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健词:理性主义　生存境界　危机　敬畏　栖居
    论文摘要:理性主义是两千年西方文明的世界观和价值现的基础，现代文明沈建基于理性主义之上。伴随着理性主义的发展和扩张，它在给现代人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危机。在此前提下，“后现代主义”思潮作为一种对现代文明的终结实际上也扰是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和终结。本文试就理性主义在自身发展中对人类生存的根墓以及人类生活的神圣向度的遮蔽进行分析，以开启出它与当代人的生存危机的关系和此问题得以解决的可能。
    现代人大多相信人类是不断进步的，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强有力地支持了这一信念。当人们享受着科技进步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改善时，便以为人类在不断进步。诚然，已经过去的20世纪可以看作是科学空前地介入人类事务的时代。我们为应接不暇的科学成果欢欣鼓舞，因为它极大地满足了人类的物质需求，为人类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生存的空间。但另一方面，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动态中潜伏着严重的危机。人类文明的发展正表现为失控的、盲目的发展。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恰当使用和滥用，给自身生存带来了种种危机，引发了危及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更危险的是，人类自己丧失了生活的意义。人类存在的本真状态被遮蔽了，人类在改变物的存在之前，已经先改变了自己。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其根本原因是技术理性得以存在的基础—西方传统理性主义所带来的后果，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是理性一时误导的结果，那么生存危机在当代的到来是科学技术这一现代理性直接导致的必然的结果。WWw.11665.coM这种后果也必然伴随着对理性主义自身的否定，伴随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理性主义—人本主义的张扬，遮蔽了人的生活的神圣向度。在此意义上讲，“上帝死了以后人也死了”正道出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命运。
    在这里，我们必须先对西方理性主义的自身发展有所开启，才能谈得上理性主义的命运问题。理性是属人的，理性主义自诞生之日就具有人本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本质。苏格拉底之所以被雅典法庭以不敬神的罪名处以死刑，是因为他的理性主义所具有的人本主义价值倾向直接与当时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冲突。但是理性主义在古代还没能充分自觉到理念或本体的实质性内涵，只有到现代才逐渐彰显出它的人本主义本质，而这种彰显恰是理性主义发展的必然。
    一个理论发展的任何阶段是不能脱离它其中的内在线索而单独加以考察的。古希腊理性主义始于巴门尼德，在他看来，关于存在的哲学探索必须要符合逻辑确定性原则。巴门尼德从逻辑确定性原则出发寻求不同于自然的另一种实在，感性世界不具有实在性，真正的实在只能在理智中寻找，这对理性主义本体论具有奠基意义。柏拉图正是基于自然的非实在性出发提出概念实在论(理念论)，开创了两千年的形而上学的先河。到了以神学占主导地位的中世纪，有人认为这时理性主义被中断了，事实上并非如此，希腊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思维方式就保存在这种“神学”中。西方文明植根于性质不同的两种文化传统:一是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二是古希伯莱人的宗教信仰。在希伯莱人那里宗教信仰靠的是启示真理，在那里有的是先觉者，而没有所谓的神学家。如果说神学为“学”，那么已经是通过表象—概念化思维而获得的真理，此时，理性与信仰得以沟通。与其说化理性为信仰，不如说化信仰为理性。不管是安瑟伦还是托马斯，都把上帝理解为终极确定性根据或最高理念。近代理性主义则意识到，凡是人们能够清楚明白谈到的实体—自然、灵魂和上帝，不过是显现于认知经验之中的观念，因而也即是“我思”之规定。笛卡尔的“我思”也就是现代哲学要弘扬的处于主体地位的人及其理性。当然，这种思并不停留在那种个体人的“我”之“思”，当黑格尔提出“思在同一”时，这种“思”是实体的“思”，是本体意义上的思。意识是主体和客体得以显现的场所，思存的同一性也就是意识的绝对性，意识的绝对性也即是概念的绝对性。这种“绝对”，从本体的角度指的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根据，至此传统理性主义达到了它的最高境地。
