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 1890-1974)以美国“大科学的先驱”而闻名于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什创建并领导了美国著名的科技研究发展局（osrd），因此被认为是“有可能决定战争胜负的人”；战后他所发起撰写的“布什报告”成了美国制定科学政策的“圣经”；他还预见到了个人计算机和数字化图书馆的无限前景，成了信息时代的预言者。本文叙述了布什的生平和他在上述几个领域所做出的贡献。
关键词：v. 布什 第二次世界大战 军事研究 科技政策 科技管理


美国无疑仍是当今世界的科技最强国，特别是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可以说是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以前不久刚刚度过百年纪念的诺贝尔奖中的物理学奖为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里，90位获奖科学家分布在欧、美、亚三大洲的16个国家，但其中来自美国的获奖者有50名之多，占此时期全部获奖者的60%！所以，探究美国科技持续强盛的原因，对我们而言，既饶有兴味，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差不多20年前当我还在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时，导师范岱年先生让我的几位师兄翻译了一部英文小册子，书名是《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俗称“布什报告”）。这本书翻译出来后由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作为研究资料非正式地出版了，[1] 我就是从这里第一次听说了v.布什这个名字。后来又多次听到钱临照先生提起这个名字，然后又因为我的另一位师兄郭继贤对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事科技的研究，[2]让我对布什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wWW.11665.CoM最近一个时期，因为我自己开始学习和研究美国20世纪初以来的科技发展历程，得到一点也可能是老生常谈的认识，那就是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除了要有大批的研究专家外，杰出的管理和组织专家也是必不可少的。布什正是这样的人物，因为他的名字的确是一个美国科技事业由边缘走向中心这段历史时期无可回避的名字。
钱临照先生曾说v. 布什和k.t.康普顿堪称是美国大科学之父，此言或有过于溢美之嫌，但绝非言而无据。其根据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什被认为是“有可能决定战争胜负的人”；战后他所发起撰写的“布什报告”成了美国制定科学政策的“圣经”；他还预见到了个人计算机和数字化图书馆的无限前景，成了信息时代的预言者。1974年6月底，当布什逝世时，美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讣告并发表了大量的纪念文章，其中时任mit校长兼肯尼迪总统科学顾问的威斯纳这样说道：“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言，美国没有任何人比万尼瓦尔·布什的影响更为巨大。在二十世纪可能不会再有能与他相提并论的人了。”([3], p.529)

一、 生平理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工程师
万尼瓦尔·布什于1890年3月11日出生在离美国东部重镇波士顿不远的一座海滨小城普罗温斯顿，家中还有两个分别比他大9岁和4岁的姐姐。当他1岁时，随父母迁移到波士顿郊区一个叫切尔西(chelsea)的卫星城镇。他的父亲理查德·佩里·布什（richard. perry. bush, 1855-1926）原来是个水手，后来成为一名新教平民牧师。父亲对布什影响最大的有两点：一是自由教派的积极入世思想，二是雄辩的演讲才能。布什的母亲是位商人的女儿，但气质高雅,很少商人气味。
牧师的收入十分有限，勉强能够维持家庭的最低开支而已。而布什从小又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用他自己的话讲，是“生了不少时间的病”，得过 “儿童时期常见的” 几乎所有的疾病，有一次甚至严重到卧床不起达一年之久的程度。所以他的童年几乎是在贫病交加中度过的。好在母亲很节俭，父亲很乐观，使布什战胜了这些人生道路上最初的困难，慢慢地长大了，同时体验到了下层百姓的悲苦炎凉。
布什在切儿西地方的小学和中学上学，学习成绩不错，特别是数学和物理，他很早就表现出了在这方面的才华。布什不仅喜欢动脑，也很喜欢动手。学校里的手工课是他最热衷的科目，除了学校的课程，他还在家里的地下室摆弄各种玩意儿，一方面是出于个人对新奇发明的兴趣，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家里的财力情况，很快就会需要自己把教育变成谋生的手段。还有一个社会时尚方面的原因，布什的少年时代，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欧洲上流社会正关注科学上的各种新奇发现，进入所谓“激动人心的年代”时，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却更津津乐道于诸如贝尔的电话、爱迪生的电灯和留声机等等大量技术上的发明和进步，因为这些发明不但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也给发明者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因此，对于中下阶层的男青年而言，做出技术方面的创新发明，不但可以年纪轻轻就光宗耀祖、出人头地，从事令人羡慕的职业，过上比父辈更体面的生活，而且也体现出一种心灵手巧、追求新奇的新时代的男子汉气概。
