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了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异化消费、作为生存方式的异化消费和作为生态危机根源的异化消费,指出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危害在于消解了人们的批判否定能力和政治意识,造成了非生产性的病态人格和生态危机。与应用伦理学把消费伦理主要看做一种经济伦理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伦理价值观主要是从哲学本体论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视角,强调破除消费主义价值观对于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重要性。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消费主义价值观;消费伦理价值观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流派中,法兰克福学派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消费问题的研究最为集中,它们分析了异化消费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本质,指认消费主义价值观既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和资本追逐利润的工具,同时又造成了人和社会、人和自身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强调破除消费主义价值观和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内在联系,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消费伦理价值观。本文旨在系统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伦理价值观及其基本特点。
　　法兰克福学派较早对消费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主要从“作为总体统治工具的虚假需求”、“作为消费主义价值观传播载体的文化工业”和“作为生存方式的异化消费”三个维度对当代西方社会的异化消费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展开了批判。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提出了“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两个概念,并且认为以“虚假需求”为基础的异化消费具有政治意识形态和服务于资本追逐利润的双重职能。所谓“真实需求”在马尔库塞那里,主要是指人基于人的生存需要的物质需求和对自由、解放追求的精神需求,其内容虽然也具有历史性特点,但它在本质上并非是由外部世界强加给人的需求。WwW.11665.com所谓“虚假需求”是指“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这些需求使艰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假的需求”。在马尔库塞看来,“虚假需求”是由资本故意制造出来的,其内容是社会强加给个人的,虚假需求的内容和发展方向人们不能自己决定,它是由资本所预先决定和操纵的,它意味着当代西方社会已经实现了对人们从外部政治统治到控制人的内心世界的总体统治。那么,为什么资本要在全社会故意制造“虚假需求”呢?马尔库塞主要从资本追求利润和政治统治的需要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从资本追求利润的角度看,马尔库塞把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看做是以技术理性为基础,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是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需要的,资本为了使其再生产不断维系下去,必然要在全社会故意制造“虚假需求”,这就决定了“虚假需求”的内容和方向是由资本追求利润的方向所决定的。从资本维系其政治统治的需要看,资本通过制造“虚假需求”,引导人们沉溺于追求商品消费中,从而起到了消解人们的否定意识、政治意识和革命意识的意识形态职能。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通过消除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在消费上的区别,来宣扬阶级差别的消失和阶级平等,从而同化无产阶级。其二是资本利用它所控制的大众新闻媒体,根据资本追逐利润的需要,不断制造服从于资本利益需要的虚假需求,控制和支配着人的需要的内容和方向,牵引着人们把关注点和兴奋点转向消费领域,使人们沉溺于商品消费中,这意味着人的内心世界和私人领域被侵入和支配,导致了人的自主意识和批判否定能力的丧失和政治意识淡化和弱化,代西方社会进入到对人实行全面管理和人的总体异化的时代。
　　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不仅肯定和赞同马尔库塞的上述观点,而且通过提出“文化工业”理论,进一步分析消费主义价值观是何以流行的。
　　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是当代西方社会出现的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通过大规模生产和复制文化产品的工业体系,其文化产品具有标准化、同一化和大众化的特点,他们反对仅仅从技术的角度理解文化工业及其文化产品,强调文化工业所制造的文化产品不过是一种以谋取利润为目的的特殊商品,它既具有意识形态职能,同时又是传播消费主义价值观的载体。
　　从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职能看,由于文化工业所制造的文化产品是一种建立在利润计算基础上的特殊商品,它并不关心它所制造的文化产品是否有利于人的价值的实现和人的全面发展,它所关心是能否顺利地实现市场交换而获得利润。文化工业这种以赢利为目的的特点决定了文化产品必然要通过控制人的消费需求而与人之间形成一种异化关系。同时,文化工业所制造的文化产品使人们的消费追求呈现出模式化、同一化和伪个性化的趋势,并沉溺于感官享受中去忘却思想和反抗,这是由文化工业的流水线作业、大规模复制和大批量生产的生产方式以及文化产品的标准化、模式化和齐一化的特征所决定的。这必然导致人们在消费活动中被降低成了思想和情感已经消退的被动接受者,消费活动呈现出“模式化和一律化”的特点,人们被引导到感官享受中去忘掉痛苦和忧伤,起到了消解人的批判否定意识的意识形态功能,只能沉溺于感官消费中逃避现实和体验虚假的自由。从文化工业传播消费主义价值观的职能看,广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文化工业从服从于资本追求利润这一目的出发,把文化和广告混同起来,并以广告为中介,以文化产品为载体对消费者进行欺骗。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如果它不进行广告宣传,它就会丧失自己的声誉,并破坏企业和消费者形成的稳定联系。对于消费者而言,广告一方面使人们了解商品的性质以便于选择,另一方面它旨在建立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稳定联系,实际上影响和控制着人们对商品的需要和选择。正因为广告这种巨大的魔力,在当代西方社会,广告和文化工业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得以融合起来,其目的在于获得利润。广告的这种极权主义性质,意味着文化工业使“个人生活转变为闲暇,闲暇转变为连最细微的细节也受到了管理的常规程序,转变为棒球和电影、畅销书和收音机所带来的快感,这一切导致了内心生活的消失”。因此,在广告和文化工业所制造的文化产品的支配下,人的消费需要和消费取向都是处于被支配和被控制的状态,这实际上意味着消费的异化和人生存的全面异化。

