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特点并依托布罗姆利的理论框架，在已有关于公共政策与民生关联性的研究基础上形成可参照的基本观点，并基于1992—2010年省际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检验了主要政策工具对城乡居民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认为地方政府gdp应与居民家庭收入同步增长，任何造成收入偏低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经济政策都不符合民生发展战略，应当建立经济增长中的民众共享机制。
　　关键词：公共政策；城乡居民收入；城乡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014.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9010708
　　一、问题提出
　　关于民生问题，福利经济学已构筑了较为规范的理论框架，为政府矫正（或者减轻）有缺陷的干预提供了规则和方针[1]，但因为缺乏关于政策失灵的综合性理论，因此无法解释政策失灵的关键性因素。布罗姆利提出四种制度交易以反映社会群体不同偏好的制度安排，并将公共政策问题与制度变迁问题联系起来，视公共经济政策选择为制度变迁的一种变量[2]。他的观点将推动经济学家在公共政策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文基于他的观点，结合我国国情和长远规划形成较科学的政策分析的理论参照系。
　　近年来，我国学者研究重点转移到收入差距等民生问题。例如，汪伟和郭新强建立了一个考虑两类代表性家庭的两期消费决策模型，讨论了收入不平等、消费目标和中国储蓄率的相关关系[3]；严善平基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批农村青年涌入沿海发达地区和中小城镇的社会现象，指出了城市内不同就业群体的收入差距根源，提出了一个制度性改善建议[4]；张学志和才国伟利用广东省成人调查数据，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收入是居民幸福感的经济基础，绝对收入对幸福感有正向作用，但对幸福感提高存在一个“拐点”，尤其考虑相对收入后，绝对收入的作用就不再显著[5]。WWW.11665.cOm已有文献虽然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涉及到政府政策与收入的一些关联问题，但都未对现阶段正在实施的主要政府政策的绩效进行更加全面、系统的评价，过于强调某一政策手段对于某一具体目标的影响效应，提出的政策建议可能夸大了这一手段的影响效果。本文将科学测量和横向比较与主要民生目标有紧密联系的政策工具向量集的边际影响方向和大小。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假设社会上仅存在两个利益集团i和j，那么社会福利函数表示为：
　　w=f（ui，uj）（1）
　　布罗姆利曾指出，公共政策中的难题是“如何决定相对的社会福利函数w的性质”。如图1所示，这是一个关于集团i还是j的利益谁更为重要的问题。如果集团i的利益相对于集团j的利益更为重要，那么公共政策的目标趋向于形成牺牲集团j的利益而使集团i获益的社会福利函数w1。假定集团i为收入水平低的人群，集团j为富人阶层，如果新的经济政策对收入水平低的人群更加重视，相对社会福利函数会从w2转变到w1，那么收入水平低的人群生活会得到改善。
　　图1不同的效用可能性边界
　　关于具体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问题，布罗姆利采取的分析方法是判断制度变迁过程中潜在的收益是否能足够补偿源于这种变迁的其他损失。以利益集团i和j为例，下式反映了变迁的会计现值：
　　其中，v是制度变迁的会计现值，p是时间偏好的社会比率，bit-cit和bjt-cjt分别表示利益集团i和j的t期净收益，cj0是集团j为了执行经济政策不得不承担的必要投资成本。
　　如果政策执行效率高，则满足下列条件：
　　式（3）右面的第二项是集团j因为执行政策而引起的现值净收益。这里假定开始时刻集团j的利益经常被牺牲，所以这一项为负。利益集团i的现值净收益（式（3）左面部分）必须能够弥补集团j为执行政策而承担的初始成本和现值净损失。如果这一条件成立，我们可以判断，经济政策引起的制度变迁增加了社会的总体效率。
　　本文着重检验以城乡收入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为目的的政策目标变量和主要公共政策实施的表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技术上主要利用面板数据回归下面方程：
　　公式（5）中因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将导致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的非观测个体效应相关，从而造成估计的内生性。此时采用ols、随机效应或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将导致参数估计的有偏性和非一致性。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学者建议采用广义矩（gmm）估计方法以构建动态面板数据

型的一致估计量[6-7-8]。
　　广义矩gmm主要可以分为系统gmm（system gmm）、一阶差分gmm（diff-gmm）等。差分gmm估计是通过一阶差分剔除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利用了差分模型中所选取的工具变量与差分扰动项正交的矩条件。先做一阶差分以消去个体效应μi，可得：
　　三、实证设计
　　（一）命题设计
　　下面在国内外关于主要政策与收入、收入差距等主要民生指标的关联性研究基础上，形成可参照的主要理论观点。
　　1.经济增长
　　近年来，尽管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但是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等，居民没有公平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许启发等研究发现，总体上，沿海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最快，内陆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最慢；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其中沿海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最快[9]。我国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表明，尽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gdp年均递增9.8%，人均收入年均递增9.2%，但是高增长没有必然带来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的提高，因此政府不应该以实现gdp高速增长为终极目标进行资源配置，需要降低生活成本，着力改善民生，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升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据此提出命题1。
　　命题1：现阶段经济增长模式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公和消费结构不合理等社会问题。 　2.城市产业政策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开始推行城市改革，但农村改革相对停滞，农村和城市收入差距扩大，村民和市民享受不同的待遇和福利。有学者指出，在城市发展的同时，农村没有保留自身的文明，还被现代都市发展引发的一些问题包围，例如农村的垃圾、卫生等环境和饮水问题[10]。周世军和周勤的研究还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化的深入推进使得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提升了城市经济水平，但扩大了城乡经济差距，城乡经济比率由1986年的3.64∶1提高至2008年的14.08∶1，上升了2.87倍，其原因被归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政府或企业通过提高工资、转移支付等形式使得城镇居民享受到较多的发展成果，从而拉大了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11]。据此提出命题2。
