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墨经》中的《经说》的“说”明显具有哲学性诠释的因素，并且在《墨经》中包含着丰富的符号学思想，有着丰富的语义学和语用学方面的内容。《墨经》是先秦百家争鸣中涌现出的一个原创的优秀思想体系。是墨家参与百家争鸣，进行科学思维的工具，对先秦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在中国科技史上，《墨经》具有极高的价值。

　　关键词：《墨经》；解释；语境；历史价值
　　
　　一、《墨经》中的解释问题
　　
　　《墨经》作为墨家的重要著作，堪称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一块瑰宝。它包括《墨子》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5700余字，其内容涉及哲学、逻辑学、政治学、数学、物理学、光学、力学、简单机械学等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但《墨经》由于文字简约、晦涩难懂，对于它的理解歧义很多，因此对于《墨经》的研究涉及诠释学问题。
　　解释问题在中国有着比西方更长的历史。但中国的传统更为注重对经典的解释。孔子作为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就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说法。这说明孔子对古代经典只是进行解释，而不离开经典阐发自己的思想。汤一介先生曾对中国先秦时期的注释方式举出了三种典型的例子。第一种是对于历史事件的解释，如《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第二种是《系辞》对《易经》的解释，称之为整体性的哲学解释。第三种是《韩非子》的《解老》、《喻老》，称之为实际(社会政治)动作型的解释。除了汤先生对于先秦典籍中所举这些有关“解释问题”的方法外，还可以找出一些不同的解释形式，如魏晋时期王弼《老子注》、《周易注》和郭象《庄子注》。WWW.11665.cOm刘笑敢先生认为，“王弼和郭象确立了以经文注释或解说为体例的哲学诠释方式，他们是中国哲学诠释传统成熟的标志”。而之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则是以经典注释的形式发展哲学体系并产生重大影响的高峰。总之，中国古代哲学诠释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自发的传统和历史，并且中国的哲学创造往往以经典诠释为形式或载体。
　　《墨经》中的《经》和《经说》，其基本形态都是对概念的解释。《经》大体上是给概念下定义，而《经说》则是对该定义的具体化或补充说明。例如，《墨经》把“圆”这一类概念的本质定义为“一中同长也”，即具有一个中心(“一中”)、且从圆心到圆周的距离相等(“同长”)。这一定义与我们现在几何学上“圆”的定义已经相去无几了。它是对以上《经》的补充说明。又如《经上》中说，“力，刑之所以奋也”，意思是力是物体运动的根源，这里说明了物体运动之所以形成的原因。但为了对“力”作进一步的解释，《经上说》谓“力，重之谓。下，与。重奋也。”意思是力的形成是因为有重量的物体向下坠或向上举。所以凡是物体有重量可言的就是运动的力。这条经说是对《经上》中力的形成原因的进一步详细具体的说明，可以说是有关力学的一条原理的总结。在《墨经》中《经》与《经说》的这种对于字义的解释是普遍的。
　　从《经上》看，它的内容都是以定义形式出现的，其意义在于综合平衡各种“名”以严格意义的规定，以避免论辩中“过名”的使用，或用“名”的分歧。《经下》篇则以论证的形式，或证明墨家的观点。或反对其他学派的主张。就所立的论题看，大多是有针对性提出的。如，针对名家提出的“离坚白”观点，提出“坚白不相外也”(《经下》)。“于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说在存”《经下》。“石也。坚白，二也。而在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说在存。”(《经说下》)针对辩者提出的许多诡辩命题，《墨经》一一进行了论证。针对辩者“孤驹未尝有母”的观点，《经下》指出：“可无也，有之而不可去，说在尝然”。凡此种种，不一一列举。大量的具体论辩材料表明，墨家辩学是结合实际论辩来构造学说体系的。对辩学的一般研究是服务于具体做法、个别论辩的。在墨家看来，“辩”的理论是“兴利除害”的工具。因而，其学派的论述是通过以事说理的方式“谈辩”的，大量的具体论辩材料，提供了墨家辩学的应用模式和范例。在对辩说方法的阐述中，墨家使用的是感性经验模式的方法。《经下》共有74个条目有“说在……”的字样，而《经说下》则是以生动具体的形象事例展开“说在……”的内容。其“说在……”大都是以形象具体的事例展开“故”的内容。使人在形象的喻说中，从经验的事例中获得理性认识。尽管墨家对其辩说方法没有提出形式结构理论，但他们以大量的实际事例的分析模式，使人从中感悟并掌握其他论式。显然，这是一种形象喻理，事理说明的思维。墨家对“辩”的一般内容进行的逻辑分析，虽具有较强的理性意识，但这种理性认识存在于大量的经验证明、形象事例和实用范式之中的。人们是透过大量经验的形象事例去领悟其中的逻辑蕴意的。这是一种由象著意、意从象出的象征性思维。