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为自己的人》以及《占有还是生存》等著作中,进一步揭示了当代西方人的异化消费和流行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的特点,以及由此造成的人们的病态人格。弗洛姆赞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的观点,但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真正揭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中介和内在机制问题。由此他把弗洛伊德的“性格理论”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提出了“社会性格理论”。在他看来,社会性格是社会结构中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主要是社会经济因素和社会意识形态因素相 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经济因素在社会性格形成的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性格的社会功能“在于促成社会成员的活动能力,使他们对社会行为的模式不再有自觉的意识,从而使他们盲目地跟在别人的后面,并在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中得到满足。换言之,社会性格的作用在于造就和疏导人们的社会能量,以便使社会能够生存下去”。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市场交换原则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其机器大工业是建立在高生产和高消费的原则上,19世纪盛行的以“节约和囤积”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性格已不再适用,而代之以“占有”为主要特征的市场取向的社会性格,并形成了一种占有的生存方式。弗洛姆认为,这种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是从私有财产关系中派生出来的。“在这一生存方式中,唯一有理的就是把物据为已有和可以将获得的东西保存下去的无限权利。其核心是把人自身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归结为一种据为己有和占有的关系。
　　对于当代西方社会为什么流行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弗洛姆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一,由于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高度竞争和市场交换原则的盛行,造成了现代人安全感的消失和惧怕自由,人们在社会日益总体化的发展趋势下,感到孤独、恐惧和压抑以及依附性和破坏性的社会性格,形成了通过占有的生存方式以消磨时间。第二,18世纪以来的工业文明不仅出现了把经济行为和伦理学分离开来的趋势,人们认为凡是对经济系统的增长有益的事就会促进所有人的福利,而且出现了自我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认为人就应该通过占有来享受工业文明的福利。第三,人们把自然看做是满足人自身需要的工具,从而形成了蔑视自然和滥用自然的破坏性行为。弗洛姆指出,这种占有的生存方式是依赖高生产和高消费来实现的。“在高消费的诱惑下,每个人不顾自己的支付能力而尽可能消费。人们对高消费的需要,受广告以及其它心理劝诱手段的强烈刺激。”由于这种消费活动既脱离了人的真实需要,同时又是受广告所支配的,因此它在本质上是人的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异化消费的驱使下,人们一方面产生了对物欲的无止境追求,另一方面人们把快乐寄托于占有商品和消费活动中,这实际上是反映了现代人的孤独感和无力感,以及人的内在的生命创造力的缺失。弗洛姆的上述思想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正是从分析当代西方人的异化消费人手,揭示了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社会后果和生态后果,并对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展开批判,由此寻找克服生态危机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可能途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形式已经从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领域,从经济危机转向了生态危机,并且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消费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一方面起到了支撑资本主义日益扩大的生产体系的功能,另一方面强化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利润动机为基础的,这种利润动机形成了体现为以“计算和核算”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性,由此必然导致价值观的变化。具体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们的生产和劳动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和家庭的需要,这种对物品使用价值的追求使得人们信奉“够了就行”和“知足常乐”的价值观。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后,生产和劳动不再是为了追求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追求物品的交往价值以获取利润,这导致了人们从“够了就行”向“越来越好”的价值观转变,以利润和效率作为评价一切事物的标准的效率原则开始盛行,拥有财富和消费物品的多少成为判断人是否幸福和成功的标志,人们消费的已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对商品的符号性消费,即把消费看做是幸福本身。可以说,消费主义价值观和资本具有内在的联系。
