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柯勒律治　基替教　宗教自由主义　圣经评注
　　论文摘要:柯勒律治是一位宗教思想家，他信奉的是一种自由的基替教.他反对当时的证据神学，对圣经评注采取一种自由的态度，认为神学应当制约当时过度的商业精神。他的宗教思想对英国的广教会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柯勒律治(1772-1834)是一位多面的思想家。就中国读者而言，他主要是以浪漫派诗人和文艺批评家的形象出现。事实上，柯勒律治还是形而上学家、宗教思想家、政治理论家和社会批评家。柯勒律治思想博杂，极富启发性，他撒下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地上都结出了硕果。本文主要探讨柯勒律治的宗教思想及其特点。柯勒律治的女儿莎拉·柯勒律治曾认为她父亲在宗教领域的变化是最大的。柯勒律治最初接受的是正统的基督教教育，后来一度成为无信仰者，然后又成为上帝一位论者，最后又回归到国教立场，不过他信仰的是一种自由的基督教。
    柯勒律治1772年出生于德文郡南部的小城奥特里圣玛丽(ottery st. mary)，早年在政治和宗教领域表现得比较激进，在基督慈幼学校学习时竟大胆地宣称自己是一名无信仰者。进人剑桥大学耶稣学院之后，柯勒律治的思想显得愈加激进，他成为上帝一位论者。在1795年《论天启宗教》的演讲文中，柯勒律治力图证明，上帝一位论是国教与无神论这两种极端立场的黄金分割，不但基于理性也基于启示。诗作《宗教沉思》(1794-1796)清楚地表明，上帝一位论最适合于那些希望将耶稣的社会使命和纯粹理性的神学结合起来的人。WWw.11665.cOm上帝一位论与当时的革命和改革协会联系密切，但是它对柯勒律治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它明晰的理性主义、人道主义信息以及它抛弃了迷信、神秘性和传统的教条。事实上，在早年的诗作和政治作品中，柯勒律治在提及国教时，始终将之当作迷信、腐败和压制之源。
    柯勒律治认为，未腐化的、纯洁的基督教是“激进”的宗教，真正的基督教学说颇似受到压迫的激进思想家的学说:“我认为，贵族一般不会因一个人是真正的基督徒而更喜欢他，相反，他们会憎恨他不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柯勒律治认为真正的基督教是“公民自由之友”。对他而言，自由和平等不仅是政治理想，而且是宗教诫条，宗教是实现它们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柯勒律治在1796年致激进派人士约翰·赛华尔的一封信中，将基督教描述为“民主派的宗教”，正在传播“人权”，但这种人权并非潘恩所宣扬的人权，它们已经为基督教的原则所改变:“它(基督教)无疑以最明确的语言宣传人权，他获取智慧的权利，平等分享所有自然馈赠的权利;它要求它的信徒到各地传播这些权利;命令他们永远不要使用人的努力，要完全不抵抗，然而要将真理的传播当作超越法律的法律，并且在履行这一职责时，反抗高位者的邪恶... ...，柯勒律治论述的重点是义务而非权利。人的义务是反对“高位者的邪恶”，是“非抵制”，并为自己的人权以及他人的人权辩护，尤其是在品德上使自己完美。可见，柯勒律治不赞同以暴力的形式取得平等，这与他一直强调心灵的革命是一致的。
    柯勒律治憎恶教会对国家的屈从以及教会为世俗目的服务，对当时的英国国教予以了批判。他认为英国国教是腐化的，它不再是和平的教会，它的宗教不再是“谦恭的耶稣(他禁止信徒与世俗权力的所有结合)”的宗教，而是“各种主教冠和神秘性的宗教”，是“一万八千英磅一年的主教的宗教”。它不再对国家做出评价，不再对上帝忠诚，而是效忠于凯撒。
    柯勒律治对英国国教的最初接受可以确定在1802年春夏之交。促使他重新审视自己对教会立场的原因之一是1801年法国与罗马教皇签订的教务专约。柯勒律治在1802年致他兄弟的一封信中，将教皇制度与拿破仑的协议视为“一次卑鄙的交易”，认为这纯粹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权宜之计，他发现自己原来对英国国教的反对“不复存在”，这一协议“首次促使我精确地、以连贯的逻辑思考国教这一词的力量和意义，大力支持现在英国的国教是我反思的结果”。
    1806年，柯勒律治完成了宗教上的转变，与三位一体论实现了彻底的和解。在1806年的一封信中，柯勒律治记录了1798年以来自己信念的变化:“在许多年里，我是一名上帝一位论者;有时候几乎是一名自然主义者，但是悔恨、糟糕的健康状况以及……失望，促使我审视自己;我再次阅读了《新约圣经》，我确信，上帝一位论不但不是新约的学说，它几乎不配使用(任何意义上的)宗教这一名称。在1817年的讲道文《致中上阶层，论时下的危难与不满》中，他再次对上帝一位论者进行了抨击，认为其对《圣经》的阅读是有害的，他们仅仅是断章取义，目的是为了支持他们早已从自身的自然常识中学会的东西。
