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如今所谓"后库恩"的科学论基本上都是从解读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出发衍生出来的。在晚期，库恩本人也尝试着重新解读自己。他发现自己的理论实质上是一种解释学。库恩并未套用而是以自己的方式达到了解释学的观念。本文赞同j.劳斯对库恩的两种解读，他认为真正的"库恩"实际上把科学理解为我们都参与其中的实践形式。另外，通过考察科学知识的社会学（ssk）和科学的文化研究（科学的cs），我们认为这些研究方案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对库恩的重新解读。
[关键词] 解释学 科学共同体 实验室研究 科学的文化研究
一、晚期库恩对自己的解读
自《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的出版到去世（1996年）前的三十多年间，库恩是在荣誉、误解和诋毁中渡过的。在晚年，尽管他依然无休止地为自己的学说辩解，但是并未一味地指责他的批评者如何地曲解了他的思想，他意识到《结构》一书在表述上存在很大的含混性，值得去做的工作是重新系统地阐释自己的观点。
库恩找到的第一种阐述自己立场的方法就是解释学（hermeneutics）。他认为："不管自觉不自觉，他们（指历史学家们）都在运用解释学方法，但是对我来说，解释学的发现不仅使历史更重要，最直接的还是对我的科学观的决定作用。" 与德国的思想家不同，库恩对解释学的兴趣仅仅是为了重新表述、定位自己的科学论。他承认："就我自己来说，上面简要用过的'解释学'一词，甚至直到五年以前在我的词汇中还不存在。"其实解释学的观念《结构》中就已经存在，只是到了后期他才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并主动地向它靠拢。WWW.11665.CoM
众所周知，由于"范式" 概念本身的含混性使他一度想放弃这个概念，并用"专业母体"来取而代之。但是到了1988年夏天，他在哈佛召开的题为"解释与人文科学"学术大会上发表讲演，这时他对"范式"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讲演中，他坚持认为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与人文科学一样，都依赖于他们所从事的共同体。他总结道："迄今为止，我仍认为任何阶段的自然科学都甚于一套概念体系，这些概念是现代研究者从他们直接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那套概念体系是历史的产物，根植于文化，现在的研究者通过训练而入门，并且只有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用来理解其他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方法才能被非成员所理解。有时，我称它为特定阶段科学的解释学基础，你可能注意到在其中一种意义上，它与我曾称作范式的东西十分相似。尽管这段日子我很少使用这个词，几乎完全失去了对它的控制，但为简洁起见，这里我有有时仍将使用该词。"
可见晚年库恩对"范式"概念的确认并非简单地回复到1962年的观点上去，而是重新将它理解为"解释学基础"。自狄尔泰以来，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解释学方法来区别于自然科学，似乎这种方法的确更适合于非科学的经验。然而到了韦伯、帕森斯和雅各布森的诗学理论，狄尔泰的努力开始走样，他们希望把自然科学所具有的性质、方法和解释的有效性推广到人文与社会科学中。这两种倾向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得到了综合，经他改造后的解释学要求把问题置于一个包含传统在内的特定情境中来讨论，但是同时又要求超越这种情境。解释学既不限定于人文科学，也不限定于自然科学，而是先于这些科学，并使它们成为可能的东西。哲学解释学主张："问题不是我们做什么，也不是我们应当做什么，而是什么东西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与我们一起发生。" 正是在这一点上，库恩与伽达默尔达成了某种默契，尽管他从未提到过伽达默尔的名字。现在库恩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样也是有着"解释学基础"的理智的行业。既然如此，自然科学就可以通过下述方式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进行比较："如果某人采纳了我描述自然科学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其研究者通常所做的是给定一个范式或解释学基础，不是一般的解释学。