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哈贝马斯把《启蒙辩证法》作为一个个案来分析主体哲学在现代性批判中何以走向尴尬，为理论范式的转型寻找依据。他认为《启蒙辩证法》仍然是在主体哲学中批判工具理性，启蒙理性未能实现自我超越。对此，哈贝马斯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创建从主体哲学转向主体间性的交往行为理论。
　　论文关键词：启蒙辩证法；主体哲学；工具理性；交往行为理论
　　为反思主体哲学在现代性批判中存在的尴尬．为理论范式的转型寻找根据，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从启蒙内部批判启蒙理性怎样走向自我毁灭)做出了自己的批判。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有过这样的评价：“《启蒙辩证法》中充满了悖论：它为理性的自我批判指明了道路。但同时又怀疑。‘在彻底异化的前提上。我们是否还能把握住真理观念”。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对于这种具有“悖论”、“悲观”色彩的“启蒙辩证法”的批判主要围绕两个核心主题展开：一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什么力图以激进的方式阐明启蒙：二是把尼采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文化批判的不同路径进行比较，对启蒙再次进行具有反思性的怀疑。
　　一、神话与启蒙的纠缠
　　“启蒙辩证法”原则来自黑格尔．本意是力图在主体内部克服主体性。《启蒙辩证法》既从黑格尔哲学中汲取了启蒙自身具有内在缺陷的观念，又借用了黑格尔辨证法之名。但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观点存在很大的不同：在黑格尔体系中，启蒙与迷信的斗争是带有缺憾的进展．一种充满丰富性和内在张力的进展。WWW.11665.COm《启蒙辩证法》对理性的反思则是沉入理性内部，变成理性对自身的一种自我验证——启蒙理性的解放目标和伦理目标被其自身无情地吞噬。再也无法将人类解放出来。“启蒙理性不再是把自身表现为一种有待完成与提高的开放形态，而是呈现为一种无可救药的结构性衰竭与失败。”这一点在启蒙与神话的关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启蒙原本是神话的对立面。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是在对神话的“祛魅”过程中确立自身地位的，它打破了传统的权威力量，使个体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用科学代替了巫术，人性代替了神性，理性代替了信仰，实现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启蒙反对神话，并因此而逃脱了神话的控制”。但当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了更好地批判现实中的“法西斯主义神话”．揭示“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其原因究竟何在”，从思想史的角度将启蒙的历史大大地往前追溯，一直追溯到了神话那里时．发现了启蒙与神话还存在着另一种紧密联系：共谋关系——“神话就已是启蒙。而启蒙倒退成了神话”。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阿多诺通过对奥德修斯这个代表着资产阶级原型的漂流历程的研究，力图使我们明白，人类是“通过压抑他们的内在自然而学会了把握外在自然，并由此形成自己的认同”，因而人的解放实际上是空洞的．而理性也在这种自我克制和自我约束中逐渐异化。
　　二、哈贝马斯印象式的评价
　　对于《启蒙辩证法》，哈贝马斯提出如下印象式的评价：
　　——这本书中所讨论的主题和尼采用同样的方法对虚无主义所做的诊断一样。具有冒险色彩。
　　——两位作者都意识到了这一冒险。但一反表面现象，他们始终努力为他们的文化批判提供论证。
　　——不过．这样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抽象和简化，从而使他们所讨论的内容的可信性成了问题。
　　根据上述印象，哈贝马斯准备对《启蒙辩证法》中所论述的科学、道德、艺术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检验。在科学方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对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批判，发展成为对整个科学的不满，认为现代科学“为了技术上的有效性而放弃了理论知识的要求……科学已经完全被工具理性所同化”。在道德方面，随着宗教的崩溃．理性被逐出道德和法律领域，“善良和仁慈都变成了罪恶，而统治压迫则变成了美德”。在艺术方面．他们对大众文化持否定态度．认为在资本利益推动下的文化工业是机械复制式地批量生产和绝对的模仿。艺术失去了批判内涵与乌托邦内涵。所以，在文化现代性中。“理性最终被剥夺了有效性要求．并与纯粹权力等同了起来”。理性走向了与权力的合谋。失去了区别有效命题与无效命题的能力，不可能再成为一个广泛而有效的批判标准。
　　哈贝马斯认为《启蒙辩证法》的这种批判过于简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确存在这样一种趋势：“把一切有效性问题都纳入到追求自我持存的主体或追求自我捍卫的系统所具有的有限的目的理性视野之中”。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同样忽视了资产阶级理想中被确立并被工具化了的文化现代性的合理内涵。在哈贝马斯看来，启蒙理性推动下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科学、技术知识、宪政民主制度、民主意志、先锋派艺术作品等其实都有可取之处．为“自我实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哈贝马斯认为。要理解《启蒙辨证法》为何存在这样的“遗憾与偏见”，就必须要去理解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写作动机．是什么让他们深入地批判启蒙，“致使启蒙设计自身面临重重危险”。

　　三、从意识形态批判走向总体性批判
