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天地情怀　人际牵依　实践理性　血缘重视　独尊儒术
    论文摘要:在诸子争鸣时期，孺家文化能够从百家学说中脱颖而出，成为时至今天仍影响着中国人生存姿态的学说，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它的很多观点都与中国的农业主导因素相吻合。孺家文化所表现的天地情怀、人际牵绊以及血缘重视，都可以解释其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意识的内在因素。而汉代的罢触百家、独羊孺术政策，更把孺家发展从政治外部因素层面推向了人为的高峰。
    对于中国人来说，儒家文化其实已经不是一种在争鸣中发展的哲学理论形态，它更应该是整个华夏民族的一种生存态度和方式，是在岁月在蒋中积淀下来的祖辈记忆和原始认识。当然，这个“原始”并非指人类发生之初由劳动经验累积所叠起的对整个宇宙世界的认识，而是指由黄河流水冲刷出来的中华民族在社会人际生活中凝聚的智慧体悟。千载百世的华夏文明，在儒家文化的引领下无意识地踏步着自己的征程轨迹，走着一条集体选择的道路。
    在二千五百年前，一个身影走人了这古老的文明国度，影影绰绰之间，他餐风露宿，奔走六国宣扬自己的主张，却尝尽世间的冷淡凄苦，最后郁郁而终。那时的他怎么也想不到，在其身后的千年中华文明，将在他那瘦弱的身影中得到无限扩大延长，儒家哲思之门，将由他这里旬然中开，直到现在……
    割据混战、戈戟亮影的春秋战国时期，沙场以堆积的白骨无情地演绎了所谓胜者为王的社会逻辑，另一方面，中华思想史上又惊喜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唯美思想局面。WWw.11665.Com战争的延续成为文明融合的一种激烈方式，在这纷乱的政治时期，君主们对一种能够支撑自己国家走向千秋万世的理论主张的强烈期盼促使当时文人幕客们的政治思维有了深刻性与广阔性的高度提升。作为“百家”中的一家，当时的儒学其实屡屡遭遇到挫败尴尬，孔子一句:“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让千年以后的我们仍感到那股揪心的苦闷疼痛。但后来儒学又何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主流意识的呢?我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片面的逻辑推理问题，从深层次而言，它是由我们民族的心理特征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形态来决定的。
    中国是一个农业主导型国家，对天地的依赖使中华民族在传统社会意识中天然就存在着一种对生命和宇宙的尊重情感。正如《周易》中所倡导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强烈的生命意识在古人的言辞行止中已经得到最突出的显现。对于他们而言，天与地是自我生存的基点，尊天敬地，厚爱万物的思想已经在他们的内心形成简素雏形，或者说其实是一种潜在的心态。千世百辈的中国人依靠着黄土地延续  自己的家族历程，天地对于他们而言与其说是生存的依靠，还不如说是心灵的依归。在日复一日早盼朝雨、涝望炎日的岁月中.他们内心对天地万物、宇宙生态有着一种海洋文明所不及的亲和感。他们知道这自然生命是与自己并有的存在，也是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生命因素，这样，一种兼有“敬”与“爱”的情感就萦绕在中国人与天地生命之间。笔者把这称为一种“天地情怀”。正是这种崇生爱物的原始意识，给儒家学说在华夏的传播创造了足够的心理基础。儒家推祟复周礼以兴家邦，而这种对礼仪的严格执著正是在外部形式上给了人们一个表达对天地万物尊重服从的途径。各种周礼在儒学家们看来是天下顺乎行的实现方式，但人们的看法却单纯得多了。在普通人的心理意识中，他们会认为如果能够处处实行正统周礼，自己的虔诚就有了对话者，尤其是天地祖宗之礼，在这方面的意味就更浓重了。通过一整套规整的礼仪形式，人们首先得到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安顿感与充实感，他们会觉得自己对天地祖宗的敬意已经在这些仪式中得以表达与传递，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心理情感外化而得以完成的满足感。而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说，儒家所倡导的“亲亲—仁民—爱物”思想在也给了他们天地情怀以合理化的理由。他们通过儒家文化可以让自己的一些行为得到合理解释，把以前的“自然而为”变成“有的放矢”，所有的盲目都找到理性化的途径。儒家的礼乐文化，在某程度上说其实就是生命的规整化、秩序化，也是情感的条理化。儒家在中国人的天地情怀处理上，并不像道家那样走向泛神化的道路，而是把一切收归理性，化作日常。