    值得思考的是，理性主义者过于囿于理性的、逻辑的一面，他们对本体的逻辑构造恰恰遮蔽了真正的本体。如果在希腊人那里，“自然，一词指的是存在者整体的“自我涌现’或“绽放，这样的自然乃是一切生命体的母体、主体、本体。那么在深刻自觉到了理念或本体的实质性内涵，而突现了人的主体及其理性的近现代人那里，几乎失去了对自然整体的生命直觉，一旦提及自然，所想到的乃是受必然性支配的物理学、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逐渐丧失了生命的直觉，以及对自然的疏远化。同时上帝的理念化遮蔽了基督教信仰的本质，自然神学的上帝的理念化，实际上遮蔽了信仰的上帝。如果说以色列人之所以信仰耶和华，主要是因为他们听到了耶和华的呼唤，才能从埃及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那么，罗马人之所以信仰耶稣基督，是因为他的一生及其遭遇使人们意识到了人间的苦难和悲剧的根源以及人类生活的真正的永恒的意义。基督教信仰根源于这些活生生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以及它对个体所给予的启示，而不是抽象的理念和原理。信仰的上帝应是《圣经》中的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活的上帝。同样，当思想家们要改变传统观念中的人与上帝的关系以及对人性的否定性理解来力图把传统宗教改造成理性的宗教或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时，也就是要以理性来构造出神或把理性当神来看待。康德开启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神学人学化、_上帝人化之路，康德之后经过费希特和谢林的本体论论证，到黑格尔那里神学和人学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耶稣基督的本质在于神人同一性，神学和人学的解释循环实现了上帝的人化或人的上帝化。这样，神圣和世俗、彼岸与此岸得到了和解。那么与此同时，也正如尼采所说的，我们用海绵去把那个像大海那样拥抱一切、涵盖一切的作为整体的“地平线”(真实存在者的超感性世界)给抹去了。也许，上帝真的死了，而且显然是“我们把他杀死了”。
    “人起立而人于主观性中的过程使存在者成了对象，……对存在者的消除，也即把上帝杀死……”。既然如此，人便成了“世界的主人”。在理性主义的视野中自然界不过是一个客体，人才是世界的主体，理性成为至上的原则和普遍的尺度，是人为自然立法。科技革命所引发的工业革命，已将培根关于运用知识统治自然的主张和笛卡尔关于“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观念付诸实现，自然已从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转变为被征服、被控制的外在实体。在启蒙时代，人们之所以有坚定的关于文明进步的信心，是因为他们对人类理性的力量怀有完全的“信心”，他们相信凭借理性的力量可驱散遮蔽着人类精神的无知和迷信，人们从此即可获得道德和精神的改善，从而生活得更加幸福。理性的进步统领着一切进步，有了理性的进步，不仅会有技术的进步，而且会有道德和精神的进步。今天，人类知识正在市场的激励下不断创新，不断进步，但人类道德与传统社会人的道德相比较并没有进步。人类的德性已与知识分离，而这种分离就肇始于启蒙。事实上，理性本身始给不出什么终极价值的中性的东西，它既可以促使人们提高道德修养、追求神圣价值，也可以使人们陷人世俗情欲的满足之中，使自然失去神圣的价值而成为人的欲望的对象。科学技术在满足物资和精神需求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新的危险，即人口的急剧膨胀、自然资源的锐减、生态平衡的破坏、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新疾病的不断出现等。科学技术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自由和解放，反而变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束缚和主宰着人类，这些都不由得人们对理性的片面执着进行反思。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的本质远比我们想象立足的更深，伸展得更厂，它远在原子弹爆发之前就已消失了物，人借助技术理性从物理学的强制中摆脱出来，却没有获得自身的完全解放，而是陷人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困境中。
