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对人类社会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引发了人们对许多伦理问题思考。现代技术价值使技术与伦理发生联系，并使技术发展冲击传统伦理成为可能，它促使人们在反思传统伦理的基础上，建构保证技术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的道德规则和职责——技术伦理。建构技术伦理要考虑到人类自身伦理和人类社会伦理的建设问题。其中，前者主要是指培养和提高技术发明家、技术使用者（如公众等）和技术观察者（如技术评估和评论家等）的伦理素质，后者主要由公众、企业、政府等来完成。
［关键词］ 现代技术；伦理；考量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ethics of human society has been impacted b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technology, especially the high technology, which has made many people focus on the ethical problems. technology and ethics have been connected by the value of modern technology, which make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impact on traditional ethics possible. it has encouraged people to construct the new ethical rules and responsibilities—technical morality which can guarantee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society being healthy and continuous on the basis of reflecting the traditional ethics. the ethical construction of human and society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before technical morality. the former mainly refers to cultivate and improve the ethical quality of the innovators, the users (such as the publics, etc.) and the technical observers (such as technical estimators and commentators, etc.), and the latter are mainly completed by the publics, the corporates and the governments, etc.
key words: modern technology; ethics; consideration
技术从历史走到现在，依靠人类及其社会以及它自身的内在逻辑等多种因素的作用，它先后经历了单相技术（古代：经验型技术）、双相技术（近代：经验型技术和实体型技术）和三相技术（现代：经验型技术、实体型技术和知识型技术）的发展历程［1］。wwW.11665.cOm尤其是自从形成技术体系以来，伴随着它的体系结构的日益复杂，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也随之增强了。并且，这种作用和影响已经渗透到人类及其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层面，这就迫使我们必须从这个层面上对其进行研究。本文只涉及技术在被应用中所出现的伦理问题，而不涉及技术工作者在其职业活动中所出现的伦理问题。
一、 现代技术对传统伦理的冲击
现代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对人类社会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其中，现代生物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生命控制、死亡控制、行为控制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向传统伦理观念发起了冲击。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人工受精、体外受精和无性繁殖等生殖技术虽然可以通过控制人的生殖过程解决生殖功能障碍，促进人类的健康发展，但它可能割断了婚姻与生儿育女之间的联系，可能损害夫妻之间的感情，冷淡代际之间的亲情关系。它可能导致家庭社会关系复杂化，特别是“租借子宫”、“替代母亲”、“试管冷冻婴儿”等技术打乱了传统的人伦道德关系。②性别鉴定技术虽然可以通过及时终止妊娠减少某些性连锁遗传病患儿的出生，但是它可能成为重男轻女者保留男婴、摈弃女婴的手段，致使社会男女比例失调，影响人类种族的持续健康的延续。人工流产技术将会因使胎儿流产失去生命而引发关于“胎儿是否是人”的伦理争论甚至人权争论。③人体器官移植技术虽然可以通过将人体内或某些动物体内一些器官移植到患者体内并替代其相应的病态器官，使得那些器官残缺和因某些器官功能丧失而有生命危险的人获得了新生的希望和生活的权利，但它因冲击“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儒家伦理和关于死亡的传统伦理观（即脑死亡与呼吸死、心脏死之间发生矛盾），降低人的价值与尊严。此外，“安乐死”即所谓“无痛苦致死术”，也会冲击“敬畏生命”、“生命无价”的传统生命伦理观。④“克隆”技术虽然可以产生出相同于亲代的新生物，但它引发关于“人能够像其他客体一样被设计、制造吗”、“如何看待‘克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分子克隆技术（又被称为dna重组技术，可以从健康的人体中“克隆”出所需要的健康基因，以此置换病人体中的基因，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也会引发诸如“人的基因能否当作商品进行商品交易”等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
另外，网络技术的发展也引发出了一系列伦理问题，如因主体被虚拟化而导致虚无主义和自由无政府主义伦理观盛行，丧失伦理道德的行为难以监督和控制，个人隐私被侵犯，信任与责任出现危机，信息资源的安全得不到有利保障等。这些问题既严重地干扰了社会秩序和人们的精神秩序，也阻碍了网络技术的有效使用和持续发展。还有，现代技术还引发了诸如环境伦理、生态伦理、太空伦理等问题。
二、面向现代技术冲击的伦理思考
（一）伦理思考的主要问题