更确切地说，他们所用的范式是努力从老师那儿得来的，我曾称之为常规科学，即试图解题的行业，如那些在该领域的最前沿，提高并拓展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契合。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则是解释学的，解释的（interpretive），不断反复的。在它们中很少会发生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常规解难题研究。" 按他的理解，在常规科学的研究中，作为"解释学基础"的范式始终是被给定了的，它是使科学研究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而不是研究的对象。
当然，在这里全方位地比较库恩与解释学家们的观点既无可能，也没有必要，因为库恩是在科学论的方向上通过独立的研究来切入解释学维度的。r.伯恩斯坦指出，库恩有时以较弱的意思使用"解释学"这个术语来表示那种在解释学传统中总是被认为必不可少的敏感看法。在解释学中不存在任何"裸露的事实"，"事实"是解释者参与解释的结果，而不是解释的前提。同样库恩也教导他的学生说，在读一位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时，首先要找文本中显而易见的谬误，并询问自己，一个神志清醒的人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东西来。当你找到了答案时，就会发现原先自以为理解了的东西，它们的意思现在完全变了。
和现代解释学家一样，库恩也告别了启蒙主义遗留下来的进步模式。在他看来逻辑实证主义的套箱理论无非是这种模式的翻版?quot;他们创造了那种起初曾使我误入歧途的阅读原著的方式，而他们自已也常陷入这种误读主中。" 库恩重新"发现了历史"，这种"发现"的途径说来也简单，即"对过时的著作恢复过时的读法。"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变革。变革并非是知识的增加和积累，也不是对传统错误的逐步修正，变革实际上是一下子切换到了"另一种思路"。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不致于离传统越来越远，而是以新的形式返回到传统。
库恩找到的第二种解读自己的途径是转向对科学知识发展模式的构造。这种构造通常是与两种途径的比较中推进的：一种是与语汇的变迁的模式进行比较，另一种是与一定形式的进化理论作比较。当他的关注点从新旧理论的关系转向了当代竞争理论之间的关系时，引入康德那种同时态的构造方法是势所必然的。的确，"不可通约性"只意味着构成一种理论的要素不能被穷尽地还原到另一种理论中去，而丝毫不意味着这些理论之间没有任何共同和垂叠的东西。要不然作为科学"主体"的范式或共同体将会封闭自己，堵绝了一切可供出入和交往的可能途径。这样的"范式"必定是唯我论的，至少不能与方法论的唯我论划清界线。在交往中，构成范式的规则与要素会发生变化，承认这一点又势必要导入进化的观念。于是他说："现在可能已经清楚我正逐步发展的立场是一种后达尔文的康德主义。象康德的范畴一样，语汇提供了可能经验的前提条件。但是语汇的范畴并非如它的祖先康德所认为的那样，它是能够变化的，并且确实在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历来不会太大。"
第二种解读方式还须以第一种为前提，只有通过交往性的实践我们才同时作出静态和动态的解释。在库恩及其后继者看来，科学家对一种理论或范式的赞同或拒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奥秘，也不象局外人所想象的那般神圣。说白了就如同面对一场游戏，要么加入，要么退出。对此既不能诉诸于演绎逻辑来证明，也又不可能通过观察、证实、或证伪来解释。在这里库恩为我们构造了一种新的讨论界面和语境。在这个界面上，选择总是?quot;论辩"、"说服"、"劝导"相关。如果在不同的范式和理论之间发生冲突，一方总希望对方转变看待科学的方式，这时与其诉诸证明和实验数据，不如转向修辞学来探讨"说服的技巧"。
二、劳斯："库恩i"与"库恩ii"
当今科学论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后库恩时代"，大多思想都是从对库恩的解读中引发出来的。劳斯（j. rouse）的"科学的文化研究"方案就是其中之一。早在《知识与权力：一种科学的政治哲学》（1987）中他就指出，对《科学革命的结构》存在着两种读法。 第一种读法是人们通常通过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所理解到的库恩，劳斯浦?quot;库恩ii"。实际上这是误读，因为它忽略了"库恩"库恩i"的存在。"库恩i"是解释学或者语用学意义上的库恩，他把科学了解为一种我们都参与其中的实践，乃至了解为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 劳斯认为，其实只有以"库恩i"为前提，"库恩ii"才是可理解的。
