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通过考察德里达对哲学与文学作品的解构性诠释，本文提示了德里达思想的两个基本倾向，即强调哲学与文学的亲缘关系，突出哲学与政治的内在关联；追溯了他的解构策略的历史起源，分析了德里达的解构实践，指出了“解构作为一种阅读方式和写作方式，并非消极的破坏，而是一种积极的建设”。 

【关键词】德里达｜解构｜理论策略｜derrida｜deconstruction｜theoretical｜strategy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是对当今世界学术界影响最广的少数几个仍然健在的思想家之一。自1967年出版《语音与现象》、《论文字学》和《书写与差异》(上、下)以来，他出版的著作不下50种(至2001年仅译成德文的就达32种)，影响遍及哲学、文学、艺术、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宗教学、美学等领域。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德里达的哲学，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一个事实：德里达通过继承以蒙田、笛卡尔和帕斯卡为代表的法国哲学家的怀疑精神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评，他在这种批评中提出的观点虽然遭到不少学者的嘲弄，有人甚至认为他根本不配称为哲学家，但他提出的一些术语、他的独特思路、语言风格和理论策略已经融入了当代思想的潮流，并且影响了一些领域的学术走向。人们给德里达的哲学冠以各种名称，如“解构主义”、“差异哲学”、“德里达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但德里达的主要工作仍是对思想史的重新阐释。他首先是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感和社会关怀的哲学家。WWW.11665.cOm 
    　　　　一 
     德里达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关切并时时显示出对政治的敏感。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这一倾向越来越明显。正如h.kimmerle所言，在德里达看来，“哲学问题会导致明显的政治结论”[1](p21-22)。1987年，法里亚斯(victor farias)以《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heidegger et le nazismè)一书掀起了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政治倾向的讨论，德里达随即出版《论精神：海德格尔及其问题》(de l’esprit,heidegger et la question)以及《心灵——他者的发现》(psyché，invention de l’autre)加入了这场讨论。1993年，他出版的《马克思的幽灵们》(spectres de marx)，1994年出版的《友谊的政治学》(politiques de l’amitié)，1996年的《信仰与知识》(foi et savoir)，1997年的《谎言的历史》(以德文geschichte der lüge为题首次发表)都不断表现出对政治、宗教、伦理乃至对欧洲和人类前途的关注。德里达早年对符号、语言、文字问题有着特殊的兴趣，并把他的阅读策略贯穿于对哲学和文艺作品的解构性诠释中。近些年来，他的视域更加宽广，建筑、电影、媒体、大学改革、社会捐赠、性别差异、第三世界的饥饿都是他关心的对象。但我们始终不要忘记他的思想有两个基本倾向：一是强调哲学与文艺精神的亲缘关系；二是突出哲学与政治的内在关联。 
    就第一种倾向而言，德里达常以柏拉图、后期海德格尔、尼采和阿多尔诺做例子，说明思想的东西与诗意的东西是同一个东西的两面，至少两者是唇齿相依的近邻。历史的经验表明，文艺凋敝之时也是思想凋敝之时。因为文学艺术与哲学是相互参照的文本，甚至可以说文艺是哲学精神的见证，两者之间可能也存在某种紧张关系，但更多的时候是彼此激励，相互渗透。譬如，哲学的文本与绘画处于矛盾的平行中，但它们实际上在进行相互解释。哲学的真理不是写下来的东西，它只有在与不同观点的对话中才能成为现实，述而不作的苏格拉底即是哲学真理的实践者。哲学与艺术在对话中和解，在和解中共生。哲学的真理像艺术的真理一样并不具有现时性，它的在场即是它的缺席。海德格尔断言真理是一种无遮蔽状态，但无遮蔽本身也被遮蔽着。真理既在场又缺席，这一点决定了对艺术作品的解释具有多样性，真理的显现通过艺术进入历史，进入我们的生活，并在艺术中为我们所直观。哲学与艺术以不同的方式展示着真理，尽管后者总是让想像说话，但它不折不扣地构成了文本，它的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实体和无法打开的封闭结构，而是在解释中形成的开放网络。哲学文本为对艺术作品的不断解释提供了宏大的背景，但传统的哲学文本则大多割断了思想与艺术的联系，因而要通过解构传统哲学来重建这种联系。 