1909年布什高中毕业，身高183公分但体形偏瘦，不太好运动但好动脑的他很想进入一所比较好的大学继续学业，但由于两个姐姐上大学已经用尽了家里的积蓄，使他选择大学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能自己挣钱念书，所以他只能选择了离家不远的塔夫茨学院(tufts college)。他在同届入学的125名新生中数学是最好的，物理也很棒，所以为同学们辅导数学和物理课，就成了他挣钱的一个办法。他常常在晚上开设辅导课，为了吸引更多的生源，他也叫来一些要好的朋友做“学托”，就是大家都来听他的课，并拿出5毛钱听课费放在面前做示范，但这些钱布什是不收的，最后还是由他们自己收回去。布什上大学二年级时，还顶替一位因病请假的教师教了半学期的课。有时间的时候，布什也会琢磨各种技术发明来解决经济问题。例如他曾经设计出一种半自动的机械地形测量仪器(profile tracer)，当他推着这新鲜玩意儿在田野间做试验的时候，别人还以为他在收割着什么，因为那东西确象个收割机，这架“收割机”于1912年获得美国专利，是布什平生所获得的第一项专利，虽然这项技术发明最终也没有找到买主。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收获，就是他为自己找到了未来的方向，那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工程师。他写道“……我重新为思想确立了方向。事实上，我第一次决定要做一个真正的工程师。我不但要懂事，而且要懂人。”（[3]，p.37）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他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二十多年后的1937年，布什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工程师及与政府的关系”，[4] 对自己少年时的理想做了总结，那就是工程师实际上决定了政府工作的效率和社会发展的面貌。
当他23岁大学毕业后，为了能挣到足够的钱再回到学校读博士，另外也为积累待人处事的社会经验，布什先进入通用电气公司工作，一年后又到一家女子学校担任数学教师。最后于1915年秋天，经母校校长的推荐，他终于得到了克拉克大学的一大笔奖学金——1500美元——用以攻读工程博士学位。布什到了学校，发现指导教授是要他研究声学而不是他原来所谈好的工程，布什立刻表现出了不愿意受人摆布的自主意识，他放弃了这来之不易的奖学金，离开了这所学校，改为申请攻读麻省理工学院的电气工程博士学位。

二、 mit的岁月：从学生到教授
麻省理工学院答应录取他来攻读博士，但没有奖学金，而他口袋里前两年打工挣来的钱只够他维持一年的学习费用。于是他还得千方百计地说服学校当局同意他用一年的时间取得博士学位。他跟电气工程系里指派指导他的教授甚至签了个合同，以保证若他在一年内完成论文，学校应授予他博士学位。而那位导师根本不相信他能按时完成论文。
但出乎该导师的意料，布什竟然提前完成了博士论文。1916年4月，他向导师提交了一份长达169页的论文，内容是关于在赫维赛德（oliver heaviside）工作的基础上，探讨把某些微分方程变换成更容易计算的代数方程的数学运算，以帮助解决电力传输中的一些相关技术理论问题。论文最终获得了通过，布什于当年的夏天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回到自己的母校塔夫茨学院当了电气工程系的助教。
这时候欧洲已经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远隔大西洋的美国虽然竭力想保持中立，但最终还是于1917年4月参与了争斗。在此之前，实际上已经有一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参加了部分军方的工作，其中发明大王爱迪生担任了海军的一个科学咨询委员会（(science advisory board)的主席，目的是激励发明家来证明爱迪生的“现代战争是机器的问题，而不是人的问题”的观点。受爱迪生喜欢实干、不尚空谈理念的影响，爱迪生委员会的成员几乎都是工程师和工业家，没有科学家。于是受到冷落的科学家们在1916年成立了自己的委员会，称为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隶属于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这个科学家委员会将自己的目的定为革新美国的武器装备。当时德国的潜水艇屡屡攻击美国的船只，海军急切希望找到有效探测潜艇的方法，这项任务最后交给了科学家委员会里的物理学家密立根。
年轻的大学助教布什牛刀小试，他也从自己的角度第一次介入了军事方面的研究。他提出了一种装置，可以利用磁场干扰的方法来探测潜艇的存在。为了实现自己的理论设想，布什于1917年5月到华盛顿面见密立根，当面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他的意见得到了密立根的重视和支持，认为布什的设计值得做成实物大小来进行实验。鉴于布什不愿意接受政府的控制，密立根答应给著名的私人基金会——摩根基金会的主管写信，推荐由他们来资助布什的实验工作。布什从与密立根的会晤中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立即着手推进这项实验。虽然实验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军方对技术的了解不够和效率低下所造成的恶果。但他也得到了一个收获，那就是“战争不只是个军事行动，它不是个武器的问题。它不是军队之间的冲突。它是个庞大的经营业务。它是个巨大的工程问题。”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布什也离开了塔夫茨学院，来到mit的电气工程系任教。从1919年开始，布什在这里度过了20年的时光，为mit电气工程专业和其他科学研究与教育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当时的mit，电气工程虽然已经成为了独立的系，但仍然停留在比较初级的水准上。在1921年之前，全系甚至还没有研究方面的预算，在全系的20名教师中，当时的系主任委托布什负责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活动，布什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1921年，全电气工程系取得硕士学位的只有4个人，一年以后，有了37人，再一年是45人。总之，由于布什的介入，从1922开始的10年中，电气工程系平均每年授予51个硕士学位，这是前10年的10倍！后来甚至有人说当时美国全部电气工程师的三分之一出自mit。（[6]，p.295）