第一，技术发展的目的性何在？其具体内容包括：技术究竟为谁服务？为什么目的服务？技术是被用来造福于人类，还是危害于人类？是为人类的整体福利和进步，还是为了一部分人或集团的私利？技术能否在终极意义上，促进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由于技术的负面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影响所致，因此，这些问题主要是涉及到人类及社会的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要求我们改变传统伦理观念，形成新的伦理观。这就是德国技术伦理学家汉斯·尤纳斯在其《责任原理》一书中所倡导的“责任伦理”观。这种伦理观倡导要关心未来、自然、人类后代和整个生命界和生态界，主张我们对技术的发明、创新和使用要对人以外的自然负责，要尊重和保护未来人类及未来世界的尊严和权利，符合自然规律的技术的应用未必就是符合人类的目的，因此，技术自身的合规律性应该与其应用的合目的性相统一。我们对于技术研究、开发和使用只有将人类的近期、中期和长远利益、局部与整体利益、个人与他人利益、当代与后代利益统一起来，这才是合乎道德伦理的，否则，则应该受到道德伦理的谴责［2］。
第二，人类能否乃至如何减少技术的负面价值？人类从受控于自然界到能够（在相对程度上）控制世界，主要凭借的是科学和技术。但是，由于人类不能完全了解自然和社会的规律，也对技术在被使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价值或效应不能完全进行科学的预测或预知，当然也就不能实现预先对其负面价值或效应进行有效控制。在使用技术所造成的诸如环境生态遭到破坏、全球气温变暖、化学有害物质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并危及生命健康和安全、地球臭氧层日益被损毁等，这正是对人类不能预测和控制技术的负面价值或效应的佐证。另外，人们对诸如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纳米技术和网络技术等高技术究竟会带来什么负面价值，也不能完全达到预测和控制。
应该说，在终极意义上，人类不能预测和减少技术的负面价值，不能控制世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人类因此而望而却步和悲观失望，极端意义上的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都是不可取的。人类虽然不能完全预测出技术的负面价值或效应，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预测。对此，尤纳斯的“责任伦理”观提出了一种“预凶”的方法。他认为，在预测未来时应该采取“预凶”方法而不是“预吉”方法，因为后者会诱惑人们在使用技术中走向极端和偏畸，而前者可以通过预测技术的使用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促使人们对其产生敬畏心理，使其谨慎使用技术并预先做出评估［3］。其实，恩格斯也进行的如下劝戒：“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4］这些都会对我们预测技术的负面价值提供启示。另外，人类虽然不能杜绝技术的负面价值，但是一定程度上，人类可以通过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减少技术的负面价值或效应。例如，人们可以通过发明出可降解塑料技术，解决因塑料技术的广泛使用而造成的“白色污染”问题。
第三，技术所追求的最高伦理是什么？一般认为，科学追求的是真，即科学给人以理性或理智；艺术追求的是美，即艺术给人以感情或激情；信仰追求的是善，即信仰给人以悟性和虔诚。真、善、美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三大支柱，是文明社会的最高目的。真、善、美与我们中华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有共同之处，因此，她也成为中华文明的最高目的。那么，真、善、美也能否成为技术所要追求的最高伦理价值呢？对此，著名学者夏甄陶给予肯定的回答。他说：“人们改造世界，实际上是要改变那本来如此的现实世界的现状。创造对人来说是应当如此的对象世界。这个对象世界不仅是人们已经掌握了的真理的对象化，而且是人们善的、幸福的、美好的愿望的对象化。因此，对人来说，这是体现着真、善、美的统一的对象世界。”［5］可见，夏甄陶把技术看成是人们改造世界、追求“真、善、美的统一的对象世界”的手段和方法，当然它也能够成为技术所追求的最高目的。
技术理性强调逻辑和计算的方法，并伴随着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广泛运用，成为工业化社会乃至后工业化社会时代的一种重要世界观、价值观，成为人们追求“真”的一种思维方式、方法和手段。从“可欲之谓善”（孟子语，即为人所需要的技术是善的）和“善的定义技术有利于人类”（f·培根语）这个意义上说，技术在满足人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的过程中，也成为人类追求“善”的手段和方法。人类利用技术创造人工自然，美化自己周围的环境，通过以技术为支撑的文化艺术，陶冶人们的心灵，塑造美好的精神世界。因此可以说，实现真、善、美的统一，完全可以成为技术追求的最高伦理价值，技术所体现出来的负面价值，不能完全替代技术的最高伦理价值。
（二）现代技术引发伦理问题的机制
上述伦理问题的存在说明技术与伦理已经发生了密切关系。然而，技术和伦理本来属于不同的领域，存在着如下的区别：①中立性与区域性。技术由于常常以工具、机器设备、物质产品的物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这些物化的东西又能为任何国家、阶级或民族所利用，它所具有的效用价值又能很快、很容易地被各个国家、民族的人所认识和承受，因此，技术表现出鲜明的中立性。相反，伦理由于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民族所形成的一种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因此，每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的伦理是不同的（如中西方之间就存在很多伦理上的差异）。而且，每一个时代、社会中各自所形成的伦理也是不同的（如封建社会的伦理就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不同），因此，伦理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性、时代性和阶级性。②超前与滞后。技术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作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对于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起到巨大的作用，技术作为一种现实的生产力，它的发展一直是超前的，并且能够率先冲破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阻挠被转移到与其本土社会不同的社会中去。