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哈贝马斯与福柯在理论上有诸多分歧,对此人们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是对于他们共同的理论旨趣却鲜有人涉及。他们共同的理论旨趣在于守护民主的社会生活。这表现在:揭示现代社会的各种专制问题,表达民主的社会生活的理想,提出民主生活的可能路径——对话批判。其中重要的不是他们是否认可民主的价值,而在于他们表达的民主的共同涵义,那就是对各种各样社会生活及其意义的彰显与守护。哈贝马斯所提出的“重振公共领域”可以被看做当前话语批判的比较理想的场所,从而为实现民主价值提供一种可能的条件。
　　关键词:哈贝马斯;福柯;民主
　　　
　　哈贝马斯与福柯之间的争论,被冠以很多称谓,比如“20世纪德法之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理性与非理性之争”、“建构与解构之争”、“理想与现实之争”等等。因而,人们从多种角度对二者思想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比勘。但是,这争论得以产生的基础是他们有着共同的理论旨趣,而研究者却往往对之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这种状况导致的必然后果是使“争论”失却了原初的意义,即它本要解决的问题和要实现的目标被遮蔽甚或歪曲了。本文则试图阐明:哈贝马斯与福柯共同的理论旨趣既不是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性,既不是理性也不是非理性,既不是建构也不是解构,而是守护民主的社会生活。也就是说,民主是哈贝马斯与福柯共同的终极眷注,现代民主是否可能是他们所要解决的共同问题,守护民主的社会生活才是他们思想的共同使命。
　　
　　一、哈贝马斯对现代民主的合法性危机的批判
　　
　　从所发表的著述来看,“民主”显然是哈贝马斯思想自始至终的关键词,其关键之处首先就表现为对现代民主的合法性危机的批判。WWW.11665.COM这种批判分为逐渐深入的两个层次:一是对现代民主合法性的基础(即公共领域)的考察;--是对现代民主合法性危机的揭示。
　　
　　1.对民主合法性基础—公共领域的考察
　　早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通过对现代社会中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考察,哈贝马斯就对资本主义民主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他分析了17世纪英国和18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民主政治功能。在他那里,公共领域是指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以独立自主的公众为主体、以生活世界为背景、以社会问题为对象、以实践话语为机制、以公众舆论为表现形式的社会交往领域。它意味着,平等自由的市民集合起来成为公众,针对社会生活的意义问题,通过自主自律的话语交往(提议、质疑、批判、辩护)而达成共识。可以说,公共领域是民主意志形成的必要条件。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后期发展,国家公共权力和私人经济利益集团对公共领域实施了干预和操纵,消解了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和批判性,使之蜕化成了专制的舞台。
　　然而,哈贝马斯并没有对公共领域失去信心。30年之后,其政治哲学巨著《在事实与规范之间》重新阐述了公共领域在现代民主中的功能。在哈贝马斯看来,政治的合法性基础不在于公共权力自身,甚至不在于建制化的法律本身,而在于非建制化的、非正式的公共领域的实践话语当中。只有经过了公众的实践话语检验而形成的普遍规范才是合理政治意志的基础,而且只有变成一种建制化的国家意志——法律,这种政治意志才能够得到切实的实行。也就是说,在公共领域中,具有多元利益和价值的公众通过话语协商,对生活世界中的公共问题进行论辩,或者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进行批判,从而形成一种表现为公众舆论的政治共识,然后把这种公众舆论转化为一种交往权力,并将这种交往权力通过法律的建制化程序转化为行政权力。
　　但是,在哈贝马斯那里,公共领域是否受到干预和操纵,是否起到政治合法性基础的作用,并不是由公共领域自身决定的,而是由现代社会的整个系统的危机造成的。
　　
　　2.对民主合法化危机的揭示