除了教学之外，当然布什的真正兴趣还是在研究上面。他开始琢磨起当时在技术上属于尖端的问题：电力网输送的优化问题。当时电力在美国已经日益成为生活必需品，供电系统在迅速扩大，但也有一些令人烦恼的技术困难，如绝缘问题、电力波动问题、闪电等外界因素造成的损害问题等，都使整个电力系统经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西屋和通用电气等美国大型电力公司的工程师们日夜都在钻研着解决的办法。布什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另辟溪径的做法，他试图用机械计算机来辅助设计复杂而稳定的电力系统。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布什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那就是由他改进的一种早期的模拟计算机：微分分析仪（differential analyzer）。这个仪器后来在科学研究、工业设计和军事装备等方面都派上了大用场，布什也因此被一些人称为美国计算机研究事业的先驱。
布什在mit的头10年，也是mit历史上比较混乱和沉闷的时期，主要是因为学校缺乏坚强、有活力的领导所致。但对布什而言这10年却是个丰硕的时期，一方面他的个人家庭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多的冲击，因为他有稳固的学校职位和数家公司的股份，所以经济上无多少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他在工作上卓有成效，因此这个时期反而成为他一生当中的第一个巅峰时期，他培养出了许多有才华的学生、完成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项目、参与经营的几家公司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成功、添丁加口的家庭也很美满幸福、在mit的薪水从1919年的每年3000元涨到了1929年的每年7000元，如此等等。可以说，布什到此时已经在知识、地位和财富方面达到了令人心满意足的高度，如果不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的话，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小富即安，而不是后来活跃在美国当代历史舞台上的布什了。这就是卡尔·康普顿的到来。
1930年来自普林斯顿的物理学家康普顿（karl taylor compton, 1887-1954；他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a.h.康普顿的哥哥，习惯上大家称他为kt）来到mit担任校长，到任后他立刻就开始着手改变mit原来的杂乱无章状况，在许多改革措施中，有一条是鼓励教授在校内做研究，而对他们在校外的兼职工作做了严厉的限制。这一条惹恼了布什，他第一次面见康普顿，就是为了抗议这条规矩。结果一向倔强的布什这次服从了新校长的意愿，但他是心甘情愿地服从的，并且对康普顿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后来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他说新校长是“在我所见到过的人中，最让人喜欢的一个。麻省理工学院所有的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那么忠心于他，所以他做什么都没有人反对。他很有见识、悟性、理性、辨别能力，很和气，不是个得意忘形、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人……任何人只要能够避免，就不会去伤害他。”（[3]，p.73）
康普顿对布什也很欣赏，他首先提高了布什的薪金，达到了每年10000美元，这在美国大萧条时期是非常高的报酬。紧接着，于1932年初，又任命布什担任了mit的副校长，同时兼任当时学校5个学院之一的工程学院的院长，并且成为校董会的成员。由此在mit形成了一个康普顿-布什为核心的领导体系，迎来学校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也把布什推到了美国更广阔的科技活动舞台。
布什愈来愈成为一个精明强干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管理者。由于杰出成就，他此时已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30年代初，为了从大萧条的创伤中尽快地恢复，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倡导国家政府积极干预经济活动，而不再放任其自由发展。他并号召科技人员也要积极参与国家的复兴，为此他任命kt康普顿担任了一个新成立的科学顾问委员会的主任。但康普顿主要是将精力用在对科技进行批评的一些新政支持者的反批评上，他认为联邦政府应该成为科学的主要资助和主办者，而不是听由像卡内基、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的私人基金来支配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方向。布什积极支持康普顿的观点，同时也参与了更多的所谓“政府科学”（governmental science）的活动。在科学研究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关于电力传输系统的优化和稳定性问题的研究外，布什还涉及到一些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例如他曾对荷质比与速度的关系作过非相对论的解释。提出了电子电荷随速度而改变的假说，并认为当电荷之间的相对速度等于光速时，它们之间的作用力将变为零。但是，他并没有引证实验事实来支持这种假说。[5]但这项研究奠定了布什不但在工程技术、应用科学方面的发言权，也证明了他在纯科学研究方面的实力。
1939年，布什被华盛顿的卡内基研究院（carnegie institution）聘为院长，从此离开mit。之后他亦被任命为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for aeronautics，naca）的主席，这使他开始涉足美国家的军事研究决策领域。这个时期，在华盛顿也形成了一个对美国政府、国会和军方决策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家圈子，其核心成员，除了布什本人外，还有他的老朋友mit的院长康普顿、哈佛大学校长康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 1893-1978）和at&t贝尔实验室主任（后担任美国科学院院长）朱厄特（(frank jewett, 1897- )等人。当他们聚在一起时，布什后来回忆道：“就是大家一块儿深刻地分享着一件东西——担忧！”（[6]，p.296）因为战争的乌云正在世界的上空密布，而就在这一年，德国人发现了原子核的裂变现象。

