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库恩的“范式”学说具有含混性。一是“范式”的含混，一是“范式”概念的含混。前者不需消除，后者却需要避免。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与《科学革命的结构》时期的库恩思想，揭示出维特根期坦的语言游戏说和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说之间的同构性，并期望借助这种同构性来消除学界对“范式”概念含混性的误解。
关键词：库恩；后期维特根斯坦；范式；同构性；含混性
abstract：the doctrine “paradigm" by kuhn is vague：the “paradigm” is vague and the concept of the “paradigm” is vague too. the former does not need to eliminate，while the latter needs to avoid. by analyzing wittgenstein’s later philosophy and comparing it with the theory mentioned by kuhn in 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revolution，this paper reveals the isomorphism between wittgenstein’s theory of language game and kuhn’s scientific development model. we hope that this isomorphism can be used to eliminate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conceptual vagueness of the “paradigm" in the academic field.
key words：kuhn；later wittgenstein；paradigm；isomorphism；vagueness
1962年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一书的出版在科学哲学界引起强烈震荡，但其“范式”学说带有含混性。WwW.11665.CoM笔者想追问“含混性”究竟指什么，它反映了怎样的一些问题。在《结构》中，库恩通过借用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和“家族相似”来说明其“范式”概念的特征。这并非仅是概念的借用而已，二人需要在思路上有某种重合。那么，可否借助维特根斯坦的相关学说来消解库恩“范式”概念的含混性?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结构》时期的库恩和后期维特根斯坦进行比较研究。
一、三个层次的划分
库恩《结构》一书考察对象是科学史，说明对象是科学；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一书考察对象是语言，说明对象是哲学。他们共同的任务在于澄清说明对象之为它的理由，粗糙地说就是一种划界工作。考察对象指成书的材料来源，说明对象指成书的中心议题，很多时候它们并不截然分开。在此作出区别只是为了避免一种可能出现的误解：以上的同构性类比会让人自然联想到库恩笔下的科学史和科学的关系与维特根斯坦笔下的语言和哲学的关系是一致的。而这不符合事实。在分析哲学那里，语言观的地位相当于传统哲学中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地位，它具有普遍意义，是其他领域和学科的基础[1]。维特根斯坦笔下的哲学只不过是语言游戏的一种，很多时候甚至可以直接同一。你可以说他的语言观就是他的哲学观，反之亦然。因此，考察对象和说明对象的区分对维氏而言意义不大，这样做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库恩。《结构》时期的库恩虽然仍处于自然主义阶段，其考察对象也都来源于科学史上的经验事实以及当下科学实验的最新进展，但他从来不承认科学史研究就是科学哲学研究，科学史更不具有对科学哲学的优先权。换句话说，与自然主义相关联的科学史实质具有方法论地位，它仅仅是一个在当时被科学哲学家们遗忘了的维度而已。库恩自己也认为，这本书展现的是一个关于科学本性的观点或理论，同时它不一定比其他任何理论更为正确，却也为重申规范性提供了一个正当的依据[2]10。不过两人在这方面的差异并不足以影响到他们理论的某种同构性，只是我们在分析的时候需要特别留意个别术语的运用而已。
让我们回到之前的思路上去。划界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在库恩方面即确定科学作为对象究竟是什么。科学哲学的诞生正伴随着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库恩试图削弱这种截然二分的观点。“科学作为对象是什么”被置换成了“怎样在科学活动中，通过对其关系的考察来把握科学的涵义”这样一个问题。前者是逻辑主义，后者是历史主义的。界限本身即包含着历时性与共时性。这可具化为三个层次：科学传统内部、科学传统之间、科学传统与外部。“范式”概念正是为了解决几者的关系而被提出。相较之下，维特根斯坦的语用哲学则不那么容易辨识。部分是由于他本人后期对界限一词的拒斥以及对哲学的开放式说明，更多的原因其实是学界很少从这个方面去切入他的理论，会相对感到陌生，而非像大家对库恩相关思想那样已经达成共识。《哲学研究》被基本定位为“与其说维特根斯坦用一种理论去论证传统的共相理论、本质主义的缺陷，不如说他在使用多种方法让我们看到传统哲学中若干思想的误区”[3]。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传统哲学其实就是非哲学，它们至多是一种哲学上的迷狂。就像炼金术是非科学，或者更进一步说是伪科学一样。这里已经涉及了某种我们熟悉的区分。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游戏的讨论能更清晰地看出这种强调关系的意图。语言的意义不再是从先天的逻辑关系出发对简单者和复杂者作语义的探究，而是在语言的使用中，对它们的关系和意义加以考察[4]。依据排中律，我们仍然可以划分出三个层次：语言游戏内部、语言游戏之间、语言游戏与外部。而之前我们已经知道，维氏的语言观和哲学观几乎是同一的。