    事实上，柯勒律治影响深远的散文作品《论教会与国家的体制》(1829)就是出于对国教的热爱而写作的:“上帝知我心!我相信我们的牧师中或许存在与我一样热情而又无私地热爱、珍视和祟敬我们的教会的人!但是在‘这种偶像崇拜方面’，我不相信还有人比我更加(真诚地)热爱和珍视它。柯勒律治始终关注教会在社会中的角色，他对自己毕生致力于教会事业而感到自豪，在弥留之际说道:“如果我需要一个墓志铭的话，那么它可能是:我是一名国教的强烈热爱者，也是那些背叛它的人的强烈僧恨者，不管他们是谁。
    在阪依正统的基督教之后，柯勒律治并没有成为一名刻板的国教徒，他所主张的基督教是自由主义的，是建立在个人良知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教义或礼仪上的。
    柯勒律治在《协助反思》(1825)中，以一种全新的态度(相对于正统的国教徒而言)对待基督教。当时的宗教讨论抱住基督教的“证据”不放，希望以此来驳斥休漠的怀疑论。在柯勒律治看来，为基督教辩护的模式使异教徒愈益增多，他的目的就是要完全摆脱这些枯燥的、没有说服力的方法。证据神学(ev-idence-theology)不仅无用，在原则上也是错误的。它的方法是纯粹理性主义的，而且也没有诉诸宗教情感。基督教是理性的人能够理智地信奉的信仰，是一种生活，而不是一种哲学;基督教的真理是自明的。信仰的基础不是论据而是经验，深刻的思想只有通过强烈的感情才能获得。一切真理皆启示，基督教学说必须依据存在来加以理解。在抨击当时的证据神学时，柯勒律治所针对的主要是佩利(williampaley)。在柯勒律治看来，佩利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为了打动其他的理性主义而诉诸理性主义的标准。柯勒律治意识到理性主义的方法流行一时，因而主张“在开发和训练人类理智的方法上来一次普遍的革命，以生命与智力取代……机械论哲学’。在柯勒律治看来，基督教的权威不在于逻辑证明，而在  于它满足我们人类需求的能力上。每一个人必须自己对此做出判断。人只能在他充分的个人存在中来  领会精神真理。因此，当宗教被认为可以用证据来加以证明和证伪的时候，当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拜伦、边沁、老穆勒等人)将它视为纯粹的欺骗和麻醉剂的时候，柯勒律治却表明宗教是某种(比它的敌人和所谓的朋友们所认为的)更高尚、更具有哲学意味的事物。柯勒律治通过同时诉诸头脑和心灵，诉诸哲学第一原则以及人类精神的内在证据而做到了这一点。

    柯勒律治对宗教与理性的关系做了论述。他认为它们是同一种能力的双重使用。他在1832年3月致j. h. green的一封信中说道:“如果我丧失了对作为永恒启示的理性的信仰，我就完全丧失了我的信仰”，“理性是主观的启示，启示是客观的理性……我必须从主观的启示演绎出客观的理性，否则它就不再是一种启示，仅仅是一种糟糕的恐惧和迷信”。诗人柯勒律治通过阅读亨利·莫尔、莱顿大主教等人的作品，愈益喜欢与当时盛行的、枯燥的唯理智论完全不同的理性概念。理性主义者的理性似乎与信仰完全分离了，在他们那里，这两个原则事实上是对立的。但是在剑桥柏拉图主义者看来，理性与信仰本质而言是统一的。理性事实上是“上帝的烛火”.理性是精神体验的必要工具或媒介，它与个人理性的纯粹推论性功能或反思功能是对立的。
    柯勒律治有关《圣经》研究的观点最能体现他的宗教自由主义这一特性。柯勒律治呼吁以一种新的、更富有洞察力的态度来对待《圣经》.他声称，以一种更为宽泛、更具历史意味的观点来看待它，不但不会贬抑反而会提高它内在的精神价值。柯勒律治并不否认《圣经》的价值，认为《圣经》就其公开宣扬的目的而言，依然是“真实的和神圣的”，对所有谦卑地追求真理的人而言，它仍然是可靠的指南。在他看来，基督教并不是由《圣经》构成，而是由基督及其所揭示的真理构成，它的神圣权威的证据在于它适合我们的本性和需要。在高级评注(higher criticism)和科学对基督教予以抨击之前，柯勒律治就已经向他的时代宣讲基督教的真正超验性何在，因此，当危机来临之际(在英国是19世纪中期)，辩护的立场早已确立了。巴兹尔·威利指出，如果在圣经评注和科学的不可知论的世纪，基督教还能够坚持立场的话，那么柯勒律治对此所做出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柯勒律治认为，对当时盛行的商业精神而言，真正的基督教是一种有效的制约力量。就过度的商业精神的三种制约力量(古老的等级和血统感、哲学以及宗教)而言，柯勒律治认为第一种正在衰落，第二种不存在，而第三种力量虽然在其他许多方面很有效，但恰恰在这方面不起作用，也就是说宗教并没有被证明是财富魔法的祛魅剂。