    其次，儒家思想中强调对人的尊重和仁爱，讲究人际关系中的牵连与依靠，这也恰合了黄色文明圈重视人的社会性的思想特征。在原始农业文明中，人与天地力量的悬殊使当时的人们在长久的劳动中懂得以协作改变自身的弱小。这种群化心理在黄色生态中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意识，世代延流而不断强化。所以在农耕的中国社会里，“人”代表的不是一个个单纯独立的个体，而是“群”，或人群，或族群，总之是以人的社会性连系起来的关系链条。而所有的一切，关乎生存的，关乎思考的，关乎文化的，都是在这链条延伸的基础土进行的。孔子讲“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说“仁者爱人”，所有的这些可以说都是在理论上强化人的社会链条，以“仁”的观点阐述着传统文化中对人的社会性的强调。当然，这是从群体心态角度进行的解释。而在先秦时期，儒家的这些思想又有着某种现实意义。他们“仁爱”的学说在那个纷战连年的时代，其实正代表了人们的理想与憧憬。儒家学派不但给了人们一个回归和平与仁爱天性的理由，更把他们导向儒学营造的解释氛围和理论支撑。这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可以说是一种与人们心底最深层夙愿相契合的政治理念，从时间与空间选取的角度而言，儒家确实占领了很大的优势。而如当时名家，虽然被现代学者认为是中国逻辑学说的开端，但在那个战火铺天盖地的时代里，又有多少人真正有闲心去兜转于那些“白马非马”或“离坚白”等的逻辑游戏呢?

    第三，儒家学派的务实精神其实也是与农耕文明的中国社会有着心理上的本质性一致的。儒家的社会人生理念不是落在虚无缥缈的空想构思之上，他们导人通过一些日常最简单的、可实践的事情让其思想得到落实。正是由于这种简单与日常，使他们的提倡没有的其他学说中拒普通人于千里之外的疏离感，而是把最广大的人群包揽在自己的学术构建之中，也让他们获得最泛的民众基础。可实现性，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得以高度传扬的一个很重要因素。道家所追求的个人超脱，那种脱离社会伦常而复归自然的境界，虽然与人类的天然本性有相吻之处，但毕竟对于生存在现实的人而言有着太多的“理想色彩”，特别对于以伦理情感为自身思想原点的中国人而言，这种学说很有双脚不能着地的遗憾。李泽厚先生曾经把儒家的特征概括为“实践理性”，对这点我是比较同意的。儒家文化以理性精神对日常的生活实践进行一种最为人性化的归纳，把所有的是生活都纳人到儒学思想的心理轨迹中。正是它给人们的心理压抑一个舒张的实践空间，才能是它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标志性代名词。便如《大学》开篇便道:“古之欲明明之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这样的要求大大缩短了人的当下能力与生命目标的距离，也就自然地能让人更有魄力精神去奋斗于“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了。这实际上也是儒家以人为中心的一个突出表现。它所指望的事都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祟高理想，而是能从当下做起的现世事功，这就让人在生活的琐碎间无意就能得到一种内心的慰藉，从而引导人从自我的平凡开始走向“大同”的高远。“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网陷这就是实践理性的民间智慧了。

   另外，儒家对血缘的关注重视其实也是它能够成为主流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华夏文明诞生以来，中国人就一直注目于自己的血缘流脉，其在发展历程中对血缘关系的分解远不如海洋文明那么干脆，“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还是以血缘关系为纽结的农村公社”卿肠。直至今天，从关注血缘演化而来的伦理道德遵从，还在主导着我们的价值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说，对血缘的珍视其实是母系社会的遗留物，也是人对自己生命源头的归属感情在引导的。