　　在《合法化危机》等著作中,哈贝马斯重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并进一步深入阐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国家的干预职能的增强,经济危机虽然没有被消除,却已经转变为一种比较缓和的危机形式,这样,“国家干预”成为晚期资本主义获取“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但是,也正是由于国家的干预职能的增强,引发了政治系统的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使得社会危机从经济系统转移到了国家权力系统。合理性危机是政治系统的输出危机,表现为行政机关不能制订出合理的政策,国家机器对经济活动的失控,无法驾驭经济系统,从而使金钱逐渐失去社会整合的功能。与合理性危机相应,合法性危机就是政治系统的输入危机,它是指政治系统不能获得群众的支持和忠诚。一旦这样,政治权力也会失去社会整合的功能。因而,在哈贝马斯看来,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即由于政治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政治权力就失去了社会公众源自生活世界的意义认同,而获得的或者维持的是公众消极的形式上的不抵抗或附和。
　　晚期资本主义通过代议制这种民主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在哈贝马斯看来,它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掩盖和加深了问题。它一方面吸纳公民的忠诚,从而确立起形式民主体制和程序;另一方面却排除公民真正地参与政治的意志形成过程,以使行政决策的大部分不为公民特定意图所左右,于是形成了这样一幅图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为形式民主的制度和程序创造了应用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公民在一种客观的政治社会中享有的是消极公民的地位,只有不予喝彩的权力。”在这种情形下,对合法性需求的满足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的:其一是用颇具说服力的精英民主论和技术统治论为公共领域的去政治化提供理论论证;其二则是针对公民的政治冷淡和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标的期望,实施一种福利国家的替代纲领,也就是通过行政或经济手段自上而下地输送生活的意义。这种输送其实是一种强加或者诱导,实质上是系统(政治系统或经济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这种自上而下的合法化利用了市民追求暂时的实用价值的心理,维持的不过是表面的暂时的稳定。但是,哈贝马斯指出,生活的意义是一种稀有资源,不可能用行政手段制造出来,而只能依靠生活世界的主体自身的行动来创造。形式民主所减少的合法性固然可以用系统能够承受的报偿加以弥补,但当这种报偿不能满足公众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标的期望时,由于系统侵入生活世界导致的“意义”匮乏,合法性就会陷入全面的困境。

　可见,在哈贝马斯那里,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生活的危机,也是一种意义创造的危机。它不仅表现在科学技术对生活实践的排挤,使民主政治的公共权力受科学技术之“意识形态”的驱使,而且使人们丧失了生活世界的领地,使生活意志取决于工具一技术理性的奴役,使生活本身变成权力和货币的注脚。福柯对现代专制的批判
　　当问及“能把我们的社会看作民主社会吗?”的 问题时,福柯的回答铿锵有力:“不,我们的社会绝不是民主社会。”在福柯的思想中,一直存在着民主与专制的张力,可以说民主在其著作中具有重要地位。他所谓的专制不只是一种政治制度,因为他发现,在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充斥着专制的话语和权力,而其根源在于现代形而上学——主体哲学的泛滥。而他所谓的民主则是各个领域的社会生活从专制的权力和话语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多元个体独特意义的社会行动及其价值。
　　
　　1.福柯对民主合法性危机的批判
　　与很多思想家一样,福柯也意识到现代社会所谓的民主政治陷入到合法性危机当中。他指出:这种危机表现为民主政治以知识和权力的总体化来奴役社会生活中的个人,奴役的过程表现为“将人变成主体”的生产过程,“区分”、“规训”和“主体化”则是实现这种“生产”的三种方式。
