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简要论述了技治主义的定义、历史、特征、存在理由。技治主义虽然胜于官僚政治，但是它也有诸多缺陷：缺乏管理现代社会的其他的必要知识和素质；作为手段而非目的的科学和技术对目标确定和价值选择的问题先天乏力；在思想上和行动中易于陷入传统的科学和技术固有的机械决定论或因果一义论的模式，无视或轻视社会和人的问题的复杂性、多变性乃至混沌性；排斥乃至剥夺政治家和公民行使、参与政治的权利或权力；尤其是侵害或消弭人的自由和自主性。我们对此必须有明确认识，并从思想认识和公共教育两方面双管齐下逐渐予以克服。
关键词：技治主义 官僚政治 科学主义

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discusses the definition, history, characteristics, and existent reasons of technocracy. although technocracy is better than bureaucracy, it still has many shortcomings. for example, it lacks to manage the other necessary knowledge of the modern society and the quality; it has no an ability to choose the value and the target; it easily sinks into tradition of mechanical determinism and classic cause and effect doctrine; it ignores or despises the complexity, variety and chaos of the social and human problems; the politician and the citizen is deprived of political rights; the person's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is violated or stopped. this should be cognized and gradually overcame.
key words: technocracy, bureaucracy, scientism

技治主义（technocracy）一词源于希腊语techne（技术）和kratos（权力）。WWW.11665.Com技治主义意谓由技术人员组成政府，特别意谓由技术专家管理社会。该词也被译为技术统治、技术治国、专家政治、专家统治、专家治国等等。
罗斯扎克（t. roszac）给技治主义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所谓技治主义，我意指工业社会用以达到它的有组织整合的顶峰的社会形式。它是人们谈到现代化、时新化、理性化、计划化时通常考虑的理想。凭借毫无疑问必须履行的责任，诸如对效率、对社会安全、对人和资源的大规模协调、对始终较高水准的富裕和对人的集体力量始终更为印象深刻的表现这样的要求，技治主义发挥着把工业社会的不合时代要求的鸿沟和裂隙接合在一起的作用。系统化现在扩展到生活的所有领域，从而给我们以与我们的机械组织相称的人的组织。于是，我们达到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企业家把他的职权的才干扩大到特地安排工业复合体周围的人的全部与境。政治、教育、闲暇、娱乐、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无意识的内驱力、甚至反对技术本身的抗议——所有这一切都变成纯粹技术的研究和纯粹技术的操作的对象或题材。这种努力创造了新的社会有机体，它的健康取决于保持技术心脏规则跳动的能力。”他还简要地把技治主义描绘为这样一个社会：“在该社会中，统治者通过诉诸技术专家证明他们是正当的，而技术专家转而诉诸科学的知识形式为他们自己辩护。超出科学权威之外，没有什么可诉诸的。” 这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技治主义的思想底蕴和核心价值。
技治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历史并不很长。技治主义是1919年前后才出现的英语新词，大概由w. 史密斯首创。1931年或1932年，在美国纽约市出现所谓的技治主义运动。该运动主张由把技术放在首位的技术人员来治理社会和管理国家，其领袖是霍华德•斯科特，他在很大程度上受持不同众见的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t. veblen）的影响。斯科特提出，因为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了极为丰盛的物质产品，先前所有以物质贫困为依据的经济理论统统失去了意义。他预言，价值规律将迅速崩溃，一个富裕的技治主义制度将取而代之。