　　命题2：偏重于城市发展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政策虽整体上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但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教育和人力资本发展政策
　　已有研究认为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存在如下四点存量效应：扩张效应、平等化效应、缩减效应和错位效应。焦斌龙进一步指出我国目前人力资本存量对收入差距扩张效应大于平等化效应，即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对收入差距拉大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表现在，获得人力资本的居民收入增加，而没有获得人力资本的居民收入没有多大变化，因此扩大了收入差距[12]。徐舒和朱南苗研究发现劳动者异质性潜在能力价格效应的不断上升是引起残差收入不平等随时间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其中，高学历劳动者潜在能力价格相对于低学历劳动者上涨更快，是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间的实际收入差异增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13]。李俊青和韩其恒基于二元经济的时代交叠模型的研究表明，改变我国现阶段教育市场的二元结构需从根本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政策入手[14]。基于此提出命题3。
　　命题3：经济发展初期，教育政策特别是我国着重发展人力资本的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因为忽视了低学历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和未能完善收入差距调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4.市场化政策
　　贾康和孟艳认为我国居民财产和收入的快速增长正是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结果。陈太明基于波动和增长的福利效应两个视角认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非常有效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是继续有效提高居民福利水平的重要政策[15]。但邓伟和向东进基于1999—2008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无论采取哪种途径，国有经济的存在都阻碍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造成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等，即国有经济比重越高，城乡收入差距就越大，最终认为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导致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需要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16]。瞿晶和姚先国也坚持了这一论断，他们认为由于个人异质性的存在，市场化改革不可避免地会提高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这就需要个人所得税政策来调节这种收入差距[17]

。据此提出命题4。
　　命题4：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重点，我国目前推行的市场化改革、私有产权保护政策促进了产出增加、效率提高和居民整体收入提高，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城乡收入差距，增加了收入风险，需要国家政策调控。
　　5.对外开放政策
　　dixit认为如果我们不增加针对私人契约本来特征的任何制约且政府政策是灵活的，全球化会增加福利水平，原因很简单：如果全球化增加了保险的需求，私人契约安排和允许私人保险的政府政策将被采取。一旦我们允许市场和政府的最适反应，那么福利将会增加[18-19-20]。唐东波和王洁华基于1995—2007年我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进口贸易还是出口贸易，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显著为正，因此认为积极参与全球化贸易有利于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21]。但fajgelbaum等认为许多情况下贸易自由化常常会使较富裕国家的低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国家的较富裕家庭获益[22]。据此，如果基于我国仍是低收入国家的现实情况，他们支持贸易自由化会加大我国贫富差距的观点。包群等基于企业的微观数据的研究结果显示出企业出口对劳动力报酬的改善作用不明显[23]。邵敏的研究再次证实了总体上我国工业企业的出口活动对其员工收入水平产生显著负向作用，他还指出针对不同行业类型，结论有所不同，例如劳动密集型、中低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的出口活动对员工收入影响不显著；资本、自然资源密集型行业企业出口对员工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高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效应为正向，因此出口贸易对我国员工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的主要途径是使出口产品向高技术密集型产品转移[24]。基于以上分析，尚不能确定贸易开放对我国主要福利指标（收入和消费结构）的影响方向，故提出命题5。
　　命题5：我国偏向于出口导向的贸易模式不一定明显增加收入，甚至有扩大收入差距的危险。
　　6.政府财税政策
　　公共财政的收入政策以税收政策为主，有学者指出我国目前税收总体上的态势良好，但结构上出现的问题导致了在财政政策中无法运用税收政策工具进行调节，无法发挥再分配、收入调节和社会稳定功能，需要继续优化税收结构[25]。这一说法也被学者彭海燕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她认为尽管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到了正向且进一步加强的再分配效应，但调节效果非常有限，需要在公平视角下改革与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26]。王鑫和吴斌珍基于我国2004—2007年36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认为调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免征额对消费有明显的刺激效果，此研究为政府通过减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而刺激消费提供了经验支持，但结果还显示出非东部地区和低收入地区的消费没有显著变化的客观事实[27]。个税调节效果甚微的结论被马骁等[28]的研究证实。故提出可命题6。
　　命题6：已实施的减税政策可以刺激居民消费，提高收入，但总体效果甚微，尤其是低收入地区效果不明显，需要结合地区和对象特征有的放矢地制定和调整政策目标。 　（二）数据选取与指标测量方法
　　为了考察政府实施的主要政策表征变量对民生指标的影响作用选取了主要民生指标和表示主要政策特征的指标。总样本涵盖了1992—2010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省级数据主要取自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网统计数据库。
　　1.被解释变量的指标选取方法
　　本文选取年鉴中易获取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作为反映城市收入水平（crev）和农村收入水平（nrev）的代理变量。收入水平指标均采用不变价（基期1991年=100）。本文选取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作为反映城乡收入差距（cnre）的代表性指标。