论证至此，一个清晰的思路浮现出来：如果《结构》时期的库恩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真具有十分吻合的同构性，则对库恩范式概念含混性的指责便有望在与维特根斯坦相关思想的对比阅读中消除。我们只需要在维特根斯坦的说明系统中找到对应的词组，或者通过类似于“翻译”的活动将“范式”一词置换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中去就行了。这提供了一种可能：我们可以在差异中进一步把握概念的丰富性。
《科学革命的结构》时期的库恩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比较
二、《结构》时期的库恩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各自面临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游戏说”的目的在于化解从逻辑主义的角度解决语言意义问题所必然会陷入的困难。他一直意识到任何逻辑的抽象必然导致意义的缺失。不管是主张“现实性原则”的逻辑实证主义还是“可能性原则”的自己，必须打破某种界限，还原经验事实的丰富性，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谓“教你以差异”的指向。他认为哲学的任务应该是对日常语言使用的语法规则(语用规则)进行研究，考察词和句子在不同语境中的用法，根据使用来确定它们的意义：“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5]7。而使用一种语言，也就是一种语言游戏。什么是语言游戏呢?本质主义的思路会自然地引导我们如此发问，维特根斯坦对此最接近下定义的说法是：“我也将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5]31。这离本质主义的思路还相当远，因为它并不提供关于“语言游戏”的任何本质特征，仅仅是一项特征描述而已。他根本反对那种以逻辑形式来涵盖语言丰富性的做法。语言不能用本质上的共同性来统一。取代共同性的乃是一种相似性，“我们看到，被我们称为‘语句’、‘语言’的东西并没有我所想像的那种形式上的统一性，而是一个由多少相互关联的结构所组成的家族”[5]77。很明显，这是一种强调关系的新思路，原子命题和原子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处理好语言游戏所本具的几个关系问题：其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语言游戏之间的关系、语言游戏与外部的关系。维特根斯坦首先就驳斥了那种意图为语言划定准确界限的做法。家族没有本质，也没有普遍的共同特征，但你仍可以依据特定的目的去划定一个家族。然而，这本身就是一个特定的用法，或许会得到普遍认同，或许不会。所以，所谓“确定的界限”，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家族相似”作为语言游戏的特征而被提出来，它揭示了语言游戏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然而仅凭此概念，维特根斯坦无法抵抗来自本质主义的诘难：如果事物真的没有本质，你可以描述这个游戏和那个游戏的联结状态。但你将凭什么将一个对象归于“游戏”这个概念之下而不是别的什么概念? “家族相似”对于解释语言游戏内部成员的关系来说虽然成立，却无法解释语言游戏之间的差别。维特根斯坦接下来从两个方面消解本质主义的诘难。他论证道，语言作为一种游戏，交织在一系列的行动之中，而我们之所以能“说出”这个或那个游戏，仅仅是因为任何游戏都需要遵从一定的规则行事——值得注意的是，并非规则本身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在某个特定的游戏内，或者对这个那个游戏作出本质区分，关键在于规则的遵守。从“规则”过渡到“遵守规则”意味着什么?约略了解哲学史的人会马上联想到主体、时间(即历史)诸如此类的词语。因为“遵守规则”首先就是“谁在遵守”的问题；行动的主体一旦引入，便必然涉及到“怎样遵守”(这是维特根斯坦的论证重心所在)的问题。这样一来，规范性就被描述性代替了。换个角度说，逻辑不再是唯一标尺。“行动”一词本身就包含了时间维度，“发现和发明的过渡性环节是很重要的”[5]108。“奥古斯丁的图画”不再被强调。重要的是，概念之间的“关联”通过主体的行动在时间中展开，并以此来展现它们的具体差异。通过“看到关联”[5]122来揭示差异，从而实现语言的区分功能。这才是重要的。但如前所说，“家族相似”已不足以支撑该论证的成立，主体的身份成为亟待解决的首要疑难问题。“生活形式”概念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来的。它首先指涉的便是主体的身份问题：究竟什么样的主体在遵守规则。换句话说，是什么约束了他们，让他们能够达成共识?