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流派,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技术与环境问题的关系有着独特的致思理路。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技术之生态负效应的产生,根源并不在技术本身,而是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只有进行社会变革,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为的技术异化,也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关键词:技术思想;环境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颇有影响的“绿色运动”产生的一种绿色思潮,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最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有学者指出,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国外马克思主义人类生态学的真正转向。而在对技术与环境问题的反思中,生态马克思主义可说是有着与其他绿色思潮迥然相异的致思理路。如果说后者多是从技术所引发的负面效应而陷入仅对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窠臼,那么生态马克思主义则是旗帜鲜明地主张对技术的负面效应展开社会批判分析。这一截然不同的理论进路不仅构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技术观的理论特质,而且对我们反思技术与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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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环境问题的讨论视域中,“技术”历来是一个被给予较多关注的字眼。有学者将技术视为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把技术的进步同环境的破坏联系在一起,进而对技术本身加以全盘否定。如弗·卡普拉就认为:“空气、饮水和食物的污染仅是人类的科技作用于自然环境的一些明显和直接的反映,那些不太明显但却可能更为危险的作用至今仍未被人们所充分认识。WWw.11665.CoM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科学技术严重地打乱了,甚至可以说正在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雅克·皮卡德更是指出:“我们现在所‘津津乐道’的技术,除了广泛地造成自杀性的污染以外就没有什么其它的东西了。技术在慢慢地毁灭人类,人类在慢慢地吞食自然。”与之相反,有的学者则认为虽然技术与环境问题的产生有关,但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环境问题必将被很好地解决。如赫尔曼·卡恩就认为,技术虽然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污染,但这种异化现象是暂时的,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用来治理环境污染的经济实力将不断增强,与此同时,技术的进步及其价值的进一步实现,将能够减少或从根本上治理污染。技术本身将是解决技术在生态自然层面负价值实现的根本动力和手段。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技术与环境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样给予了较多关注。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对技术的使用如何破坏生态环境、从而造成种种负面效应的揭露。不过,提请我们注意的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局限于问题的表层,脱离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政治维度陷入到对技术本身的批判当中,从而把技术对环境的消极作用看成是单纯由技术本身造成的。换言之,生态马克思主义反对离开特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去抽象地谈论所谓技术的“原罪”问题,反对过分夸大技术的自主性和决定力量。他们不是把技术看成是一个孤立的形而上学“本体”,不是就技术而论技术,而是把技术放在它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考察社会背景对它的负面效应所应担当的责任。如奥康纳就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所具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三方面相互联系功能的剖析,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技术是不会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结论。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相互联系的功能,技术的经济功能主要体现为它能够提高对工人劳动的剥削和利润率,降低提取原材料和燃料的成本,提高原材料和燃料的使用效率,开发新的消费品,从而提高利润率和促进资本主义积累;其社会和政治功能主要体现为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管理体系,通过对劳动力的有效操纵和控制,实现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对工人的压榨。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是不断追求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技术的选择就不是以对环境的影响和以生态原则为依据,而是以其对成本和销售额的影响为核心的。在利润的驱动下,技术只不过是资本获取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手段。由此,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追逐利润的特性决定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必然会带来生态危机,破坏资本的生产条件,使资本主义呈现出自我毁灭的趋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采用的技术类型及其使用方式使得自然以及其他的一些生产条件发生退化,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趋势。”
　　高兹也明确反对技术中性论,在其所著《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中,高兹指出,随着科技发展以及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当代西方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资源的枯竭,空气、水、土壤的工业污染特别是核污染正在摧毁全球的生态体系。高兹认为,资本主义只会致力于发展与其发展逻辑相一致的技术,而且这些技术要符合它的继续统治。资本主义要消除那些不能强化现存的社会关系的技术,哪怕这些技术对其所宣称的目标具有较多的合理性。“资本主义只发展那些与其逻辑相一致的技术,这样,这些技术就与资本主义的持续统治相一致了。”如地热与太阳能也是可以利用的能源,它们不仅可以用来供热,也可以用来生产能源,并且生产和输送都简便易行。最主要的是,这些技术从生态角度上说,都是可再生的、安全的、清洁的能源,不会伤害自然,不会造成环境污染。人们只要用开发核能一半的费用开发上述自然资源,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统治逻辑不会选择这些技术。高兹以法国政府发展核技术为例,对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选择模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法国,发展核能被政府官员和技术官僚们允诺了许多诱人的好处,如可以减少石油消耗,节省电力;可以增加就业,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减少环境污染等等。但高兹认为,这些完全是“愚蠢的陷阱”和“傻子的圈套”,并指出“核技术代表一种独裁主义的政治选择”。在高兹看来,“核计划可以减少污染”的观点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错误观点,而实施核计划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核放射、核事故、核垃圾,食物链中的核污染等等,都将对人类生存造成极大伤害。核垃圾的运输和堆放也是一个难题,因为钢筋水泥建筑也挡不住核辐射,即使在国家的长期监督下用“冷却法”处理核垃圾,也需要几百年时间。

