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任何国家和政治社会都处在一定的制度中，任何社会的政治变迁也是社会制度的变迁。本文通过对制度变迁的考察，试图解释近代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迈向资本主义社会失败的制度性原因。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西方不同，中国是国家强社会弱。在近代中国由于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民间资本不能很好发展，发展资本主义却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由此社会自发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变迁是不可能的；而国家权力对社会控制力的弱化对于国家权力强行推进资本主义制度变迁也是不可行的，最终导致近代中国迈向资本主义的失败。
［关键词］ 制度变迁；政治发展；合法性
abstract:any country and political society are in certain institutions, and any political change in any society is also the change of social institutio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review of institutional changes, tries to explain the reasons why modern china could not go for capitalism from a traditional society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ry and society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western states. as china is powerful as a country but weak in society, the property could not be protected effectively in modern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capital was in embarrassment and harmed the farmers’ profit.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has damaged the interests of the farmers, so it is impossible to spontaneously achieve the innovation of capitalist institution; and it is also impossible for the state’s power to push strongly the innovation of capitalist institution because of the weakness of the state’s power to society, thus it comes to the result that modern china failed to go into capitalism.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change；political development；validity
所谓“制度”，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诺斯（douglass north）看来，就是对个人行为进行约束的社会规则，“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wwW.11665.cOM”［1］227-228国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的保障，正因为存在由国家权力保障实施的制度，社会才能避免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陷入霍布斯笔下的“丛林状态”，从而造成集体的非理性，“在整个历史上，凡是有规章便比没有强。”［1］30同时，即便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制度也存在着合法性问题，即需要被社会所接受，所以制度的确立背后隐藏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和利益结构的变化，制度也要做出相应的变化以确保其合法性，虽然国家权力可以推动制度变迁，但如果制度变迁得不到社会的支持或回应，那么制度变迁也无法有效实施，所以考察特定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特定制度变迁有着极重要的意义，本文也立足于此。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是几千年华夏文明史上从未遇见过的大变局——要么变革制度以不落后于世界工业文明发展，要么固步自封而沦为西方强国的鱼肉。一大批救亡图强的中国人致力于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化以摆脱西方强国的欺凌，但从洋务派到维新派再到中国国民党，即便通过一个世纪的努力，中国还是没能完成由传统小农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变迁。本文试图通过对近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探讨近代中国未能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变迁的原因。
一、传统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模式