1932年秋，被经济萧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美国人立即接受了这一乐观的理论，全国出现了无数的技治主义组织。然而这场运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到1933年3月，技治主义运动差不多已经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技治主义大陆委员会，不过这个组织到1936年也无声无息了。 技治主义思想在加尔布雷思的著作《新工业国家》、《经济理论和社会目标》中做了详尽的阐述。他用“技术结构”这一中心概念表示，基于管理功能和决策水平正在社会上形成的技术专家阶层，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技术结构越来越大地参与政治决策。美国社会学家贝尔（d. bell）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文化矛盾》中表明，即使在后工业社会，也应该由知识阶层、科学技术专家治理国家。
诚如罗斯扎克所言，作为科学进步和科学精神气质的成熟产物，技治主义巧妙地躲避了传统的政治范畴。事实上，使它自己变得在意识形态上难以觉察，正是技治主义的特征。它的关于现实的假定和它的价值变得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不引人注目地弥漫着。虽然每日的政治辩论继续在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和集体主义社会之内和之间发生，但是技治主义作为一种超越政治的现象，在两种社会增加和强固了它的力量，这种现象遵循工业效率、合理性和必然性的要求。在所有这些辩论中，技治主义采取了一种类似于体育竞赛中纯粹中立的裁判的立场。因为技治主义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未被看作是政治现象，超越了政治立场和党派的争论，因此它在现代社会占据着毋庸置疑、无须讨论的大文化命令（grand culture imperative）的地位。 说起来也许是一个悖论：躲避传统政治范畴的技治主义其实是政治的科学主义的技术翻版——技治主义即是政治的科学主义在技术领域的对应衍生物向社会政治生活的全面渗透或入侵，也就是以技术的名义的科学主义在政治上的表现。
技治主义的大秘密在于使我们确信三个连锁的前提：（1）人的必不可少的需要在特征上是（与伟大的历史人物告诉我们的一切相反）纯粹技术的需要。其意是指，我们人类的需求完全服从某种形式分析的方式，这些分析能够由具有某些费解的技艺的专家实施，然后能够由他们直接转化为社会纲领和经济纲领、人的管理程序、商品、机械新发明的堆积。如果一个问题没有这样的技术解决，它必定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它只不过是幻想，是来源于某种退步的文化倾向的虚构事物。（2）对我们的需要的这种形式的（和高度深奥的）分析现在达到99％的成功。因此，尽管在我们中间非理性的成分方面有微小的故障和隐患，但是人们满意完成的先决条件几乎被满足。正是这个假定导致出下述结论：无论何处社会摩擦在技治主义中出现，它必然是由于所谓的“交流的中断”。因为人的幸福被如此精确地标准化，力量如此完美无缺地被计算，以致于争论不可能来自实质性的争端，而只能来自误解。因此，我们只需要坐下来一起推理，一切将好起来。（3）彻底了解我们的内心欲求和惟有其才能够继续提供我们的需要的专家，实际上知道他们正在谈论什么的专家，碰巧都是国家和/或公司机构的正式在职人员。算得上的专家是证明合格的专家。证明合格的专家属于司令部。于是，技治主义产生了自己的内部辩护：技治主义之所以是合法的，因为它享有专家的认可；专家是合法的，因为没有他们便不会有技治主义。当然，这是一个循环论证。
技治主义出现和流行的现实是有理由的。在20世纪，特别在二战以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社会的中轴。科学技术专家的队伍也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日益壮大，陆续进入政府和大型机构任职，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要求在重大的政治决策中有发言权和决定权。与此同时，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的社会愈加复杂化、专门化、技术化，以至于社会的技术化已经化为技术社会，国家的技术化已经化为技术国家。因此，要就这样的社会和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制定合理的政策，要对其实施有效的管理，没有足够的科学技术知识显然是难以胜任的，因为这些决策和管理依赖非常繁难的专业分析和专业建议。在这种与境下，技治主义水到渠成地成为历史的选择。而且，比起官僚政治(bureaucracy)来，专家政治无疑还是要略胜一筹。因为官僚政治使权力完全垄断在官吏手中，直接危及平民百姓的自由，而且这种政治体制往往导致官本位思想的无孔不入，以及软弱无能、无功受禄、懒散不经、决策拖拉、专横跋扈、贪污腐化等不良后果。