儒家学说中极力提倡的忠孝之道恰恰就是中国人血缘心态的一个理性关照，在这方面，与其说孔子的学说机遇性地吻合了中国传统思维习惯，还不如说其实是他在感知中国文化后用更为理性纯粹的笔触把它们整理归纳起来，并予之以学术思想的正名，让最普通的人都能对这些主张产生共鸣感与认同感，以更为亲和的姿态走进中国社会生活。就如濡家所提倡的“兄友弟恭”“父慈子孝”，或者在礼法上的“三年之丧”等等，其实抓住的也是血缘伦理这一条。但他们把中国人对血缘的天性珍视或演化为礼仪传统，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或引导为价值观念，使之成为人们思考问题衡量判断的一部分。也就是在这个方向上，儒家文化成功地把握了中华民族的原始心态，而把这种思想与其倡导的礼乐传统有机结合起来。
    当然，儒学尊贵地位的确立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就是汉武帝高扬董仲舒“罢翻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主张，并把它落实到自己的政策中。汉初，由于刚统一的国家经历多年战乱的煎熬，百废待兴，于是，汉朝廷提出以“黄老之道”为政治理念，通过“无为而治”的政策方针与民休息。在汉武帝执政以后，国家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他发现这种宽松的政治手段其实暗伏险线，朝廷组织的涣散与权力不平衡，很容易导致整个架构的崩溃。对于统治阶层而言，只有严整的社会等级划分才能确保政治安定和权利稳固，才能使保证官员百姓各安其位而不会重演无数“民反”、“暴动”的历史剧幕。这时候，董仲舒的适时出现解决的汉武帝的优心。他“以‘罢易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正致力于对汉初的‘无为而治’进行‘更化’、以使中央集权获得强化的汉武帝的赏识。‘于是，儒家的“中庸”“仁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主张就成为了对人们宣扬政治等级理念的最佳的麻醉药。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当时朝廷对儒家经典的官方诊释都是具有很强烈的政治偏向性的，他们会因循自己的统治意图目标去制定“注经”的言语及指导方向。但无论当时所倡导的“儒学”有多少政治歪曲成分，被董仲舒予以多少神学化色彩，毕竟，儒家文化已经从百家中脱颖而出而被赋予“独尊’，的光环。这在儒学的传播上可以说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而对于汉武帝而言，“罢黝百家”的重要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独尊儒术”，这只是手段，其根本目的就是用另一种方式继续延伸秦皇、李斯们的道路，说到底就是为了统一思想。把社会意识单一化处理而便于通过操纵社会价值观而落实政治控制。在这个目的导向下，罢翻百家的行动必然采取强有力的政令措施严格执行。于是，儒学的“独尊”便有了一个“最好的时代”，当然，这也可能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因为儒家思想的大量扭曲，沦为政治统治的工具，被标签为升官进爵之学，便是在这个时代开始的。冯友兰先生所说的“自此以后，以利禄之道，提倡儒学，而儒学又须为上所定之儒学。于是‘天下英雄，尽人般中’;春秋以后，言论思想极端自由之空气于是亡矣。”哪便是抒发这种感叹了。
    在中华文化史上，对儒家学说一直褒贬不一。但谁也不可以否认，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引领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有人说，“如果把西方的文化视为‘智性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则可以称之为‘德性文化’。”~事实上，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中国文化在自我发展中一直刻意冲淡了逻辑理性带来的数字化哲学，而是更注重个体的感觉体悟以及自己文化群落中形成的思维模式和评价标准，也就是所谓的道德指导规范。而明显地，在这种“德性文化”中儒家文化的引导又占有很重成分，它以代代延续的生命历程滋养着中华伦理文明，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主流意识渊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