哲学和宗教之所以是商业精神的平衡力量，是因为它们使人的心智脱离感观的、物质的事物，使得对激情(尤其是贪欲)的控制更加便利。他嘲讽当时的宗教:“这里所谈论的宗教长久以来就与好研究的书本神学分道扬镰了，这种神学倾向于骗取研究者世俗的智慧，因为它使他专注于知识的获取，从而令他的注意力脱离财富的积累.我们当中最有声望的宗教如此超然或如此轻易地拥有《圣经》的所有真理和基督教的所有学说，致使研究要么变得徒劳，要么变得不必要。由于现代神学与书本神学(它通过渴求正义以及将精神领域的真理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有能力使人们脱离世俗的目标)发生了分离，它就为头脑关注暂时之物留下了空间，它的信奉者也就会成为精明的商人。
    柯勒律治把他的矛头主要指向清教中最严肃的贵格会会员。柯勒律治认为，与其他基督教徒相比较，神学知识更加不受他们的珍视:“一方面，教友派学说的最初意向在所有教派当中是最为敌视世俗精神的;另一方面，它的信徒在忏悔和实践中将基督教局限于感觉和动机;或许可以将他们挑选出来作为每一教派中最严格的、但同时也是不学无术的、缺乏好奇心的笃信宗教者的代表。因此，他们的典型特征将为抵制的程度—即我们当前的基督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抵制一个商业民族的贪欲—提供一个公正的例子。，结果可想而知，贵格会教徒从事于商业，他们的宗教未能缓和商业热望:“在我的想像之眼看来，这一群了不起的、为世人所敬重的基督教拜金主义者似乎是一群负重的、全速前进的骆驼，个个都满怀信心地希望牲畜和货物一起畅通无阻地穿过针眼。但他们的努力注定徒劳无功。
　　实际上，这就是柯勒律治对“宗教与资本主义兴起的关系”这一论题所做出的预见性论述.johncolmer指出，柯勒律治分析了不信奉国教者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他的论述预见了历史学家r. h.托尼在一百多年后的研究.托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支持韦伯的学说。不过应当注意的是，韦伯谈论的是宗教对资本主义的促进作用，而柯勒律治认为宗教应当制约商业精神.
    就欧洲而言，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是革命的年代，这一时期，由启蒙运动所引发的法国大革命与发韧于英国的工业革命齐头并进，对旧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各国的知识分子尤其能够感觉到社会的急剧变动.此一时期，各种思想纷纷涌现，经验哲学在英国盛极一时。柯勒律治轻视当时的经验哲学，认为哲学、宗教与政治的分离是时代的主要错误之一，他力图在最多样化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先验哲学，他希望将哲学、宗教和科学的新发展结合在一个单一的体系中。柯勒律治的抱负是成为现代的阿奎那，将全部的人类知识构建成为一座巨大的、顶端直指云霄的金字塔。
    柯勒律治担心在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某些更加高尚的价值遭到忽视或者被破坏.他关心的是人的精神生活，强调形而上学和神学的社会意义.毫无疑问，柯勒律治为英国神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它提供了更宽阔的视野和全新的灵感.他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基督教，他的思想开创了新的道路，他高度的精神专注、对本质问题的意识以及自我奉献在当时的英国是无可比拟的。柯勒律治的自由主义宗教使他成为英国广教会运动的奠基人，他的神学思想成为广教会运动的主要思想来源。柯勒律治对知识阶层的阐释，对作为国教牧师的莫里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作为柯勒律治思想的信徒，莫里斯的重要性在于他将柯勒律治的思想输人到广教会运动之中.
    柯勒律治是一位播种者，他所撒下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地上生根发芽。j. s.穆勒因从柯勒律治那里吸收了一些思想，从而使他的功利主义学说变得更加人道;在卡莱尔和罗斯金那里，这一种子培育出了一套独特的社会原则，并且对社会发展产生了影响;在莫里斯等广教会成员那里，这一种子最终结出宗教自由主义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