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领域所做的大量工作对伊斯兰世界内部也产生了影响。今天，阿拉伯地区、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及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学生来到西方，师从于这些学者，在这个过程中，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尤为突出。因此，西方学界的伊斯兰哲学研究工作同伊斯兰世界自身的伊斯兰哲学的生命力是紧密相关的。
　　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同样见证了具有生命力的伊斯兰哲学传统向西方哲学的渗透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法国尤其明显，这从克里斯蒂安·贾贝特(christian jambet)等年轻一代法国哲学家的著述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而这又是科宾的影响所致。但现在我们也可以在伊安·奈顿(ian netton)、奥利弗·李曼的著作中看到，伊斯兰哲学与分析哲学、符号学之间逐渐产生了相互影响。这些倾向导致英国在20世纪末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研究中心，它不仅致力于伊斯兰哲学——特别是后期伊斯兰哲学的传播，也致力于伊斯兰哲学与西方哲学——特别是与分析哲学的互动。这个中心在伊斯兰青年哲学家戈拉姆·阿里·萨法维(gholam ali safavi)的主持下，出版了刊物《超越哲学》(transcendent philoso－phy)，由一批西方穆斯林青年学者构成作者群，他们对作为哲学的伊斯兰哲学和真正的比较研究都非常关注。
　　因此，西方学界的伊斯兰哲学研究领域比起20世纪前几十年来说有了极大的拓展。参考前述汉斯·戴贝尔的长篇文献目录就足以看到，每年都有大量用欧洲语言撰写的伊斯兰哲学方面的著作面世，其作者既有西方学者也有穆斯林学者，足以看到这一领域的学术活动在几乎所有的欧洲主要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都得到了拓展。但是，在伊斯兰哲学的学术研究中，是将伊斯兰哲学作为思想史并从西方的视角进行研究，还是将伊斯兰哲学看做具有生命力的哲学，这两种观点依然存在着巨大分歧；在对伊斯兰哲学传统的理解中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是从这种传统的内部来进行考虑，还是像多数西方学者那样，仍然致力于将不断变化的西方哲学思潮中所产生的范畴，应用于这种在天启之国培育的传统之中，而且这种传统所关注的真理是超越并高于一时一瞬之潮流的。
　　事实上，我们在所有形式的传统哲学——它们是永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的不同表达——与各种现代哲学思潮的比较中都能够看到这种巨大分歧。20世纪永恒哲学的传统阐释者们，特别是勒内·格农(rene gu6non)、阿南达·k，库玛拉斯旺米(ananda.k.coomaraswamy)、弗瑞斯约夫·舒昂(frithjof schuon)都坚持认为，在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对现代思想的批判和对居于永恒哲学核心之处的传统形而上学与宇宙论的阐释，引导许多年轻一代的学者去从事真正的伊斯兰哲学研究，但是传统学派的学者们还无法彻底根除心灵的失真和对智性和知识本性的错误预设，而这种失真和预设让很多进行伊斯兰哲学研究的西方学者无法掌握伊斯兰哲学——一种觉知到天启之在的哲学——的真正本质和意义。
　　
　　四
　　
　　许多西方学者所坚持的理论视角，是不会被那些归属于伊斯兰思想传统并生活在这种思想传统框架之内的人所接受的，但除此以外，从事伊斯兰哲学研究的西方学者也对这一研究领域作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贡献。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他们对东西方的许多图书馆进行编目，发现了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伊斯兰哲学手稿。今天，几乎所有西方的重要图书馆都做了很好的编目，只有少数例外，例如梵蒂冈图书馆的若干部分。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期望在这类图书馆里会有伊斯兰哲学手稿方面的重大发现，尽管这种可能性也一直存在。但在伊斯兰世界中，几乎每年都会发现新的重要手稿，伊朗和土耳其的藏书编目甚至比其他多数伊斯兰国家做得更好。如果印度、巴基斯坦、叙利亚、也门、马里及其他国家的图书馆——更不用说遍及伊斯兰世界的私人藏书——能得到更好的编目，那就很有可能在哲学手稿方面有更多地发现。