　　关于写作动机，霍克海默在《启蒙辨证法(前言1944／1947)》中说到，他们原本打算到“畏惧真理的启蒙自身去寻找”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的原因究竟何在，进而试图通过对启蒙与神话关系的梳理，完成对启蒙理性的反思。但后来他们认为“低估了探讨这一问题的难度，因为我们过于信赖当代意识”。在“必须要放弃对当代意识的信任”之后．他们走向了对启蒙理性的怀疑与弃绝。
　　对于上述转变，在哈贝马斯看来主要在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所采取的批判范式的转变．他们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走向了总体性的“终极揭露”批判．他们把马克思用以对付意识形态基础批判的方式运用在对理性的批判中，把启蒙用来对付神话的“解神话”、“祛魅”的手段反过来用以对付启蒙本身。这样，《启蒙辩证法》里便存在着“启蒙的两次反思”。
　　1．第一次：意识形态批判。《启蒙辩证法》里的意识形态批判．主要是体现在对启蒙的第一次反思：启蒙在“解神话”、“祛魅”的过程中依然保留了神话的成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运用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反思启蒙与神话的这种复杂关系，认为所谓的“启蒙理性”实质上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代表工具理性的科学(如让机器和掌握机器的社会集团对其他人群享有绝对的支配权)，文化工业产物的大众文化(如让大众在虚假的娱乐中减少对社会的抵抗)都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在于他们采取了一种合理化的策略，使被统治者能够认同其统治的有效性。
　　2．第二次：总体性批判。对于总体性这一概念，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曾作过辩证论述，认为总体不是其构成部分的简单总和，而是部分按照一定结构关系组成的有机整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吸收了黑格尔这种辩证法的合理思想，并把它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分析和批判。到了卢卡奇那里，“为了将意识形态批判原理化，把批判的意识形态理论说成是关于社会意识的一般理论，卢卡奇把意识形态总体化。他将意识形态在特定历史状态中与社会经济基础、政治等等的具体的历史联系扩展为一种社会意识与经济基础之间的总体关系。”以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批判学派都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卢卡奇的“总体性”方法：反对从单一因素出发考察社会，强调用总体的目光审视传播。才能洞见其内在的历史关联。
　　哈贝马斯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结果是因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思想上发生了转变。在20世纪30年代．批判理论家们还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资产阶级文化中的理性潜能抱以部分的信任，认为在生产力发展的压力下，这些理性潜能会得到释放。但是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1．政治经验影响到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认为杜比尔(helmutdubie1)所指出的三种历史经验对批判理论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苏联的局势完全证实了韦伯关于官僚化加速趋势的诊断……法西斯主义则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危机情况下．会用改变政治制度的方法来应付革命的危险，并平息有组织的工人的反抗。最后，美国的发展趋势则用另一种方式表明了资本主义的整合力量：无须公开压制，大众文化就把广大群众的意识和政治命令结合在了一起。革命社会主义的人文内涵在苏联被扭曲了，所有工业社会中革命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也都失败了．渗透到文化再生产过程当中的合理化过程发挥着社会整合力量。这三种历史经验交织在一起，使人们对革命感到绝望。而这些就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20世纪四十年代初面对的社会实际问题。

　　2．意识形态理论本身也在发生着转变。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意识形态主要就是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他“从未谈到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或‘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远远不是无产阶级可以在斗争中配置的武器。但后来，经过列宁、卢卡奇的发展，意识形态从“特定概念”走向了“总体概念”。曼海姆曾经对此解释道：所谓意识形态的“特定概念”。是停留于或多或少自觉伪装、欺骗与谎言的一种概念。所谓“总体性概念”，是指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去关注一个时代总体思想结构的性质，或是诸如阶级社会——历史集团的性质，是表示我们设法掌握思想和经验的概念与模式和一个时代或集团的“世界观”。这样，意识形态分析从一个党派的思想武器，发展成了“知识社会学”，从而为现代人提供了对整个历史进程的修正观。