三、 贯彻新观念：科技研究的结果决定着战争的胜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布什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大学生，虽然他后来主动参与了一些战争技术的研究，但基本上属于一个旁观者。难能可贵地是他敏锐地预感到科学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对布什而言，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候的布什已经是美国科学技术界、工业界，甚至是政界都闻名遐迩的人物了。由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烈景象的犹新记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美国国内有许多人强烈主张美国应该置身事外，对欧洲的战争作壁上观。但布什基于自己对法西斯侵略者本质的认识，相信美国迟早会卷入战斗，而令人可怕的是美国却“没有作好准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的军方和政界人士并没有认识到，战争的形式已经改变，已不是军方和政界人士们凭着传统观念所能完全了解的东西了，面对全新的现代化技术性战争，纯粹的军方人员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所以国家安全的内涵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这就是必须吸收和动员科技与工业等各方面的专业民间人士在政府的最高层次上参与工作，否则就形不成真正强大的军事力量，从而也不会给国家带来真正的和平。
布什的这个想法其实上是针对美国军方长期以来在军事技术装备研究等方面的封闭传统有感而发的。美国的军事技术研究领域历来是军方的自留地，非军方研究机构很难置喙其中。在战争技术还比较简陋的过去，其后果还不甚显著，但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一方面，军方人员视野狭隘、观念陈旧，却掌握了绝大部分研究的物质资源，而另一方面，民间研究机构蕴藏着极大的人才和思想资源却无从发挥，致使国家的军事力量无法得到更大的加强以适应新形式战争的弊病就暴露无遗了。基于这种认识，从1940年开始，布什积极活动，寻求建立一个新的、不仅仅担负咨询使命、能领导和协调民间研究机构参与到军事技术的研究中、并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官方资助民间研究机构的机构。为此，他通过在政府中的朋友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交了一份只有一张纸、四段话的备忘录，在里面他把自己心目中的机构命名为国防研究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mmittee，ndrc）。1940年6月，罗斯福总统会见了布什，他们只谈了一刻钟，罗斯福就批准了布什的计划。两天后，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任命布什担任新成立的国防研究委员会的主席。
ndrc的成员有代表大学研究力量的kt康普顿、康南特和托尔曼（richard c. tolman，一名来自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化学家），代表工业实验室研究力量的朱厄特，还有代表政府部门和军方的几名官员。罗斯福总统把ndrc的目标定为补充而不是代替军方自身的研究，而布什则把其工作方式定为与大学、研究机构和工业实验室签定研究协议而不是组建这种机构。另外，在ndrc的组织机制上，布什根据总的目标成立了5个分支机构，即：装甲与军械、化学与爆炸装置、通讯与交通、仪器与控制、专利与发明。他还授权各分支的领导人可以根据需要随时组建次级的专门小组来解决具体的军事问题，推动研究活动的持续开展。这种机动灵活、兼收并蓄的组织方式，后来被证明行之有效。
此时，美国尚未正式参战，但荷兰、卢森堡、比利时和法国相继陷入德国人之手、英法军队在敦刻尔克的惨淡大撤退等等事件的发生，这些血的教训使美国大多数人开始认识到纳粹的可怕和战争阴影的逼近。虽然仍有人反对介入战争，但支持反纳粹战斗并加强自身的战备却也到了人人都能意识到的程度。美国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开始公开从道义和物质方面给予英法等国以支援。美国军方强调备战的数量，布什则强调备战的质量——研究，并且是一种能动员一切智力资源的、军民结合式的研究。ndrc的成立是他贯彻自己新的战争理念的第一步。
ndrc的经费来自总统的应急基金，在其成立的第一年，获得了650万美元的支持。布什用这笔钱采取委托协议的方式，在一年内动员和资助了上千名科学家参与军事研究工作，与32个大学研究机构、19个工业实验室签定了126份研究合同。“用合同来参与”军方的研究，不是布什的首创，但如此大规模地动员民间科技力量为战争服务，则是他的功劳。这里面有许多具体的管理问题，例如项目和人员的遴选、保密、知识产权的归属、军方与民间科技机构的关系等等。布什运筹于帷幄，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成功地完成了这个复杂的操作。
虽然罗斯福总统为竞选连任，曾誓言美国决不参与这场战争。但随着欧洲战事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布什愈来愈认识到美国卷入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加强战备的迫切性，同时深感ndrc经费来源的不稳定性——因为总统基金实际上是以总统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总统会随时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而对其加以取舍。所以，必须寻求法定的经费来源，以维持研究的稳定和持续。此外，ndrc组织的活动中也没有包含任何医疗方面的研究内容，还有就是研究的结果往往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很难制成产品投入实际的应用。这些情况的发生，盖源于ndrc本质上还是扮演着一个咨询顾问的角色，虽然它有权签定许多研究合同。这使得布什深感有必要对ndrc加以扩充或改造，使其成为涵盖面更广、实用性更强的执行机构。为此，布什收敛了自己一贯急躁的坏脾气，一次又一次地向政府、国会和军方进行游说，甚至通过新闻媒体来宣扬自己的观点。但由于军方的反对，布什的努力收效甚微，直至1941年12月7日美国历史上的那个黑色星期天。
