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这是晚明时期名教士大夫们对李贽所下的一方定论。然而，李贽被视为“异端”也绝非偶然，它是由其所生处年代的主、客观环境共同促成的。
［关键词］ 李贽；“异端”思想；人必有私论；妇女观；启蒙
abstract:“since the ancient time, no one can compare with li zhi who is considered the most anti-confucianist person”, this statement comes from the feudal scholar bureaucrat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however, it is not incidental, for it was caused by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li zhi'sindividual factors.
key words: li zhi； ideas of “heterodoxy”； theory of the absolute selfness of persons ； ideas on women； enlightenment
众所周知，在思想的绵延过程中，免不了会有少数天才思想家的横空出世，晚明时期的李贽便是这类天才思想家之一。WWW.11665.cOm他的后继者赋予了他犹如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盘古的文化象征意义。对于这样一个文化名人，学界对其哲学思想研究颇丰，而对于其之所以为“异端”的社会及个人因素研究甚少，以及对其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也众说纷纭。因此本文以李贽的“异端”思想为题，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给以新的理解与阐释。
一、 李贽“异端”思想简述
李贽的“异端”思想大体上来说主要表现在他对人性论、妇女观、个人自由、豪杰精神以及朋友观等方面个性化的论述中。而其中，对于人性论和妇女观的论述尤为激烈。在人性论上，他从“人必有私论”出发，宣扬一种利己主义人性论，把私心看成是人类的本性，进而倡导一种道德不能拂逆人性的“自然真道学”；在妇女观问题上，李贽特别批判了男女不平等的偏见，提出了“大道不分男女”的光辉命题，对传统的“女子小人论”、“女子祸水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在关于女子的“失身”与“获身”之辩中主张婚姻恋爱自由，在贞操与节烈问题上立场鲜明地赞成寡妇再嫁等。
二、试探李贽“异端”思想形成原因
可以看出李贽的“异端”思想中，几乎每一点都触动着社会的敏感神经。因此，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其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他的思想便是“叛逆”、“异端”的代名词。对于李贽“所以然”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当时特殊的社会大环境以及李贽的个人性格和坎坷的人生经历等方面加以考察。两者在历史的安排下相遇并发生相互作用，使得这一系列反叛思想得以借李贽之口说出。
对于当时社会大环境对李贽伦理思想形成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风气等方面加以考察。
1.政治因素。众所周知，李贽（1527年-1602年）所生活的年代可以说是大明王朝气数将尽的时候，一切都显得飘摇不定。政治上，明王朝正经受着来自自身内部及外部的权力的挑战。内部阉党横行，外部倭寇作乱，皇帝消极怠工，这种消极敷衍的态度像瘟疫似的在整个官僚体制中蔓延开来，而且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向了崩溃的边缘。而此时正值李贽人生中的最后一个20年，而且其思想的大转折也发生在这个阶段。再者，变动的社会通常会带来思想上的一系列革新。明末以来中央集权与君主独裁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这种政治上的‘天崩地裂’同时带给学术一种新现象：怀疑、蔑视主流意识形态，对传统价值体系表现出大胆的创新与叛逆”［1］ 。因此，“异端”思想产生于动荡社会也是合情合理的。
2.经济与社会生活因素。明朝后期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社会生活及意识形态也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种种迹象表明，在嘉靖以后，民间社会渐渐拥有较大的空间，市民生活风气也趋向多样化，伦理同一性的约束越来越小，而官方控制力也越来越松弛”［2］300。同时，也有学者考证，晚明江南地区女性自我意识也已开始萌动，她们开始“淡漠贞洁观念，追求时尚，注重才情” ［3］95。这些显然为李贽追求个性自由，倡导男女平等提供了鲜活的社会支持。