维特根斯坦回答道：“想像一种语言意味着想像一种生活形式。” “必须接受的东西，给定东西就是——人们可以这样说——生活形式。”语言游戏的确定性只有奠基于生活形式才可能[5]123。所谓的生活形式，就是指“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行的，以特定的、历史地继承下来的风俗、习惯、制度、传统等为基础的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的总体或局部”[6]。这里仍然存在着悖论：“一条规则不能确定任何行动方式，因为我们可以使任何一种行动方式和这条规则相符合”[5]226。遵从它，却不知它为何物。怎样消除?症结就在于传统思维试图用规范性去涵盖实践的全部内容。而要消解这样的悖论，则只能回到实践。不学任何明确的规则，只靠实践就能学会游泳。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生活形式”才有植根处。也就是说，我们用来区分游戏的根据，不在于“家族相似”的特征，而在于不同“生活形式”指导下的实践。生活形式与实践共同构成了区分的依据，缺一不可。而本质主义所秉持的“规则”，在我们能够清晰掌握并说出它的时候，可以构成区分游戏的主要依据。这样的情形却不存在于一切游戏中，只是众多游戏中的特例。这样的推论在经历了以上论证后就不难得出了。
库恩的主要工作就是对科学发展模式作出新的界说。证实主义和证伪主义的科学观在他看来都是有失偏颇的：科学发展并非如传统积累观所说的那样“暗含着有一套进一步的历史研究或哲学研究可能揭示出来的内在规则和假定存在”[2]40。同时也非如波普尔所坚持的“不断革命论”。他用“范式”一词来整合自己关于科学发展模式的观点。所谓“科学发展的模式”，其指涉即是怎样看待科学门类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包含了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并最终指向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现在我们关心的是“范式”怎样在界说科学中发挥作用。而这在库恩那里的等价问题是：科学活动如何得以展开。很自然，这是一个具有历史主义倾向的哲学家才会关心的事情。他将科学发展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反常时期、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时期。革命意味着科学传统的变更。而什么决定了这样一种模式的出现?库恩的回答是：科学活动实践的方式。这跟以往寻求一种方法论基础的做法是大异其趣的。对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和“家族相似”的借鉴正是在此提出。科学活动是一种解谜游戏。而从单一常规科学传统内产生的各种研究问题和技巧，就有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笔下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科学活动跟语言游戏一样，并不一定需要整套的规则存在。“它们可以通过相似和通过模拟科学整体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联系起来……科学家通过模型从事工作，而模型是从其所受教育和其后的钻研文献中获得的”[2]42。这意味着，科学是一个相当松散的结构，科学门类之间很少有连贯性。但如果完全没有联系，我们又是凭借什么将之归为一体呢?库恩指出，正是范式。“范式代替规则将使我们对科学领域和专业的多样性更容易理解……分隔很远的学科的从业者，他们从非常不同的书本中所描述的科学成就中得到教育。甚至在同一领域或密切相关的领域中工作的人，开始学习许多相同的书和科学成就，但他们在专业更专门化的过程中却可能获得相当不同的范式。”[2]45读者看到这里或许会发现库恩在运用范式一词时，是作了层次划分的。这段话开头的范式与结尾的范式并不在同一个意义上讨论。前一个范式有外在于科学传统的倾向，而后一个范式则明显带有内部标准的痕迹。这自然会造成某种含混的解读。暂且将这段疑惑搁置，让我们再来看看库恩怎样论证科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科学革命是存在的，并且革命前后的科学传统将发生质的变化。所谓质的变化，并非由某一个判决性实验所宣告，而是渐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问题的兴趣点在发生转移，术语的内涵在发生改变……而这统统都可以归于范式的转换。范式的转换会导致一个问题：范式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而当这个问题浮现出来的时候，之前的疑惑会更加凸显。所以，范式概念的澄清是重点。贯穿于《结构》一书，库恩三次专门阐释了该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首先是范式的两个特征[2]175，然后是它的四组承诺[2]175，最后库恩又从使用方式意义的角度来界说，“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2]208，也就是模型和范例。很显然，范式一词在库恩笔下不仅仅是作某个层面的代表或使用。相反，它既是一个笼统的涵盖性词汇，也有其具体指涉。他明确地区分了范式的“社会的意义”与方法论意义。而他更看重第二种意义，这里面涉及了范式指导科学实践的具体过程以及由此所带来的问题。虽然其后学，包括ssk在内的学者们更看重“社会的意义”部分。这同时也是维特根斯坦语言学朝语用学转向的题中之意。