尽管如此，技治主义有其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失调，并不是一种完善的或理想的管理模式和政治体制。技治主义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技治主义缺乏管理现代社会的其他诸多必要知识和素质。像管理学和政治学等管理社会的知识，是不同于自然科学和自然技术的知识，这是未经培训或自学的技术专家所不具备的。更重要的是，技治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忽视了政治领导所应该具备的其他基本品质，诸如社交能力，辩论中的说服力，愿意让步妥协，重视普通人的需要，甚至是破釜沉舟的雄心壮志，这些完全不是科学态度和技术规范的特点。政治理论家一致认为，如果允许技治主义流行起来，那么它很快就会沦为暴政。换言之，在科学和技术中以及通过其所积累的经验和建立的态度，不适于成为引导社会运转的方式。
其次，科学和技术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价值中立的，或者说它们仅仅包含少量的价值，而社会和人的问题的妥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是目标确定和价值选择的问题，作为手段而非目的的科学和技术对此先天乏力。齐曼说得好，技治主义把政治本身变为“社会工程”，社会工程一开始在设计中就具有极大的自由决定的灵活性。科学和技术并不是完整的文化程式，它们无法就人类的理想和社会的终极目标中肯地发言。任何对人类事务进行科学管理而制订的规划，在目标选择的紧要关头都大大地受到有关价值的不确定性、矛盾和冲突的限制。这些价值源出于确定的科学和技术领域之外的宗教、伦理和美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实际上，技治主义违背了学术精神气质的基本宗旨：科学应该与政治和宗教的目的向分离。 卡瓦列里举例说，比如在尝试使最好者最大和最坏者最小时，技治主义者极为相信成本-效益（或风险-效益）分析。但是，这样的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不相干了；事实上，在许多领域，例如在工业理性的前景展望的改变中，成本-效益分析是完全不恰当的。审美的、伦理的和道德的问题卷入价值判断，为成本-效益分析要求的“硬”数字不能赋予价值判断。因此，包括这些问题的决定必然是政治的，而不是技术的。
再次，技治主义在思想上和行动中易于陷入传统的科学和技术固有的机械决定论或因果一义论的模式，无视或轻视社会和人的问题的复杂性、多变性乃至混沌性。这样一来，技治主义往往导致见物不见人、重物不重人的倾向。在技治主义者的眼中，整个纷繁多样的社会只不过是一架庞大的机器，活生生的个人仅仅是这架机器中的可以随便拆卸和更换的齿轮和螺丝钉。在技治主义者的心中，人动辄被数字化，即使在数字化中，成千上万的人也在诸多统计数据中常常被忽略不计，在贫困中苦苦挣扎的弱势人群的悲惨状况往往消失在“升平”的平均数之中。因此，在技治主义风行的社会中，很难做到以人为本，自然也就不可能构建和谐的社会。

还有，技治主义排斥乃至剥夺政治家和公民行使、参与政治的权利或权力。哈贝马斯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技治主义的社会：科学和技术变得越来越精致和数学化，社会本身日益变得纷繁，以致经济和行政技艺变得愈加错综复杂。这会把越来越多的技术专家引进为国家和大官僚政治服务，使得做决策愈来愈依赖十分精细的技术分析和技术设计。在这种境况下，技术专家很可能会完全摆脱政治领导人的控制，他们不再“招之即来”，而更多地变得“高高在上”。政治领导人也许会发现，他们自己不再有能力评价技术设计，并且不得不信任他们的设计者告诉他们的东西。随着政治领导人实际上变得无知，他们也就没有什么权力了：他们会发现，他们自己作为一些固定的专家和官僚的挂名负责人而行动，为那些管理行政帝国和工业组织的头头们处理公共关系方面的事宜。在技治主义的社会里，控制权掌握在专家和管理人员的手中，事务是由某种类型的科学知识分子安排的，人民大众依然是非政治化的。知识的分配正好界定了两种人，即专家和其余的人。知识的分配是强权结构（power structure）：专家拥有强权，人民没有强权。“决断主义的”（decisionistic）社会的顶端群体即政治精英在技治主义中不再具有重要地位，在普选中选出的政治代表也就不像以前那样重要了。普通百姓很可能感到与政治的过程更疏远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技治主义侵害或消弭人的自由和自主性。正如罗斯扎克所分析的，在技治主义中，事物不再是微不足道的、或简单的、或容易弄清楚的了。取而代之的是，人的活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活动——的规模和错综复杂超越了业余的公民的胜任能力，不可变更地要受到专门训练的专家的照管。进而，在处理大规模的、必不可少的公共事务的专家核心的周围，发展起一圈辅助的专家，这些专家以技治主义中的专门技艺的普遍社会威望而自肥，甚至对最表面的私人生活方面呈现出权威性的影响：性行为、孩子的抚育、心理健康、娱乐。在技治主义中，每一事物都渴望变成纯粹技术的，变成职业关注的对象。因此，技治主义是专家的王国——或者是能够使用专家的人的王国。在它的关键机构中，我们发现有“思想库”（think-tank）。其中寓居着许多亿美元的献计献策工业，该工业行动在舞台上的一切事物之先，并把它们十分简单地整合到社会计划之中。因而，甚至在普通大众变得充分意识到新发展之前，技治主义就拟订出它们，并把它的计划拟订好以供采纳或拒绝、提倡或轻视。在这样的社会中，面临因庞大和复杂而困惑的公民发现，必须在所有事情上遵从了如指掌的人。事实上，以另外的方式去做也许是违背理性，由于人们普遍赞同，社会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生产机器有效地周转。在缺乏专门知识时，巨大的机械确实会停下来，把我们留在混沌和贫穷的中途。