"库恩ii"把"范式"概念既直接理解成"世界观"，也理解为一种与现实的科学研究相适应的规范体系。"范式"的认定是科学家被纳入"科学共同体"的前提条件。因此，可以说"范式"是与"科学共同体"等价的构造性概念。不同的构造规则之间形成了"不可通约"的问题。 "不可通约"实际上是一个"非本质主义"的概念。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在家族成员之间尽管不存在共同的"本质"，但是他们还能被识别为是一家人（"家族相似性"）；而库恩则强调，既然在"范式"之间没有共同的"本质"，就不能用衡量一个共同体的标准来衡量另一个共同体。在主张合理性进步的学者看来，库恩（确切说是库恩ii）实际上是把科学的进步建立在非理性的基础上，使之受某种"暴徒心理"支配。
劳斯认为这样的解读至少是偏面的。真正的库恩（"库恩i"）所注重的是科学知识的"内在的"性质，即把科学首先理解为一种实践性的参与和投入，而不仅仅是把科学作为考察和研究的对象。如果说后者是一种"说明性"的研究的话，那么前者则是"解释性"的。"说明的"科学论固然注意到了既有科学理论所具有的普遍的阐释力和广泛的社会使用价值，但是正如n.卡特赖特所揭示的那样，它尽管能用小数的原理来涵盖广泛多样的自然、社会、乃至精神的现象，就如同做一个特大号的盖子一下子罩住所有的东西，然而这样的"说明力"恰恰是以牺牲具体的情景条件为代价的。 相反，"解释的"科学论则不把既成的科学理论作为研究的对象，而是把科学理解为自己正在参与其中?quot;游戏"。 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游戏是一个逐渐形成、不断变化的过程。科学共同体也是如此，永远没有旁观者。比如一位科学家要从事某种实验，参与某项课题的研究，就必须要考虑经费的来源，并根据有限的财力添置必要的和人员设备，当然还要考虑到与其他成员的合作，或者接受他人的观点，或者说服他人接受自己的方案与想法。这一切，包括他的操作程序和辩护方式都是在一种限定的条件、旨趣和立场中进行的。或者说，参与科学就意味着介入特定的共同体。
伯恩斯坦在为库恩辩护时，也倾向于"库恩1"。他说，"或许可以为库恩作出这样的辩护，那些指责他提出科学形象为一种非理性活动观念的人并没有把握他论证的主要之点。他的主张是，构成科学之理性的许多传统的或标准的理论都是不充分的，如果我们要理解科学是如何发挥其功能的，它在什么意义上是一种理性活动，我们就必须对那些传统或标准的理论作出修正。库恩本人将此视为一个解释学任务，在那里人们试图通过科学被付诸实践的方式来澄清和阐明在科学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合理性类型。"
三、从科学社会学到"科学知识的社会学"
关于库恩的争论很难一下子平息下来。墨顿的支持者们希望通过这场论争来重新光大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试图在科学论中找回科学社会学的一席之地。然而墨顿学派的这种"科学－社会"的分析模式却与库恩的解释学精神格格不入。七十年代之后，欧美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传统虽然保存下来，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其基本信念却发生变化，甚至出现分裂。分裂后的两派中，一派以美国的社会学家为中心，依然坚持墨顿的结构功能分析方法，把科学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枝来定位，所以也被称为"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community）。另一派则以英法等欧洲国家（尤其是以爱丁堡和巴斯）为中心，兼收并蓄了库恩的科学观、德国的知识社会传统、乃至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念。这一派的成员大多是哲学和自然科学出身，不屑于社会学的科班训练。他们强调要从科学实践的内面关注科学知识，反对象墨顿那样把知识作为既成的东西，放到暗箱里封存起来的做法。具有这种方法论的研究者称自己?quot;科学知识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
上述两派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基本信念的分歧。"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大体上把自己的信念定位于"客观饕?quot;。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墨顿指出，为了达成科学知识增长的目标，科学活动就必须有相应的理念来支撑。这种理念它为科学共同体所共有，是制约科学家行为的价值与规范的复合体，可以落实?quot;普遍主义"、"共有性"、"无功利性"和"系统的怀疑主义"等规范之中。正是因为受如此严格的规范所约束，与其他社会系统相比，科学共同体相对地更健全，而它所提供的科学知识也更客观，更加倍受信赖。然而正如我们所知，学术界并非象墨顿刻画那样神圣。如今人们已渐渐习惯于把学术界看作是市场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而不再是一块超尘脱俗的"飞地"。再说，作为市场的学术圈也很难称得上是公正的自由市场，其中存在着种种特权和保护主义的壁垒，以及墨顿本人也承认的"马太效应"现象。这些现象显然不合乎墨顿给定的理念和规范，但是具有这些现象的活动依然被称为科学。于是人们意识到，必须把科学共同体置于一个更阔泛、更具体和更现实的文化境遇中，才能对之进行有效的讨论。
