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笔者基于非线性视角，通过构建民营上市公司政治关联指数，对民营上市公司政治关联与财务绩效及公司治理水平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民营上市公司政治关联指数与财务绩效及公司治理水平均存在显著的倒u型变动关系，即存在“最恰当”的政治关联强度，使得财务绩效和治理水平实现最优。研究结论证实民营上市公司能够通过策略性政治关联，规避财务及治理风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实现可持续成长。
　　关键词：非线性视角；策略性政治关联；民营上市公司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11yjc630150）。
　　作者简介：王 旭（1985-），男，山东淄博人，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司治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2-0100-05收稿日期：2012-06-10
　　引言
　　经济发展转型时期，为充分发挥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优势，推动市场化进程，政府对公司行为的干预程度正在逐渐降低。然而，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在我国尚未形成，政府对经济运行还存在较多的干预行为，并掌握着政策资源及其他关键资源的定价权。另外，由于外部法律制度环境的欠缺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政府为企业提供的政治庇护、政府信用支撑、融资优惠等一系列政策资源，成为企业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和盈利水平的重要因素，从而使得众多企业纷纷与政府建立关联关系（faccio et al，2006；boubakri et al，2008），以实现可持续成长。www.11665.coM
　　民营企业在经济转型期的成长环境较不稳定，它更依赖于政府提供的法律庇护、融资优惠等政治资源，更热衷于通过建立政治关联进而获得资源优势（boubakri et al，2008）。尽管企业政治关联已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但遗憾的是，现有文献并未得出针对企业政治关联效应的一致性结论。虽然政治资源能够帮助企业推升绩效和价值（罗党论 等，2009），但企业需要为政治关联的维系支付高昂的成本，并且政治关联引致的治理风险和破产风险也均有可能降低企业的业绩和发展能力（fan et al，2007；李维安 等，2010）。可见，仅从线性视角出发，利用企业短期数据测量其关联程度难免产生研究偏误。本文构建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指数，并基于非线性视角，利用面板数据，对民营上市公司政治关联与财务绩效及公司治理效应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探讨最优的政治关联程度和策略性关联的客观存在，以期丰富企业政治关联理论，为公司实践提供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政府干预与企业政治关联
　　地区分权、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双轨制的实施对我国经济发展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在我国尚未形成，资源在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分配还受到政府行为的强烈影响。基于对关键资源的控制，政府得以对当地企业发展施加决定性影响（周黎安，2008）。再者，为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非国有资本进入某些行业与领域通常面临较高的壁垒（黎文靖，2012）。另外，在本位思想、过度竞争、晋升激励等因素的影响下，政府对企业经济行为的干预动机得到进一步加强。因此，受制于政府干预、较低的政治透明度和不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公司通常会利用政治关联获得更为宽松的融资条件或更为完善的产权保护环境。xin等（1996）认为“关系”具有代替有缺陷的正式法律制度的效应。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府无法完全掌握所有申请政治资源的企业的信息，而政治关联就成为政府与企业之间沟通的良好渠道。政治关联对企业业绩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样证明了企业通过政治关联途径来获取关键资源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与普遍性（francis et al，2009）。
　　（二）政治关联的效率观与非效率观
　　尽管企业通过政治关联进行寻租活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政治关联与企业业绩以及治理效应之间的关系尚不明朗。现有研究大体可以分为“效率观”和“非效率观”两类。前者认为，由于政治关联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政府的融资支持、降低税率等政策资源（faccio et al，2006），因此该类企业往往具有较强的成长动力。吴文锋等（2008）通过对上海和深圳民营上市公司1999年～200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认为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能够为公司取得税收优惠政策，进而缓解公司的资金约束。再者，政治关联有利于帮助上市公司突破某些领域的管制性壁垒（胡旭阳，2010

