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诚信　制度　契约信用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大量失信现象的存在与我国制度建设严重滞后、制度不完善有重要的关系，首先是制度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其次非正式制度安排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信用制度的安排应从人伦信用演进到契约信用，建立和完善具有我国特色的市场信用体制。
　　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指的是由社会强制力加以实施的正式的社会行为规则与规范着人们行为的心理、道德、历史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社会规则的总和。任何制度安排下的普遍违规现象的存在都意味着制度设计本身或者是为维持这一制度的权威而制定的制度(制度的执行环节)存在缺陷。关于中国市场诚信缺失原因的许多观点，比如政府过多干预下的市场畸形发展、信誉机制建立的空白、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监管不利以及广为流行的产权不清说等等，实际上都是从制度角度寻找答案。科斯也指出：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情况下，制度安排不仅对分配有影响，而且对资源的配置以及产出的构成都将产生影响，不同的制度安排会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也将对产出产生影响，人们需要在不同的制度之间进行选择。目前的大量失信现象的存在，与我国制度建设严重滞后，制度的不完备有重要的关系。制度的安排同样遵循博弈的理论，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制度可以定义为在人们在经历“多次博弈”后逐步形成的、使人们在社会互相交往时可以比较明确地洞察别人行为方式的社会契约机制。简而言之，制度就是在人们在打交道时为了防止受骗或对付行骗行为经过多次博弈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社会机制。按照演进博弈沦的经济分析思路，我们认为人们在整个社会的大博弈环境中对其利益的追求中采取哪种策略不仅是个人的理性问题，而且还涉及到社会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如文化、道德伦理，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制度的安排。WWW.11665.cOM本文试从中国信用制度的路径轨迹及制度及非正式制度安排的角度加以分析。
　　一、制度安排上的缺陷
　　(1)在建国之初制度的选择上带来的问题。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为了实现经济的超常规发展，追赶经济发达国家的目的，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就人为地中断，作为契约信用母体的市场经济“自然”成长的过程，建立了“指令性计划经济”的体制，直接依靠国家强制力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信用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发挥着微不足道的辅助性作用，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是被严格禁止的。社会上只有一种信用，那就是国家信用。指令性计划经济的体制虽能在一段时问内取得较快的发展速度，但它不利于信用体制的长期建设，并且在信用建设上就造成了一种错位现象：一方面没有形成现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信用观念体系，如在法律上承认个人私有财产神不可侵犯、经济交往的主体的平等、信守契约的精神等；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许多与市场经济发展不棚适应的信用观念，比如过分强调信用的道德性，而忽视信用的利益基础；在信用建设已过分强调德治而忽视法治；在口常信用关系中，过分强调情而忽视理等，从而使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信用观念和信用秩序不能得到真正的确立。
　　(2)改革开放初期及发展过程中的制度选择。虽然我国已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但传统体制及信用观念的惯性作用依然非常强大，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初始的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特别是从80年代开始的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体制改革，家庭劳作是人伦信用的经济与社会基础，这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人伦信用力量。于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伦信用在社会信用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速度的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水平迅速提高，契约信用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逐渐加强，但由于缺乏契约信用的制度基础，信用活动得不到规范，导致人伦信用的体制与市场经济需要的契约信用的冲突越来越多，信用秩序混乱恶化，失信现象也大量出现。

　　(3)改革初期，我国在所有制方面的实行的双轨制并行，但它的缺陷给一些人谋取不正当个人利益获得空前的机会。许多国企的领导者往往将精力集中在“政绩工程”的运作上，窃取了大量国有资产。不少国家公务员借机谋取私利，滋生了大量的腐败现象，产生了一批通过用不当手段得利的暴富阶层，给社会的公平公正带来危机，产生了极大的道德危机，为信用缺失埋下了隐患。为信用丧失提供了社会基础。
　　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影响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安排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根据梁漱溟的分析：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其社会构造之差异中国社会构造的根基在家庭，西方社会的根基在个人。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而重家庭生活，借伦理组织社会，因而被称为“伦理本位”的社会，家庭伦理被置于社会关系的核心地位以家庭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血缘、亲情、同事、熟人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对正式制度安排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正如诺斯所说：“非正规约束在制度的渐进的演进方式中起重要作用，因此是路线依赖性的来源。我们仍然有一个关于文化演进模式的长期方式。但是我们确实了解，文化信念具有极大的生存能力，且大多数文化变迁是渐进式的。”在我国市场信用制度发展演变过程中，以亲缘、熟人关系为中心的“圈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谓的“圈文化”正如费孝通所说：每一个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推出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在这一“差序格局”中，家庭是社会圈子中最里面的一轮，向外依次是“亲属圈”、“邻居圈”和“私人交往圈”就像石子投入水中形成的波纹，愈推愈远，愈推愈薄，从而形成了以个人为圆心的由亲而疏、自近及远向外推及的“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结构。“差序格局”决定了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里对同一个人，或者在同一个场合里对不同人的关系和态度是不一样的，离他越近的越亲，离他越远的越疏。越向外推，信任度是呈递减的与西方的以契约为基础社会信用制度不同的是：“圈文化”中人们在社会交往关系上往往以亲疏远近划界，在“圈子”里有着全面而强烈的信任关系，当与“圈外人”打交道时，信任感便削弱甚至不存在，甚至有时会对“圈外人”进行欺骗。圈文化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对中国信用制度变迁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圈文化”给中国信用制度的演进轨迹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法律、制度建设还不完善之际造成目前中国信用制度依然摆脱不了严重依赖人伦信用的阴影。
　　三、制度安排对诚信建设的启示：信用制度应从人伦信用演进到契约信用
　　市场经济扩大使人们的交易范围随着扩大，交易内容使人们从“熟人村落”进入了“陌生人的大干世界”，人们之间相互不知底细，商品交换的只能依靠契约一合同来完成。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主要表现为一种契约信用，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所以我国应从人伦信用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首先由于中国信用制度变迁中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的痕迹，所以在信用制度的演进中应发挥政府在信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政府以制度供给者的身份，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手段实施制度供给，快速提供市场信用制度变迁过程中所需要的制度安排。
　　其次，加强市场信用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学习，中国本土缺乏契约信用传统，所以无法借助于传统，而只能更多地借助外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积极培育市场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创立符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信用制度理论。
　　再次，深化体制改革，加强信用制度建设，必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弘扬信手契约精神，培育市场信用的微观主体，把一切信用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
　　总之，在中国市场信用制度演进过程中，必须摆脱对传统人伦信用的“路径依赖”，吸取西方市场经济契约信用制度的经验，扎根于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的“土壤”之中，进行有效的信用制度创新，从而建立和完善具有我国特色的市场信用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