　　对于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为什么在当代西方社会得以流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一,从当代资本主义维系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的需要这一视角看,他们认为,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干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以避免由于市场失灵所导致的经济危机,这虽然使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稳定的发展,但由此却带来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危机,因此,资产阶级就通过向人们许诺生产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商品,并鼓励人们到商品消费中去追求幸福和自由,以此赢得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忠诚,维系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第二,从资本追逐利润的需要这一角度看,资本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使它必然要不断追求技术革新、扩张生产体系以及开拓世界市场,生产体系的扩张在客观上需要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需求,资本由此利用广告等大众媒体在全社会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以支撑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不断扩张。第三,从人们逃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异化劳动这一角度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是建立在大规模技术的基础上,由此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决策和管理过程的高度集中和集权化,从而消解了工人在生产决策和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人们的劳动必须屈从资本主义机器生产体系,而感受不到劳动创造的欢欣,工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成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异化劳动,人们在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因此异化消费的本质是“人们为了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异化消费同时又是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流行相互促进的,在他们看来,所谓消费主义价值观就是“通过忽略个人的自我实现的所有其他可能性(例如参与到创造性和令人满足的工作环境中),鼓励它的市民越来越以消费活动为唯一导向获得需要的满足。”他们由此从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同自身本质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三个方面分析了消费主义价值观盛行的后果,并由此对消费主义价值观展开批判。

　第一,从人和社会的关系看,消费主义价值观盛行造成了人对社会的依附和社会对人的总体控制日益加强。由于消费主义价值观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扩张是相互支撑的,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功能在于不断刺激人们新的消费需要的产生以及由此带来的兴奋感,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则通过扩张给人们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商品。但是问题在于,由于当代西方社会的商品是由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提供的,对于这些商品的特性人们并不能仅凭感觉就可以把握,当然也无法判断商品和人的真实需要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事实上,当代西方人对商品的选择并不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市场和广告暗示的结果,“消费者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熟悉商品的有关信息和对当下所相信的进行随意选择的过程”。也就是说,当代西方人的消费选择并不是一个自主的选择过程,而是处于被控制的状态,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就是通过控制人的消费需求来控制人的内心世界,实现对人的总体统治。
　　第二,从人同自身本质的异化这一视角看,消费 主义价值观的盛行造成了人的自我异化。人的这种自我既体现在消费活动对人造成了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伤害,而且造成了消费活动与人的消费目的之间的分离,从而形成了“劳动一闲暇二元论”的异化生存方式,这主要体现于3个方面:其一,由于现代社会的商品主要是由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所生产出的化合物,它们中大部分对于人类和环境的潜在威胁,在被投放市场之前处于一种未知状态,因此对这些商品的消费包含着对人身体的潜在损害。其二,由于人的消费需求处于被控制的状态,个人的人格实际上处于不断为市场诸多商品信息重新定型的状态,这意味着人们难以形成一种整体性人格。同时,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把人的兴奋点引向对物质商品的消费,贬低所有不依赖于物质消费的其他欲望,从而导致人的休闲时间中生活质量的下降。其三,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使人们无法区分客观的真实需要和被社会所牵引的主观欲望的区别,并且沉醉于异化消费中体验自由和幸福,这不仅意味着人的消费活动是一个被社会事先规划好的过程,而且也意味着作为满足人的需要和获得幸福的手段的消费异化为目的本身,其结果造成了人们不是把自由和幸福寄托于创造性的劳动中,而是寄托于闲暇时间的消费活动中的“劳动一闲暇二元论”,异化消费的盛行导致了人的总体异化。
　　第三,从人和自然的关系看,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盛行进一步强化了业已存在的生态危机,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其一,由于消费主义价值观把对商品的占有和消费看做是判断人们是否成功和幸福的标志,从而导致了物欲至上的价值取向,它与资本相结合进一步强化了人对自然的支配和占有关系,自然由此被看做是满足人们无止境的欲望的工具,这种对待自然的功利主义态度和“植根于人类的社会本质之中的不满足的欲望,意味着征服自然也没有一定的目标,也没有内在的终点”。这种不顾及自然承受限度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必然带来生态危机。其二,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及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必然要求人们追求过度消费,使得“缺乏”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的突出问题。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缺乏”并不仅仅指人类需要同自然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更多地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为了实现资本追求利润而人为地制造出的一种状态,它是资本自身所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也意味着为了克服这种人为的“缺乏”状态,就必须不断扩张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其最终结果就是生态危机。其三,资本主义社会的高生产、高消费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生产废品和生活垃圾,由于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始终是资本主义社会关注的中心问题,因而对废品的有效管理往往难以实现。不仅如此,资本为了谋取利润,往往把对环境具有较大破坏的企业转移到缺乏严格环境管理的发展