西方学者已经在手稿编目的学术方法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这些方法不仅为他们自己所用，也被福阿德·塞兹金(fu'ad sez-gin)、穆罕默德·塔奇·达尼施帕朱赫(muhammadtaqi danishpazh~h)等穆斯林专家，在更大的范围用来编辑手稿。这类学术活动虽然经常为哲学研究者所忽略，但它在为伊斯兰哲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提供基础性文本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与此密切相关的领域是对手稿修订本的校正与处理。在传统伊斯兰世界中，通常传授给学生的伊斯兰哲学的重要文本，如伊本·西那(ibn sina)的《治疗论》(healing，shifa’)或者穆拉·萨德拉(mulla sadra)和阿西尔·丁·阿布海里(athir al-din abhaa)的《指南注》(commentary upon the guid-ance，sharh al-hidayah)等，在教师讲授的过程中就得到了修订，在传授书写文本时，总是要涉及现存的口授传统。印刷术在伊斯兰世界出现后，受过伊斯兰哲学传统训练的学者们用石版印刷了一些文本，后来还用现代方法进行了印刷。但是，也有大量瑕疵本开始以印刷形式出现，现在情况仍然如此。
　　从19世纪后期以来，很多西方学者开始修编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哲学文本，亨利·科宾所指导的弗兰克—伊朗研究所(institut franco-iranien)的《伊朗文库》(bibliotheque iranienne)系列就是一个例证。通过与西方学者的长期合作，穆斯林学者们学会了如何修编文本，在口授传统日益少见的情况下，这些工作更显必要。这项工作现在主要是由阿拉伯、波斯、土耳其以及其他穆斯林学者来完成，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对这些著作进行修订的重要意义。可惜，直至今日，还没有对任何一位重要伊斯兰哲学家，在其已知全部手稿的基础上，出版过其所有著作的修订本。毋庸赘言，这个缺陷需要早日克服。同时，那些经过修订并且可信的伊斯兰哲学著作的印刷本之所以得以面世，要感谢西方学者在这个领域所做论文联盟http://的直接或间接的工作。
　　如果不把一些基本著作译为欧洲语言，伊斯兰哲学知识就不可能从通晓伊斯兰语言的学者的小圈子里传播出去。不少西方学者为此作了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在过去50年中，许多精通一门或者多门欧洲语言的穆斯林学者也加入了这项工作。但是同印度教或者佛教的著作进行对比，能够为西方读者所用的伊斯兰哲学文本的译作非常匮乏。具体就英文译作而言，不仅数量有限，而且一些基本的伊斯兰哲学著作也不完整，例如伊本·西那的《治疗论》和《指要与诠明书》(the book of directives and re-marks，al-isharat wa'l-tanbihot)、纳绥尔·丁·图西

(nasir al-din al-tusi)的《(指要与诠明书)注疏》(sharh al-isharat)、穆拉·萨德拉的《四旅程》(the four journeys，al-asfar al-arba'ah)。当然西方学者也有很多优秀译作，西蒙·范·德尔·贝格翻译的《矛盾的矛盾》(the incoherence of the incoherence，tahafut al-tahafut)在很多方面可供效仿。其他可信的英文译作包括：阿尔弗雷德·艾维瑞(alfred ivry)翻译的肯迪(al-kindi)的《形而上学》，弗拉基米尔·伊万诺夫(vladimir ivanow)和保罗·沃克尔(paul walker)翻译的伊斯玛仪派的若干哲学思想著作，理查德·瓦尔泽和弗里茨·w.齐默曼(fritz w zim-merman)翻译的几部法拉比(al-farabi)的著作，亚瑟·j.阿尔伯瑞(arthur j.arberry)翻译的拉齐(al-razt)的《灵魂医典》(the spiritual physick)和《哲学本性》(the philosophical life)，埃弗雷特·k.罗逊(everett k.rowson)翻译的阿卜杜拉·哈桑·艾米里(abu'1-hasan al-a'miri)的《灵魂及其命运》(on the soul and its fate，al-amad‘ala’l-abad)，威廉姆·e.高尔曼(wiuiam e，gohlmann)的《伊本·西那生平》(the life of ibn sino,)和亚瑟·j.阿尔伯瑞编辑的《伊本·西那哲学教义学文集》(selections of ibn sina's philosophical theology)，勒恩·古德曼翻译的精诚兄弟社的长篇书信集(a long epistle of theikhwan al-safer')以及伊本·图菲利(ibn tufayl)的《哈伊·本·叶格赞》(living son of the awake，hayy ibn yaqzam)，惠勤·萨克斯顿(wheeler thackston)翻译的苏赫拉瓦迪(suhrawardi)的《奥秘集》(the mystical treatises)，欧文·i.j.