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佟屏亚，全景

　　马、牛、羊是最重要的三种家畜。在牧区，它们是牧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财富。在农耕社会，它们除了贡献乳肉皮毛，还提供了农耕、交通的动力。由于它们卓越的社会贡献，自古以来便被人们极力推崇、赞誉。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它们还逐渐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社会形象和位置。
 　　马为六畜之首，古往今来为人类提供了骑乘、耕耘、运输之利，又以肉、奶和皮辅佐人类繁衍发展。在战争岁月，马披荆斩棘，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在太平盛世，马躬耕垄亩，俯首轩辕，温顺尽力。步入现代社会，马仍在沙漠、山地、草原和农区发挥着重要作用。
 　　马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之一。考古发掘表明，在距今40万年以前野马就已是周口店北京猿人的狩猎对象。在江苏大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众多殉葬的马和制作精细的陶马，表明在距今6000年前古人已开始进行野马的驯化并作为祭牲。殷商时代的甲骨文记录，在距今4000年前马已是驯化的重要家畜了。
 　　马在动物分类学上属马科马属，与驴和斑马来自共同的祖先。现代马是古代野马经漫长进化和人工培育而形成的，生物学家常把马的进化看成是生物进化史上最系统、最典型的例证。马的进化经历了始祖马、中马、原马、上新马和真马五个阶段，世界各地考古发掘的马骨化石及野马分布表明，马的驯化中心在中亚的天山山麓以及中国的西北边陲草原。直至19世纪初期，上述地区还有马的祖先──蒙古野马和鞑靼野马的足迹。
 　　长期以来，马为战，牛为耕。www.11665.COm马在我国古代社会一直享有重要的社会地位，历代统治阶级都通过制订养马政策、建立马政机构、设置马市等措施积极发展养马业。
　　早在周代就设置马政机构专司养马，《周礼·夏官》记述，夏官设置校人、质马、庾人、巫马等官职，职掌马匹的管理、鉴定、调教、疾病防治等事宜。当时已经根据马的用途、毛色、品质把马分为6种，即繁殖用的种马，战争用的戎马，礼仪用的齐马，驰驿用的道马，狩猎用的田马，以及杂役用的驽马。
 　　汉武帝遣使出使西域，开通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加强了中原和西域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从西域诸国多次引进良马和优质马饲料苜蓿。北魏时，仅河西地区养马就达200多万匹。唐初在各地设“牧监”（养马场），鼓励养马，从贞观到麟德的40年间，仅陇右地区养马就达70余万匹。
 　　蒙古族崛起北方草原，善骑射，以“弓马之利取天下”，称为“马背上的民族”。忽必烈统一中国后，仿唐宋制设群牧所，后改太仆院，并设尚乘寺，统管马政及有关事宜。蒙古民族以游牧为生，衣、食、住、行都离不开马，甚至出征“只是养马随行，不用军粮”（《黑鞑事略》）。战士往往一人数骑，“凡出师，人有数马，日轮一骑乘之，故马不困弊”（《蒙鞑备录》）。古代交通设驿站，以马作为驿骑联络。元代所设驿站叫“站赤”，每站有驿马，少者30匹，多者400多匹。
 　　明代鼓励民间养马，规定长江以北，每户养马1匹，江南每5户养马1匹。每50匹马设群长1人管理。官府在川陕等地设“茶马司”，管理茶马交易，即以西部的马换江浙之茶；1匹上等马换茶120斤，中等马换茶70斤，下等马换茶50斤。明代重视马匹繁殖，规定公、母马的群养比例，加强种公马调养，以繁育优良马种。明万历年间杨时乔编撰养马专著《马书》，记述了马政、马的牧养调教、良马选育以及马病防治等内容。清廷沿袭明制，在太仆寺下设马厂，掌管马匹饲养、繁育事宜，并在北方和西北等地建官办养马基地。