　　2.解释变量名称及指标处理方法
　　增长政策指标（rgdp）：本文使用各地区的实际生产总值除以各地年底总人口数来测算人均实际生产总值（单位：万元/人），它被用来衡量地区经济增长政策实施总体状态，其中，各地区实际生产总值是利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变价（基期1991年=100）对各地区现价国内生产产值平减得到。城市产业政策指标包括第二产业政策（ind1）和第三产业政策（ind2）两个指标：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均为现价）体现各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政策的实施状况。人力资本发展政策指标（hcap）是指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学生数占当地的年底总人口数的比值

。市场化政策指标（mark）是指非国有企业从业人员（私营企业年末从业人员数与个体年末从业人员数的加总）占整个地区年末从业人员数的比值。对外开放政策指标（open）是指进出口总额
　　进出口总额需要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换算成实际人民币金额。占整个地区实际生产产值的比值。公共财政政策指标（fisc）是指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占当地生产总值（现价）的比值。
　　四、经验结果分析
　　（一）模型选择方法
　　本文所有估计结果都是基于stata11.0运算而成，且表1中最终给出的ar检验和hansen检验结果均显示模型设置合理。首先我们对以对数城市收入水平（crev）为解释变量的模型进行一步差分gmm估计，sargan过度识别检验结果为0，表明一步差分gmm估计模型所选工具变量不是很好的工具变量。当我们再对所建模型进行两步差分gmm估计时，回归结果汇报了hansen过度识别检验和iv类型工具变量检验p值均为1，这表明gmm估计所选工具变量有效。且ar（1）p值为0.000（<0.1），ar（2）p值为0.169（>0.1），检验结果表明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则说明模型设置是合理的。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对当期被解释变量的边际系数不仅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且也具有明显的经济显著性，这说明本文的动态面板模型选择是合理的。因篇幅有限，其他检验过程不再赘述。
　　（二）公共政策与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表1显示，与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显著正相关的政策变量包括：经济增长（rgdp）、第二产业政策（ind1）、第三产业政策（ind2）和人力资本发展政策（hcap），这些变量的回归结果均通过了1%水平检验。其中，经济意义上影响最显著的变量是第三产业政策（ind2），样本数据结果显示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每增加1个单位，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相应增加0.233个单位；其次是第二产业政策（ind1），工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增加1个单位，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相应增加0.195个单位；随后是以增加人均gdp为目的的经济增长政策（rgdp），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家庭收入水平会上升0.172个百分点；人力资本发展政策（hcap）对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有较小的影响，这一政策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家庭收入水平会上升0.109个百分点。
　　表1还显示出对外开放政策变量（open）与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水平负相关，通过了10%水平检验，结果显示对外开放政策表征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家庭收入水平会微弱下降0.01个百分点。因此对外开放政策对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负向影响不仅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而且经济意义上也不显著。市场化政策表征变量（mark）、公共财政政策表征变量（fisc）与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基本不相关，统计上没有通过10%水平检验，并且系数回归值也非常小，因此本文样本数据结果无法证明市场化政策和公共财政政策对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影响。
　　（三）公共政策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表2显示，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显著正相关的政策变量仅包括两个，即经济增长（rgdp）和市场化政策（mark），回归结果均通过了1%水平检验。经济意义上影响最显著的变量是以增加人均gdp为目的的经济增长政策（rgdp），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会上升0.231个百分点；市场化政策表征变量（mark）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也有不小的经济影响，这一政策表征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会上升0.122个百分点。
　　表2显示出大部分政策表征变量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负相关。其中，经济意义上影响最显著的变量是城市产业政策（ind1、ind2），样本数据结果显示工业、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每增加1个单位，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分别大幅度减少0.321和0.432个单位；其次是人力资本发展政策（hcap），这一政策表征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会下降0.188个百分点；公共财政政策表征变量（fisc）和对外开放政策变量（open）在统计意义上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但在经济意义上呈微弱的负向影响，这两个政策表征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分别小幅度下降0.066和0.019个百分点。
　　（四）公共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相关性分析 　　表3显示大部分政策表征变量与城乡收入差距有

显的正相关关系，它们是城市产业政策（ind1、ind2）、人力资本发展政策（hcap）、公共财政政策（fisc）和对外开放政策（open）。其中，城市产业政策（ind1、ind2）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样本数据结果显示工业、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分别扩大0.514和0.487个单位；人力资本发展政策（hcap）对城乡收入差距也有较大的正向影响，这一政策表征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会扩大0.299个百分点；公共财政政策（fisc）和对外开放政策（open）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比较微弱的经济影响，这两个政策表征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会小幅度扩大0.057和0.020个百分点。