科学知识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它是普遍有效的吗？是一系列己经证实的命题的集合吗？在科学知识的社会学（ssk）看来，未经详细地考察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和制约条件，且慢回答这些问题。在1975-1977年期间，b.劳托和s.沃尔格着手尝试做这样的工作。他们直接参与萨克（salk）生物学研究所的研究活动，大胆地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描述并分析科研活动的实情。在《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构造》(1979)中，他们以其亲身的经历向我们描述，科学家们实际上是怎样推进研究的，以及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研究活动中被构造出来的。萨克研究所的所长对劳托他们的研究方法十分欣赏。按他的理解，这种方法是："（参与性的观察者与分析者）成了实验室的一部分，在亲身经历日常科学研究的详细过程的同时，在研究科学这种'文化'中，作为连接'内部的'外部观察者的探示器，对科学家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如何思考作出详尽的探究"。 也有人把这种着眼于通过详细周密观察来分析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的研究方法称为"微观科学社会学"。不管这种叫法是否合适，至少自八十年代至今，他们作为"实验室研究"(laboratory studies)的创导者这一点还是公认的。正是在《实验室生活》的方法论基础上，柯诺-塞蒂纳在《知识的生成》（1981）中明确指出，"科学知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构造出来的。"
设想我们有了一定的实验数据，按往常的看法，总以为它们己经决定了我们该有什么样的科学知识。这是一种成见。实际上，实验数据总是受制于特定的情景（context），因为数据还要经过科学家解释，还需以特定的范式为前提。由于范式的差异，人们从同样的实验数据中可以引申不同的科学知识。结论只能是相对主义的。科学史上形形色色的科学知识总是被嵌入到了当时特定的社会与文化情景中，即便是我们现在对它们的评价与选择同样也受制于当下的文化情景。由此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也许根本就不存在普遍有效的科学知识。任何科学知识中至少都掺杂了社会文化的成份，因此也始终带有局部或地方的性质。实验室本身就受局域的（local）限制，实验所能提供的设备和测定手段也只是偶然的（contingent）条件，另外科学家们还得化工夫和口舌与上下左右交涉（negotiation）才行。科学知识很难摆脱这些因素的影响。有鉴于此，他们甚至干脆把科学知识叫做"局域的知识"（local knowledge）。 从中可以看出ssk对科学知识理解上的叛逆风格，也许我们还得承认，这种观念的始作俑者除了维特根斯坦外还有库恩。
四、"科学的文化研究"的课题
最近，我们看到一种据说是可以取代ssk的研究方向，它称自己为"科学的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 of science,简称"科学的cs")。1996年劳斯出版他的近作《参与的科学：如何哲学地理解其实践》（engaging science: how to understand its practices philosophically），明确界定了"科学的cs"的概念并描述了它的特征。至今为止"文化研究（cs）在欧美依然方兴未艾，劳斯之所以把cs引入科学论是为了跳出ssk那种传统的社会构造主义方法。"科学的cs"也可以说是在ssk与cs基础上实现的新的综合，它很难说是科学论中的一个研究的领域，而只是一种方法、视角、观念；进一步说甚至也不是一种固定和单一的视角，而是集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女权主义、文艺批评在内的全方位的视角。"文化"从来是一个最混乱不堪的用词，大凡严肃的科学论研究都不屑介入这类谈论。但是劳斯则认为：只有用"文化"这样的词语才能包容各种异质的东西，它不仅能表现社会的实践、语言的传统、或认同与交往、以及连带性（solidarity）组织，甚至是"物质文化"的意思，而且还蕴含着构造该词的情境。因此不选择"文化"这样词汇便不足以贯彻某种通达、开放、乃至全方位的科学观。