    就第二种倾向而言，德里达不仅用他的政治观点回答别人对其差异哲学的指责，而且以他的行动表明了他的理念。他始终认为，自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的西方思想史一直是政治与哲学相互交织的历史，也是两者暗中对话的历史。一种伟大的政治智慧的背后都潜藏着一个时代的哲学，而一种哲学(哪怕是自称远离时代的哲学)只要在思维着，就不可能对一个时代的重大事件无动于衷。一个哲学家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哲学家。他也许不介入某个具体的政治运动，他也许只是冷眼旁观并独立思考一个时代的事变，但他的思考总需要现实的激励，需要某种理论的基点。一种哲学的政治意义可能是潜在的，但哲学的思考方式常常暗中影响人们的政治理念与行为，虽然这并不直接意味着将哲学理论运用到政治领域。德里达甚至说，哲学在生活中有时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东西。为此，他四处奔走，要求当局在法国中学里保留哲学课程，因为他认为这是为塑造有头脑的公民创造条件。他批评不断出现的有关世界末日的神话是与政治有关的容易导致错误结论的哲学在作祟。在德里达眼里，哲学观点可以导出某些政治结论，这在霍布斯、洛克、卢梭和马克思那里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海德格尔曾高唱自由的赞歌，但1933年5月他在弗莱堡大学的就职讲演被一些人理解为纳粹思想的曲折表达，海德格尔终身对纳粹屠杀犹太人保持沉默也使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其哲学思想的政治动机。德里达并不主张对哲学作泛政治化的理解，更不认为哲学应当成为政治的工具，但他从卢梭和其他近代启蒙哲学家那里看到，哲学的批判性思考是精神解放和思想启蒙的重要因素，哲学家对现代政治制度的理论设计甚至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和历史的进程。时至今日，“马克思的幽灵们”仍不断在欧洲徘徊；妇女的解放与“本体论差异”的具体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两性差异不能与本体论差异等量齐观[2](p148)；西方形而上学强调理性对情感、言语对文字的优越性隐含着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人种中心主义的基本预设；欧洲中心主义观念已经在卢梭那里找到了哲学的回声。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哲学如何内在地影响着当代人的思维模式。当人们把文字理解为统治的工具，当人们认为有文字的民族优于无文字的民族，当人们把文字、言语和群体生活视为人的基本特征时，他们就不能把文字仅仅理解为符号，理解为文化的载体。相反，我们要对文字作一种不受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束缚的思考，这种思考将导致一门崭新的学科——文字学的产生。 
    　　　　二 
    《论文字学》是德里达哲学的真正秘密。这里不仅隐含着德里达几十年来不断为之奋斗的哲学理想，而且展示了后来被他自由运用的写作风格和解读方略。如果说《语音与现象》和《书写与差异》主要是通过重新阐述思想史来体现解构主义的独特思路，那么，《论文字学》则力图提出某种理论构想和策略(这明显体现在该书第一部分中)，并将这些理论构想和策略运用于阅读实践及写作实践(该书第二部分显然表现了这一特点)。德里达后来使用的大部分关键术语都出现在这本著作中，他不仅提出了文字学的基本设想，而且为贯彻这一设想提出了以下主张：“解读至少要基本摆脱传统的历史范畴，即：肯定要摆脱思想史和文学史的范畴，也许尤其要摆脱哲学史的范畴。”[3](p1) 
    这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容易招致误解的主张。其目的是对前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进行全面的“解构”，以便为新的文字学的产生扫清道路。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容易遭到误解的主张呢?因为这一主张容易使人把德里达视为历史虚无主义者，使人觉得解构其实是对传统的彻底否定。虽然大部分人把德里达的哲学称为解构理论，但德里达本人经常提醒我们，解构本质上是个可有可无的术语。如果说有“解构”，最好用复数去表示，因为解构活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德里达反复强调，最好不要把解构理解为某种特殊的方法和技巧，而要理解为一种阅读方式和写作方式。当然，我们不仅要听德里达本人怎么说，而且要看他怎么做。解构无疑是德里达的早期著作常常使用的术语之一，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个词被用得越来越少，但它体现的基本精神一直没有消失。因此，我们的讨论不能不由此开始。 