三、怎样看待“范式”的含混性
与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游戏说”一样，库恩“范式”学说的提出得到了来自传统阵营的诘难。“范式”被斥为是“边界含糊，具有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倾向”的。这里涉及一个评价问题：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科学史研究中就一定需要排除吗?说到底也就是如何看待“范式”含混性的问题。由于语言的歧义特征，我们极容易混淆“范式的含混”以及“范式概念的含混”。前者与上面的问题才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它部分是由于史学研究介入科学这个特殊领域所导致；后者则是我们对库恩论证的解读和评判的问题。对于前者的解答，库恩已经在《结构》的后记中阐明。“我所主张的这种解释就其本性而言，并不回答‘对什么而言是类似的’这类问题。这种问题要求一个规则，在这个例子中则要求一个标准据以对特定情形分类，得出相似集合。而我所坚持的，就是在这个例子中应抵制那种寻求标准(至少是一种完备集)的欲望。”[2]192他承认“范式的含混”是一种良性含混，因为科学实践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行为。传统科学观忽视了科学作为人类活动的维度，而他正力图恢复科学作为人类实践的原貌。“我甚至似乎可能已经违反了‘发现的范围’和‘辩护的范围’这个当代非常有影响的区分。还有什么能比通过这种对不同领域与不同关注点的混合所展示的混乱更深刻的吗?”[2]8库恩已经自觉到，“范式”的含混性实际上就是科学规范主义在面对科学历史主义挑战时制造出来的一个词汇，它实际指涉的是范式的描述性特征。所以“含混”不可避免也无需避免。指责与维护这一点，乃是科学哲学家基本哲学信念的不同所导致的分歧。这类问题我们可以暂且搁置不论。但对于“范式概念的含混”我们却不得不随着库恩的思路去澄清，以免误解作者的用心。
论文第二部分提到的疑难，其实也是由于读者没能区分库恩自己对范式概念两种意义的使用方式所导致。那我们该如何理解范式既作为科学传统内部标准，又外在于某一具体科学传统?曾有国内学者将“范式”对译成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中的“语用规则”以便理解。笔者认为这仅仅看到了“范式”一种意义的使用方式。在库恩的笔下，范式不仅是统摄某个科学传统的肢筋肯綮，并且也是区分科学传统的关键。科学传统的变革正是由于范式转变而达到的。“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科学家由一个新范式指引，去采用新工具，注意新领域。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在革命过程中科学家用熟悉的工具去注意以前注意过的地方时，他们会看到新的不同的东西。”[2]112革命前后的科学家可以说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彼此看对方都像外星来客一样。最重要的还在于，范式包含着科学家的形而上学承诺以及生活信念，这已经涉及了科学传统与外部的关系。库恩指出，科学革命是世界观的改变。而科学家世界观的改变并不仅仅由科学规范本身的逻辑演绎来决定，还伴随着科学家的科学实践活动，甚至科学家的实验条件、生活阅历和灵感顿悟(当然，这一点并不为库恩所强调)。“语用规则”在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却并不具有同等地位和效力。“语用规则”是内在于语言传统的。它实质上指的是这样一个事态：我盲目地遵从特殊语言传统内部的使用规则去言说。这个词的提出只是维特根斯坦语义学朝语用学转轨的一个信号。强调“用”，也就是强调实践过程，却并没涉及语言与外部的关系。回顾对我们对维特根斯坦论证的梳理，会发现，只有“生活形式”一词才指涉了外部世界。那我们是否就可贸然将范式与之对译起来呢?也不尽然。毕竟“生活形式”在维氏笔下并没有任何方法论的意义存在，所以，我们毋宁保持库恩本意的双重指涉。而当我们理解了“范式”同时具有“生活形式”与“语用规则”的部分内涵后，该概念在整个理论构架中的位置与其所要指明的事态就显得清晰多了。
表面看来，库恩和维特根斯坦是在相当不同的领域从事着自己的研究工作。然而，他们思路的相似却为我们理解当时西方哲学走向的大环境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以不同的方式走向了“实践”。虽则在库恩和维特根斯坦的时代，那还只是一个“先声”。
参考文献：
[1]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96.
[2]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李红.对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概念的澄清[j].哲学研究，2004(3)：38-42.
[4]孙斌，张艳芬.从“对象”到“看”：维特根斯坦语言观的一个转变[j].现代哲学，2003(1)：124-134.
[5]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李步楼，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6]韩林合.维特根斯坦论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101-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