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关键词： 燕国；文物；县邑；考证 
　　论文摘要：传世 文献 中有关燕囤地名的记载很少，难窥其全貌；但是考古出土的战国时期燕国文物中涉及地名的资料不少，因而为研究燕国地名提供了重要史料，本文主要利用考古文物资料，结合文献，考证战国时期燕国的相关地名，以补史书之缺佚。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普遍在边境地区设置“郡”，国都附近内地则设置“县”或相当于县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清代以来，许多学者致力于战国至秦代的郡县制度研究，但是由于他们主要依据《史记》、《汉书》、《战国策》、《国语》以及古本《竹书纪年》等传世文献，而这些文献中有关战国时期各国设置郡县的记载既零碎又稀少，不足以了解各国郡县设置之详情，因此多年来对主要问题的研究进展不大。如钱穆的《史记地名考》，涉及燕国地名寥寥无几；缪文远先生考证出的战国燕国郡邑名称仅有25个，相对当时其他诸侯国来说，同样数量较少。然而近年来，考古出土的战国文物中涉及这一时期各诸侯国地理的资料较多，如战国时期的兵器、钱币、陶文、铜器铭文等等都有这方面内容；特别是战国古文字研究的进展，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战国时期各国设置郡县的确切例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献史料的不足，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本文拟根据考古出土的战国时期燕国文物，主要是兵器、玺印、陶文和铜器铭文等文字资料，来稽考燕国地名，兼论燕国政区设置的相关内容。 
　　考证如下： 
　　文安：庄新兴主编的《战国玺印分域编》有战国时期燕国官印“文安都司徒”。wWW.11665.cOM文安，地名，战国时为燕境。此印表明燕国曾置文安都，西汉因之置县。《汉书·地理志》载，文安县属渤海郡。高明先生言：“故城在今河北文安县东北柳河镇，古城遗址仍在。” 
　　涿：庄新兴主编的《战国玺印分域编》收录战国时期燕国官印“涿都司徒”。印文中之“涿”地，战国时期属燕。《韩非子·有度篇》：“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即燕有涿地。西汉时期置涿县，《汉书·地理志》载，涿县属涿郡；注引应劭曰：“涿水出上谷涿鹿县。” 
　　方城：罗福颐主编《古玺汇编》第0016号有战国时期燕国官印“方城都司徒”。先秦时期，方城不仅一地。如《左传·僖公四年》：“楚方城以为城”；《史记·秦本纪》：“齐、魏、韩共攻楚方城”；此乃楚之方城，应与此印无关。从此印风格可以判之，此方城为燕之方城。前述《韩非子·有度篇》：“燕……袭……方城”；又《史记-燕世家》：“王僖十二年，赵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燕之方城，西汉时期为广阳国属县。《正义》引《括地志》云：“方城故城在幽州国安县南十七里”，即今河北省固安县南。 
　　柳城：1979年辽宁省朝阳市南25里大凌河东岸十二台营子村的战国墓遗址出土两件陶罐，肩部均戳印“酉城都王氏玺”。燕国有酉城，陶文“酉城都”表明，此地曾为燕国都邑。有学者认为，燕国酉城当为汉代辽西郡柳城的前身，酉、柳音近；又袁台子村有一处古代遗址，有大量战国至汉代墓葬出土，或可为证。《汉书·地理志》载，辽西郡西部都尉治柳城，或即建于战国时期燕国酉城旧址之上。 
　　夏屋：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汇编》第0015号有战国时期燕国官印“夏屋都司徒”。《史记·赵世家》载：“赵襄子未除服，北登夏屋，诱代王。”《集解》徐广日：“山在广武。”《正义》引《括地志》云：“夏屋山在代州雁门县东北三十五里，与句注山相接，盖北方之险，所以分别内外也。”按赵诱代王，夺地置代县，其地在今河北蔚县东北，与战国时期燕国上谷郡相近。夏屋在代县北，战国时期或属燕地，也在情理之中。 
　　洵城：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汇编》战国时期燕系玺印中有“洵城都司徒”，另曹锦炎《古代玺印》载战国时期燕系古玺有“洵城都丞”。洵，水名，源出今天津市蓟县北，西南流经北京市平谷县南，折向东南，经河北三河县东，至天津市宝坻县东北注入蓟运河。战国时期燕国有洵城，唐武德二年建置临洵县，其地在今河北省三河县东。 
　　容城：战国时期燕系玺印有“容城都口左”。又1984年河南新郑市郑韩故城出土的战国时期陶盆有“容成”戳印文。容成，地名，《汉书-地理志》载涿郡属县有容城，其故地在今河北省容成县北十五里城子村。 
　　徐无：高明主编的《古陶文汇编》有战国时期燕系陶文“余无都瑞”。“余”“徐”音形相近，余无即徐无，地名。据《汉书·地理志》载，右北平郡属县徐无县，“莽日北顺亭”。其故址在今河北省遵化县东部。 
　　狗泽：20世纪80年代，在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四道湾子距燕长城13公里一处遗址中采集的陶片上发现“狗泽都”印文，极为罕见。狗泽都地望无考，或许该陶片出土之处即为狗泽都遗址，亦未可知。 