　本·阿格尔则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论述了破除消费主义价值观和异化消费的具体途径:第一,“期望破灭的辩证法”与对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反思。由于消费主义价值观和异化消费是把对物质商品的占有和消费看做是人实现满足的惟一方式,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正是依靠向人们许诺提供源源不断的商品来维系的,进而使人们对商品的不断增长和消费形成一种习惯性期待。但是,生态系统有限性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扩大之间的矛盾引发的生态危机,使人们的这种习惯性期待不可能实现,由此促使人们反思消费主义生存方式的合理性,摆脱对受广告操纵的异化消费的依赖,从而为实现社会变革提供动力。第二,破除“劳动一闲暇二元论”,重新理顺需要、商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通过树立建立在人的真实需求基础上的新的消费价值观,使人们“从创造性的、非异化的劳动而不是以广告为媒介的商品的无止境的消费中获得满足”。第三,通过工人阶级直接参与生产的决策过程和管理过程,使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管理体系民主化,激发工人在生产和管理过程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克服异化劳动,使工人到创造性的劳动而不是在消费活动中去体现自由和幸福,从而克服异化消费。本·阿格尔强调,理顺需要、商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克服消费主义价值观和异化消费,对于能否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解决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状态以及人的异化生存状态至关重要,因为“社会变革的动力就植根于人的需求与商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而这种过程是由有限的生态系 统确定的”。也就是说,生态危机在客观上要求破除消费主义价值观和异化消费,而这与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同一历史过程。
　　弗洛姆是从培育人的健全人格这一视角论述破除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意义的。在他看来,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存方式的危害在于形成了一种市场取向的非生产性性格,这种市场取向的非生产性性格不是把人的价值实现建立在人的创造性力量的发挥上,而是建立在能否顺利实现自身的市场交换以及占有和消费商品上,进而形成一种重占有的异化生存方式。这种重占有的异化生存方式的问题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人的自我价值确证出现了偏差,进而造成了个人人格的扭曲。这是因为,这种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把人的自我价值归结为能否实现市场交换和占有商品的多少,而不是建立在自身生产胜力量的发挥上,这实际上是把个人的价值实现寄托于他人的认同上,由此形成了一种放弃自我委身于社会和他人,为社会和他人而生活的不健全的病态人格。其二是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造成了人类把自然仅仅看做是满足自身物欲的工具,进而掠夺性地对待自然,最终形成了生态危机。“我们奴役自然,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来改造自然,结果是自然界越来越多地遭到破坏。想要征服自然界的欲望和我们对它的敌视态度使我们变得盲目起来,我们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然界的财富是有限的,终有枯竭的一天,人对自然界的这种掠夺欲望将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因此,弗洛姆强调破除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对于形成人的健全人格,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
　　弗洛姆具体从如下三个方面论述了如何破除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第一,由于弗洛姆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对于人的价值观和社会性格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这就意味着必须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建立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其特征就是在生产和管理领域变革资本主义的官僚体制,代之以民主的管理体制,确立劳动者主人地位。在消费领域既保障人们的基本需要,同时又必须克服那种由广告所激发和引导与人的真实需求无关的异化消费。在人际关系领域则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社会。通过上述变革,形成一个有利于人的生产性潜能发挥的社会环境,避免人们沉溺于异化的消费活动中去寻找幸福和自由。第二,应当在伦理价值观上实现转换,正确认识“自身利益”和“自私”的关系,做一个“为自己的人”。弗洛姆认为,当代人在伦理价值观上的问题在于把“爱己”看做是“自私”,把“爱己”与“爱人”对立起来,这导致了人们放弃对自身真实利益的追求,从而按照社会所倡导的消费主义生存方式而生活。弗洛姆指出,“爱己”和“爱人”并非是矛盾的,因为所谓“爱人”是尊重和爱护人之为人的独特性和生产性,“爱人”内在地包含了“爱已”,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也不可能真正做到爱人。弗洛姆这里实际上是要求人们摆脱当代西方社会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按照人之为人的特性而生活,做一个真正为自己的人。第三,应当进行以“爱的教育”为核心的文化心理变革,实现从重占有到重生存的生存方式转换。弗洛姆之所以重视“爱的教育”在健全人格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其原因在于他认为“爱的教育”有利于培育生产性的社会性格,而他反对把“爱”理解为相互占有和索取,他强调“爱”的本质在于相互尊重对方的个性,在于给予而不在于索取,在于在给予中体验生命的力量和培育对生命的信心。