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促使美国下定决心对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正式宣战，而布什的构想也在此时得以实现，美国国会批准成立了布什一直在主张的实体性机构——科技研究发展局（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srd），作为应对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措施之一，osrd的经费纳入国会的战争预算。布什从此终于获得了大展才华的舞台。
检阅osrd的成就清单，首当其冲的就是雷达技术的应用。最早发明初级雷达技术的是英国的物理学家，但很不成熟。然后他们把这个技术雏形带到了美国，那还是在ndrc时期。布什立即意识到了这项发明的巨大军事价值，就与康普顿商议在mit建立了辐射实验室（radiation laboratory, rad lab），选派39岁的物理学家李?杜布里奇（lee a. dubridge）来领导，并与之签定合同，拨出巨款加以扶持。到osrd时期，更是给予最大的支持，使这个mit新建立的实验室终成为赫赫有名研究机构，其研制出的一代又一代的新式雷达，在战争中发挥出无比的“知彼”威力。该实验室刚开始时仅有十几名工作人员，到战争结束时已接近4000名，总经费预算超过15亿美元！
在研究管理方面，布什提倡的寓军于民、合同参与的方式发挥了灵活高效的神奇作用。osrd在战争期间动员了超过6000名的科学家参与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占全国总数75%的物理学家和50%的化学家。类似于辐射实验室那样得到osrd强大支持的研究机构，还有设在cit的火箭实验室和设在霍普金斯大学的爆炸引信实验室等。对于1943年以前的大部分美国物理学家，以及在这之后没有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而言，“物理学研究”甚至就意味着在这三家实验室里工作。这三大实验室在战争期间总经费也远超过了20亿美元——曼哈顿计划所花费的经费。

虽然osrd的年经费预算到1942年已经突破了上亿美元，但布什依然觉得钱不够用，为能够把钱用在刀刃上，他为osrd制定了一个所谓“不计报酬-不计损失原则”（no-profit-no-loss rule），即不从osrd的合同项目资金中领取报酬。他本人以身作则，虽然担任着osrd最高领导人的职务，但自始至终只在卡内基研究院领薪，没有拿过osrd一分钱。在反法西斯战争同仇敌忾的气氛中，也在布什个人魅力的感召下，各合同项目实验室（大约有300多个）的科学家们不计名利，忘我工作。cit的化学家鲍林对此有生动的描述：“这里的实验室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悠闲。我们有数不清的战争研究项目，每个人都全力以赴。”[7]
努力工作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反潜雷达、防空雷达、机载雷达、高炮瞄准雷达、无线电引信炮弹、运筹学反潜、固体火箭等等。这些成果在战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有一些后来参与了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也认为：“原子弹仅仅是结束了战争，而雷达赢得了战争！”（[6]，p.308）
其实早在1939年初，布什就注意到了发现核裂变的物理学新进展，但他没有加入裂变所引起的科学界和公众的狂热，因为他认为比起其他紧迫的研究项目来，原子武器是很遥远的事情。当年9月，由于西拉德和维格纳说服爱因斯坦写给罗斯福的信，总统批准国家标准局建立了一个协调裂变爆炸研究的机构：铀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对研制原子弹的问题反应迟钝，将近半年的时间里——到1940年春，拨给这项研究的总经费不过区区6000美元，这种情况引起科学界的强烈批评。自1940年6月起，原子弹研制项目移交布什领导的ndrc负责。但在此后的一年中，由于布什对这项目的不热心，在具体研究上决策方面仍无多大起色。可能是出于对德国人可能拥有原子武器的担忧，也可能是与核物理学家劳伦斯的谈话的结果，布什从1941年夏天起，转变了原来对原子弹研制不热心的态度，开始积极推进这个项目的开展。1941年10月，布什到白宫向罗斯福总统汇报原子弹研制问题，对这次会见，原子弹计划的官方记录里这样写到：
“布什这时不是有权制造原子弹，而是有权弄清楚是否能够制造原子弹，以及需要多大的代价。在调查清楚兵做出了制造原子弹计划之后，布什才能够放手去做。”（[3]，p.259）
布什与总统同意成立一个新的独立机构来管理原子弹研制项目，一般认为，这就是曼哈顿计划的正式开始。后来他又向陆军建议任命一名高级军官来具体负责这个机构，这名军官即后来闻名于世的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将军——当时他还是一名上校——于1942年9月前来报到，在此之前，原子弹的前期研制工作一直是由布什实际负责的。而在此之后，布什亦关心和参与了曼哈顿计划的许多决策工作，包括最后的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轰炸。
在osrd工作的五年中，因为高度保密的原因，布什实际上是默默无闻地为战争技术做了大量的工作，随着战争的即将胜利，布什的贡献逐渐为社会公众所了解并迅速达到了他个人社会声望的顶峰。曾担任过贝尔实验室主任、后来成为美国科学院院长的老朋友朱厄特把布什所创建的osrd称为“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最伟大的工业研究机构。”新闻媒体更是盛赞他在“结束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和功劳”，甚至好莱坞也来凑热闹地拍了一部关于他的电影。但布什本人对osrd的最后工作，就是想尽办法要解散这个机构。因为他相信在和平时期，推进国家科学研究的工作应该由另外的更合适的机构来担任。