伦理（包括道德）则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积淀、形成的一种维系人类社会稳定，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规范人类自身行为的行为规范或行动准则。伦理的形成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它要使大多数人承受它认可它，并在此基础上按照它的标准来行动。伦理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不容易轻易地改变，它的发展往往是滞后的，也很难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形成一种普适性的文化。
技术与伦理之间所存在的上述区别，似乎让人感到技术与伦理没有关系，不构成伦理关注的对象。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能够促使技术与伦理发生联系的呢？简单说，是技术价值使技术与伦理发生联系的，是技术价值使技术发展能够冲击传统伦理的。
价值是指在客体在与主体的关系中，对主体的作用和意义。技术价值是指作为客体的技术在与主体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它对主体产生的作用和意义。当技术对主体的需要和发展起到肯定作用的时候，它就具有正面价值，否则，它就具有负面价值。技术价值产生于技术属性，是技术属性在与主体的关系中的体现。技术属性主要包括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技术作为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变换的手段、方法和活动，它具有自然属性。这主要表现在技术产品的效用性、技术原理的科学性、技术操作的规范性、技术存在的客观物质性以及技术后果的两重性等特性。技术作为社会的人所创造、所应用，服务于一定的社会目的并满足其需要的手段、方法和活动，它又具有社会属性。这主要表现在技术的社会制约性（技术的产生与发展皆受社会影响）、经济性（技术活动要符合高效率、低成本等原则）、革命性（技术在社会变革中起作用）、历史性（技术产生与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民族性（技术在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等。
技术的自然属性显现为自然价值，技术的社会属性则显现为社会价值。就是说，技术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共存于技术之中，技术的自然价值与社会价值也共存于技术与其主体的关系之中。技术的自然属性是其社会属性的基础，技术的自然价值是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基础。技术的自然价值与其社会价值的体现是与其所在的环境条件分不开的。当技术与主体的相互作用只受个体和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而不受群体和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时，技术主要由其自然属性显现出自然价值；当技术与主体的相互作用受群体和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时，技术则主要由其社会属性显现出社会价值。
技术价值具有以下特点：客观性（有技术属性和技术与主体关系的客观性决定）、实践性（技术与主体发生的实践关系）、历史性（技术价值的显现和被承认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和相对性（技术价值依照其主体是否需要而发生变化）等特点。技术价值具体包括：①自然价值。它是指技术本身的价值，是技术主体创造某种技术成果所花费的劳动，是指技术在与主体发生作用的过程中，主要通过技术设计和发明由其自然属性显现出来的价值（技术的效用价值是主要成分）。②社会价值。它是指在技术与主体发生相互作用中，主要通过技术开发和生产、技术应用和普及由其社会属性显现出来的现实价值，它是在技术的自然价值的基础上实现的现实价值。它具体包括：技术的经济价值，即在技术与社会发生的经济关系中，它的经济属性（如高效率、低成本等）所显现出来的现实价值。技术的经济价值主要涉及技术与生产、技术与消费、技术与服务、技术与企业管理、技术与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等方面；技术的政治价值，即技术在与人和社会发生的相互作用中，它的政治属性所显现出来的现实价值；技术的文化价值，即在技术与（狭义）文化发生相互作用中，它的文化属性如观念、审美意识等所显现出来的现实价值，以及技术的生态价值，即技术在被人类用来保护自然环境，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它的社会属性所显现出来的现实价值等。
三、现代技术发展的伦理建构
（一）技术伦理与技术价值的关联
技术价值使技术与伦理发生了联系，并在其间促使人们在反思传统伦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保证技术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的道德规则和职责——技术伦理。
技术伦理围绕技术所产生的道德现象和道德关系，是人们（如技术发明者、使用者和观察者等）在与技术所发生的各种关系中所应该具有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品质、应该遵守的道德规则和应该尽到的道德职责。技术价值是技术伦理产生与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技术没有价值，自然也不会或不必要针对技术来形成或制定各种技术伦理。技术伦理则是对技术正面价值的维护或扩展，和对技术负面价值的制约或控制。人们如果不能形成科学的技术伦理，树立正确的技术伦理观，那么，就会促使技术向畸形方向发展，会影响其可持续健康发展。
虽然技术价值是技术伦理产生或形成的前提或基础，但并不是说只要具有价值的技术，就一定会产生相应的技术伦理。只有当技术迅速发展并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影响达到相当规模和程度，并冲击着人类社会的伦理并迫使人们进行伦理反思的时候，或者说，当技术价值与人类社会的伦理发展产生矛盾的时候，才会产生关于技术的伦理思考，进而形成技术伦理。可见，发展到相当程度的技术及其所产生相应的社会价值，是技术伦理产生或形成的前提条件，技术伦理的产生或形成是与技术价值显示的过程和结果相伴随的。