　　泉州：

　　鄚：1965年河北任丘古州分洪道出土战国燕系“莫”戈。“莫”即“鄚”，地名。《史记·扁鹊列传》集解：“鄚，县名，今属河间。”又《史记·赵世家》：“惠文王五年，与燕鄣、易。”集解引徐广日：“皆属涿郡，鄚，音莫。”《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三：“汉鄣县在任丘县北三十里鄚州城”，即今河北任丘市北35里鄚州镇。 
　　渔阳：战国时期燕国早期兵器有“鱼阳铍”，上有铭文“王立子鱼阳□卯，右军工师司马命治得执剂”，上海博物馆藏。《汉书·地理志》载，渔阳郡，“秦置”，郡治渔阳。由此铍铭文可知，渔阳之得名较秦更早，战国时期燕国已有渔阳郡。 
　　此外，在传世战国燕系古玺中，尚有一批“都”字古玺，如“平阴都司徒”、“平阴都□皇”、“日庚都萃车马”、“单佑都市玺”、“庚都右司马”、“徙□都丞”、“闵阳都□皇”等，以及山东邹城文管局旧藏“枝堙都右司马信玺”。这些地名都是燕国的地方一级行政单位，可惜地望无考。又战国时期燕国青铜器有武平钟，铭文“武坪(平)君□□□器”。武平，地名，具体地望无考。武平君为燕国失载封君， 文献 无考。 
　　战国时期，燕国的疆域大致包括河北省东部和北部，辽宁省南部及内蒙古南境。但传世文献记载的战国燕地名较少，目前依据文献资料可考者仅有“涿、方城、鄚、易”等不多的几个。上文已述，根据考古出土的战国时期燕国的古玺、青铜器、陶文等等文物材料及其铭文考证，目前可确知的燕国地名，具体地望可考者十七个：文安、涿、柳城、方城、夏屋、襄平、安平、阳安、狗泽、渔阳、泉州、洵城、容城、徐无、鄚、下落、安次；地望不详者六个：闵阳、枝堙、武平、平阴、日庚、单佑。当然，就燕国之疆域而言，其地方行政单位的数量远远不止此数，但因资料欠缺，其他地名目前无考。 
　　战国时期各国设置的郡县，文献史料多有缺漏，有关燕国地名的记载数量很少，更是难窥其详。本文根据考古出土的战国时期燕国文物上的铭文补充了二十多个地名，或可稍补这方面的缺佚，同时也为研究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地名沿革和郡县制变化提供 参考 资料。事实上，战国时期燕国的地名绝大多数都为秦汉郡县所继承，并为秦汉出土文物所证实，如天津市宝坻县秦城遗址出土的秦代“泉州丞印”印范，再如西安市相家巷出土的带有“徐无丞印”字样的秦代封泥，二者表明《汉志》中泉州和徐无等县的设置都可以提前至战国时期。此外，《汉书·地理志》中燕地的郡县名称在战国时期也多已出现，且名称并未改变，如文安、涿、柳城、方城、襄平、安平、渔阳、泉州、洵城、容城、徐无、鄣、下落、安次等等，这些过去均被认为是汉代所设置的县，现在都可以上推至战国时期，由此可补史料之缺憾。那些地望不详的燕国地名，在《汉书·地理志》中亦不见记载，估计应该是被裁撤省并了。 
　　据文献记载，战国时期燕国地方一级行政设置应为“县”。比如《战国策·秦策五》：“赵攻燕，得上谷三十六县，与秦什一。”但是，从考古出土文物等实物材料来看，燕国的地方行政设置并不称“县”，而是称“都”，“都”就相当于县一级行政单位。例如前述战国时期燕系官印中大量存在有“都”字的官印，就是明显的证据；出土的燕国器物上的陶文和青铜器铭文中地名后多有“都”字也是实证，如陶文“容城都口左”、“余无都瑞”、兵器铭文“泉州都□”等等。三者互证，说明战国时期燕国地方行政单位的名称应为“都”，而非“县”。此说可纠文献记载之误。 
　　张传玺先生在考证秦代北京地区的郡、县、关时，认为《史记·绛侯周勃列传》所载“燕王卢绾反，勃以相国代樊哙将，击下蓟……屠浑都，破绾军上兰，复击破绾军沮阳，追至长城。定上谷十一县”这段文字中的“浑都”即军都，此说亦可从。《汉书·地理志》载上谷郡领县有军都，其地在今北京市昌平区土城附近。秦朝统一六国，但是存世未久；汉朝建立后，此地沿用燕国之旧名“军都”，也是顺理成章。前文中，燕国故地文安都、涿都、柳城都、方城都、泉州都、容城都、徐无都等等，在《汉书·地理志》中均沿用旧名，只是改‘嘟”为“县”。估计秦汉时期推行郡县制时，将燕国旧地改都置县，但仍保留原燕系地名，乃是常用的做法。 
　　事实上，在春秋战国时期，“都”和“县”一样，都是相当于县一级的地方行政单位，二者常可互称。《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载楚平王以舟师略吴疆，“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史记·吴太伯世家》记其事：“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正义》称：“两都即钟离、居巢。”可证文中之“都”，乃是“县”之别称；所谓吴王伐楚、取其“两都”，实即攻克了钟离、居巢两县。《史记-伍子胥列传》：“吴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钟离、居巢而归。”司马贞《索隐》注：“二邑，楚县也。”对此已阐述得十分明白。又《左传·昭公十三年》载“人大都而乞助于诸侯”；《史记-楚世家》则作“人大县而乞师于诸侯”；亦是“都”、“县”可以互称之证明。综上所述，战国时期燕国相当于县一级的地方行政单位称为“都”，而不是称为“县”。这也可补传统文献之失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