福斯特也认为,造成环境问题之原因不在技术本身,而在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在他看来,恰恰是促成技术资本主义使用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不断地进行自我扩张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生态环境问题。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是积累资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停止下来的,它必然追求不断地进行扩张。由此,只有有利于资本扩张的技术才能得到发展,而不利于其扩张的技术则会遭到排斥。要言之,选择什么样的技术只受资本主义短期利润最大化这一原则的支配,而根本不会从环境和其他 社会方面考虑。即使新的技术能够有效地抑制自然资源的耗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新技术的运用有可能会遇到体制性的障碍,这是因为,技术的运用必须服从于“资本的逻辑”,服从于追求利润让自身增殖的资本的本性。如在能源技术改进中,太阳能技术自然是最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一项环保技术,而且太阳能的部分技术已经可以在现阶段实行。但太阳能技术的实施却被旧技术的既得利益者千方百计地阻止。…资本主义者’及其追随者从各方面阻止太阳能作为替代能源,虽然有些技术已完全发展到了实用的阶段。公司企业也试图从根本上控制太阳能,目的不是为了促进其发展,而是蓄意扼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需要促进开发的是那些为资本带来巨大利润的能源,而不是那些对人类和地球最有益处的能源,太阳能当然不属于前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获得改进机会的是那些能为资本带来最大利润的能源技术,而不是为人类和地球带来最大利益的能源技术,太阳能技术属于后者而不是前者。所以,当太阳能技术中的某些部分妨碍了利润的积累时,这些技术就会被隐藏起来。另外,汽车发动机技术的选择也是遵循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原则。众所周知,汽车的高压发动机功率强大,但会排放大量废气;而低压发动机虽然功率小,但不会排放废气。但美国汽车制造商却热衷于生产大功率高压发动机的大型汽车,原因就在于生产大型汽车能创造更多的利润。在福斯特看来,“亨利·福特二世的著名格言‘微型汽车创造微小利润’仍然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准则”。由此,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决定了技术革新是从属于资本积累逻辑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需要促进开发的是那些能为资本带来巨大利润的技术,而不是那些对人类和地球最有益的技术。所以,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必然导致环境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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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指认了技术的资本主义选择和使用会造成环境的破坏后,生态马克思主义还指出,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条件下,依靠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并不能解决当下的环境问题。
　　福斯特在剖析了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会导致环境恶化的结果后,驳斥了在不改变资本制度的前提下,依靠技术的进步就可走出环境危机的观点和看法。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技术的改进通常被视为摆脱环境问题的主要途径。人们倾向于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标准方法就是引导技术不断向良,陛的方向发展,似乎不断改进与创新的技术既能够提供改善环境的可能性,又可以不影响资本主义机器顺利运转。人们普遍相信,降低单位生产能源消耗的节能技术和替代技术等新技术在保证经济扩张的同时也能防止环境的恶化。因此,依赖“技术的魔杖”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最受欢迎,技术进步被认为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标准答案之一。如针对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美国就寄希望于在不改变现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前提下,研发一种“向大气层注射粒子增加阳光回射以及刺激海洋吸收碳元素”的技术。其中包括研究“某种按序排列的巨型吸收条,上面涂有能与二氧化碳发生反应的许多化学物质,从空气中通过时可吸收二氧化碳气体,以及拖着2英里长管道的船队将冷却压缩的二氧化碳泵人海洋深处”。这一技术设想被福斯特称为是“其规模之巨、其愚蠢之极连星球大战的防御系统也自叹不如”。在福斯特眼中,把二氧化碳排放问题看成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或燃料效率问题是错误的,因为能让人们避免把二氧化碳以快速增长的速度排到大气中的技术早已存在。例如,公共交通就可以大大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且也能让人们更自由和快速地活动。然而,不幸的是,“积累资本的冲动推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沿着最大限度地发展汽车这条路走下去,把它作为生产利润的最有效的方式”。福斯特还对“新技术在解决经济扩张的同时也能防止环境的恶化”这一流行观点提出了质疑。人们惯常认为,新技术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同时也必然会减少对资源的消费量。但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杰文斯早已得出了被现代生态经济学家们称之为“杰文斯悖论”的著名命题,即在使用自然资源诸如煤时,生产效率的提高只会导致对这种资源需求的增加,而不是减少。这主要是因为效率上的改进导致了生产规模的扩大。福斯特指出,按照杰文斯悖论,新技术在提高能源效率的同时只会增加而不是降低对这种能源的需求,从而加速对资源的消耗。福斯特认为,那些把环境问题的解决寄托于技术进步的观点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反生态本质,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运用是不可能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因为它充其量只是资本追求利润的手段。在福斯特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等一切东西都从属于资本扩张和积累的逻辑,由此,技术的改进并不必然带来资源消耗的减少和环境状况的改善。所以,他认为由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而造成的环境问题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通过技术得到解决,最根本的还是要先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诚如他所言:“在这种体制下,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的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在发达的社会经济体制下,与环境建立可持续关系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存在的,只是社会生产关系阻碍了这种变革。”