技术伦理的产生与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在古代乃至近代初期，由于技术价值仅限于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因此，当时虽然出现了如庄子提出的自然主义和反技术主义之类的技术伦理观，但它们没有成为当时人类伦理和社会伦理中的主要内容，也未在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当时的伦理只存在于人类之间和人与社会之间，只顾及到人际关系，即“只问动机不问后果”。这种伦理观只考虑人与人的关系，只是以人的利益或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终极目的，只把人作为道德的对象，只承认人的道德地位和权利，没有顾及到全球范围内人类的生存条件和自然本身的承受能力，没有顾及到遥远的人类与世界的未来，甚至没有顾及到人类作为整体存在。因此可以说，这种伦理即传统伦理只是一种关于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关系的伦理，而不是或主要不是关于技术的伦理。技术伦理只是在近代后期特别是在现代乃至当代，只是在技术对自然、人类社会的巨大作用已经危机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的时候产生和形成的。
（二）技术伦理的社会建构
建构技术伦理要研究技术伦理问题。具体说来，除了研究上述技术发展所产生的伦理问题以外，还要研究用技术改造自然和人类自身的价值标准和道德界限；研究技术应用于社会、战争的善恶标准；研究技术工作者所应遵循的一般道德规范；研究对技术应用过程的动机和效果进行道德评价；研究技术伦理与技术立法之间的关系；研究高科技发展对人类传统伦理的影响；研究技术伦理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等。
建构技术伦理还要考虑到人类自身伦理和人类社会伦理的建设问题。就是说，要通过教育提高人自身的伦理素质，通过如恩格斯所说的“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6］，建立如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所说的“以不同于买卖关系的人的价值为基础的社会”［7］，其中包括社会体制和面向技术的社会伦理秩序等。
人自身的伦理建设主要是指培养和提高技术发明家、技术使用者（如公众等）和技术观察者（如技术评估和评论家等）的伦理素质。其中，技术发明家的伦理素质起到重要作用。技术发明家不应该只考虑他发明对象的本身科学价值和基本价值，还要关注其可能具有的社会价值，更对其进行“预凶”。这就是说，技术发明家要注重自己的“责任伦理”建设。技术发明家应该明确自己发明工作的目的和意义，必须使自己的发明成果能够为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做贡献，必须警惕其成果被滥用及其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这也正如爱因斯坦曾经对青年科技工作者所讲过的：“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祸害。”［8］另外，针对技术使用者则可以通过教育使之树立正确的技术伦理观。例如，针对上述网络技术的使用者（即所谓“网民”），可以在依据技术创新强化网络技术监控力度的同时，根据诸如全民原则、兼容原则、互惠原则、自由与自律原则等网络伦理原则对网民进行伦理教育，使之树立科学的网络技术伦理观，促使网络技术的创新与使用为人类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服务。
建立面向技术的社会伦理秩序，这主要由公众、企业、政府等来完成。由于公众是主要的技术相关者，公众对技术的使用乃至对技术活动的参与直接影响技术的社会价值或效应，因此，应当让公众理解科学特别是技术的性质及其发展动态、战略甚至是风险等，对公众开展技术伦理教育，制定技术发明及其应用规范和准则，建立由公众参与的技术评估或评价机制。例如，针对上述生命技术问题，可以根据“不伤害人”、“尊重人”、“有益于人”、“公正对待人”、“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团结”这五项基本伦理规则和旨在尽可能减少技术负面效应的“有罪推定”方法，保证人的尊严和权利不受侵犯。此外，政府应当通过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制建设，通过技术立法和行政执法，规范工程师特别是企业的技术行为，通过畅通公众和企业、政府之间的技术协商渠道，建立尊重安全、卫生、环境和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人权的企业伦理秩序。另外，由于技术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日益形成，技术的发展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剧，因此，还应当通过联合国及其所属各种国际组织（如负责经济开发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负责提供技术信息服务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工业化研究与开发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以及负责提供贷款、技术援助的世界银行集团等），建立旨在利用技术解决自然生态的危机问题，解决南北地区国家及民族之间在经济、技术等方面所形成的巨大差距问题的国际社会技术伦理秩序，促进技术与自然及人类社会之间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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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转引自李文潮.技术伦理与形而上学——试论尤纳斯《责任伦理》[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2).
[4][6]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p304~305，p306.
[5] 夏甄陶.论实践观念[j].哲学研究,1985(11).
[7] 转引自李桂花.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伦理因素与建设[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2(5).
[8] 许良英等.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p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