　　表3还显示出两个政策变量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积极的影响。它们是经济增长（rgdp）和市场化政策，回归结果均通过了1%水平检验。其中，经济意义上影响较大的变量是市场化政策表征变量（mark），这一政策表征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会缩小0.073个百分点；以增加人均gdp为目的的经济增长政策（rgdp）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样本数据显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会小幅度缩小0.031个百分点。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鉴于新时期我国面临的民生问题，本文以布罗姆利的社会福利模型作为理论参照系，重点研究已实施的公共政策与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联性。先基于已有研究总结了它们之间关联性的基本观点，遴选出民生政策目标变量和主要政策变量，然后基于1992—2010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对影响不同民生目标的主要政策变量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结论和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经济增长政策。基于经济增长指标基本与收入水平呈正方向变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反方向的检验结果，我们认为以提高人均gdp为目的的增长政策与收入增长、缩小收入差距的民生目标并不矛盾，随着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城乡收入开始呈现单边上行的趋势，且城乡收入差距也呈缩小态势。但我们也注意到，收入与经济增长并没有同比例变化，这暴露了一个现实问题：地方政府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忽视了当地居民收入的同比例增长。
　　第二，城市产业政策。检验的结果基本符合命题2。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政策变量对城市收入水平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这说明随着地区城市产业的扩张，城市居民家庭的收入明显获得了改善。但另一方面，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政策变量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且经济上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反映了一个现实问题：如果一个地区资源向城市产业倾斜，那么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业的发展，农村居民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一定会出现相对于城市下降的风险。由此推理，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扩张与城乡收入差距一定存在正相关关系。检验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一方面，政府需要通过均衡发展三大产业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改善农民收入，应该在继续发展工业和服务业的同时，从政策上积极引导和激励农民采取现代化技术和管理方法发展现代农业，以增加收入。
　　第三，人力资本发展政策。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城市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但是它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且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本文检验结果从侧面反映出，当前政策过于偏向城市居民的人力资本结构的改善，不仅忽视了农村居民的基础教育，更忽视了农村主要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发展。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继续通过发展教育促进整个地区人力资本结构的改善；另一方面通过改善农村居民的知识结构，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发展新型现代农业，改善农村实际生活水平[29]。
　　第四，市场经济政策。模型结果虽不能证明市场化政策与城市收入水平的相关性，但基本显示出它与农村收入水平的正向关系，它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关系。因此，本文的检验结果说明了，积极的市场化建设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且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的差距。现阶段我国应该继续推行市场化建设，以农村为例，当前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僵化，急需改革，以便让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并通过市场机制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率。
　　第五，对外开放政策。结果显示对外开放政策对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均有微弱的负向影响，并一定程度上导

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显然，压低劳动者工资成本造成了城乡居民从对外开放中获得偏低的劳动报酬，尤其是压低农村产品收购价格而片面的出口战略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之一。
　　第六，公共财政政策。结果显示公共财政政策对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没有显著的影响，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有微弱的负向影响，并且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如果考虑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民生政策目标，降低全社会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费负担将是一个明智的政策选择。
　　总之，我们认为地方政府gdp应与居民家庭收入同步增长，任何造成收入偏低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经济政策都不符合民生发展战略。应当建立经济增长中的民众共享机制，实施产业均衡发展战略，提高劳动者质量和人口素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减少社会税收和政府各项费用，大幅度提高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平，最终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30-31]。
　　参考文献：
　　[1]查尔斯·沃尔夫.市场还是政府——不完善的可选事物间的抉择（第1版）[m].陆俊，谢旭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2]丹尼尔·w.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第1版）[m].陈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汪伟，郭新强.收入不平等与中国高储蓄率：基于目标性消费视角的理论和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1，（9）：7-23.