3.学术风气因素。晚明经济的发展使得城市、商业、交通以及印刷术和造纸术的发达，知识传播更加容易，也越来越超出官方意识形态允许的边界，士绅与市民所拥有的财富资源也使得另外开辟思想表达和知识传播的渠道成为可能。正是在这种相对自由的背景下，讲学风气盛行开来。对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有学者做过专门的研究，记述从明嘉靖元年（1522年）至万历三十年（1602年）各地的讲学活动。此时间段内基本上属于“党社”运动活跃时期，该时期的学术活动规模庞大以致形成了区域性、社团性的讲学特征。我们不难发现，这里所提到的“党社”运动活跃期（1522年-1602年）几乎与李贽的一生同步（1527年-1602年）。因此，我们可以说李贽身处一种思想的表达与吸取都相当自由的时期。尽管当时也有几次官方的禁学运动，但禁学的另一个侧面也正反映了当时的那种学术自由化风气。
另外，儒学世俗化的过程是李贽异端伦理思想产生的主要原因。理学由宋而明经历了由朱子学到阳明学，再到泰州学派，进而到李贽的“童心说”，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儒学世俗化的过程，到了李贽便出现了“穿衣吃饭即为人伦物理”之说。所以，注重当下社会，关注现实人生变成了李贽关心的话题，他的“人必有私论”、妇女观等伦理思想的形成可以说正是在这种以“童心说”为理论基础，在以弘扬个性为特色的阳明后学的精神鼓舞下的产物。
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思想界的变化已为新思想的产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似乎一种足以打乱当下伦理纲常的思想已经呼之欲出，而历史只要寻找一个代言人将它表达出来而已，而历史在此就选择了李贽。
作为促使李贽“异端”思想形成的主观方面，李贽的个人性格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
首先，航海世家的家庭背景是造成李贽性格的重要因素之一。李贽诞生在福建省泉州府城南门外的一个被称为“航海世家”的家庭。西方大哲学家黑格尔说过，生存在与“海的原理”密切相关的生活环境中的人自有其不同于内陆之人的性格与气质，其气魄大，其性格刚烈，其个性强而酷好自由。因此，可以说海洋环境影响了李贽自立、倔强自信的性格的形成。而这种性格正好迎合了心学流变之下的人们的一种追逐个性的心理。
其次，伊斯兰文化背景也是影响李贽性格的一个重要因素。李贽的二世祖李弩在航海“西洋”时，不仅皈依了回教，而且还娶了一色目人为妻并将李姓改为林姓，风俗便由此而开。对于作为林系一派的李贽来说，伊斯兰文化对其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洁癖与好洁心理，二是反对偶像崇拜”［4］。李贽孤独、好洁、不拘传统的性格多少都有这两方面影响的影子。另外，有的学者还提出，李贽主张男女平等，“究其来源与他民族信仰及后母贤淑的家庭背景有关”，“其妇女观有儒学和伊斯兰教教义为之来源”［5］。
再次，尽管在同一环境下，人与人的性格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尽管受海洋环境及宗教信仰的影响，有些人沉默寡语、安守本分，有些人性情温和、小心谨慎；也有些人生性刚烈、桀骜不驯。此三者之中李贽当属第三类人。对于这一点，他自己也坦言“我平生不爱属人管”［6］ “自幼倔强难化”［7］1031等。
倔强与酷爱自由的叛逆性格对于其叛逆思想的形成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同时，他坎坷的人生经历更是加剧了这一过程。
我们知道，李贽20岁起就离开家乡独立谋生，26岁中举，30岁才开始踏上仕途，出任河南省共城县的儒学教谕，途中长子病死；34岁时，任南京国子监教官，上任没几个月其父白斋公去世，在回乡守孝三年期间又逢倭寇作乱；37岁时任北京国子监博士职位，上任没几天祖父又去世，祸不单行，在接到祖父去世的消息时次子也死了，又回乡守孝三年，后来两个女儿也饿死了。可见在每一次仕途出现转机时，李贽总要受到命运的捉弄。受到命运的如此捉弄，李贽的生活境遇可想而知。尽管如此，50岁之前的李贽还是按照儒家的伦理纲常尽自己的责任，婚嫁弟妹，安葬曾祖、祖父和父亲，四处奔走，设馆教书，糊口四方。然而，传统框架下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就是对传统的接受。对于生性自由的李贽来说，这50年来的生活无异于行尸走肉，难怪他将这段生活看成是真像一条狗的生活。
大凡对现实不满者常常会滋生出一种反现实的想法，在同传统的对抗中来填补这种生不逢时的遗憾。晚明的社会气候孕育了反传统思潮，而身处该时代的李贽以其特有的倔强性格及特殊的人生经历将这种反传统思潮推向了极致，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叛逆的伦理思想，可以说就是客观的社会大气候与主观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
三、李贽“异端”思想的“启蒙”论
李贽因持有叛逆、反传统的伦理思想而被统治当局视为“异端”、“洪水猛兽”。但正如我们所说过的那样，“异端”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开启先河”。或许正因如此，近代有不少学者视李贽的思想为启蒙，然而，能否称得上“启蒙”还是有待商榷的，这是因为：