 　　1974年，考古学家揭开了秦始皇陵的帷幕。在三个墓坑中，整齐地排列着120多辆战车、500多匹陶马、7000多名武士俑、1万多件青铜器。极目望去，一排排昂首挺胸、神态各异的战士，一匹匹骠悍矫健、神奕欲驰的陶马，如同置身于万马奔腾、威武肃穆的古战场，显示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磅礴气势和雄武威力。秦皇陵出土的陶马，体匀称，两目前视，鼻孔歙张，额鬃分扬。头戴金银饰物，下垂缨络，给人以静中欲动的态势。被誉为“举世罕见的艺术珍品”和“人类古代精神文明的瑰宝”。[论文网]
 　　在古代，马象征国威、权力和富强。长期以来，马与王朝的盛衰密切相关。传说黄帝时代即已“制作战车，以马挽之，而战蚩尤”，开马匹用于争战之始。夏殷以来，驾车已有不同规制。《礼记·檩弓篇》说：“夏尚黑，戎事乘骊，牲用玄；殷尚白，戎事乘翰，牲用白。”意思是说在战争或祭祀时，夏人喜用黑马，殷人喜用白马。殷代出土的文物和甲骨文显示，当时已有二马、四马以至六马驾驭的战车。《书经·五子之歌》记述：“予临非民，檩科若朽木之驭六马。”说的是夏代统治者太康乘坐六马驾驭的车辆出战巡狩，显示豪华威武之风。
 　　马是古代主要的军事装备，“马者，兵甲之本，国之大用也”（《后汉书·马援传》）。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峰起，群雄割据，厉兵秣马，战事纷呈。《诗经》中就有“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的记述。描写以马驾车征战的情景。商周时期，用马拉战车作战已具规模。《书经·牧誓》记述，武王伐纣时，“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由于马“寓兵于农，隐武于国”，周代首次把掌握军政和军赋的官称为“司马”。周代有“万乘之王、千乘之国、百乘之家”的说法，表明拥有马匹多寡以显示其统治的权贵和地位。
 　　春秋列国之间的战争可以视为战马数量的较量，拥有车骑的多寡常常决定战争的胜负。公元前632年著名的晋楚城濮之役，晋国出动战车700乘，战马2000匹；到公元前534年，连比较小的鲁国一次就出动了“革车千乘，战马四千匹”。山东省临河县发掘出的春秋墓葬中，一次殉葬的战马就有500匹之多。
 　　秦国地处秦川平原，特别重视发展养马业。如设置太仆寺掌管国马，设立牧师苑制订马政法《厩苑律》。秦军车骑最强，马壮军威，成为“车千乘，马万匹”之国，“南取百越之地……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贾谊《过秦论》），有助于秦始皇南征北战完成六国统一大业。
 　　刘邦称帝后，北方匈奴经常入侵。匈奴精骑射，骁勇善战，单骑灵活，往往“人不弛马，马不解勒”，出其不意地袭击对方。公元前200年塞外白登战役，刘邦被单于30万骑兵围困七昼夜，暴露了汉兵骑兵阙如的弱点。骑兵的出现是一场战争形式的变革，改变了马拉战车的作战模式。汉武帝为平息边陲忧患，遣使西域引进良马3000匹，加强马的改良与繁殖。颁布马政命令，设置牧马苑，仅西北边陲就辟牧苑36所，养马30多万匹，民马不计其数。仅仅100年左右，汉王朝“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汉书·食货志》）。公元前123年，汉将卫青、霍去病“率骑士十余万，并私从良马十四万匹”，浩浩荡荡，大败匈奴于边陲（《前汉书·武帝纪》），可以窥见汉代兴盛的养马业及骑兵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

马是一种极为聪明的动物，感官敏锐，反应快速，特别是具有发达的听觉和嗅觉以及惊人的记忆力，在与人类长期为伍的过程中，它能