国家与社会是政治发展的两个基本变量，而政治发展的实质就是制度变迁，政治发展就是通过不断进行制度变迁而实现的。对民族国家形成的考察是揭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根本方法。西欧当今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民主政治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其民族国家建构期间不断进行制度变迁的结果。近代西欧强国，如英、法、意、德等国，在15世纪进行民族国家建构的时候，商业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城市的自治和由自由人组成的较为成熟的市民社会已形成。西欧各国市民社会的形成是在中世纪后期，尤其是从12世纪开始伴随地中海商业的复兴和城市的出现，居住在城市的新兴商人阶层与封建领主利益博弈的结果［2］23。西欧封建领地的分割和封建税制阻碍了商品与货币的有效流通，损害了贸易利益，从而打破封建领地制并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以统一税收和市场，这便成为了新兴商人阶层的利益所在。而与此同时，王权对封建领主和教权所带来的威胁及对自身权力的弱化也深感不满。于是商人阶层与当时尚未强大起来的王权结盟共同削弱封建领主和教会的权威，首先在商人的聚集地城市通过购买或其他方式获得了自治权——自己立法、选举城市管理官员、建立公共财政和商业行会、赋予所有市民以公民权并强化城市共同体观念，“事实上在所有的城市中，市民都组成了一个社团——全城公会、共同体、公社，其全体成员相互依赖，构成一个整体中不可分离的各个部分”［2］114-115，由此形成了自治城市和市民社会。到了15世纪西欧各国王权强大起来并开始建立中央集权以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时，市民阶层的实力已经很强大并将乡村吸纳进来使其依附于城市，封建领主和教会的权力则受到了很大的削弱。需要保护自身财产的市民阶层意识到，这时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变成了中央王权而不是旧制度，于是他们借助城市自治和民主精神，联合败落的旧阶级抵制强大的中央专制王权的侵犯，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范围划定界限，而自由主义理念的兴起又为其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从而国家权力只能在社会规定的范围内运行，一旦超出此界限就会丧失合法性，而社会则保有对国家权力进行变更的最终权力，国家权力推动的制度变迁也需要得到社会的同意。所以，西欧各国（还有后来的美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国家弱社会强，国家由社会所决定。
与西欧由商业文明兴起所形成的市民社会形成于民族国家构建之前、国家由社会所塑造不同，中国的中央集权国家是建构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之上，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依靠贸易交换获得生活必需品的依赖程度很低。西欧社会的形成得益于新兴市民阶层和商业行会、衰落中的封建领主和教权与壮大中的王权（中央权力）的利益博弈，而中国“在国家产生以后，始终是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的不断延续和发展”［3］，小农经济环境并没有为君主专制权力提供可以与之相制衡的力量，同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不利于商业的发展。自秦汉以来，中国王权就主张“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思想，强调小农经济的重要性而压制商业的发展。杨光斌教授认为，“小农经济不是中国几千年经济难以发展的原因而是结果，因为商业会导致私人财富的大量聚集，这不为中国的专制统治者所喜欢”，他们“绝不愿意私人财富扩充到不能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4］106中国专制统治者对商业的厌恶和警惕直到乾隆主政时依旧强烈［5］，而小农经济不仅有利于统治者对社会进行控制（保甲和户籍制度的实施），而且也有利于征税并保持税源的稳定，“朝廷和统治阶级靠收租纳税过活，而不靠贸易。”［6］60同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民众对统治者的关系是家族的依附和隶属关系。正如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之一《尚书•盘庚中》所说：“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7］，其“畜民”不仅反映了君主与臣民政治上的统治关系，也表明了君主与臣民在人身上的隶属关系。这也不同于西欧商业复兴时对自由人的强调，西欧封建领主与农奴的人身隶属关系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扩大而瓦解，自由人身份和地方自治观念也把君主和市民的关系界定为代理人和委托者。而中国城市是作为中央权力的下属执行机构确立，而非如西欧是作为商贸中心而兴起的，故不存在西欧的“市民自治”观念。西周建立，分封制形成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秦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后，小农经济模式只是进一步得到强化，直到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余年的传统社会。在政治上，这近四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在社会上，则是小农经济的固步自封导致个人（家庭）的原始化、孤立化。社会中既不能形成如西欧商业行会般的初级利益集团，也无法形成拥有公共利益关系的城市共同体，即没有社会化的利益组织，国家权力与个体之间不存在社会组织和利益团体作为中介，国家权力按照其需要去规制社会。所以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国家强社会弱。
林毅夫教授把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方式。“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8］由于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强国家弱社会模式，专制统治者运用国家权力对商业发展进行压制，最早于明清之际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便不可能通过诱致性变迁推动近代中国迈向资本主义。所以，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必须通过国家权力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下面我们就将考察近代中国是否有能力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迈向资本主义。