四、 无止境的前沿：对战后科学发展的思考
截止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明确地立法以从基础方面支持科学研究，虽然许多政府部门对科学研究的资助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只不过这种资助是以提供资助的政府部门对某些具体、特定问题的兴趣为转移的。这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文化传统密不可分。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了观念的转折点，它开始使美国人普遍认识到，即使是基础科学研究其实也能产生巨大的实用价值，所以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从美国的实用主义文化观念来看，也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这种背景下，并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的胜利已成定局时，罗斯福总统于1944年11月给布什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就如何把战时取得的经验和教训运用到未来的和平时期提出意见。他写道：
“亲爱的布什先生，你任主任的osrd在协调科学研究和应用现有的科学知识解决战争中最重要的技术问题的过程中进行了独特的有关协同合作研究的试验。尽管osrd的工作是在没有任何公众知道的情况下极秘密地进行着，但是，它的实际效果能从来自全世界作战前线的公报中看出来。总有一天，成功的全部真相能被公开。”
“无论如何，在这一试验中发现的经验不能有效地应用于和平时期的理由是不存在的。由于osrd以及大学和私人工业中数以千计的科学家开发出来的资料、技术和研究经验在未来的和平时期应当被用来增进国民的健康、创办新企业以增加新的就业机会，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1]，p.30）
布什就罗斯福总统的要求和信中所提出的四个包括如何将军事研究的结果转为民用、如何利用科学与疾病作斗争、如何组织和帮助公立和私人机构的研究活动、如何选拔和培养年轻科学人才等具体的问题，组织了四个专门的委员会，即医学顾问委员会、科学与公共福利委员会、发现和培养科学人才委员会和科学情报出版委员会等予以彻底的研究，并在1945年7月5日提交了研究报告，但此时罗斯福总统已经逝世，所以报告是提交给继任的杜鲁门总统。
该报告共分两大组成部分：正文和附录。其中正文主要由布什起草，分为总论、向疾病做斗争、科学与公共福利、更新科学人才等六个部分；附录则是四个专门委员会提交的四份研究报告。
作为科技政策的经典文献，布什报告的第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基础科学研究在科学进步中的作用加以全面肯定和强调。报告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证明：为了向疾病作斗争、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公共的福利，就必须依赖科学的进步，而科学的进步——即新知识的获得，只有通过基础科学研究。报告指出：
“今天，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行官，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实。19世纪，美国人在机械方面的独创性大大发展了工艺技术，这种独创性主要建立在欧洲科学家的基础科学发现之上。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
“一个在新基础科学知识上依赖于其他国家的国家，它的工业进步将是缓慢的，它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地位将是虚弱的，不管它的机械技艺多么的高明。”（[1]，p.52）
报告的第二个突出特点，就是明确地指出了科学是政府应当关心的事情，而这是过去过于信奉自由主义美国的弊端。报告中写道：
“我们没有国家的科学政策。政府仅仅开始在国家的福利事业中利用科学。政府内部没有负责系统地提出或执行国家科学政策的实体。国会里也没有致力于这一重要课题的常设委员会。科学已经站在舞台的边缘上，它应该被推到舞台的中心——因为科学是我们未来的许多希望之所在。”（[1]，p.41）
报告中认为政府对科学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制定政策以明确总方向和目标、提供支持基础研究的经费、协调各研究主体间的关系。
另外，在科学与国家安全、科学与公共福利、军事研究的解秘和转为民用、人才培养、基础研究和工业研究的关系、科技情报的国际交流等等许多政策的重要方面，报告里都详加论述。但我们要提到的报告的第三个突出特点，就是它不是光空泛地议论，而是将这些政策目标都落实到一项行动方案——即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建议中去了。
布什在报告中详细地论证了成立国家基金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甚至拟订了基金会从经费来源、办事原则到组织结构和人员组成等各种细节问题的规定条款。从中可以体会出布什的一个良苦用心，就是在国家尽最大可能的力量支持科学研究的同时，却不能以损害科学家的独立地位为代价，因为布什一贯认为“不戴枷锁”的科学家才能自由地思考并创造出新的知识。所有现成机构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只有建立基金会才是实现这一设想的最佳途径。
当布什报告公开发布之后，立即得到了社会各界积极的反响和广泛的称赞。但他所建议的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计划并不是一帆风顺，在国会审议这个计划的时候，有的议员批评这计划缺乏根据，并用布什报告中的科研拨款计划大做文章，因为根据布什的建议，对科学基金会第一年应拨款3350万元，以后逐年增加，到第5年增加到12250万美元。有人据此给布什报告起了个别名：“科学——没有止境的开支”。但布什报告得到了美国科学界的热烈欢迎，各地的科学家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机构：“支持布什报告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美国著名科学家。在报告提交国会成为正式议案后，美国各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们仍组织了多种声援集会，并发起给国会写支持信的活动。