够根据人的语言、表情和手势表演丰富多姿的技艺，形成舞马、马技、马球以及赛马等运动。经过世代流传，这些运动已发展成为健身与竞技的体育项目。
 　　春风绿大地，金牛耕耘忙。千百年来，牛一直是人类的忠诚伙伴。它性情温顺，勤劳善良，任劳任怨，无私奉献，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肉奶皮毛制品和农耕动力。
　　野牛是古人类重要的猎获物之一。随着网罟和弓箭的发明，捕获的野牛愈来愈多，人们就把吃不完的幼犊豢养起来以供匮食之需。这样，就出现了初期的畜牧业。《礼记·月令流》记述：“能执伏牺牲谓之伏羲。”伏羲就是征服野兽的意思。殷墟出土的卜辞中有驯牛记事；甲骨文中的象形文字“牛”表示在牛肩上架横木以控制，“牢”表示养牛的圈；“牧”表示以手执鞭牧牛。在浙江省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伴随出土的稻谷遗迹，还发现大量已经驯化的牛骨化石和畜圈。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也发现了众多的牛骨化石，表明先民结束野蛮时代迎来了文明曙光，牛显然贡献出了一份力量。
 　　牛在动物分类学上属于哺乳纲、偶蹄目、洞角科、牛属、牛种。牛的祖先和其他偶蹄类的祖先一样，都是由四趾或五趾动物进化而来的。大约在中新世后的地质年代，牛的祖先开始分化成为独立的系统。
 　　人类驯化的牛主要有三大类，即黄牛、水牛和牦牛。
　　黄牛的祖先是原始牛。在我国东北、华北等地更新世地层发现了原始牛的遗骨化石。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记述：“牛有数种，本经不言黄牛、乌牛、水牛，但言牛耳。南方人以水牛为牛，北方人以黄牛为牛。”直至唐代以后才分类称呼。黄牛适应性较强，遍布我国南北各地。
 　　水牛的祖先是亚洲平角水牛。在我国南北地区不同时代的古地层里，发掘出7种不同类型的水牛骨骼化石，反映出水牛的进化过程。从出土文物判断，古人驯化水牛和种植稻谷有密切的关系。水牛有长角型和短角型两类，长角水牛分布于五岭以南地区，古称“州留牛”，体大力强，挽力超群；短角水牛分布于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古称“吴牛”，体型较小。随着人们的交往和迁移，这两类水牛交错地分布在南北许多地区，相互杂交产生了中间型水牛。
 　　牦牛的祖先是亚洲北部地区的野牦牛，我国华北、俄罗斯西伯利亚和美国阿拉斯加等地区均发现距今5 000多年前的古牦牛化石。现今野牦牛仍成群地生活在青藏高原海拔4000～5000米的崇山峻岭，考古学家推断，牦牛最早可能是由喜马拉雅山麓和昆仑山麓的羌人驯化，至少有2000年之久，是生活在高原的人们耕地、驮运、骑射、征战必不可少的家畜，被誉为“高原之舟”。
 　　原始时代古人猎获的野牛是珍贵的食物，在神权思想支配下牛成为敬祖媚神隆重祭祀仪式上的牺牲。“牺牲”二字皆从牛，想来即源于此。殷墟出土的卜辞记有“直鬯御牛三百”，就是说殷朝王室祭祀祖神一次就宰杀牲牛300头，可以推断养牛规模之大。
 　　在封建社会里，祭祀用牛以及不同等级的人食肉都有严格区别。《礼记·曲礼》记述：“凡祭天地以牺牛，诸候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如何区分牛的等级呢？古人主要以牛角区分，如《礼记·王制》所说：“祭天地之牛，角茧栗；宗庙之牛，角握；宾客之牛，角尺。”注曰：“如茧如栗犊也，握谓长不出肤侧，四指也；宾客之用，则取其肥大而已。”就是说祭祀天神选取牛角只有蚕茧或栗子那么小的牛犊；敬献宗庙选取牛角以掌可握的壮牛；而参加祭礼拜宾客则只能食用长角的老牛了。这样一来，历代皇室都设有专司养牛的官职，例如《周礼·地官》中就有“牛人”一职，其主要职责就是饲养各种用途的牛：有供祭祀用的享牛和求牛，供宾客食用的膳牛，供赏赐兵士的犒牛，供丧事用的奠牛，以及供军旅行役之兵车牛等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根据需要驯化养殖家牛，培育出不同用途、不同类型的牛品种。例如，在周代以前，牛主要供食用，饲养之牛肥，臀部突出；春秋战国时代商业发达，牛供运输引辇，饲养之牛体型均匀紧凑，驾车走得快，驮运多；汉代以来牛耕发展，牛体高健，挽拉力大。随着乳牛业兴起，所育之牛乳房增大，泌乳多。