　　通过对现代社会中受到排斥的边缘化领域的研究,福柯揭示出现代社会的知识一权力制度按照所谓主体的标准将人区分为“正常人”和“非正常人”,而这种区分的开始也就是奴役的开始。在《疯癫与文明》等著作中,通过对“疯癫”、“犯罪”、“手淫”等现象的考察,福柯揭示了它们从一种自在的生活演变成一种“疾病”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正是理性对非理性的奴役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根据理性的标准将疯人、罪犯和手淫者从主体当中分离出来,将之视为“不正常的人”。这种区分并不是自然现象,而是知识一权力机制作用于原初社会生活的结果,其实质是控制和奴役。
　　区分的目的是找出需要被改造的人,而改造是通过规训与惩罚来进行的。在《规训与惩罚》中,通过对监狱的考察,福柯揭示出现代社会就是“规训的社会”。所谓规训,就是用知识、技术手段按照所谓正常人的标准对人的行为和肉体进行改造。这个改造的实质是统治权力的实施,以训练出符合标准的人,这个标准就是服从权力的统治。福柯写道:“规训权力的主要功能是‘训练’,而不是挑选和征用,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更好地挑选和征用而训练。”也就是说,规训的实质是一种为了使用而改造人的行为和肉体的技术,其目标在于使人成为驯顺的人。规训主要通过三种手段来实现: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两者在检查中的结合。通过各个层级的监视,现代社会受到全面的监控;通过各种规范化的裁决,现代社会充满各种处罚措施;通过各种检查,将监视与处罚结合起来,使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处在规训当中。每个人(包括规训者本身)都深陷于这种裹挟一切的洪流当中,成为它的一部分,增添它的力量,从而被控制、教育、治疗和改造。这所有的一切构成了现代人生活的实际处境。
　　规训并没有实现现代人的自我生产,而是现代人接受他者生产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通过主体化的自我意识的形成,现代人才最终完成了“将人变成主体”的过程,将奴役从对他者的奴役扩及对自我的奴役,从而完成了知识一权力的统治。在《性经验史》中,福柯考察了个体自我意识组织的历史演变过程,从而揭示了现代自我意识组织即主体化的真相,那就是主体化,即以自我塑造的面貌出现,使现代个体把主体化理解成“自我教育”,自觉自愿地按照主体标准改造自己,成为现代政治统治所要求的标准现代人。于是,现代个体被知识一权力彻底奴役却浑然不知,甚至乐此不疲。
　　可见,在福柯看来,现代政治标榜的民主制度的实质是专制,这样的民主是没有合法性的。真正的民主是不受区分、不受规训、非主体化的本真的社会生活,是使一切生活意义得以生成和彰显的民主。
　　
　　2.无处不在的权力和话语
　　福柯对现代民主政治的批判并没有停止在表象层面,而是通过对“权力”和“话语”的追问进一步揭示了其根源。他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是权力,或者,说得更明确些,权力是如何实施的;当某人对另一个人实施权力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在他看来,权力往往通过某种话语表现出来。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为话语所标记的世界中,这种话语就是谈论、交谈、言说。与哈贝马斯一致的是,福柯也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语法结构或词汇句法的整合,语言是一种生活,就是通过言语来展现生活的意义,而话语则是语言的形式。而与哈贝马斯不同的是,话语不可能在理想的言谈情境中进行,话语无时无刻不充斥着权力的实施,总是一方压制另一方。对于近代以来理性的崛起和非理性衰落这一过程的考察,福柯发现,理性的话语处于绝对宰制的地位,而理性他者却处于失语的状态,由此造成现代社会的专制。