    人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并没有彻底被消灭，只是在其存在中变了样。在这个过程中人也变了样，而且首先是人变了样，变成了那个消除自在存在者意义上的存在者的人。人已被降为对地球的完全的统治的最可靠工具，人和物的技术关系成为了最高的无条件的存在方式，人为应付因消灭物而来的可怕的空洞感，想要在极度不安中确定其本质，就会变本加厉起劲追求事物单纯的数量和秩序。于是，高科技一高消耗一高消费一再高技术……相应的是精神上的空白和人性、物性的贫乏、无聊、酗酒、吸毒……物事先被限定于某一方面，强行其进人非自然状态，以合乎技术的需要。实际上，早在十八世纪，卢梭就意识到了科学技术是道德沦丧、社会奢侈腐败的主要原因，甚至可以说在笛卡尔的技术逻辑刚刚产生时，和他同时代的帕斯卡尔就已经深切的感受带理性主义所隐含的危机，他认为理性是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人生的。人的心灵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如果说理性主义是种思维的形式逻辑，那么，人的心灵所关注的则是生命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别的。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的解放”运动，除了理性的解放之外还包括世俗生活的解放，人在某种意义上仍是动物，一定程度上的物质利益的追求和现实幸福的追求是合理的和无可非议的。但是现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又把人的生活推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人们的生活日益沉溺于无限膨胀着的物欲中，正义、人格、良知、贞操等属人的神圣的东西也日益成为追求名利的手段，权利和地位也日益成为腐败和堕落的象征。

   西方理性主义发展到现代出现了唯理智主义，这种样态把人们带进了一个误区，它是在激励着人们追求上帝的“全知全能”，激励着人们永不知足地追求物质财富，激励人们以无法触及无限的方式去追求无限。在西方文明的古希腊时期，德性与知识是不可分离的，苏格拉底有个著名的口号，“德性就是知识”。他所说的关于德性的知识相当不同于现代人所说的知识。他所说的知识不仅包括关于各种具体事物的信念，而且包括分辨事物的能力和行动的能力。亚里士多德在解释苏格拉底的思想时说，“他相信所有的德性都是知识的形式;以至于当我们知道何谓正义时，我们便立即是正义的了。”可见，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所讲的知识主要是道德知识，是直接指导行动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关于人类综合性的信念，是对人生、社会、世界的正确的理解，是指导人生的艺术。古希腊人对德性的重视在中世纪人那里表现为对上帝的虔诚和拯救灵魂的努力。人既祟拜上帝的至善(尽善尽美)，又敬畏上帝的全知全丽，那种“想与上帝并驾齐驱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欲望”被视为不可赦免的罪恶。而在启蒙时代，知识的典范已不再是关于道德和生活的艺术，而是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自然科学知识。培根相信“知识就是权力，它既无限地奴役生物，也无限地顺从世界的主人”，至此知识变成了“操纵和征服自然界”的“方法”或“有效的工作程序”。也正因为如此，知认才是力量。显然，知识与德性已然分离，对知识德追求即对力量的追求，而不是对德性的追求。
    自文艺复兴始，西方人逐渐视“凡人的幸福”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于是，他们不再崇拜上帝的至善，不再向往“上帝之城”。人类又开始追求力量，并且日益滋长起“想与上帝并驾齐驱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欲望”。人们当然明白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他们相信人是作为类而存在的，去历史地走向上帝的全知全能，即通过文化“遗传”和历史积累，人类知识会日益穷尽自然的奥秘，从而自然界中与人类为敌的力量会日渐消失，人类会日益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现代人对力量的追求，既表现为人类共同体内部的个体、党派或民族对权力或霸权的追求，也表现为人类全体对地球的榨取和征服。今天，人们对争夺霸权的战争已有普遍的厌恶，但对全球化经济竞争所造成的生态压力却浑然不觉。如今的人们正兴奋的谈论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在知识经济时代，培根的口县已被“知识就是金钱”所取代。在明晰界定了知识产权后，知识和经济便可直接交换，知识更直接的服务于经济发展了，现代社会只是“个人实现自己欲望的竞技场”。德性对人生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知识和智能。你若指责某人无道德，他可能并不在意，但你若说他弱智他多半会恼羞成怒，所以才有现代科技飞速发展与道德退化的巨大反差。这种对智能和力量的贪求在失去了道德的制约以后会带来人类的自毁。