　　《墨经》较之古代其它经传使用了更多的定义形式及内容，这体现了墨家对于语义问题给予了诸多关注。一部《墨经》可以说基本上是一部定义的集合，大部分“经”都是由一个被定义项和一个定义项所组成的，其定义形式多样，有语词定义，即以词解词的定义，如“知，材也”(《经上》)。还有描述定义、因果定义等。“说”是对“经”的意义的进一步解释。其中“说”是相应的“经”的定义项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定义之定义，如《经上》说：“谓：移、举、加。”通过列举“移、举、加”告诉人们谓词有哪些几种形式，但人们对“移、举、加”又不太了解，于是《经说上》进一步阐述“谓，‘狗犬’，命也。‘狗吠’，举也。‘叱狗’，加也”。通过经说的形象举例解释，我们进一步区分了三种不同的谓词。
　　在《墨经》中“说”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说”是“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运用的是语用推理。语用推理是这样一种推理，它不仅涉及话语之间的形式关系，涉及话语的字面意义，而且涉及话语的具体语境。在《墨经》中，特别在“经下”与“经说下”中，使用“说”的地方相当多。例如：“推类之难，说在类之大小。”(《经下》)“不能而不害，说在宜。”(《经下》)“异类不比，说在量。”(《经下》)“假必悖，说在不然。”(《经下》)“合，一与一，或复否，说在拒。”(《经下》)“说”的作用在于“说，所以明也。”(《经上》)即将不明确的词组或语句给予明确化，而使它明确化就在于“以说出故。”(《小取》)即揭示出它的原因或理由。
　　《墨经》还研究了“说”可能出现的谬误，墨家将这种谬误称这为“狂举”。《经下》说“狂举不可以知异，说在有不可。”妄说是不能辨知事物异同的，因为其推论模式有问题。“举”是墨家逻辑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墨家要求“以名举实”(《小取》)，并进一步阐述，“举，拟实也。”(《经上》)就是说，一个名要求能举出实的特殊的足以使它与其它动物区别的一个类，更无从据此进行正确的辩说。因此，“说”必须遵循一定的准则，即“法”，凡是可以作为事物的标准、原则、模型的东西，都可以称为“法”。《墨经》中谈“法”的地方很多，如：“法，所若而然也。”(《经上》)“意、规、员，三也，俱可以为法。”(《经说上》)就是说，法是按其行事的准则。如要画圆，人心中关于圆的意念，圆规，或已有的圆的图形，都可以作为画圆的准则。“法同则观其同。”(《经上》)“法，法取同。”(《经说上》)“法异则观其宜。”(《经上》)“法，取此择彼，问故观宜。”(《经说上》)这就是说，对于同类事物，可取相同的准则，对于异类的事物，则要选取不同的准则，这就要看哪一条准则适宜。“一法者之相与也尽类，若方之相合也。说在方。”(《经下》)这就是说对属于同一类的事物执行相同的“法”。如具有“方”的性质的东西都属于“方”这一类，原因在于它们都适用于“方”的准则。

　　知与言是《墨经》概括本体诠释手段的重要范畴。《墨经》肯定知识、语言是人这种特殊物质本体的派生物。《经上》说：“知，材也。”《经说上》说：“知也者，所以知也。”即求得知识，是人的才能、本能、本性、和精神能力。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开宗明义说：“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墨家这一观点与亚氏有相通之处。《经上》说：“言，口之利也。”即语言是人健全口部的功能。《墨经》认为语言是世界本体的列举、摹拟。《经上》说：“举，拟实也。言，出举也。”《经说上》说：“告以之名举彼实也。故言也者，诸口能之，出名者也。名若画虎也。言，谓也。言由名致也。”即语言上对于世界本体的列举、摹似。如告诉你这个语词，来列举外部世界那个实体。语言是人们口部的功能，是为了说出抽象的语词。语词摹拟世界本体，如画虎以表现真虎，语言是对世界本体的称谓、陈述，由语词结构而成。
　　
　　二、《墨经》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语境思想
　　
　　墨家的语境观突出表现在他们的辩学理论中。《经上》给“辩”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辩，争彼也。”《经说上》对这个定义解释说：“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辩就是“争彼”，什么是争彼呢?有人说这是牛，有人说这不是牛，这说是争彼。墨家认为，辩就是两个人关于两个矛盾命题之争。《庄子·齐物论》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道家认为，言辞辩说本身没有客观的是非标准，辩论双方不可能分出胜负。墨家则反驳《庄子》，认为：“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经上》)辩的本质决定了辩论双方所持的观点一定是两个具有矛盾关系的命题。墨家所谓的辩，涉及到辩论的双方，即语言的发出者与接受者，而辩的胜负问题，则涉及到语言所表达的思想是否符合实际，即语言与语言环境的关系。墨家以“当”来表达语言的真实或适当，《经上》说：“法同则观其同，法异则观其宜。”标准相同，就要看它是怎样同的，标准不同，就要考虑怎样才是适当的，这里的“宜”就是适当之意。适合语境的为宜，不适应语境的为不宜。语言的当不当、宜不宜，其实就是与语境适应不适应的问题。