根据"库恩i"的观点，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最具革命性，又最容易为人们疏忽的是"作为实践的科学"这样一个着眼点。现在劳斯进一步强调，只有把实践置于文化中来考察，才有可能把库恩的科学论与海德格尔的实践的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理论和福柯的文化批判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拆除存在于它们之间屏障。劳斯认为，欧洲大陆的科学论存在着一种弊端，它们很少直接置身于科学研究的实地，也不太在乎科学知识的生成过程，只是站在科学的对立面上进行理论的批判。但是它也有优势，即一开始就把自己的视野投放到了更开阔?quot;生活世界"中。正是从"生活世界"的观点出发，他们始终不承认科学知识在文化中的特权地位。如今我们都能领略到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时所发挥的巨大的物理能量，对此，我们在享受着它的恩惠的同时，也感觉到了它带来的威胁。另外，欧洲的思想家们早就明确地意识到，科学知识的产生与使用始终受某种政治因素的左右，并往往通过权力的关系来强化知识自身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当然科学知识也能反过来充当权力的意识形态。
在《参与的科学》一书的最后一章中，劳斯对"什么是科学的文化研究？"的问题作了简要的回答，"什么是科学的cs？我使用这个词语来广泛地包摄有关实践的种种研究，即通过实践使科学的理解条理化，使之适合于特定的文化情景，并通过转译向新的文化情景扩张"。 同时他也承认："科学的cs与其说从属于学院派历史的、专业化科学史的、哲学的和社会学的解释范围，不如说从属于科学本身的历史、科学自身的文化、以及围绕科学知识的政治斗争。" 尤其到了二十世纪末，"科学的cs"更应该发挥自己的"杂交"优势，强化与现代科学的内面交往，通过认识论与政治的批判直接参与科学的实践过程，反思它遇到的种种问题。为此目的，劳斯提出了六个课题，它们涵盖了"科学的cs"的六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非本质主义"。罗蒂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自然科学并不自然。"它的意思是说，自然科学一直刻意追求统一的"科学性"，当它意识到自己是"科学的"时，就把与自己不相容的东西都认定为是"非科学的"。然而，科学的实践活动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始终受制于历史给定的条件和规范。既然历史在发展着，这些条件和规范也毫无例外地变动着，那么所谓统一的"科学性"也就变得"不自然"了。科学的实践是一种不断地设定着专业、学科间的边界，而又不断地打破、超越这些边界的活动。比如高能物理学、低温物理学、生态学、分子生物学、乃至分类学、古生物学、气象学等，都是不同类型实践的多角度的聚集。即便同一学科内部，也存在文化的多样性。比如科学研究的类型、定向、标准等，在不同国家之间常常存在着差异。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不同的科学文化都是自我封闭的，而是说不同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可交往性无须以某种统一?quot;本质"为前提。
第二，把科学理解为实践性的参与。这一特征是"非本质主义"的具体展开，也是"科学的cs"与社会构造主义传统最实质的分界线。"科学的cs"要求对这些结构进?quot;解构"，把对科学实践的解释交还给科学所归属的文化传统。劳斯的文化观念多少受到后殖民主义的文化人类学传统的影响，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人类学把科学作为文化权威，作为普遍有效的行为准则来对待。我们对科学的考察其实是科学对自身的文化意识，包括它对自身的认识论意义，政治关系的反思，等等。只有把科学理解为是实践，科学的"反思性"才有可能得到落实。正如d.哈拉威所说的那样："对自然诸科学……的文化和政治的评价，不仅是'外在的'，更应该是'内在的'，因为这种评价已经与评价者的旨趣和利害关系深深地绞织在一起了，当现实中的人叙说作为条件的生活时，本身已经成为意义源头的实践领域的一部分了。" 把科学理解为实践，本身就是一种"内在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初看似乎有失于"客观的"立场。这是误会，正如库恩所强调的那样，一种诉诸沟通的态度就巳经不再是"主观的"了。再说通过反思性，科学还可以进行"谦虚的"自我批判。