就这样，除了少数技术精英外，绝大多数民众乃至身居高位的政治家，都缺失自由决断和自由选择的能力，听信技术专家的说教，听凭技治主义的摆布，直至最终变成技术的奴隶，使自由和自主性这一人类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丧失殆尽。其实，技术哲学家埃吕尔（j. ellul）早就有先见之明：“技术（technique）需要可预见性，居然也需要一样的预见的精确性。于是，技术战胜人是必然的。对于技术而言，这是生和死的问题。技术必定把人变为技术动物，即技术奴隶的首领。人的畅想在这种必然性面前破碎了；在面对技术的自主性时不会有人的自主性。个人不得不被技术塑造，或被消极地（通过理解人的技术）塑造，或被积极地（通过使人适应技术框架）塑造，以便擦去他的私人决定带入组织机构的完美设计中的污渍。”
既然技治主义有这么多缺陷，怎样才能扭转技治主义的趋势呢？我以为，这主要得从思想认识和公共教育两方面双管齐下。
一方面，我们要消除以客观性为标识的科学和技术知识是人类唯一的知识的神话，要明确意识到，关于社会和人的知识即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尽管包含较多的主观性，但同样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知识，对于社会的和谐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而言，甚至是更为有意义的知识。罗斯扎克在剖析技治主义的知识观时说，专家是我们求助的人，因为他们控制着涉及到我们利益的可靠的知识。在技治主义的例子中，专家是那些支配我们的人，因为他们（可靠地）知道所有与我们的幸存和幸福有关的事物：人的需要、社会工程、经济计划、国际关系、发明、教育等等。但是，什么是“可靠的知识”呢？答案是：可靠的知识是在科学上健全的知识，由于科学是现代人为确定说明实在而求助的东西。概括科学知识特征的东西本身是什么？答案是：客观性。科学知识恰恰不是情感、或思辨、或沉思默想。它是关于实在的可证实的描述，该描述独立于任何纯粹私人的考虑而存在。它是真的、实在的、可以信赖的。它起作用。这种知识观认为，仅仅存在接近实在的一种途径，这就是培育一种清洗掉所有主观插曲、私人卷入的意识形态。从这样的意识形态流出的东西才有资格作为知识，其他事情都不行。这是自然科学赖以建立的基岩；在它们的魅力的吸引下，知识的领域力图变为科学的。对人在他的社会的、政治的、心理的、历史的方面的研究——所有这一切必须变成客观的：严格地、周密地客观的。在人的经验的每一个层次上，想要成为科学家的人日益支持客观意识的神话，从而证明他们自己是专家。因为他们知道而我们不知道，我们服从他们的引导。 由此可见，技治主义思想的根子深深地伸进我们文化的历史，并最终陷入西方传统的科学世界观中。尤其是它的知识观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在学理上也难以立足：作为人为的和为人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只能尽量地排除私人的主观性，却无法完全清除人类的主观性；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是以实在的社会和人为研究对象的，其研究结果也还是要落实到社会和人，断言其与客观性无缘显然是不恰当的——这是另类的客观性即主体间性和实践可能性。从思想上厘清技治主义知识观的谬误，就等于挖掉了技治主义的根基。
另一方面，我们要从公共教育入手，在普及和通识上下工夫。哈贝马斯认为，正是人们在获取知识方面的不平等，维持着权力分配的不平等。要把权力分散开，就必须把知识分散开。 这说明，要削弱技治主义，必须给每一个人以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在学校中则要重视通才教育或通识教育，使大多数人具有一定的或相当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以及继续自学的能力，懂得以人为本的道理以及社会的和谐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这也许是消除技治主义的治本之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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