　　福柯对理性专制的批判具有浓重的悲剧意味。他承认权力、真理、知识和理性的实际在场,并且认识到,建立在理性和真理基础之上的制度和权力具有顽固性。他无法从内部来“爆破”它,而只能从外面来“振动”或“撼动”它。因此,他直接攻击的不是理性、真理、制度、权力和霸权本身,而是采取了迂回的策略,揭示被他们排斥了的生活样式及其意义。他重点关注的是人们过去长期忽视的一些领域,比如精神病院、监狱、学校、军营、性等等。在所有这些“现代社会的毛细血管和缝隙”当中,福柯都窥探到了“权力无孔不入”的证据。因此,他对现代性采取了一种“颠覆性策略”,这一点相似于德里达,但他采取的方法不是语言分析或话语解构,而是细微的历史考查,即“谱系学”的研究视角。谱系学“指知识的造反。造反不是反对科学的内容、方法和概念,而是首先反对集中权力的作用,这个集中权力与在类似我们这样的社会中组织起来的科学话语的制度和功能紧密联系”。这里所说的“知识”是经过现代理性过滤了的、经过现代科学证实了的、经过现代制度规范了的、经过现代媒体大众化了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其实是一种权力。它并不是普遍的,而是排他的,而被排斥的是非理性的、未证实的、制度外的、边缘的生活样式及其意义。通过谱系学的考察,福柯发现,由于理性、真理、知识、国家等等的高度一体化和对权力的滥用,个体的“非理性”和“消极自由”维度处于一种完全被压制和被侵占的状态。因而,对知识的造反、对科学话语的抗争其实就是为边缘自由生活的呐喊,为那些被排挤在科学话语之外的生活争取话语的权力,为制度和功能体系所禁锢的生活解开枷锁,为被扭曲的、正在实施“矫正治疗”的生活价值正名。

实际上,福柯对理性专制的批判是为作为体制内的主导者之他者争取合法权力,因为在他看来,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处于边缘的、被排挤的、被压制的他者话语。所以,他对整个现代性和人类科学都持一种批判和否定态度,把“他者的事业”和现代性置于势不两立的对立之中。这使他的学术从根本上站在启蒙以来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对立面上,几乎从来没有给予现代政治民主以肯定性的评价。正如罗蒂所言:“在福柯的著作中,有一大部分——我认为是最有价值的部分——就在显示自由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教养方式,如何把古老的前现代社会所无法想象的种种束缚,强加在其成员身上”,从而“揭发民 主社会的种种弊端,指出民主社会扼杀自我创造和个人规划的空间的种种方式”。可以说,福柯终生所致的目标就是,为个体的独立性、创造性、自主性和隐秘性找到存在的理由。
　　
　　3.对主体哲学的批判
　　福柯对权力及其专制的批判实质是对主体的批判。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研究的总题目不是权力,而是主体。”“主体这个词有两种意义:控制和依赖使之隶属于他人;良知或自我认识使之束缚于自身的个性。两种意义都表明了一种使之隶属、从属的权力形式。”也就是说,这种主体并非指单个的行动主体,而是被对象化的、被赋予了无穷力量的抽象的人,作为主体的人总是处于控制与依赖的专制之中。
　　福柯对主体的批判并非是对具体的行动主体的批判,而是对迷信主体力量的主体哲学的批判。这种主体哲学的典型特征是主客体二元分立的对象化思维方式,它主张作为主体的人凭借理性能力具有绝对的控制客体的权力。这种权力体现在知识与规范当中。
　　福柯认为,对知识的掌握表现为主体对客体的科学认识和对权力的技术实施。也就是说,知识与权力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其结果就是形成了认识的真理制度。这种真理制度作为权力实施的依据对主体和客体都同样起着统治的作用。“真理以科学话语的形式和生产该话语的制度为中心;它受到经济和政治的不断激励(经济生产和政治权力对真理的需求);它以各种形式成为广泛传播和消费的对象(它流通于社会肌体中相对广泛的教育或新闻机构);它是在某些巨大的政治或经济机器(大学、军队、新闻媒体)的非排他的、但居于主导地位的监督之下生产和传输的;最后,它是整个政治斗争和社会冲突(意识形态斗争)的赌注。”也就是说,通过认识及其结果以及对真理的认识和实施,主体哲学将整个社会置于一种普遍的制度化的、程序化的、排他的统治机器之中,使人从统治机器的制造者变成被统治的奴隶和响应一般程序的机器。这是真理的胜利,但同时也是真正主体即人的死亡。
　　主体哲学不仅主张真理的普遍适用,而且主张规范的普遍实施,即普遍道德。主体哲学主张社会应当按照统一规范来行动,遵守规范成为个体行动的首要要求,否则就被视为“非正常人”。非正常人需要通过各种规训组织和手段来获得遵守规范的能力,这样疯人院、监狱等机构就产生了。福柯认为,规范的这种运用实质上不过是主体哲学所要求的生产主体和客体的一种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它变成了对人的奴役。
　　于是,福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虚伪的社会,现代民主也是一种虚假的民主。因而,在他那里,民主具有现实虚假的民主与理想的真实民主的双重含义,对现实虚假民主的批判的另一面正是对真实民主的期盼。这种期盼在福柯那里并不是理论的建构或遥想,而是亲身的践行,他用自身的“疯狂”的行动——同性恋——对现代社会中专制的权力进行了讽刺和对抗,对隐藏在权力背后或阴暗角落的民主价值进行了揭示和张扬。
　　
　　三、守护民主的社会生活
　　