首先是关于思想的话语权力的问题。一种思想要想得以传播并产生较大影响，它必须掌握一定的话语权或至少要得到话语权的认可。然而，在中国，思想的话语权一直是被官方垄断着的。任何外来的或异己的思想要想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生存下去，就必须作出一定的屈服与让步，否则所面临的将是官方的残酷镇压。统治当局恃其强大的暴力统治对思想的话语权进行维护，排除并剿杀异己。晚明时期，随着士人普遍的讲学风气，随着私学的蓬勃兴起，王学很快就成了当时思想界的时尚。同时，承接王学的泰州学派及其后学的一些“异端”思想也渐次形成并“蕴涵着巨大的社会化潜质”［8］。因此，统治当局不得不进行禁学乃至采取更为血腥的手段以杀鸡儆猴。1529年何心隐被杀，表明当时那种“追求自然、自由的思想在强调秩序的社会中初次受挫，而1602年李贽的自杀似乎是这一狂飙时代结束的象征性标志，政治意识形态压缩了民间思想的空间，现实社会秩序的需要也要求思想保持相对的同一性”［2］319。可见，当时以李贽的“异端”思想在社会中的传播显然是不可能像想象的那样顺利的。
其次，在“异端”思想传播的主体遭到强力压制的同时，思想的受体在接受新思想方面也多了几分谨慎。我们知道，自王学将儒学世俗化之后，经泰州学派及其后人的发展，在反传统思想在庶民式的讲学过程中，吸纳了更多的非官方人物，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这与居于统治阶层的“官”对立着，而中国官民二元对立的模式又是以“民畏官”的形式呈现着，官方对民众的慑服力是不容反抗的。因此，一旦被视为“异端”，其思想要想在民众中传播几乎是件十分困难的事。
再次，尽管当时的经济生活以及思想土壤都已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或许只起到了隔靴搔痒的作用罢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晚明江南地区虽然出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动，但是“因为理学，仍未能突破当时的传统社会模式”［3］95，“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转型时期新的是非标准尚未建立，晚明社会风气的变异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地域性和矫枉过正的局限性”［3］68。所以，严格上来说，“启蒙”思想形成的契机还未成熟。
综上，我们可以说，在当时环境下，李贽种种“异端”思想的提出，多少显得有点曲高和寡了。而对于李贽所生处的社会及其创立的“异端”思想，我们基本上认同这样一种评价，即“李贽是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家。其时，占统治地位的还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新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思潮还很微弱。而新的社会思潮又只能从原有的思想材料中寻找自己的理论前提。新与旧尚未充分分化，一切都还在朦胧之中，李贽不可能跳出他的时代，也不可能完全看清他的时代。他竭力要挣脱传统意识，但拖泥带水、污迹斑斑。他的确有不少新的思想，但朦胧含混、是非交错。要找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启蒙思想家，那李贽不是的，而且这样的理想人物大约也只能在理想中去找。我们无意于拔高古人，我们要说的只是：他毕竟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敢于推翻百年来的旧案。”［7］
［参考文献］
［1］ 王俊才.论李贽思想与明末创新叛逆思潮［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6，（3）：43.
［2］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 刘春玲.论晚明江南地区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动［j］.阴山学刊，2005，（4）.
［4］ 许建平.李贽思想演变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2.
［5］ 姚瑞娥.李贽妇女观的来源［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182.
［6］ 李 贽.焚书•续焚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0：183.
［7］ 侯外庐.中国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吴 琦.论晚明“异端”思想的社会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