），改进因行业垄断造成的资源低配置效率状态，提高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推进经济发展转型。另外，构建良好的政治关系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竞争优势，塑造公司的合法性（farashahi et al，2009）。
　　然而，企业用于维系政治关联的大量成本投入、政企合谋等问题，使得公司的政治关联也表现出对公司业绩、市场价值及公司治理水平的抑制作用（faccio et al，2006；fan et al，2007）。企业在长期内维系与政府的良好关系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包括资金以及政治目标的转嫁。政治关联使得企业有时不得不接受人员就业安排、公共项目捐款等政治任务以获取政策优惠，而企业为这种交换行为所付出的代价可能会抵消政策优惠带来的所有收益（fan et al，2007）。再者，具有政治联系的高管进入董事会后，可能会降低董事会决策和监督的独立性，进而降低公司治理水平。董事会政治关联的存在将导致与行政相关而不是与价值相关的资产的存在，从而可能降低企业内部运转效率。加之存在政治家与上市公司管理人员合谋粉饰财务报表的可能性，从而可能降低会计信息质量，诱发治理风险（李维安 等，2010）。
　　（三）策略性政治关联的提出
　　当政治关联为企业带来的收益不断增加时，为维系政治关联而支付的每一单位资源投入所获得的边际收益不断下降；当边际收益为零时，政治关联为企业带来的利益实现了最大化。此时，企业若仍进行政治关联投资，当政企关联强度过大时，理性的政府就会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将更多的社会目标转嫁给企业，向企业伸出“掠夺之手”，使企业获得的收益不足以弥补其成本损失，从而引发企业财务绩效的下降（陈抗 等，2002）。并且，政治关联强度适当的企业能够获得恰当的政府监督，在保障股东、债权人、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同时，政府能够监督公司经理层的自由现金流滥用行为。但当大量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进入公司后，董事会决策和监督效率可能降低，同时也增强了政治家与公司管理人员联手粉饰财务报表的动机，增加引发治理危机的可能性（李维安 等，2010）。 因此，企业的政治关联对企业业绩和价值的影响并不能简单地通过线性模型加以概括。本文认为，民营企业对于政府资源的依赖程度更高，其财务绩效及公司治理水平对寻租活动更具敏感性。不论是在公司的财务绩效还是在公司治理的维度下，民营企业均存在着“最合适”的政治关联强度，即存在着策略性政治关联的可能性，使得公司业绩及治理效应实现最优。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存在策略性的政治关联强度，使得民营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及公司治理水平实现最优。
　　ha：民营上市公司政治关联指数与财务绩效呈倒u型变动关系。
　　hb：民营上市公司政治关联指数与公司治理水平呈倒u型变动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2007年～2010年为上市公司由行政型治理逐步向经济型治理转型的中后期（李维安 等，2010）。本文以该期间深市中小板上市的649家公司为总样本，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属性进行筛选，获得样本期间持续经营的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290家，再剔除研究期间被st及st*的公司、数据不全的公司及国有企业转制的公司，最终获得有效研究样本221个。样本数据中，政治关联指数由笔者根据国泰安上市公司研究数据库中的高管简历信息手工收集所得，部分政治关联数据来源于公司官方网站；其他变量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本文选用统计软件stata10.0以及excel2007对数据进行分析。
　　（二）变量设计
　　1.选取政治关联指数作为解释变量。通过借鉴相关研究，我们对样本公司背景性和追逐性关联进行充分考虑，构建了民营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的政治关联指数（pc）（梁莱歆 等，2010），即对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人员曾经或现在政府重要监督管理部门任职或兼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全面情况进行测量。政治关联指数主要由治理层级和行政级别两部分组成。本文将民营上市公司治理层级划分为4等，分别为董事长、总经理、监事会主席、普通董事与监事，将其重要性系数分别赋值为4、3、2、1。考虑到独立董事的职能属性，独立董事并不纳入指数构建体系。根据我国行政级别划分标准，我们将样本公司具有政治关联的人员分别划入县处级、厅局级、省部级。由于曾任政府官员和现任政府官员所具有的关系资源和影响力具有显著差

，因而本文将样本公司政治关联人员的行政级别依照政治影响力进一步细分为6等，分别为曾任县处级、曾任厅局级、现任县处级、曾任省部级、现任厅局级、现任省部级，将其重要性系数分别赋值为1、2、3、4、5、6。 本文对样本公司高管简历中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人数进行了手工收集，具体政治关联指数计算公式见（1）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