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生于德国奥登堡，最初在海德堡、慕尼黑学习法律，1902年转向医学，1909年，通过国家医学考试，同年获医学博士学位。由于受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影响，雅斯贝尔斯开始转向哲学，1921年起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在此期间，与德国社会学家迈艾斯·韦伯以及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主要代表李凯尔特有过密切交往。作为一位有很高哲学天分的医学博士，雅斯贝尔斯在传统哲学模式之外从事哲学研究并获得很大成功，成为与海德格尔并列的德语世界存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与海氏晚年表现出对技术问题的关注相似，雅斯贝尔斯也将其部分学术精力用来研究现代技术，本文将对其技术思想进行探究，以更深刻理解现代技术这一“开始染指人类历史根基”的最重要文化现象。
1　“轴心期”理论视阈中的“科技时代”
技术是文化进步的标尺，是时代问题的透镜，“技术在现代的、充满活力的文化现实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人们愈发广泛地承认，现代技术是现代文化得以建立的基础”。[1]某种意义上，一个哲学家思想是否敏锐、是否深刻，往往体现在其是否关注技术及其技术观上。雅斯贝尔斯（以下简称雅氏）的学术活动充分表现出一位具有时代感的思想家对技术的关注。
作为与斯宾格勒、汤比因齐名的思辨历史哲学家，雅氏同样从文化形态学、哲学高度对历史现象进行概括，向世界奉献了其独具特色的“轴心期”理论，其技术之思切入点正是“轴心期”理论。他认为，人类历史经历了四个阶段：①史前期：由于语言产生、工具制造、火的应用，人第一次变成人，但人们永远只能揣测而不能确知当时的思想与状况。WwW.11665.com②古代文明：最早的文明开始在地球上三个地区兴起，依次为埃及、苏美尔、巴比伦、爱琴海；前雅利安印度文化；古中国。人类开始由非历史走向历史，但几乎无精神运动。③轴心期：公元前800-200年发生的精神过程标志着人类历史正处于轴心期，相互隔绝的中国、印度和西方涌现了许多思想家。④科学技术时代：从15世纪开始，经过17世纪决定性发展，到19世纪全面展开。作为近代科学发源地的欧洲与其他地区特别是亚洲完全分开，成为世界中心。
雅氏认为，史前和古代文明是间歇期，轴心期是突破期，科技时代是第二间歇期，轴心期众多哲学家涌现，产生许多思想，在以后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总要回忆和重新认识轴心期，以获得精神原动力。他对科技时代评价极高，认为人类正处于转折点，而这一转折是因为现代技术侵入历史，成为决定力量，“这就是技术时代，它似乎将人类在过去几千年中在工作方法、生活方式、思想和信仰方式方面的一切一扫而空”。[2]“技术实体造成人类历史的可怕中断，尽管我们置身其中，其最终结果是任何想像都无法预料的，它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机械化和技术化”。[3]
2　现代技术之生成、本质与功能
(1)现代技术之生成　雅氏认为，不仅“轴心期”到“科学技术时代”是历史断裂，技术自身逻辑发展中也有历史分界，“以为在技术发展中没有发生什么决定性飞跃是错误的”，[4]“现代技术不同于原始技术，它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终结和一个新时代来临”。[5]
技术源起非常古老，历史所及便有技术，雅氏指出，始技术建于原始人自然物理学上，表现在手工制作、武器使用中，在古文明中，始技术是移物、建筑、修路、造船、攻城和守城之手段，处于一种相对可度量、理解范围之内。