　　莱斯、高兹和福斯特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消费主义价值观起到了强化生态危机的作用,因此,他们破除消费主义价值观对于解决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他们看来,资本与消费主义价值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既体现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确立之时,它必然要把前资本主义时代“够了就行”的消费价值观转换为“越多越好”的价值观,这种转换导致了人们把自由看做是对自然的控制,把科学技术看做是控制自然的工具。这种一致性也体现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高生产和资本基于利润动机的需要客观上要求倡导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其结果是强化了业已存在的生态危机。基于以上认识,他们具体从如下两个方面论述了如何破除消费主义价值观:第一,明确树立人的满足不在消费活动中,而在生产活动中的观念,这就需要区分作为对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和作为对商品符号性消费的不同。在他们看来,消费主义价值观所鼓吹的消费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对商品使用价值的需要,而是被资本所控制的符号性消费,是一种象征人自身成功和幸福的符号性消费,因此,破除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关键就在于应当使人们认识到,“满足的可能性将主要是生产活动的组织功能,而不是我们今天的社会这样主要是消费活动的功能”。第二,改变现代社会所谓的“理想生活方式”,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其核心就是要改变现行的社会政策,利用现代技术运用的积极成果,创造比消费活动更具吸引力的多种满足形式。莱斯指出,现代社会所谓“理想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就是高生产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特点是借助于高度集中和大规模生产,只注重占有和消费商品量的多少,而不注重生活的其他可能的选择与生活环境的多样性,这种生活方式既带来资源的大量耗费和生态问题,也导致人们生活选择的单一性,即仅仅到消费活动中去寻求满足。所谓“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并不是让人回到前技术时代,而是通过社会政策的变革,变革高度集中的生产和管理模式,让人们直接参与生产决策和管理过程中,培育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和责任感,使人们利用现代技术的成就和成果,自由地选择适合于自身的多种生活方式,实现真正的满足和幸福。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一价值立场,从消费主义价值观与政治统治、消费主义价值观与人的生存方式和健全人格的形成、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态危机的关系这三个维度,展开对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批判,从而形成了其系统的消费伦理价值观,其理论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第一,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一价值立场批判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因此他们理论的重点并不是探讨消费伦理的具体内容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而是主要从哲学本体论的视角探讨消费主义价值观同人的存在和本质异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体现为一种伦理价值观。他们根据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关于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本质的论述,明确肯定人的满足和幸福应该到自由自觉的生产活动中,而不是在受操纵和被控制的异化消费中去实现,这一论断是他们批判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哲学理论基础。他们批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颠倒了消费与人的满足和幸福的关系,把人们的兴奋点牵引到消费领域,并根据消费来确定自己的幸福,这实际上是把对商品的占有和消费看做是幸福本身,这既是消费的异化,也是人自身存在和本质的异化,最终导致了当代西方社会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和病态人格。同时消费主义价值观引导人们到物欲中去寻找幸福,以支撑

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不断扩张,形成了对待自然的掠夺性思维方式,强化了业已存在的生态危机。基于以上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破除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主张应当正确处理需要、商品、消费和幸福之间的关系,把消费建立在人的真实需求的基础上,并到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中去寻找自由和幸福,从而克服异化消费和异化的生存方式。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应用伦理学对消费伦理价值观的研究。在应用伦理学那里,消费伦理是在经济伦理的视域内被观照的,是指“建立在对人的正常生活需求与其满足自己生活需求的实际能力之相互配应的关系基础上的理性算计。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对自己收入与生活支出之间最佳效用的合理计算”。这种合理计算所倡导的伦理价值原则就是“适度消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伦理价值观并不是立足于经济伦理的视角,而是立足于哲学本体论的视角,把消费批判和人的自由解放联系起来,因此它内在地包含着人的自由维度。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伦理价值观内在地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体现在他们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的关系、资本主义政治统治与商品和需求之间的辨证运动三个维度展开了对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批判。