第三，强调科学实践的"局域（local）性"与"物质性"。科学知识原本是以物质的工具为媒介的实践，那么通过物质媒介确立的观念，也只有与物质相联系才能找到解释的根据。然而以往的科学观却切断了这条纽带，把科学知识想象成为一个"自由的"观念体系。"科学的cs"首先要求我们回到科学实验所基于的条件上来，只有这样，知识的形成才能用实验工具，以及作为操作程序的技术或技能来加以论证。另外，我们很难把实验工具从特定的情景条件中分离出来。只有与特定的情景，比如说课题、操作者的观念意识、以及其他配套的条件相关，工具才能发挥作用、才有意义可言。在这一点上劳斯赞同ssk的主张，正是由于科学知识本身所具有的"实践性"和"物质性"，它必定也带有"local性"。关于这种性质，人们很容易会联想到m.波兰尼的"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理论。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诸多的理论相似点，但劳斯本人明确地拒斥了这种联想。波兰尼之所以把知识建立在缄默无语?quot;意会之知"（tacit knowing）的基点上，是由于语言的解释框架不大可靠，并且很难跟上知识的增长，用它来表达认知要冒一定的风险，因此最好还是缄默。对此，劳斯不敢苟同。因为科学实践的"local性"并非是自我封闭的，还需要向新的"local"环境扩张，这就使交往与沟通成为必需。
第四，强调科学实践的文化开放性。与此相反的观点是主张科学共同体的封闭性，对别的社会共同体和文化的实践类型视而不见、漠不关心。库恩尽管是劳斯的启蒙者，但是他对科学共同体规范的自律性与统一性的强调却与"科学的cs"的理念相去甚远。在这一点上追随库恩的恰恰是ssk这种的社会构造主义者，他们更关注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旨趣，以及产生它们的社会结构。而"科学的cs"却试图去超越科学共同体与其他文化和亚文化群体之间的界线。科学家们总是不断地寻求物质和经费的支助、人才的补充、有价值的课题、甚至也吸纳流行的话语、以及与此相关的隐喻、类比、辨护方式等等。
第五，反对实在论及其"价值中立"的原则。在这一问题上，"科学的cs"只是对"价值中立"原则发起挑战，而不想提出某种取而代之的方案。这体现了cs的认识论与政治的批判性立场。劳斯对待实在论和科学的"价值中立"原则大体上持康德式的批判态度。科学的实在论是这样一种观念，它认为科学的任务就是提出理论，理论的任务就是正确地描述世界，而世界是独立于人的范畴和理论能力的。"科学的cs"拒斥把图式与内容、活动与情景对立起来的二元论观点。我们都知道，说话总是离不开一定的情景，同样情景也不可能独立于特定的说话行为。排除了实在论的前提条件，所谓科学的"价值中立"原则也就丧失了存在的根据。科学的实践本来就不必刻意追求"中立"，反过来说也用不着夸张自己的"非中立性"。
第六，积极投入对科学知识的认识论和政治的批判。该特征是在反实在论和反"价值中立"原则基础上的引申，同时也是针对社会构造主义方法而提出来的。社会构造主义者把"价值自由"认定为是科学的理想，在这种理想下，他们把有关科学知识的认识论价值和政治价值的问题都"悬置"起来，或放入"括弧"中加以还原。劳斯认为，这是一种把科学的权威与政治的权力对置起来的做法。"科学的cs"则与此相反，认为科学知识的形成中本来就有权力因素的介入，因此我们一经投入科学实践，也便同时介入了政治的批判。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库恩转向解释学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把科学论的研究理解为一项实践的任务，这项任务要求我们面对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科学活动及时地调整研究者自身的方法与观念结构。因为科学论的研究者不再是科学活动的外在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当然参与并不要求实际地介入，而是想象地参与；另外，所介入的活动甚至也可以是可能的活动?quot;可能的世界"。在这一点上，墨顿的后继者们为了达到"客观性"而放弃了参与，而《实验室生活》的作者则对"参与"作了过于狭窄地理解。按这样的理解，我们就不可能象库恩所描述的那样去参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生活。至于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方案则无疑走得过远，它甚至把自然科学所固有的特征都全部消解在后现代的叙事中了。我们知道，库恩晚年曾多次拒斥对他作后现代的解读。我们已经展示了库恩及其后继者的在科学论中的解释学转向，至于后续的路究竟该怎么走，这对库恩和我们来说都同样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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