    在《论文字学》中，“解构”一词一开始便与“拆毁”和“清淤”(ladesedimentation)一同出现，这或多或少显示了这几个术语之间的联系。德里达指出，“‘理性’支配着被大大推广和极端化的文字，它不再源于逻各斯——也许正因如此，它应当被抛弃。它开始拆毁所有源于逻各斯的意义的意义，但不是毁坏，而是清淤和解构”[3](p13)。这段话已明确点出了“解构”与“毁坏”的区别，也暗示了解构理论与虚无主义的区别。德里达的写作实践进一步说明了这种区别。德里达的“解构”源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拆毁”概念。胡塞尔在《经验与判断》中首次使用了“拆毁”一词(destruktion)，海德格尔借用这一术语来批判传统形而上学，《存在与时间》的第二部分甚至将“拆毁”形而上学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海德格尔通过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纯粹知性概念图式论”的解释表明，拆毁形而上学并不是绝对地毁灭它，而是在康德的意义上去批判它，挖掘或揭示形而上学的根据，把它的基本因素暴露出来。因此，海德格尔实际上给“拆毁”一词赋予了“打破”、“揭示”、“暴露”之类的意义。不仅如此，海德格尔的目的不在追问形而上学体系的根据，而是通过分析让它自由地展现。从这种意义上说，海德格尔的“拆毁”本身就具有肯定的因素，或者说包含建设性的要求。用海德格尔本人的话讲，“我们把这一任务理解为以存在问题为主线而对古代本体论流传下来的内容进行撤毁，将它们分解为一些原始经验，而这些原始经验乃是产生最初的，后来起主导作用的存在规定的根据”[4](p22)。 
    德里达在继承和发展海德格尔的“拆毁”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解构”策略。“解构”既是“破”又是“立”，既是“拆散”又是相对的“建设”。它的特殊性在于“视角的不断变换”。它首先要解开传统思想的纽结，把一些传统概念在历史中形成的意义统统展示出来，排除其中心意义。这一过程被称为“清淤”。通过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考察，德里达发现整个西方文化传统实质上受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支配，这种思维模式设置了各种各样的二元对立，如主体与客体，言语与文字，必然与偶然，能指与所指，同一与差异，等等。但这些对立的双方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从属关系，第一项每每居支配地位和中心地位，第二项仅仅是对第一项的限制和否定。“解构”工作需要清除这些对立。为此，它一方面要颠倒那些对立双方的等级关系，另一方面，需要打破原有系统的封闭状态，从内部把原有的构架拆解开来，使它的各种因素显示出来，暴露出来，然后，让这些因素随视角的不断变化而自由组合。“解构”是一门让各种对立因素“和解”的艺术，是一门解放精神的艺术。“解构”活动并不触及外部结构。只有居住在这种结构中，解构活动才是可能 的，有效的；也只有居住在这种结构中，解构活动才能有的放矢。之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居住在这种结构中，是因为我们始终都在居住，甚至在我们没有料到此事时仍然如此。由于必须从内部入手，由于要从整体结构上借用它们，也就是说，不能把各个因素各个原子孤立起来，解构工作始终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它自身劳动的牺牲品。”[3](p32) 
    讲到这里，有些人仍然觉得德里达使用的这个术语有些玄乎，甚至让人摸不着头脑。德里达素有晦涩哲人之称，由于他生造了一些术语并且给一些看似平常的术语赋予了异乎寻常的意义，加之他采用了不能为一般人所接受的语言风格，他的一些著作被人视为“天书”也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如果我们耐心地读一两本他的著作，仔细琢磨一下他的表达方式，特别是把他的观点与他的解构实践结合起来考虑，我们仍可以把握其思想的脉络，至少一些术语不如许多人想像的那样难以理解。“解构”就是如此。 
    　　　　三 
    “解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概念，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怀疑与批评方法，它甚至不是由一种语境过渡到另一种语境的技术性程序。它首先是一种分析性、开放性的阅读方式。何为开放性的阅读方式呢?按笔者的理解，这种阅读方式不把文本看做固定不变的实体，也不认为它有一个值得读者去紧追不放的本源性意义，更不认为其中隐藏着作者的绝对权威，相反，它要我们取消文本的绝对界限，使文本成为向我们无限开放的东西，向其他文本不断开放的东西。在解构性阅读中呈现出来的是具有多样性和可变性的意义之网，即使我们看到一个我们千百次使用的具有固定意义的语词，我们也应把这个词的现有词义掏空，看它能向我们展现出多少种不同的意义，看它在另一种可能的语境中有什么新意义。因此，解构性阅读仿佛是一种复杂的体验，各种因素在这里汇合起来，发生不断重复的错位。读者在此处面对的文本是广义的，它可以是一段历史，一个事件，一幢建筑，一道风景，一些典籍，也可以是一种梦境，一种情绪，一种手势，一部电影，一场戏剧。拿海湾战争来说吧，既有人把它解读为野蛮的入侵，又有人把它解读为对国际法理念的捍卫，也有人把它解读为两种不相容的文明的冲突，还有人把它解读为一些国家对未来的可能性所做的试探性反映。是什么使人们做这样的解读呢?战争本身显然没有告诉我们应当如何解读，而是与战争相关的其他因素组成的系统决定了我们的解读方式。解构性的解读试图展示这些可能性并追溯它们的根据，如果可能，它还要揭示解读如何代表了不同的视角，这些视角如何相关联并形成新的视角。解构是视角的不断更新。 