这种努力持续到5年后的1959年5月，美国国会才最终通过了“1950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布什的设想得到了实现，而此时的布什本人却已经离开了华盛顿的决策圈，成了一名可有可无的顾问。

五、 能思想的机器：计算机与数字图书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布什曾启用自己十多年前在mit时发明的模拟式计算机——大型微分分析仪——来帮助计算炮弹弹道，并通过弹道实验室强力地资助了美国最早的数字式计算机的研究，这在客观上催生了计算机时代的来临。
关于谁是第一台数字化电子计算器的发明者问题，在美国计算机界纷争了多年。相当一部分人认定由莫齐利和埃克特1943年在弹道实验室完成的“爱尼亚克”（eniac）计算机是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器，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当年在衣阿华大学执教的阿塔纳索夫和贝利(c.berry)发明的abc（atanasoft-berry computer）计算器，才是真正的数字计算机的“鼻祖”。为此，1973年10月，好诉讼的美国人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家地方法院，经过多达135次开庭审理后，当众宣判了这桩有关计算机发明权的知识产权案，判决书最后认定莫齐利和埃克特没有发明第一台计算器，只是利用了阿塔纳索夫发明中的构思。
用法律判决来还“电子计算机之父”的本来面目真可谓是美国人的一大发明！但判决书并不能代替历史事实。综合种种历史客观证据，可以这么说，阿塔纳索夫的abc模型机正好处于模拟计算与数字计算的门槛上，从abc开始，人类的计算才从仿真向数字挺进，而“爱尼亚克”则标志着计算器正式进入了数字时代。这两个机器的产生过程中都有布什的身影存在，前者在于思想启发方面，后者则在强大的经济资助方面。
当年布什在mit任教时期研制计算机的初衷，如前文所述，也是为了求解与传输电路有关的微分方程。那时为了求出一个方程的解，演算工作量大得惊人，常常或冥思苦想好几个月，或浪费掉几百张草稿纸也仍然得不出答案。有一天他突然感觉到，与其再想下去，不如制作一台模拟计算装置帮助求解更合算。于是从1930-1931年，布什带领一批年轻工程师在mit完成的一台“大型”计算机器。说它是“大型机”并不为过，因为这台机器自重就超过了100吨，装备着数百根平行的钢轴，需要用一系列电动机驱动。仅机器内部的电线，若首尾排列起来就长达200英里。一个参观过微分分析仪的人曾挖苦说，布什必须“一手拿扳手，一手拿改锥”才能操作机器进行计算，但当时它却让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们兴奋不已，因为他们从此有了求解数学难题的有力武器。
当然，直接启发了阿塔纳索夫最初灵感的布什所发明的微分分析仪，只是一种模拟式计算机。所谓模拟，指的是它利用齿轮转动的角度来模拟计算结果，与莱布尼茨乘法器的原理类似，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计算机。布什发明的这种机器当时至少被人仿造出5台，在二战中曾帮助英国计算德军v-2导弹的弹道表，战功卓著。现今在麻省理工学院和伦敦博物馆里，还各收藏着一台不太完整的这种机器，但都已不能正常运转了。
布什在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7月，在美国极有影响力的杂志《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似乎我们可以思维”的论文，[8]题目中的“我们可以思维”实际上指的是“我们可以用来机器思维”。文中他整理和阐述了自己多年来关于使用微缩胶片、声音等多媒体方式存储和处理信息资料、达到帮助人类思维目的的思想。该杂志的编者当时在给布什的论文所加的编者按中写道：
“作为osrd的主任，布什博士曾协调了超过6000名的美国顶尖科学家们把科学应用到战争事务的活动，在这篇具有重大意义的论文中，他又激励科学家们投入战后的新知识领域。多年来大量的发明创造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物质能力，远超过对心智能力的提升。榔头胜过拳头，显微镜锐利了眼睛，工具如今就在手上，如果加以妥善发展，将给人类铺就利用各时代知识遗产的通途。布什博士通过本文呼唤思考着的人类与我们知识总积累间的一种新型联系。”[8]
布什在文中指出，二次大战中，科学情报在大规模军事研究和开发工作中起到了过功不可没的作用，在战后的科学研究和发展中肯定仍有不可轻视的重要意义。文中他还首次提出将传统的图书馆馆藏文献的储存、查找机制与计算机结合起来，构思并描述了他所设想的一种称为memex（有人译作“记忆扩展机”，也有人译作“超文本存储器”。本文从后者）的设备，其本质是机械化的个人文档与图书馆，即台式个人文献工作系统，能存贮书、记录和通讯的综合装置。美国的ted nelson在60年代正式提出超文本（hypertext）的概念。进入90年代，随着多媒体技术与互联网络技术的发展，超文本的应用更加广泛，信息组织与管理的超文本化成为信息传递的基本形式。
今天，随着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高密度存贮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原有各种物理载体所存储和传输的信息，正在逐步数字化，电子图书大有取代纸介质的书、数字图书馆大有取代传统图书馆的趋势。而数字化图书馆的构想就始于布什在这篇论文中所论述的思想，这使他成为人们公认的这一领域的预言者和先驱。

六、 科学并非万能：对科学与人生的理解
1955年底，布什从华盛顿的卡内基研究院院长的职位上退休，回到马萨诸塞州老家，除了担任几家私营公司的顾问外，不再担任任何公职。晚年的布什，依然精力旺盛，还保持着对技术发明的嗜好，他尝试过设计一种新型的汽车发动机，一种军用的水翼船和一种用于治疗心脏病的小型活瓣，并希望将之推向市场，但都没有成功。当然他现在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对科学技术的方方面面进行深入的反思。年轻的时候，他寻求工程师般的脚踏实地做事情，信奉美国式的实用主义文化观念，对科学技术有一种神圣的感情，把它看得高于一切。后来作为一个高级的科学管理人员，也把科学技术看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现在，当抛开一切利害关系而平心静气地反思这些问题时，他发现科学技术并不是世界的全部，并开始赞扬起另一种文化、和应用完全没有关系的文化。其结果就是于1965年出版的以《仅有科学是不够的——对现状和未来的反思》[9]为题的论文集，包括了布什五、六十年代陆续发表的10篇论文，记录了他对科学与价值、人生、文化、艺术等诸多问题的思考结果。