    事实上，人是追求无限的有限存在者，人也只能在思想中触及无限，不可能通过理性去逻辑地把握无限。科学知识包含部分真内容的猜想，人类也永远不能以绝对中立于理论的纯粹的客观事实去证明科学理论，人类知识永远也不可能穷尽自然的一切奥秘，而且它相对于大自然所隐匿的奥秘，永远只是那沧海一粟。向死存在的人昭示着它的有限性，个人是有限的，个人的认知能力也是有限的，个体无论占有多少物，他仍是有限。人类今天的强大只是相对于古人或其他物种的弱小的强大，却不是能够征服自然的强大，人类若真的能像上帝那般强大，那就无须为任何危险担忧了，而实际是现有的危机已足够否定着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了。后现代思潮的出现也说明了这一点。
    人类既然永远也不可能如上帝那般强大，那么人将怎样摆脱自己加诸自己的危机呢?“唯当我们已经体会到，千百年来人们颂扬不绝的理性乃是最冥顽的敌人，这时候，思想才能启程。”大自然作为不断生成着的无限存在永远隐匿着无限的未为人知的奥秘，人不可能为所欲为，因为大自然永远握有惩罚人类的无穷力量，大自然就是人类须对之心存敬畏的终极实在。戈类对无限的追求应该表现为对终极实在的理解和敬畏，并进而表现为对德性和精神境界的不懈追求。当我们能站在知识的边界上而’‘面对”“不可言说的”存在时，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便会油然而生。对大自然心存敬畏之情，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膜拜自然之神，相反，敬畏自然的感情会激励我们不断地叩问自然，虚心地倾听自然的“言说”。自然科学研究应是叩问自然的方式，应是倾听自然“言说”的方式，它作为人类无限求索的一种方式应永远行进在叩问自然的道路上。当启蒙学者们一方面以自然取代了上帝，一方面宣称人类可通过知识进步而征服自然时，西方人便已割断了与终极实在的联系，从此，道德也就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人成了万物的尺度，人能成为这个尺度吗?如果说这里“道德”是老子所说的那个意义上的“道德”，那么我想现代人类之所以巫需道德上的提升，人类道德函需追赶科技进步，是因为那是具有生存论上的紧迫性的事情。
    当今世界技术的疯狂扩张、高视阔步突出表现在取有用性尺度将物占为已有，这正是对物的干扰，对物的消失，必致物之意义丧失，而不能让人体会本然之物。事实上，人和物非有用性的相互“守护”关系才是人本真的生存方式和实践方式。在对理性主义进行反思中，康德指出不把他人当作工具，海氏对此则思道:生存不尽于有用，生存的本质是诗意栖居。“让存在者存在”并非主张放弃行动，反对人类中心论也不是要贬低人尊严和地位，而是要求分物各显其本性，这也就是应和了胡塞尔“‘回到事情本身”的口号，而不是在理性“对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偏执之中”。对于在概念之流的追逐中日益失去本真生活的人类来说，重要的是首先要找回被认知经验所遮蔽了的诗—思的经验和信仰的经验，理性、信仰直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人类思想以最大的开放性和灵动性去领会那既确定又不确定，既可知又不可知的真理，使终极意义和形而上学真正得以彰显，使上帝成为上帝，人成为人，自然成为自然。自然和世界得到了它们的自主和尊严，人得到了他的人性，我们亲切明智地同物打交道，尊重它们的丰富性，自身性。我们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在一种奇特的方式上成为简单的和平稳的，不再固执于对人的有用性，而是对熟悉世界的意义保持敞开态度。
    海氏呼唤人栖居在大地上，归属于存在，当人守护着存在的真理时，他才会看到存在命运的展开，而不落入纯粹主观意志的认知中去，人作为必死者存在于大地上，就是去栖居，去从事居的“筑”。必死者生存于大地上并珍爱这大地，他仰望天空和诸神以求找到自己栖居的尺度。以思、诗、美、.艺术品的综合力量，从更为基本的人的生存状况来对待人和拉术、自然、社会，人生状态的审美化，整个人的生存境界的提升，人才会诗意地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