　　同时，墨家明确认识到语词的同义性和多义性，并结合具体实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些分析研究也体现了墨家的语境观。首先，墨家研究了语词的同义性。《经说上》明确提出：“二名一实，重同也。”两个名指称同一个对象，这就是重同，即语词的同义关系。如“狗”和“犬”这两个名指称的就是同一类动物，“知狗而自谓不知犬，过也，说在重”(《经下》)，知道狗而又说不知道犬，这是错误的，因为“知狗”与“知犬”是重复的。“狗，犬也。而杀狗非杀犬也，不可。说在重。”(《经下》)狗就是犬。而说杀狗不是杀犬，不行。因为杀狗就是杀犬，二者重复。之所以出现以上这样的错误，就是因为不知道“狗”和“犬”这两个名指称的是同一个对象。因此，要准确使用语词，特别是同义词，首先就要弄清语词反映的客观事物。墨家还研究了语词的多义性，明确指出同名而不同实的现象，如《经下》说：“物尽同名：二与斗，爱，食与招，白与眇，丽与(暴)，夫与履。”这里说明了万物多有名同而实异的情况，如二与斗、爱、食与招、白与眇、丽与暴、夫与履。墨家针对语词的多义性，强调根据不同的语境确定语词的具体含义。语词都是在语境中运用的，语词的运用要适应语境，不仅要适应宏观的语境，也要适应微观的语境，即上下文或上下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墨经》作为先秦时期重要典籍，其自身基本形态是以一种经与经说之间的解释与被解释关系存在。这种解释形式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多种经典注释形式中的重要的一种。
　　
　　三、《墨经》哲学的历史价值
　　
　　《墨经》作为古代微型的百科全书以极为简奥的形式表现与古希腊自然科学相似的哲理。《墨经》的科技价值观体现在其一方面蕴含着大量超越实用主义价值的自然科学原理，另外它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又首次展现了注重科学理性与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统一。中国古代科学长期停留在现象的描述阶段，缺乏实验手段去验证其普遍性。《墨经》哲学有十分丰富的的概念、范畴，如物、实、有、宇、久、有穷、无穷、同、异、体兼、故、理、类等，《墨经》是运用概念来思维的宝典。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曜论思维的特征，是运用概念、范畴，墨家创造、运用数以百计的概念、范畴，进行哲学理论思维，表明墨家已站在当时世界科学的高峰，《墨经》科学思想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是全人类的共同文化财富。墨家科学思想反映了当时科学发展所具有的特点和所达到的水平，表明了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具体进程。《墨经》对于墨子哲学思想，既有继承、延续的一面，如重视感觉经验和手工业技巧，又有改造、创新的一面，如重视理性思维和摒弃“天志”鬼神的迷信思想等。《墨经》哲学与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思维方式有相似之处，有重实证、理性和自然探索的特色，与儒家哲学重社会伦理、轻自然探索的思维方式迥异。墨家科学思想与近代科学精神相悬契，说明墨家科学思想和科技活动相结合，有可能使中国古代科学沿着实用经验形态向理论科学形态的方向发展。
　　在中国科技史上，《墨经》具有极高的价值，它不仅在数学、力学、光学等方面达到当时可能达到的先进水平，而且开始出现了理论科学的最早萌芽。就其科学方法而言，它的核心主要是“察类明故”的思想方法。“察类”是《墨经》的一个重要思维原则。在“察类”的基础上，《墨经》又主张“明故”，即要求把握事物所以然之故。察类、知类的目的在于明故。墨家关于外部世界存在普遍因果联系的观念，是墨家对事物存在变化的基本看法，它使墨家的认识活动保持其应用的客观性和实践性。
　　因而我们可以说“墨学科学价值的发现，这也是在传统的知识框架和学术天地里所无法想像的。在两千多年前的《墨子》一书中，人们竟然能看到埋藏着如此之多、如此深刻的数学、几何学、光学、力学、物理学、天体学等‘西学’即自然科学的重要内容，这不能不令中国知识界感到无比欣慰，改变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品格的判断，中国传统文化在源头上不仅具有人文品格，也具有科学品格。这种科学品格在后来的丧失，是历史上中华民族所遭遇的少数巨大不幸之一。”墨家作为古代中国第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群体在科学技术方面所涉及领域的全面性，理论上所达到的水平，以及其同生产实践与战争实际联系的紧密性在当时均走在世界的前沿。思想的价值往往不能仅仅由思想自身来决定，它还必须时代来取舍和选择。墨家思想的平民性质、科学价值和逻辑内涵就是借助时代之光发现的。墨学中仍蕴含着一些我们今天所不能意识到的历史价值。墨学的价值重估有待墨学研究热潮的再次兴起。并且作为人类古代科技发展的重要源头之一，墨学还具有着超越民族、地域的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