    鉴于此，德里达认为，解构不是简单的对某种结构进行分解，更不是取消和消灭那种结构。它触及根基与构成根基的各种因素的关系，触及结构的封闭性与开放性，用他自己的话说，“解构首先与系统相关。这并不意味着解构击垮了系统，而是敞开了排列和集合的可能性，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说是凝聚起来的可能性”[5](p19)。虽然“解构”这个词有时被德里达说成是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常常使用的“abbau”(即“拆掉”)的置换。虽然德里达始终都在批判西方形而上学，并声称解构不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做语义学的分析，而必须向制度，向社会、政治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但德里达始终把解构看成一种建设性的工作，而不是对一切价值的摧毁。为此，他自嘲地把自己称为没有建筑师资格的建筑师。他在回答卡昂(didier cahen)的提问时说的一段话更能说明“解构”的肯定意义： 
    我当然要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解构的运动首先是肯定性的运动，不是确定性的，而是肯定性。让我们再说一遍，解构不是拆毁或者破坏，我不知道解构是否是某种东西，但如果它是某种东西，那它也是对于存在的一种思考，是对于形而上学的一种思考，因而表现为一种对存在的权威或本质的权威的讨论，而这样一种讨论或解释不可能简单地是一种否定性的破坏。认为解构就是否定，其实是在内在形而上学过程中简单地重新铭写。关键不在于把人们从这个过程移开，而在于赋予解构以思考的可能性[5](p18)。 
    解构是针对文本的。通过解构，我们可以对文本作不同的解释，并且通过不同的解释，文本的内容和意义得以显示。这就阻止了意义的自我封闭。它把文本的内在差异暴露出来，让它的意义涌现出来，由此保证了文本随着阅读而常新。解构式的阅读遵循一种替补逻辑，即：既补充又替代。原文不过是些“痕迹”或“索引”而已。文章一经写出来，就不能由作者来决定应当对它作何解释。他(她)也不过是一个读者而已。“意谓”总是个人的，但一经说出来、写出来就成了普遍的东西。我们常常追问作者的原意是什么，不过是要他(她)徒劳无功地说他的“意味”。实际上，我们已经为作者做了回答，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替补”，我们已把自己的视角、把他的视角看做文本的一种因素。就此而言，解构具有诠释学的特征。 
    解构也是一种写作方式。德里达的大部分著作都是这种解构式写作的实践。它的特点是把写作视为对被掩盖着的历史起源的反思。在这里，每个关键性语词都是通达其他语词的“索引”，语词、句子和整个文本是制造出来的“痕迹”。在场与缺席、生与死、肯定与否定的力量同时显示在文本中，解构把文字的意义展示出来，或者说使意义像种子一样撒播开来。为此，德里达常常在同一段话甚至在同一句话中故意使用同一个词的不同意义。比如，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通过对莱维•斯特劳斯的《悲惨的热带》、《亲族的基本结构》和卢梭的《语言起源论》的分析，揭示了文字是一种差别系统的事实，说明了文字的各种可能性，指出了莱维•斯特劳斯和卢梭的思想中隐含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和人种中心主义倾向。德里达大大扩展了文字概念，并追求词义的丰富性。于是，隐喻成了维护文字色彩和开放性的工具。《论文字学》成了多种风格并存的混合体：其文风时而轻松活泼，时而凝重滞涩；句子时而洗炼无比，时而冗长不堪；用词时而生僻古奥，时而明白浅显；表面上，引文杂乱无章，实质上条分缕析。总之，它是策略的展览也是策略的运用。通过解构活动体现出来的文本的不确定性在这本书中可谓淋漓尽致，过去与现在、历史与将来在这里交错。德里达以文字的跳跃性来显示思想的发散性。他的文字探险也是写作风格的探险。 

【参考文献】
    [1]heinz kimmerle,jacques derrida.hamburg:junius 1997.
    [2]jacques derrida,heideggeret la question.paris:flammariom 1990.
    [3]德里达.论文字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4]martin heidegger,sein und zeit.tuebingen,niemeyer,1963.
    [5]德里达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