 　　自从牛被用作耕田的动力以后，牛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并对农业生产发生深远的影响。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用家畜牵引的带铁铧的耕犁产生以后，大规模地耕种，使食物在当时条件下无限制地增加有了可能。
 　　从我国发掘出的考古文物和冶铁铸造技术的发展历史看，我国牛耕的历史不晚于春秋，兴起于战国；到了秦汉时代，牛耕已逐渐遍及中原大地。黄河流域中下游是牛耕的最早地区，以后逐渐传播到长江流域以及北方和边疆地区。
 　　牛耕技术的产生和普及，对农业生产发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是劳动效率显著提高，其次是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推广牛耕使土地平整，深耕熟耨，勤治力穑，“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
 　　我国自从进入牛为“稼穑之本”的农耕时代以来，牛被视为珍畜，身价倍增。历代统治者为发展牛耕，均颁布禁屠耕牛的诏令。《盐铁论》记述：“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盗马者死，盗牛者枷。”唐代开国之初曾颁布《关内诸州断屠杀诏》、《禁杀塞马牛驴敕》。凡宰杀或伤害耕牛致死者，叛徒刑一年半；牛主自杀其牛，徒刑一年。明清时代禁屠耕牛则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如《大明律》规定：凡宰杀耕牛，私开圈店，贩卖牛只与宰杀者，俱问罪，轻者充军，重者处死。
 　　牛肉鲜美，营养丰富。牛肉中蛋白质含量高于猪肉和羊肉，而脂肪含量低于猪肉和羊肉，牛肉中还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维生素，是理想的瘦肉型肉类。牛乳是人们喜爱的食品。草原民族食牛乳有悠久的历史，《史记·匈奴列传》记述，养牛，“人食其肉，饮其汁，衣其皮”。在中原地区牛乳被视为珍贵的滋养食品，《魏志·王琚传》记述：王琚“养老于家，常饮乳，面如处子。”一个年迈古稀的老头子颐养鹤发童颜，似乎夸大牛奶之功，但古代医学家极力倡导饮牛乳食疗。至于牛皮及皮革制品更是有口皆碑，制革、制鞋、皮件、毛皮加工产品琳琅满目，在人们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牛的品质和为人类社会所做的贡献令人敬仰，古往今来，为牛吟诗作赋、题词讴歌者比比皆是。或赞誉其勇敢沉着，或吟咏其辛勤耕耘，或夸说其丰硕功绩，或借以抒怀咏志，还以“孺子牛”的高尚品德和情操，借喻人的忠贞与气节。著名文学家鲁迅把自己比喻为老黄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血。”赞颂了牛的勤劳和忠贞的高尚品德。鲁迅发自肺腑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显示了革命家敢于斗争、蔑视敌人的英雄气概。荣誉永远属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全心献身人民的孺子牛精神。
 　　“蓝蓝的天空上飘着那白云，白云的下面盖着雪白的羊群。羊群就好像是斑斑的白银，撒在草原上多么爱煞人。”悠扬悦耳的一曲《牧歌》把人们带进了辽阔无垠的草原，蓝天白云，遍地羊群，展示出一幅关于山羊古往今来的美丽画卷。