罗森塔尔翻译的《阿维罗伊注柏拉图(理想国)》(averroes'commentaryon plato's“republic”)，查尔斯·吉内库安德(charles genequand)翻译的伊本·路世德的《形而上学》，库兰德(s.kurland)、哈里·布鲁姆伯格(harry blumberg)、希尔伯特·戴维逊(herbert da-vidson)、查尔斯·巴特沃尔斯(charles butterworth)翻译的伊本·路世德的逻辑学著作以及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疏，巴特沃尔斯还翻译了伊本·路世德的《决断集》(the decisive treatise，fasl al-maqal)，威廉姆·柴提克翻译的阿富达尔·丁·卡善尼(afdalal-dinkashani)的译作选集，弗兰茨·罗森塔尔(franz rosenthal)翻译的伊本·赫勒敦(ibnkhaldan)的《绪论》(prolegomena，muqaddimah)，詹姆斯·莫里斯翻译的穆拉·萨德拉的《宝座的智慧》(wisdom of the throne，al-hikmat al-‘arshiyyah)，柴提克翻译的穆拉·萨德拉的《灵知者的灵丹妙药》(the elixir of the gnostics，iksir al-‘arifin)，玛西亚·赫尔曼森(marcia hermansen)翻译的德里的谢赫·瓦里·阿拉(shrah wali allah of delhi)的《关于真主的最终论证》(the conclusive argument fromgod，hujjal allah al-b61ighah)。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可信译作，以上书单仅起示例作用，并不完全。此外还有很多以其他欧洲语言，特别是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俄文译出的作品。还有无数与伊斯兰哲学直接相关的哲学教义学和苏非学说的译作尚未在此引出。
　　如前所述，许多伊斯兰学者和阿拉伯基督徒在过去几十年中参与了伊斯兰哲学著作的英译工作。就英文而言，我们一定要提到穆欣·马赫迪，他是法拉比著作的编辑、注疏和翻译的重要权威，此外还有乔治·侯拉尼(george hourani)、迈克尔·马穆拉(michael marmura)、马吉德·法赫里(majid fa-khry)、赛里木·卡马尔(selim kamal)、卡罕(m.s.khan)、法齐·纳贾尔(fawzi al-najjar)、沙姆斯·伊纳提(shams inati)、侯赛因·孜艾[有时与约翰·沃布里奇(john walbfidge)合作]、派瑞斯·毛维奇(parviz morewedge)，这里提到的只是一些比较有名的学者。还有不少具有伊斯兰背景的学者进行了重要的法译和德译工作。
　　这些工作使得一些重要的伊斯兰哲学资源被译为欧洲语言，但是，如果不懂阿拉伯文、波斯文、突厥文，就无法从深度上理解伊斯兰哲学。这个领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又被很多因素所牵制：许多重要原始文本缺乏修订编辑，缺乏哲学词典，最重要的是需要一批学者承担重任，译出令人满意的译作。最后这个因素又被这个事实所恶化：许多西方大学在考虑青年学者学术晋职的时候，甚至不把哲学译作这项时常需要胆识的工作当作学术性著作来看待。
　　对伊斯兰哲学来说，需要像洛布丛书(loeb li-brary)整理希腊文和拉丁文文本那样对著作进行编辑，一面印的是原文，对应一面印的是英文翻译。令人欣慰的是，过去几十年里，杨百翰大学(brighamyoung university)着手出版了这样一套丛书，其中有少量伊斯兰哲学著作。其他一些美国出版社也开始出版这类著作。为了让西方那些关注哲学的人在研究中用好伊斯兰哲学的主要文献，无论如何都要更加仔细和谨慎地进行翻译。此外，在为翻译专业性哲学术语选词时，一定要反映这个特点：伊斯兰哲学是与显现于天启之国的现实融合在一起的，它没有理性主义或者怀疑主义的特征，但是，很多从事艰苦翻译工作的人的头脑中却有这种倾向。不然，那句意大利谚语“翻译者即背叛者”(traduttore tradi-tore)就会成为现实，而我们在许多伊斯兰研究领域(包括哲学在内)的大量译作中也确实看到了这一点。
　　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史紧随某些哲学的发展而兴起于19世纪的西方，特别是德国。但是，古典时期的穆斯林学者很早就开始撰写有关伊斯兰思想家(包括哲学家在内)生平和作品的著作了。这包括巴格达迪(al-baghdadi)、伊本·哈兹姆(ibn haz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