18世纪末，以整体技术生存形式出现的现代技术具备自然科学、发明精神和劳动组织三个因素，与始技术相比，具有如下特质：①提供自动化生产基础。过去工匠的活开始由机器做，人只做照管、伺候机器之类的简单劳动。②能源使用的革命性进展。在始技术中使用风力、畜力、人力等自然能源，现代技术所用能量以蒸汽机为转折点后来发展到电动机，又进入使用地热能、原子能、太阳能等能源时代，“几千年来占绝对优势的古代机械科学，今天面临现代能源科学的对抗……”。[6]③建于现代科学之上。现代科学提供早期机械科学不知的知识、可能性，尤其电学、化学理论成为新技术存在、发展必不可少之先决条件。④受文化价值的强力支撑。现代社会有始技术时代所不具备的崇尚发明风气，允许自由竞争之理念。允许个人冒险的自由竞争，给一些企业家提供了机会，19世纪西方世界，企业科技战无情摧毁了在技术上处于落后状态的手工业，出现一批由现代技术武装的企业组织，且规模越来越大。　(2)现代技术之本质　海德格尔追寻技术本质时，极力批判“流行观念”中的工具学解释[7]，而对雅氏来说，技术首先是一种手段，“技术是为达到目的通过一定中介手段而形成的”。[8]他从两个层面理解作为手段的技术：①技术依赖于工具理性，是合理化的一部分，恰如罗素所言：“技术依赖于理解，依赖于与预感有关的深谋远虑，依赖于对可能性之估计”。[9]②技术是一种能力。技术能力只是制作、利用之能力，而非创造、使用之能力。技术以自然力抵抗自然力，通过自然间接控制自然。在技术依赖理性知识控制自然意义上，诚如培根所言：知识就是力量。
雅氏从工具维度解读技术意义，认为，技术价值在于获得对自然之自由，“技术目的在于把人从自然的动物性禁锢之下解放出来，从它的物质匮乏、威胁和奴役下解放出来”。[10]当然技术意义不止于此，雅氏认为，人类环境对人类有束缚，现代技术是人类无限超越束缚过程中创造的手段，人类在通过技术扩展自己的封闭圈，拓宽自己的存在过程中（即人工自然的建构）也追求美，体现自己存在的意义。
(3)现代技术之功能　在“科技时代”，技术取得史无前例的强大力量，“开始染指于人类历史的根基”，因此，有必要“深刻理解现代技术侵入及其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雅氏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深刻剖析了这一影响，揭示出“技术双刃剑”命题。他承认技术确实给人类带来福音，“世界总人口的估计数在1800年是八亿五千万，而在一又三分之一的世纪中，人口增长了一倍多”，“1750年，伦敦居民的年死亡率是二十分之一，如今仅是八十分之一”。[11]雅氏洞察到技术对现代世界的建构作用，指出，技术运用造成如下结果：生产在新基础上进行；企业被组织起来；劳动生产率有计划提高；交通和通讯工具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巨大改进；法律被系统加以整理，有效警察制度被建立，公共秩序由此得到保证。“如果没有技术进步，这些状况不可能出现”。
同时，技术正处于转变人类及其工作存在过程中，雅氏觉察到“技术不仅带来无可估量的机会，而且也带来无可估量的危险，技术已成为独立而猛烈的力量”。[12]18世纪以来的技术革命，是人类存在整体的革命，不能低估现代技术侵入及其对全部生活问题造成后果的严重性，“技术也许是理解我们当前处境的主题”。[13]他指出，技术侵入历史表现如下：
首先，显示出人类对自然的依附。技术是人类控制自然的过程，其目的是塑造自身，使自己免于困乏。新技术无疑显示出人类控制自然能力极大提高，但恰恰通过人类日益增长的对自然的控制，自然反过来控制了人类，威胁着人类自由，“自然确实变成了人类的暴君，人类从技术上造成了第二自然，但危险在于它可能被第二自然所窒息”。[14]