 　　羊，儒雅温和，温柔多情，古来即为与先民朝夕相处之伴侣，我国古代把羊视为灵兽和吉祥物。商代甲骨文卜辞中，羊通“祥”，吉羊即吉祥。《易经》说“吉事有祥”。在古代器物上的铭文，“吉祥”都

写成“吉羊”。《说文解字》解释：“羊，祥也。”羊“像头、角、足、尾之形也”。因此，凡与“羊”有关联者统统赋予“吉祥如意”、“福瑞喜庆”的内涵，比如“善、美、羲、祥”等字都从“羊”。在《汉字大字典》中，以象形之法造出“羊”字为部首的汉字竟多达204个，说明羊的影响已渗透到国人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把羊作为美丽吉祥的象征物，在剪纸、刺绣、砖刻、木雕等民间美术作品中，都显示有羊的美丽可爱形象。
 　　羊被许多民族奉为动物图腾标志之一。古印度神话认为羊是人和诸神的祖先；古埃及人奉公羊为神兽；古希腊的最高神宙斯出生后被父亲扔掉，是母山羊将其奶大，而宙斯的化身便是双角弯弯的绵羊；阿拉伯的民间故事中，羚羊被视为美好、吉祥化身。我国古代炎帝族是西羌人，其支族以“姜”、“羌”为姓，甘肃、青海、新疆一带是羌人活动的地方，都以羊图腾标志为氏族的名号。大禹氏族就是羌族发展的羊图腾部落。部分羊图腾氏族很早就融入到华夏氏族。
 　　考古学家认为，山羊被驯化至少有1.2万年。古亚述人称山羊为“穷人的奶牛”。这个比喻有褒意也有贬意，然而却恰如其分地表述了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和山羊结下的不解之缘。
 　　自从人类进入狩猎游牧生活以肉奶作为食品以后，有两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发明，其一是火的利用，另一是动物的驯养。当古代人有了比较丰裕的食品并开始定居下来，野山羊可能是他们最早饲养的动物之一。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和约旦古代遗址中，发掘出洞穴壁画上的牧羊图案以及羊骨碎屑，经鉴定距今约1.2万年。地处以色列的埃尔奇洞穴发掘出的羊骨，以及伊朗北部地区贝尔特洞穴发掘出的山羊遗骸，表明公元前6000年～公元前8000年人们已经驯养山羊。公元前2700年埃及古墓壁画上的牧羊图，牧羊人赶着羊群前行，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在西安半坡村和新郑裴李岗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大量的羊骨、羊齿及陶羊，表明我国先民在距今8000年前就开始养羊了。内蒙古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阴山岩画，展示着形态各异的山羊图形，其中知名的如北山羊、藏羚羊、盘山羊、岩羊等，有的跳跃，有的奔跑，有的啃草，有的张望。公元前2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山羊已是国人重要的家畜了。夏、商、周时期养羊业日趋成熟，殷墟出土有大批的羊骨以及羊形青铜器、玉器等。甲骨文中已有“羊”象形字。据《周礼·夏官》记述，西周时设有“羊人”的官职，掌管全国饲羊事宜。
 　　山羊为什么能成为最早驯化的家畜？考古学家推测可能有三个原因：其一，山羊是重要的衣食来源，羊肉肥美，奶可解饥，皮可御寒。特别是在狩猎比较困难的严冬季节为人们提供食品和衣物。其二，人们无需给山羊提供饲料，因为大部分季节满山遍野的青草和树叶就足够其饱腹了。其三，和许多大牲畜相比，山羊体躯乖巧，行动灵活，便于饲养，而且还有牧羊犬──最早驯化的家畜──作为羊群忠实的守护者。其四，也是最重要的，山羊自身对自然条件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在严寒和酷热的种种气候条件下都能生存繁衍。特别是人们逐步密集地定居下来，并有较好的安全保护设施之后，羊群繁衍规模不断扩大，所以古代的民族、部落或王室均以拥有羊群数量作为衡量占有财富的标志。部落、帝王之间的征战，主要抢掠对象是羊群。这也是古代山羊容易混杂、迅速传播并产生广泛适应性的重要原因。