布什在谈到科学从原子弹的成功而树立起其绝对的权威，使一般公众都把科学学家看成是超人，把科学看成是无所不能的东西时，不无忧虑地写道：
“目前有关科学威力的谈论已经很多了，这些说法当然也都有其道理，所谓‘科学万能’是也。但是科学的能力其实是有限的，这一点却鲜见有人提及。对于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应该都予以公正地加以考察才对。”[9]
布什认为科学的局限在于对人类自身存在的目的、价值，以及人的自由意志和人的信仰方面，在这些问题上，科学应该三缄其口。当然科学有一定的局限性，他认为并无损于科学的伟大，因为它以这样一种方式提醒人类：我们在宇宙的知识方面依然十分的愚蠢，需要了解的事情仍然是没有止境的。对人类社会而言，除了科学之外，还有许多值得追求的价值观，例如和平、公正、平等、仁慈和责任等等。布什认为，由于科学已经成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作为一个现代的人，首先必须对科学要有所了解，至少要对它的基本原理有所了解，否则将在文化素养上落后于时代。但单纯只懂科学也不够，在文化素养上也是有缺损的，因为“在这堵围墙以外，他将一无所见”，所以必须在做人的其他方面加以修养。这样，作为一个个人，其生活才会丰富多彩，作为一个社会，人们才能和谐共处，消除贫困，走向繁荣富强。
总之，布什在走向自己生命的尽头之前，反而更多地想到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他觉得科学是有价值的，但不是全部意义和价值。他也想到了科学本身的创造过程，就像建造一座大厦，需要不计其数的一代又一代有名或无名的建造者，不断地对其进行规划、施工和建造，使其日渐高耸，却永无止境。

参考文献
[1] vannevar bush, 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on a program for postwar scientific research,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july 1960. 中译本见《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张炜、解道华、赵佳苓译，范岱年校，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编辑，1985。
[2] 郭继贤：“战争与科学——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osrd”，《自然辩证法通讯》，vol.10(1988年)第2期。
[3] g. pascal zachary, endless frontier, vannevar bush, engineer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london, toronto, sydney, singapore, 1997. 中译本见：《无尽的前沿——布什传》，周惠民、周玖、邹际平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
[4] vannevar bush, “the engineer and his relation to government”, science, vol.86(july 30, 1937).
[5] 张元仲：《狭义相对论实验基础》，第133页，科学出版社，1979。
[6] daniel j. kevles, the physicists, the history of a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modern amer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7] （美）托马斯?哈格：《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周仲良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8] vannevar bush, as we may think, atlantic monthly , vol. 176, no. 1; 101-108. july 1945.
[9] vannevar bush, science is not enough：reflections for the present and future，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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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roy porter ed., th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scientists,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 peter galison and bruce hevly，big science: the growth of large-scale researc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3] lawrence badash, scient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from fission to the limited test ban treaty 1939-1963， atlantic highlands, 1995.
[14] roger geiger, “science, universities, and national defense, 1945-1970”, osiris，vol.7 (1992), pp.2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