二、近代中国：分崩离析的中央权威
如前文所说，中国的强国家弱社会模式使由社会发起国家回应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不可行。其实不仅是中国，东亚最早崛起的日本和二战后的韩国等都是强国家弱社会模式，其资本主义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都是由国家推进的，这是东亚儒家或“后儒家”模式的共同点。“‘后儒家’模式意味着，在社会力量一般都很弱小的情况下，不会有强大的社会力量来推动民主化进程”［9］。同样，中国社会力量的缺乏和商业贸易被压制，使中国社会进行制度变迁的动力只能在国家。“既然社会力量的自觉性和生产力发展的自发性都不能有效地应对外来压力，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就是国家了。”［4］173但近代中国是否有能力通过国家权力推动强制性资本主义制度变迁呢？或即便有，这种推动是否能被社会所接受？
当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晚清一批有识之士开始转向西方，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口号，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晚清政治体制之内的统治阶级中的一员或统治阶级的依附者。杨光斌教授认为，这些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有识之士们，由于其本身都是通过传统途径进入统治阶级的，而中国国家权力主宰一切的传统政治生态就形成了“官本位”的社会，由此将整个统治阶级都变为君主的仆臣，所以这些有识之士们向西方学习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的利益和权威［4］94-95。所以，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师夷长技以自强”，无论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还是康南海和早期的梁任公，他们对西方的学习都脱离不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套路。虽然洋务派大办工商业并鼓励民间资本投身实业，但这种“官督民办”或“官民共办”的官商一体模式促使官僚借用国家权力为自己谋利而损害民间资本利益，以非经济因素即国家权力干涉企业运作并为企业提供非自然垄断。这不仅助长了官僚统治阶级的贪污腐化，也阻碍了民间资本和商业的发展，因为民间资本的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除了极少数与官僚统治阶级关系密切能受到保护的实业家外，其他民间资本不可能投入到资本主义工商业中。这时候的实业发展，如费正清教授所说：“企业的官方和私人利益相互重叠，有时如此之错综复杂，以致发生利害矛盾时，无法理清是非曲直。他们（洋务派培植的官僚资本家——笔者注）对企业的领导更趋向于官僚化、垄断化，而不愿创新和担风险。他们投下的资金不多，管理也不精明。在19世纪末期全球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候，中国却停留在一潭死水里。她既没有像殖民地一样得到大量的投资，也没有发展大量的出口贸易。”国家对民间产权的任意侵犯和官僚资本的横行是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背道而驰的。与此同时，慈禧对洋务派的任用纯粹出于对形势发展的无奈之举，所以她为了不使大权旁落，也要用强烈反对革新的保守派压制约束洋务派和革新力量，这种权术的应用无法使西化政策保持一致，“中国的现代化就成为少数高官玩弄的一种游戏。”［9］而当清政府刚开始做出政治上采用君主立宪制姿态不久，慈禧——这个晚清最有权势的人的离世便留下了一个阻挡变革的烂摊子。“慈禧太后死后留下的满清王朝领导层一无可取：一个小儿皇帝、一个软弱而贪婪的摄政王，一群自负和徒爱虚荣的年轻王公，一帮虚有其表的朝臣，凑在一起正好可以阻扰任何变革，而无法领导变革。”［9］而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陷入军阀混战之中，权力斗争和地盘争夺的紧要将发展民族经济置于脑后，对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变迁更是无从谈起。
中央权力的分崩离析使近代中国不具备推进资本主义制度变迁的国家强制力。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中央权力弱化和地方割据形成的过程。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使得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地方军阀势力强大起来并弱化了清朝长期以来满族主宰的中央权力。而中央财政在割地赔款的窘境和国内平乱要求下，放松了对地方财权的管理，这使得地方军阀得以通过征收厘金等方式取得一定程度的财政自治权，从而进一步弱化了中央的权力。由此，在费正清教授看来，甲午战争俨然成为对一个省边界进行保卫的战争，对于现在的国家而言是不可思议的，而1900年李鸿章、张之洞等各省总督不理睬朝廷对西方列强的宣战而使战争只限于在华北地区进行［6］，也是晚清地方军阀势力壮大而中央权威衰败的例证。
辛亥革命以后，地方割据的局势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剧烈以至于使中国陷入分裂的状态。杨光斌教授认为，北洋军阀的分裂和争斗使中国在实质上进入霍布斯所说的“丛林状态”。［4］173这种情况下，不仅中央权力实际上荡然无存（因为没有哪一个军阀有实际能力统领全国，各个军阀的有效控制范围只是自己的地盘），而且军阀争夺地盘的战争也加重了对民间的剥削和对产权的进一步摧毁。“除阎锡山在山西、张作霖在东北、国民党在南方有较为固定的地盘以外，绝大多数军阀由于没有固定的生存区域而没有安全感。如果有固定的区域，要实现生存和安全的考虑，就应该大力地促进商业、农业和其他基础建设，制定健全的财政政策，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去创造财富，而不是掠夺和消耗财富。但是，几乎所有的军阀都是在实行自取灭亡的掠夺性政策。不能说军阀们不知道发展经济之于军事实力的重要性，问题在于他们经常处于被下级或其他军阀推翻的威胁之中。由于地盘不稳定，他们也就不存在建立稳定的、有效的行政机构的基础，因而也就没有管理经济；没有管理经济，也就没有经济的良性发展；没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军阀们就不能成功地保卫自己的地盘。结果是缺乏安全感的军阀们就陷入恶性循环之中，一旦得到一块新的地盘，就杀鸡取卵式地掠夺一切。”［4］94-95这种军阀纷争状态到1930年后开始好转，但蒋介石对中国的统一无疑是形式上的，地方军阀势力虽有所削弱并在表面上归顺，但实质上蒋介石并没有对全中国统一号令的能力，而统一后就面临着日本的入侵，这让南京国民政府无暇推动中国工商业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变迁。