其次，造成人类日常存在状态根本转变。现代技术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生产使人类社会走向全新道路，人类工作方式与以前有本质差异，现代技术“把人类全部存在变质为技术完美机器中的一部分，整个地球变成一大工厂”，[15]在此过程中，人类精神“已经被贬低到只是为实用功能而认识事实和进行训练”。人类正丧失传统的连续性，正在丧失存在根基。
总之，雅氏不仅看到“科技时代开辟了人类真正统一历史的新起点”，同时看到“西方科技文明的不完善和不足”，注意到技术对文明的影响，体认到“技术双刃剑”功能。
3　现代技术问题之凸现
“科技社会”中，人类想要认识一切的企图，把自己看成世界主人利用技术按自身意愿塑造世界的狂妄，叩响了所有问题的大门。而“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绝望时期”[16]的存在主义带着对人“存在状况”的深深忧虑对技术进行了批判，“全部存在主义者的著作证明：存在主义作为个体的代表，带着何等的恐惧感对贯穿于社会生活从而使整个人际关系都技术化的官僚社会进行抨击”。[17]作为存在主义大师，雅氏分析了现代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雅氏认为，人类生存状况问题愈益严重，“以往仅仅是少数人焦虑地思考我们精神世界所面临的危险，大战以后，这种危险的严重性已经人人都清楚了”。[18]他认为，如果要回答“今天仍然实存的是什么？”，那么就要回答说：“是一种关于危险和失落的意识，亦即一种危机意识”，而要探求危机根源，就必须揭示真正隐藏的“时代意识”。
他从历史角度对时代意识进行了梳理，指出，时代意识源于对生活有意识的世俗化，伴随着世代接续代代相传。16世纪以来，“一批在欧洲具有影响的志同道合的人物，复兴了古典学问，在艺术、科学和技术的领域内制定了新纲领……伟大的技术时代露出曙光”。[19]启蒙以降，进步观念与技术之间划上挥之不去的连接符，由此滋生的技术乐观主义一直抢占着欧洲大陆主流文化市场。人们推崇理性功能，普遍认为，理性能有目的地朔造生活，直到生活成为其“应是”状态。18世纪，人们仍期待技术带来的至善至美文明。19世纪，时代意识分化为两种：一支仍相信辉煌的未来正在到来；另一支陷入技术为我们指引可怕深渊的恐惧，人们将自己所处时代看作转折点：或是通向毁灭或是走向新开端。在一般大众满足于技术所引起的进步时，有些学者不安地预感到：“人类将变得更聪明、更机灵，但并不是变得更好、更幸福和更强壮有力。我预见有这样一天，上帝不再喜爱他的造物，他将不得不再一次重新毁掉世界，让一切重新开始”，“除非上帝给予奇迹般帮助，否则我们将面临灭顶之灾”。[20]雅氏深刻剖析了由技术所造成时代精神危机在各个领域的凸现。
问题1：人与自然疏离　人类通过现代技术创造出“第二”自然，并已生活于“机械之网”，“如果设想我们的世界被埋到了地下，那么后来的发掘者们将不会找到像古代岁月流传给我们的文物那样的优美物品，他们将会发现大量的钢铁和水泥，……人类已经把这个星球包裹在一张机械构造的大网内”。第二自然割裂了人类与自然的联系，人成为了“地球上的流浪者”。人类本希望通过技术不断创造自由、解除束缚，其生存反倒严重依附人工物，“技术使每个人将其生命存在依附于已造成的设备功能，当设备出了故障，舒适的生活立即回归到前所未有的极端匮乏之中”。
问题2：劳动异化　技术不只节省劳动还增加劳动。雅氏认为，机器技术代替肌肉，自动设备代替思想重复劳动，同时，人类又需制造、保养、照看和修理机器，为机器继续工作提供原料，在此意义上，技术增加人类劳动，并且“总有些地方仍保留着技术不能废除的古老的艰苦工作”。
充满乐趣的劳动在现代技术参与不变得毫无乐趣。雅氏指出，现代劳动尽管发展遵守纪律、谨慎从事、深思熟虑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开始变得枯燥、无人性。由于工作自动化，对许多人来说，劳动只是重复运动，在这种劳动中，他们除了疲劳外一无所获，“由于人通过机器中介让自然为人工作，他不能去除自己工作的必要性……留给他的劳动本身变得更加机械……”，“劳动变得更单调沉闷……而工厂人员的意识可能达到了最低限度的冷漠。人们之间完全看不到个人劳动和无限的群体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代之以盲目服从……”。[21]