　　根据上文所述,哈贝马斯与福柯都对现代社会中的民主合法性进行了批判,在这一点上,福柯显然与哈贝马斯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即都对现代社会中的专制,尤其是系统专制进行了激烈批判,只是前者采用的是谱系学的外在批判的视角,而后者则采用的是合法化的内在批判的视角。但是,他们对虚假民主的揭示并不表明他们否定民主的政治价值,更不意味着任凭专制的横行,而是以积极的态度来反抗专制,为现代民主开药方,为个体解放找出路。也正因此,哈贝马斯才被誉为“民主的斗士”,而福柯则被称为“一位信奉尼采哲学的民主主义者”。
　　在哈贝马斯那里,民主不仅仅是宪政国家的信念,而且是公民作为个体自主生活的解放历程。这种对待民主的立场使他极其注重解放,将之看做“一种非常特殊的自我经验方式,因为其中的自主化过程与独立性的获得相互交织在一起”,而这种解放首先就是让自我的生活现身。民主在个体当中激励而起的解放兴趣,使公民在自我认识和展现中体验自由。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虽然自我是作为绝对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存在于自我意识当中,但是仅仅依靠自我的力量,并不能保持和实现自我,而是需要与他人的交往,因为自我具有一个主体间性的内核。个体的日常生活是由主体间相互理解的诸种交往实践构成的。一个人越是通过与他者交往来认识自我,反思自我,塑造自我,他就越是自由。因此,任何一种制度、权力、话语或意识形态,若压制、扭曲或操纵了个体与他者之间的交往,就操纵了个人的自主生活,都与民主本身的解放兴趣相违背。而现代社会正是通过操纵公共领域中公众的自主交往来达到专制的目的。与此相应,要使现代民主名副其实,那就需要还公共领域一个自由之身。
　　福柯认为,自由民主政体仍然是一种前景良好的社会实验,并且把自己看做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为实现人类自由而奋斗的一个公民。因此,他提出的问题是:真正的民主生活在现代社会中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有人说福柯是理想的天敌。的确,作为尼采式的民主主义者,福柯所瞩目的不是等在远处的理想,而是展现在眼前的被压制的、被扭曲的社会生活本身。虽然如此,在面对“政治中有真理存在吗?”这一问题时,福柯回答道:“我坚信真理的存在,以至不得不假设有多种多样的真理,和对真理不同的表述形式。”这里所谓的“真理”其实就是对民主的社会生活的表达或使之自由现身的理论。民主的社会生活是多种多样的,不应当有主次优劣,更不应当有操纵甚至毁灭。离开了民主的社会生活,真理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内容而成为了空谈。我们不能指望先知或统治者来告诉我们真理。但是,正如福柯所说:“我们可以向统治者要求某些真理,针对他们的终极目标,他们策略的一般性选择,还有他们计划的特定环节:这就是被统治者的‘par-rhesia’(自由言说),他们能够而且必须以知识的名义,根据自己的经验,以市民的身份,对统治他们的人提出质询,要求统治者解释所采取的行动和决定的意义”。在他看来,自由言说具有如下的涵义:“parrhesia是这样一种口头行动:说话人通过坦率而拥有一种和真实的特殊关系;通过危险而拥有与自己生活的某种关系;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而拥有与自己或他人的某种类型的关系;通过自由和责任拥有一种和道德律的特殊关系。更精确地说,parrhesia是一种说话人在其中表达他与真实之间的个人关系的口头行动,他为此豁出生命是因为他意识到为了改进或帮助他人(自己也是一样)去说真话是种责任。在parrhesia中,说话人行使自由并选择坦率,而不是规劝:他选择真实,而不是谎言或沉默;选择冒死而不是安全;批判而不是谄媚;道德责任而不是个人利益和道德漠视”。

这样的自由言说实质上就是一种争取民主社会生活的话语,一种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实践话语。然而,作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福柯并不那么轻易地相信自由言说的实际作 用,而是以历史考察的方法借色诺芬、柏拉图等古希腊哲人之口向它提出了诸多的质疑,特别是提出了在民主制度中自由言说是否可能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谁有资格说出真理(即民主制度中的自由言说有无区分或排斥,是否允许所有的相关者都自由言说)?如何保证这种言说不变成权力的实施方式?言说与理解是否可能(即在民主制度中,每个公民都有权表达出他的生活需求和对权力的看法。这样如何在个体化的表达中达成普遍的一致)?