　　阿格尔也驳斥了在不改变社会关系的前提下仅仅依赖技术的变革就可使环境问题迎刃而解的看法。阿格尔首先对舒马赫的技术思想进行了批评。舒马赫是世界著名经济学者和企业家,被后人尊称为“可持续发展的先知”。他曾对西方世界的高度密集型技术提出批评,认为资源密集型的大技术和大产业消耗了大量自然资源。舒马赫主张一种介于先进技术和传统技术之间的“中间技术”,并认为其能有效地减缓对资源的消耗和破坏。阿格尔对舒马赫小规模技术的思想表示赞同。但他同时指出,舒马赫讨论技术主题的方法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舒马赫只注意到技术的负面效应,并没有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加以深刻剖析。“舒马赫未能把他的小规模技术的概念与从质上对主要社会政治制度进行的变革联系起来。……舒马赫没有充分理解技术和社会结构的连锁性,因而不能使他对庞大工业的批判成为创造一种技术变革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武器。”在阿格尔看来,技术造成的生态负效应,根源并不在于技术本身,实质在于支配技术运用的社会制度和权力关系。因此,他更强调社会制度权力的改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小规模技术意味着不仅要改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技术过程,而且要改组那种社会制度的权力关系”。

　克沃尔也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科学技术革新解决环境问题的致思路向提出了质疑。在克沃尔眼中,经济增长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惟一目标,“不增长就死亡”是资本存在的本质,它不允许有任何的限制或边界。在此条件下,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只会增加资本求利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比如,维持

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工业体系所需要的能源几乎完全依赖于不可再生的石化燃料,即使科学技术能够增加石化燃料的利用效能并降低其污染的程度,但在资本的逻辑下,也只能是加剧对能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是寻找到更加节省能源的汽车技术,到最后也只是增加了更多的汽车而已。”由此,克沃尔驳斥了依赖科学技术创新就可以改变生态环境恶化的说法,并断言: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消除资本的存在,任何科学技术都无法阻止人类即将面临的能源和环境灾难。
　　提请我们注意的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虽然指认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生态环境表现出负面作用,但他们并不否认技术本身在人类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价值。在他们眼中,技术作为人类身体的延伸以及改造自然环境的方式和手段,是人类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要想把技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非理性动力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需求方式和整个社会的生存方式进行彻底的变革,并认为这是“一项首先与社会制度的改造交织在一起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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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技术与环境问题关系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技术上的理论进路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中展开的。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从生态视角对当时的技术进行过批判:“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生态破坏抽象地定格为一个“纯技术问题”,而是极其清醒地将其视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精神都是为了直接获得眼前的经济利益”,这和资本“不增长,就死亡”的逻辑是一致的。这也就是说,在资本的逐利本性及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沦为资本牟利的工具在所难免。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要想调整和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必须“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到那时,“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马克思、恩格斯对技术思考所采用的社会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的理论视角被生态马克思主义所沿用。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充分运用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剖析,他们排除了技术本身被看做是生态危机根源的可能性,并把伴随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利润无限追求的必然产物,深刻揭示了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才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本所在。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致思理路相同,生态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只有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把技术从异化中真正解放出来。这种对技术的运思路径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可说是一脉相承的,也即不是单纯就技术本身展开分析,而是把对技术的生态批判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如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还根据时代条件发生的变化,进一步发展和推进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思想,深化了对技术的生态批判。这体现在,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也注意到了技术运用的生态负效应,并指出了技术运用的后果主要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性质,但总体来看,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对技术生态负效应的批判还主要停留在一般性的论述上。而生态马克思主义则非常具体地论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是如何被资本所滥用,进而造成了生态破坏的后果。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生态马克思主义大大拓展和深化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技术进行生态批判的理论空间和维度。
　　应该指出,技术异化的原因除了技术的自然属性以及人类认识的不完美性外,在很大程度上与人自身的异化密不可分,这是由技术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对于技术所带来的生态负效应,我们不能舍本逐末,对技术进行过多的谴责,以致用单纯的技术批判代替对技术的社会批判,因为,“技术的选择不是在孤立状态中进行的,它们受制于形成主导世界观的文化与社会制度”。所以,跳出纯粹的技术视野来考量问题才是应有之义。而从根本上说,技术的奴役在于它是作为一种资本的力量、资本的工具,作为攫取利润的手段。如果不消灭它的不合理的社会使用方式,对它采取海德格尔式的“泰然任之”的态度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只有消灭资本的逻辑,只有致力于对不合理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完全的变革,才能真正从根本上消除人为的技术异化,做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变革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观对于我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生态文明作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五大新要求之一,体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