　　[4]严善平.中国大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型——对2003年、2009年上海就业调查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1，（9）：53-61. 　[5]张学志，才国伟.收入、价值观与居民幸福感——来自广东成人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1，（9）：63-71.
　　[6]arellano， m.， bond，s.r.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 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1， 58（2）： 277-297.
　　[7]arellano， m.，bover，o.another look at the instrumentalvariable estimation of errorcomponents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 1995， 68（1）： 29-52.
　　[8]blundell， r.， bond，s.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8， 87（1）： 115-143.
　　[9]许启发，蒋翠侠，刘玉荣.收入增长、分配公平与贫困减少[j].统计研究，2011，（10）：27-36.
　　[10]李文钊，谭沂丹，毛寿龙.中国农村与发展的制度分析：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j].管理世界，2011（10）：32-47.
　　[11]周世军，周勤.政策偏向、收入偏移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j].财贸经济，2011，（7）：29-37.
　　[12]焦斌龙.人力资本对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存量效应[j].中国人口科学，2011，（5）：16-25.
　　[13]徐舒，朱南苗.异质性要素回报、随机冲击与残差收入不平等[j].经济研究，2011，（8）：92-103.
　　[14]李俊青，韩其恒.教育、金融市场和中国居民的收入不平等[j].世界经济，2011，（9）：42-62.
　　[15]陈太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有效性的定量研究[j].统计研究，2011，（10）：54-59.
　　[16]邓伟，向东进.转型时期的国有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j].财贸经济，2011，（9）：19-26.
　　[17]瞿晶，姚先国.城市居民收入不平等分解研究[j].统计研究，2011，（11）：50-55.
　　[18]dixit， a.trade and insurance with moral hazard[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7，23：（3）：201-220.
　　[19]dixit， a.trade and insurance with adverse selection[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89，56（2）：235-247.
　　[20]dixit， a.trade and insurance with imperfectly observed outcome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9，104：（1）：195-203.
　　[21]唐东波，王洁华.贸易扩张、危机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1，（9）：14-25.
　　[22]fajgelbaum，p.， grossman， g.m.，helpman， e.income distribution， product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1， 119（4）：721-765.
　　[23]包群，邵敏，侯维忠.出口改善了员工收入吗

？[j].经济研究，2011，（9）：41-53.
　　[24]邵敏.我国企业出口对员工收入的影响——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经验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1，（7）：67-76.
　　[25]王立勇.我国财政政策调控有效性的定量评价[j].财贸经济，2010，（9）：52-57.
　　[26]彭海燕.我国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及累进性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11，（3）：11-17.
　　[27]王鑫，吴斌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j].世界经济，2011，（9）：66-86.
　　[28]马骁，陈建东，蒲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及调节收入差距效果的研究——以2008年四川省和安徽省城镇住户月度调查数据为例[j].财贸经济，2011，（3）：18-24.
　　[29]陈萍，李平.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与城乡收入差距[j].财经问题研究，2012，（5）：100-107.
　　[30]韩长江.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成因及变动趋势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2，（12）：37-40.
　　[31]薛嘉春，韩建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发展趋势研究——基于arima模型的预测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1，（12）：7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