还有，现代技术与劳动结合固然形成生活必需品可靠供应，但劳动者在大批量制造上，并未施加任何努力来设法生产某种具有个性的东西，人们在必需品供应中得不到快乐，“……它们缺乏那种由个人努力而生产出来的东西所具有的独特吸引力”。[22]

问题3：人性危机　现代技术使很多人卷入生产过程，卷入由现代技术所造成的劳动方式之中，使人成为机器部件，使人成为工作过程的一环，从而对人性提出挑战。
现代技术具有非人性，并导致一场人性危机。尽管技术包括人性的新可能性，比如技术不仅使我们更接近自然，而且还创造出新自然，使我们获得新存在之可能性，扩大了人类认识，“显微镜与望眼镜都是非自然的，但是它们打开了自然的新世界”。[23]但雅氏认为，“这些都是罕见特例”，因为人类“游赛在无思想的、空洞的、机械的功能中，在自动化中异化，在消遣娱乐，日益增长的无意识和神经刺激的参与中失落自我，反而容易得多”。[24]
技术目的实现需要某种大规模组织，个人总是依赖于这种组织，绝大多数人处于再也不能想像其工作意义和工作目的境地，人的标准被忽视，越来越多人成为机器零件，整个地球都呈现出一种机器风貌，人类生活范围在过去和未来两个方面都受到限制，丧失了对其文化遗产与终极目标的探求，“仅仅生活在现存之中”。
现代技术所带来的新世界是能够高效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机器，它迫使一切事物、一切人为其服务。雅氏认为，人在机器世界中不可能得到满足，因为机器并不为人提供使人具有价值和尊严的东西，“人看来就要被它消化掉，成为达到某一目的的纯粹手段，成为没有目的或意义的东西”。这是一种人性危机！
技术文明是全球性文明，当今世界只能作为一个单元运作，雅氏看到了危机的整体性，感叹“在热带种植园以及处于地球北端的渔村，都在放映来自大都市的电影……，历史形成的各种文明与文化开始同自己的根源相脱离，它们都融合到技术—经济世界中，融合到一种空洞的理智主义中”，[25]因此，不能通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来克服，必须从整体角度去理解这个危机。
问题4：生活秩序“群众性”　工业社会以来，对空间、时间、物质的技术控制，不可遏制地进展，技术社会依据知识和计算，而非本能和欲望。雅氏认为，在技术社会中生活的人都是群众，他们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大众生存，“群众秩序形成一种普遍的生活机器，这种机器对于真正人的生活是一种毁灭性威胁”。[26]为满足群众要求而形成的技术性生活秩序，在供给群众生活用品上确实显示出巨大功效，但生活世界的技术化即生活中普遍化秩序由技术建构导致“把现实世界中现实的人的生活变成单纯的履行功能”，“人已成为一只机器上可被替换的齿轮而与其个性无关”。在普遍的生活机器与一个真正的人的世界之间具有一种张力，在先进技术时代中，知识增长，连同机器统治扩大，增大了财富，同时也缩小了智慧。个人被融入功能之中，存在被客观化，本质的人性被被格为通常的人性，降格为作为功能化肉体存在的生命力，降格为凡庸琐屑的享乐。
问题5：技术内在价值无限扩张　在“科技社会”里，技术内在功利性价值无限扩张，科学与艺术受到技术价值统摄。近代科学革命以来，自然科学在基本概念和经验结果方面，进入迅速发展阶段，科学成为“不可抗拒的命运和机会”，被普遍地“传播和承认”。科学以“纯洁而专注的沉思，明澈的激情以及对这个世界提供答案的听取”，来追问“究竟什么才是真实”，[27]然而，由于技术功利价值渗透，科学已庸俗化，大众对科学的关心只是由于科学具有实用效果，科学知识仅仅按技术可用性来评价，不再有某种追求知识的原初愿望推动研究者去达到目标，通常是技术领域中的发现带来的金钱奖励维持着科学研究继续进行，“由于这种金钱鼓励，科学在精神方面的自我抽空过程就以有利于群众机器化生活的方式继续下去”，“研究活动只是在它有希望获得实际可用成果时才得到促进”。[28]
