不仅要爱护动植物，还要爱护它们的生存环境。宗喀巴大师曾指出:“阪依法宝后，就要断除伤害众生的信念……我们对其他的人或者是对畜生决不能鞭打、捆绑、囚禁、穿鼻孔、脚踢、追赶、强迫使其驮沉重的驮子等。”宗喀巴还驳斥了种种反对禁杀牲畜的奇谈谬论，他说:“做杀害牲畜祭祀以为是在求正法，所以持此邪见杀害众生;又婆罗门等众外道为了满足食肉的愿望，借口说出一切畜生是由世主赐给人、天所受用的食物，所以杀害牲畜就没有罪过，说出种种邪知邪见的言词，而后又说这些都是为了正法故而杀生等等，以上这些所作所为皆属重业。”藏族民众从六道轮回的角度，常常想象所有众生都曾是自己的母亲，从而想念她们的恩德并决心报答这些恩德，这种大慈大悲的心怀，使得藏民们对一切生命都产生一种一视同仁的平等观念。此外，藏族古老的神灵观念对藏传佛教的深刻影响，以及苯教的“万物有灵”论与藏传佛教的“灵魂不灭”思想的不谋而合，三位一体，在广大藏族地区特别在农牧民的思想观念中，形成一股强大的不可动摇的力量，使他们不仅对一切动物持平等、爱惜之心，而且对自然界的植物及山川湖泊也怀有情感并加以细心保护，营造了一幅藏民与周围自然环境协调和谐的美丽画卷。

　　(二)涅磐解脱的人生境界
    藏人心中蕴藏的典型的佛教人生观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安心立命之处，使不同阶层的藏族信徒有了个人生命的终极托付，有了自己命运的最后归宿。人生在世，没有任何事情比心灵的安置更重要、更迫切了，藏传佛教给藏族信众指出了一条通往精神家园和理想世界之路。每个信教的藏族人的心中都悬置着一盏神圣彼岸的神灯，都有一个“来世”和“佛国”的终极价值预设，他们每想一件事情，每干一件事情，都从对自己的来世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成佛是否有益的立场出发，他们对于自己最终要归宿的精神家园倾注了全部心血，把物欲享乐、急功近利的世俗事物抛到了九霄云外。这一无限开放的心灵境界和终极性的价值追求丰富了人生趣味，提升了人格境界，滋养了枯竭的心灵，消解了精神烦恼，缓冲了内心紧张，超越了生死执著，复活了理想追求，使他们的心境在熙熙攘攘的市场上，花花绿绿的霓虹下，忙忙碌碌的事务中处在一种宁静、宽舒、坦然、达观、淡泊、乐趣、充实、归属的状态，解决了生命的终极关怀和价值的究竟依止问题，因而也就自然解决了现实生活中的灵性焦渴，缓解了生命无意义的存在痛苦，达到个体人格的完善和生命价值的实现，营造了一种身心和谐、人际和谐、大人和谐的价值观。
　　(三)平等自救的处事原则
    藏传佛教的平等意识揭示了先天人性平等的事实，又揭示了后天凡圣不等的差别，指出任何人都有去恶的修行需要，也都有成圣的修行希望，戳穿了“凡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谎言，粉碎了圣人(伟人)绝对正确和罪人十恶不赦的假象，展示了人性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构筑起公平的基石。平等意识、自主意识不仅肯定了人具有达到最高的终极境界—佛界的可能性，还肯定了人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即实践工夫，超越自己的有限性，上达佛界，实现从人到佛的飞跃，这在现代生活中也是很有意义的。人的命运不仅取决于外在机缘，更多地取决于自己;外在的机缘无法掌握，主观的奋斗就在你的脚下，你就是你的主宰，只有通过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才能获得比较好的命运。这种自救意识尤其深刻的地方在于揭示了人在死亡的大限面前的孤立无助，只有尽早树立自救意识，才能最后从容面对死亡。
　　三、对藏传佛教伦理思想的反思
    当然，藏传佛教伦理毕竟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其中的观念仍需要在今天重新审视。
　　(一)利益限制
    藏传佛教伦理尽管已经成为藏族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但仍无法摆脱强烈的宗教特性。如它对于精神修养的突出强调及其提倡敬仰佛、法、僧三宝，专心致志地修行以达到精神上的圆满境界等信仰理念，将人的精神和意识推崇到至高无上的位置，极度的藐视与贬低了物质世界，几乎所有的信徒都极力束缚着自己在物质方面的欲望和追求，认为万物皆无常、虚幻、无实质，更没有任何价值，应彻底摒弃，这种利益限制的伦理规范造成很多藏族人的思想中缺乏必要的利益驱动的欲望机制，竞争意识、商品意识、开放意识不足，造成精神生活富裕而经济活动脆弱的失衡局面。此外，由于藏传佛教利他、施舍、业报轮回等宗教道德思想的深人人心，在藏区普遍存在着“布施”行为，广大藏族信教群众向诸多寺院发放的布施或捐献的财物等经济上的开支，在其全年收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无论从数量、规模、范围，还是其连续性、持久性等方面，都是我国其他任何地区所无法比拟的。这种宗教性的经济消费，直接影响藏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消费的内部结构失衡。
　　(二)忍辱无争
    “忍度”，是大乘佛教修行的“六度”之一。佛教“忍”有二义:一是“忍苦”，如忍人生八苦，忍守戒之苦。二是“忍辱”，人耻我不耻，人恼我不恼。藏传佛教伦理思想中的忍耐精神深深扎根于藏民族的意识中，成为他们极为重视的处世原则。这种忍让精神一方面造就了藏民族谦恭、宽厚的品格;另一方面，在忍辱思想的长期引导下，藏民族的竞争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挫伤。藏传佛教忍辱无争的道德观念使得藏民们对现世生活持有一种非常淡泊的态度，只求多做善事，不做恶事，既不为名，又不为利，忍辱无争，安于现状，不求有为，但求无过，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部投人到对佛的虔诚和供奉之上，大大制约了人们经济发展能力的提升。
　　(三)重来世，轻现世
    在藏传佛教人生虚幻的解释下，藏民们意识到了生的偶然、死的必然和生命的短暂，对生命存在的虚幻性和生命终极的无意义也有了透彻的认识。他们对来世心驰神往，认为人在现世的一切本质上都是无意义的、无价值的，仅仅把现世当作提升自己的道德觉悟，锻炼自己的道德情操，磨练自己的道德意志以求获得一个好的来世的舞台。这种从出世中寻求永恒的提法，把虚无飘渺的来世幸福当作最高理想来追求，不利于人们把全部的精力投人到现世发展的社会实践中去。藏族学者丹珠昂奔对此曾感叹道:“处于贫困的善良的人们为了得到来世的幸福，则几乎放弃了一切人世的(今世的)享乐，为了行善求善而艰苦地在今生受难。藏人有罕见的受苦受难精神。”实际上，对于人生，当作本质的无意义与现世的有意义两面观，用绝对的无意义指导现世相对的有意义追求，在现世的有意义追求中堪破无意义的本质，既不因沧海桑田、物是人非的空幻本质放弃现世的有意义追求，也不能把现世的有意义追求看得太重，努力做到得不跋扈失不绝望，寻求生命的洒脱与生活的实效的最佳结合。
    总之，对任何民族而言，文化传统必将传承下去，同人们生存其间的社会有着互动的关系。藏传佛教伦理在间接影响社会的同时也在经历着自身的改造与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