　　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期，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已经过时，而且他们也不再认为可以用社会科学的工具来兑现社会批判理论的诺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虽然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和背后的权力关系，但存在着局限。如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马克思曾经对科学作为生产力和生产手段有助于社会生活进程抱乐观态度，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认为，“这一事实决没有证明实用主义只是理论的合理性”，“不仅形而上学、而且形而上学所批判的科学本身都是意识形态，因为科学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去发现危机的真正原因的形式。”在启蒙理性自身被怀疑成了权利要求和有效性要求的有害混合后．理性不可能再成为反思的基础。
　　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已经动摇了，他们认为必须要放弃和超越意识形态批判而走向总体性批判．即需要的不是基于理性的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反而是对启蒙理性进行总体性批判——从理性概念自身到使启蒙理性发挥作用的一切方面：政治、文化、经济、道德等。“这种总体性批判不仅反对资产阶级理想的非理性功能，也反对资产阶级文化本身的理性潜能，而且还波及到一种具有内在程序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因此．对这种总体化批判，哈贝马斯认为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以一种反讽的方式描述了批判力量的自我毁灭过程。他提醒人们．“一旦目的理性膨胀成为总体性，也就取消了有效性要求与自我持存要求之间的区别，进而摧毁了有效性和权力之间的壁垒．消解了现代世界观以为彻底克服神话就可以实现的基本概念的分化。作为工具理性，理性把自身与权力混同起来，并因此而放弃了批判力量——这是应用于自身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最后总暴露”。
　　四、“启蒙理论”未能实现自我超越
　　为进一步说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总体性批判的不足与尴尬，哈贝马斯以反启蒙的尼采为例，指出霍克海默他们对总体性批判悖论的回避“堪与尼采媲美”。
　　哈贝马斯认为尼采的《道德的谱系》可谓启蒙第二次反思的伟大楷模。尼采是从已经获得独立的审美现代性的基本体验中赢得其文化批判的标准的。出于对启蒙理性的否定，尼采认为“在估价的肯定或否定立场中所表现出来的。只有纯粹的权力要求。而再也没有任何有效性要求”。于是他把有效性解释为偏好，所有知识陈述的真假、道德命题的对错取决于个人表达的主观趣味，趣味才是决定一切价值判断的准则。并把趣味判断与绝对命令等同起来．把估价与意志表达等同起来。由于趣味判断所要求的有效性当中所表达出来的，只是“审美激发起来的意志”，所以一切判断与准则终归于权力意志。
　　但是尼采的这种理论因为规避了真理环节即有效性要求．使“矛盾和批判将失去其意义”，所有的批判都缺少合理的标准。这样，尼采的理论深陷尴尬，存在着悖论。一旦否定的批判意义遭到悬置，否定的方法失去作用尼采也就回到了始源神话的层面。尼采从总体化的意识形态批判转变为“谱系学批判”，试图为其充满悖论的批判留有余地。他把道德估价追溯到道德判断者的出身和社会地位那里。目的在于“以明确一个人或一种行为方式在按照一定的有效性标准建立起来的等级秩序中的地位”。更始源，也就意味着更值得尊敬、更高贵、更纯洁更纯粹，“出身与来源，成了界定社会地位和逻辑地位的标准”。
　　虽然尼采试图在权力理论中寻求出路，但是，这种理论诉诸在主观的认识论基础上，缺乏坚实的根基，所以“依然不能为批判走出困境指明出路”。同时，在批判意识哲学、理性和主体性原则发生扭曲和误人歧途时，背后似乎隐含着“正常”规范性立场和“正确”的普遍性标准，但任何规范性立场和普遍性标准都是它们解构的对象和颠覆的目标，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相矛盾。
　　在追溯完自我关涉的总体化批判的两种形式之后哈贝马斯认为。不管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彻底的批判走向．还是尼采非理性式的意志取向的批判，使用的同样都是狭隘的视角(主体哲学)，同样充满了强烈的善感性(对未来的悲观意识)，结果都身陷尴尬。如果他们不想放弃揭露的终极性，仍想继续进行批判，那么就必须保留一种用以解释一切理性堕落的标准。
　　五、批判范式的局限
　　总的来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的分析思路是：只要启蒙过程一开始就得益于自我持存，那么他就要求理性以目的理性控制自然和控制冲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必然发生扭曲，因为它要求的是工具理性。由于工具理性体系是一种意识形态．理性后面是统治者控制权力，因此启蒙理性值得怀疑。可是只要人类的发展仍然以自我维持为目的，那么就必然要求工具理性，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辨证法必然导致一种对社会发展的悲观心态。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辨证法让我们看到了主体哲学怎样走向了尴尬：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表现为在自我反思中确立了主体性原则，然而。由此所付出的代价是理性主体在自我关涉与自身捍卫中与他人、他物的分裂与对立。同时，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叉在自身确定与自我意识的同一性中，展现出一种自我绝对化的趋势而蜕变为一种理性神话。而理性的统一性与绝对性所内蕴的目的性与持存性，不仅确立了工具理性．而且主体理性的客观化又导致了理性的异化与扭曲。所以当他们在以主体哲学的主一客关系来批判工具理性的主一客关系，最终不可避免地与尼采一样陷入了自我关涉的悖论循环。
　　哈贝马斯认为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承认工具理性是一个更宽泛的理性概念的一部分，工具理性只是交往理性的一部分、一个环节．这样就可以解决批判理论所面临的窘境。理性的资源并没有枯竭，没有不要理性的批判，也没有总体性批判，一切理性都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只有承认了这一点，才能消除神话思维的魔力，而又不会让保存在神话当中的语义学内涵失去意义”，才能使人从启蒙与神话的纠缠中脱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