技术社会中，以追求自由为天命的艺术也不得不屈从技术价值霸权。雅氏指出，各种艺术似乎都遭到生活鞭打，失去赖以获得安宁的圣坛，无法返回能用内容充实自己的居所，艺术在技术性秩序中退化为生活功能，剧院也成为单纯的娱乐场所。现代演员有能力表现对生活的基本感情，但很难找到适于扮演哈姆雷特或埃德加的人。统治者们把主要兴趣点放在美洲投资上，而不去建造可爱的教堂，凡是想在这个世界生活下去的艺术家，应该放弃艺术而去从事甘蔗种植或陶器制作，这样他们将会“更有可能成为百万富翁和议会议员”。[29]
4　限定现代技术、超越技术问题
雅氏从不同方面对“科技时代”危机状况进行揭露，表达了对存在“技术化”倾向与人类精神信念丧失的深深担忧。他指出，为使技术发展不至真的毁灭人类，“应对技术做出限定”，具体如下：①规范、指导技术：技术只是手段，并没为自身设置任何目标，需要人对其加以引导，对技术的指导不能在技术本身中寻求，而必须在有意识的社会精神中寻找，“人类必须找到重新指导技术统治的途径”。②将技术限于机械论，将技术产品限于机械物：现代技术源于对技术对象的机械理解，机械潜力出乎意料的成功，增长了人们对技术的信赖和期望，由此发展出技术万能论幻想，“将技术世界绝对化将会毁灭个体自我，因而应当把人类生活中不可机器化的事物意识提高到准确可靠程度”，“靠技术来制造那些只能从活生生精神中创造出来的东西，是错误的指望”，“对于自然应采取的步骤是耕作、培育，对于人类，是教育、交流”。他指出，支配技术制造的知识只适用于无生命的、机械的东西，靠现代技术制造的产品是按照一定模型生产的、大批量东西，技术生产不出独一无二的艺术品。③特定时刻的技术要受到有限的物质和动力束缚。技术需要物质和能源，能源消耗殆尽意味着文明时代终结。从此论述中，我们似乎可以听到可持续发展的先声。④技术要受人约束，通过人的劳动实现。没有人，就不会有技术；如果人不劳动，技术也不能存在很长时间，因此雅氏认为，技术一定要处在人控制之下。
雅氏认识到技术化道路是一条“人类不得不沿着它前进的道路”，仅仅抨击技术化毫无益处。因此，虽然对技术问题进行无情揭批，他对人类未来仍持乐观态度。尽管看到技术化世界中，各种事物已经与人疏离，人所面对的仅仅是一些可转换功能，但他认为，技术中包含着新可能性，即：通过合理占有技术，在达到一种不受物质束缚的前提下，将属人的可能性归还于人。尽管目睹技术对自然界触目惊心的破坏，但他认为，技术为人类提供了更有效通向大自然的途径，“现代人能够以一种新的意识欣赏太阳的光照和种种自然力作用。技术使人的生活能在任何地理区域或许多地理区域度过。技术使人在生活中对光、空气以及它们产生的一切现象的享受愈益成为可能”。[30]
雅氏希望借助“思”的努力超越技术问题。他指出，在技术社会中，“实证主义统治着生活世界，实证主义者……不想沉思意义……不要感情……不要研究神秘作用力，而要清晰地确定事实”。他断言这个时代是少“思”的时代，人类技术进步与精神萎缩相伴随，虽然许多人仍保持着获得信念的可能性，但是由于技术意识以及关于人的生活就是生产各种事物的意识在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人类精神信念被窒息了，因此必须通过“思”去超越，他指出：“进行哲学探寻就是去超越”，[31]“人如果要继续是人，而不是负重的牲口就必须沿着获得精神、获得信念的道路前进”。
总之，如何规范技术发展方向，如何超越技术问题，是早已提出的问题，这一问题今天更为重要，雅氏指出，“克服技术引起的无数灾难是现代人的共同任务”，具有警示作用，虽然其解决问题的“精密计划”滑入了抽象性泥潭[32]，但在此问题研究上，其技术思想给我们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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