　　从哈贝马斯与福柯对现代民主所提出的要求可以看出,现代民主是可能的,而可能的路径就是自由自主的话语批判。而哈贝马斯所论及的公共领域的实践话语则为个体间多样化的、差异性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展现的舞台,而且为对公共权力的批判提供了场所。然而,这种实践话语回答了福柯的如上问题,可以成为守护社会生活通往民主社会的可能途径。
　　首先,公共领域是边缘化的、被压制和被操纵的社会生活合法化的渠道。也就是说,公共领域是开放的,不具有排斥性。社会生活本身是无声的、自然而然的,每每我们说它、注视它或反思它时,它就逃逸了,因此作为说者、注视者和反思者的我们,始终与生活本身保持了距离,但是同时我们还在生活着。正是生活的这种无声和自然,使得某些生活方式被合法化,某些生活方式被边缘化,某些生活方式被非法化。而公共领域是人们反思、批判自身生活和公共权力的舞台,是连接国家权力和社会生活的中间地带,是多元的生活世界的发声器,从而可以为边缘化的和被压制的生活提供合法化的话语空间。这种话语不是权力话语,不具有强制性,它是通过公众以理解为取向的交往行动形成的交往网络,从根本上说是反对强制的。
　　其次,具有批判精神的公共领域始终与国家公共权力和社会权力保持张力,随时警惕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压制和操纵。公共领域是以批判性为其精髓的。其批判性本身蕴藏着社会生活的解放兴趣。批判具有反思、理解、扬弃、辩护、澄清等涵义。公共领域的批判一方面指公众对自身社会生活的自省、交流和理解;另一方面指对涉及自身社会生活的公共权力的理解、监督和反抗。人们以批判为目的,形成公认的可以作为实践话语的理性尺度,和真诚坦率的交往氛围,由此对公共事务做出独立于公共权力领域之外的理性判断。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社会批判针对的不仅是生产关系和造成客观上可以避免的灾难的社会动力,也包括社会存在形式自由当中蕴藏着的潜能,诸如,人类日常交往中的和解行为、相互承认基础上不可动摇的主体间性、自律和尊严,以及不可避免的共同生活中那稍纵即逝的幸福瞬间。我认为,社会批判启蒙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明确这一点,并且要反对一种功能宿命论。”作为生活主体的广大公众正是社会批判的主体,他们对公共权力的批判不是针对远离生活尘嚣的美丽幻境,而就是针对这些现存的公共社会生活本身的。
　　最后,公共领域要求宽容的精神。作为多元而自主的公众的话语场所,公共领域内在地要求他者的存在,多元主体结构和宽容是公共领域的内在要求,没有宽容精神的公共领域必然沦为专制的舞台。公共领域不是康德式独白的公共空间,公众正是在与他者的交往中确认自身,确认他者,确认共同的生活世界的。公共领域的话语是一种理解的话语,而不是一种宰制的话语,决不容忍占主导地位的制度或权力对他者的压制、操纵和扭曲,甚至公共领域本身就是反对统治的。在哈贝马斯看来,不仅宗教世界观需要对异己教徒或非教徒的宽容,而且在当今多元社会中,不同的世俗化世界观也需要宽容,甚至在具有强烈同一性特征的语言和文化生活方式中,仍然需要呼吁宽容精神。宽容蕴含着共同的生活背景,但它指向的是生活的差异,因此它与强制、排斥和同化都是相对立的。
　　总的说来,哈贝马斯与福柯在如下这个根本点上是一致的:民主要求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其重心不在于国家,而在于社会,民主就是保卫社会;保卫社会就要守护生活世界的意义,反对系统对生活世界的统治。当然,在福柯看来,权力无处不在,即使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中也同样充斥着权力的压制,公共领域不过是一种理想而已。然而,不管福柯是否承认,作为一种话语机制,公共领域始终是被边缘化、被压制、被扭曲的社会生活向各种专制挑战的阵地和获取承认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