与近代中国几乎同时期的德国和日本通过国家权力主导的向资本主义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走向都离不开一个统一的中央权力和强有力且意志坚定的统治阶级，而反观近代中国，这两者都不具备。由此，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迈进资本主义社会对近代中国同样是不可能的。
三、失败本质：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缺失
无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都离不开社会的支持，这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合法性问题，制度变迁的推动力和新制度是否具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是制度变迁能否得以实现的关键。“任何成功的意识形态都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其基本目标是利用经济人的行动为团体注入活力。这是主要的意识形态产生的重大推力，因为没有这种行动，无论维持现存秩序、还是废除现存秩序都不可能。”［1］62所以，制度变迁要想取得成功，必须首先寻求到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有识之士试图推动的资本主义制度变迁是否能在社会大众中获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呢？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是最根本的经济和社会现实，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制度变迁的意识形态获得合法性的关键。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认为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会促使对技术和效率的追求，从而产生制度变迁的需求，“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需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它们是为适应新的需求所进行的滞后调整，而这些滞后正是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10］。但中国18世纪开始的人口的急剧增长使人地之争趋于紧张，从而降低了人的经济价值，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提高了发明运用新技术的相对成本，“中国太墨守成规，其表现是人口、产品以及交换数量的增长，而不是构成每个人生产效率的增长，可是只有这种增长，才能转换成资金投入到机械化类型的经济中去。人口和商业的增长，无非是生产更多的人口和商业，有许多事实的确证明经济生活中的私营部分是在增长，信贷系统也有一定发展，可以集中起来作投资之用，但是同时，人口越多，劳力资源越多，机器的用处就越小了。廉价的劳动或许就是对抗急剧革新的一种消极因素。”［6］73-74人口增长与固有社会经济形态的矛盾首先就不利于新技术运用和社会分工细化，从而商业也得不到资本主义式的发展。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国家主导的官僚工商业的发展都是以盘剥农业以获得资金，同时国家没有对产权实施有效保护，这同样也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导致农民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排斥。而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混战则进一步加深了对农民的剥夺，“一方面新兴军阀和官僚大肆集中土地而变得更加富有。而另一方面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因破产而变得更加贫困。”［4］247-251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后，并没有改善农民的生存状态，反而不断加重农民负担，农民对国民政府表示了不满，甚至可以说，南京国民政府和广大农民形成了对立关系。同时，面临日本的步步侵略，国内国际形势让国民政府无暇顾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变迁。当资本主义制度变迁的意识形态在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那里得不到合法性支持的时候，向资本主义制度变迁就必然会失败。而且近代中国农业社会缺失的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变迁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支持，甚至对从晚清到民国的所有政府的合法性支持也基本上不存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资本主义制度变迁采取的态度是强烈的抵制。
总之，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制度变迁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传统文化对工商业的抵触和社会力量的弱小使社会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不可能发生，而近代中国中央权力的弱化和分崩离析以及统治阶级的保守使得通过国家强力进行强制性变迁也不可行，但最根本的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变迁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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