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看,由于生产和消费本身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对此马克思曾经指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没有生产,因为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这就意味着,要使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扩张成为可能,就必须不断地刺激和产生消费需求。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恰恰就是通过广告等大众媒体制造和刺激服从于资本追求利润的“虚假需求”,把人们引导到消费领域寻求满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高生产又恰恰为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盛行提供了客观基础。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的关系看,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高度集中的生产体制和管理体制,使得生产者无法真正参与到生产决策和管理过程中,从而形成了不得不服从资本主义机器生产体系和日益官僚化的管理体系的异化劳动,生产者在劳动生产过程中不仅体会不到劳动创造的欢欣,而且劳动反倒成为使人感到痛苦而异己于人的活动。为了逃避异化劳动,人们就把自由和幸福的体验寄托于消费活动中,最终导致异化消费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盛行。从资本主义政治统治与商品和需求之间的辨证运动看,为了避免因市场失灵而导致的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虽然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发展,但是却破坏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导致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为了维系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资本通过许诺给人们提供越来越好的商品和社会福利,以保证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忠诚。通过上述三个维度的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盛行,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下具有必然性。从这个角度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伦理价值观又包含着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这种批判的必然理论逻辑是人的自由和幸福的实现有赖于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摈弃,因此它内在地包含着政治批判的维度。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批判,既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的社会新变化,是当代西方的消费社会理论研究的重要思想来源,也对当前正确处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消费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具体说,由于科学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西方社会从注重生产资料的消费获取剩余价值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逐渐转换到高生产、高工资和高消费的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西方社会由此进入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突出特点是生产不再被动地满足社会需求,而是借助新兴的大众媒体,如电视、网络等制造社会时尚,积极地刺激和引导新的社会需求,使资本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人们的消费观念从主要基于生活需要的对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物质性消费转向了对商品的符号性消费,消费活动成为人们建构自身身份和获得自我认同的手段。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批判正反映了西方社会这一转型过程和新变化。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底蕴,以追求西方人的自由和解放为理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因此他们对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当代西方社会统治方式的新变化,从而找寻一条适合西方人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这就使得他们的消费伦理价值观必然包含着政治批判和现代性批判双重向度,从而摆脱了仅仅拘泥于经济伦理的视域谈论消费问题的做法,更多关注的是消费的社会意义问题,这一视角极大地影响了当代西方的消费社会理论研究。无论是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还是凯尔纳的媒体文化理论、英国的文化研究,我们都可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主义文化研究的影响,使得西方的消费社会理论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这显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消费主义价值观批判的巨大理论穿透力。
　　当前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两类不同层次的消费问题。一是经济层面的消费问题,主要体现为高生产和低工资之间的矛盾而导致的消费不足,进而影响生产的问题。对于这一层面的消费问题和本文的主题无直接关联,此处不予以探讨。二是哲学价值观层面的消费主义价值观问题,主要体现为物欲至上的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弥漫,社会生活中人文精神的失落和信仰迷失,部分人把感官享受和对商品的消费成当作实现自我确证的方式。如果任由这种消费主义价值观蔓延,不仅会导致人们对物质商品无止境追求的“贪欲”,以及人们道德生活中的败德现象加剧,致使人们生活质量的下降,影响人们对满足方式多样性的自由选择,而且也必然会强化人们对待自然的工具性思维,加剧人和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更为严重的生态问题,危及我国现代化发展和人们生存的根基。因此,树立人自身身心和谐发展、人和社会和谐发展、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消费价值观,引导人们合理的消费,避免在异化消费中迷失自我就显得尤其重要。破除消费主义价值观,形成人的健全人格,创造适合于人们以多种方式获得满足的社会环境,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价值观给我们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