 　　在古代，养羊规模代表地位和财富，我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咏羊的诗就有13篇。如《小雅·无羊》记述：“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尔羊来思，其角。”展现了一幅辽阔恢弘的牧羊场景。《史记·货殖列传》记述：养羊250头以上，收入“与千户侯等”。当时还出现了著名的卜氏养羊专业户。据《汉书》记述：卜氏，河南人，畜羊百余，进山放牧，十余年羊群发展到千余头。后来他在皇家牧场牧羊，群羊膘肥体壮。汉武帝很赏识，给他官职被他婉拒了。他著的《卜氏养羊法》是我国最早的牧羊专著。
 　　山羊适应性强，很容易被驯化，推测它可能有很多个驯化中心，很多个野生祖先，直至今天世界上很多地区还生存有野生山羊。野山羊有5个种，11个亚种。在地球上的分布大致连成一条山羊线：从比利牛斯山经阿尔卑斯山和东欧山脉，直至高加索山脉，然后从近东高原到喜马拉雅山脉和中亚山脉，都可以找到它们的起源地。这条山羊线的分支与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南部和印度南部的野山羊线连在一起。
 　　人类居住的地区几乎都有家养的山羊，但2/3的羊群集中分布在亚洲和非洲。这些地区山羊健壮，适应性强。但由于气候、地形和饲料来源的不同，产生了琳琅满目的山羊品种，它们的毛长、体躯、角形、耳曲等都有显著的差异。
 　　山羊和绵羊是羊族的两大类，体躯和习性极相仿，两者相比凸显山羊之奇特。山羊体瘦，头长，脸面垂直，有须；绵羊体躯丰满，头短，脸呈凸圆形，无须。山羊角多为三棱形并呈镰刀状弯曲，绵羊角呈螺旋形，粗大。在山羊和绵羊的混合畜群中，往往是山羊行使指挥权。在遇敌格斗时，山羊排成扇形迎敌而上，尤其是有角的公山羊，勇猛异常，格斗时高抬前肢，站起来，突然用匕首般的尖利犄角拒敌，而绵羊却缩成一团或惊慌逃窜。

　　和绵羊相比，山羊脚板稳，胆量大，能攀登贫瘠荒芜的陡峭山坡，稳健地站在悬崖峭壁上。当羊群采食灌木枝叶时，总有公山羊站岗放哨，一旦发现可疑迹象，立即发出警报，迅速转移或准备战斗。山羊觅食有很大的独立性，一旦获悉警报，立即散开，组成一条防线，当被追逐时便分成几个小团体。据说，安哥拉山羊对敌策略非常特别。当猛兽接近羊群时，它们立即聚合成一个高堆，弱者蹲在堆下，强者立到堆上，这种阵势让猛兽被惊吓而踯躅不前。
 　　山羊食性很杂。德国科学家的调查报告，山羊比任何草食家畜活动范围都要广，耐粗饲，当地山区576种植物中，山羊可采食的就有449种。坦桑尼亚科学家做过一个有趣的试验，把一个密集的灌木林分成4块。第一块不放牧，第二块牧牛，第三块牧羊，第四块牛和羊共牧，10年为一期。试验结果发现，第一块灌木林植被迅速增加。第二块灌木林越来越难于深入，牛沿着常走的小路采食野草；路边的灌木和树叶部分被吃掉。第三块灌木林逐渐稀疏，野草茂密生长并结出成熟的种子。这是因为山羊既摄取野草又采食荆棘丛林，野草、灌木会不断地更新。
 　　世界养羊区域主要分布在南北纬30～60度之间，牧羊业在一些国家仍占重要的经济地位。世界主要产羊国有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中亚、西亚诸国。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养羊国，饲羊量及羊肉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形成以内蒙古、新疆为代表的牧区和以山东、河南为代表的农区两大养羊区。据《中国羊品种志》资料，我国山羊有98个品种，绵羊有79个品种，2010年中国饲羊存栏量2.8亿头，产肉4000万吨。
 　　人类培育的山羊按其用途分三类：肉用、乳用、皮用，也有三者兼用的品种。羊肉、羊奶是好食品，羊皮、羔裘是珍贵衣料，羊骨、羊脂等有良好的药用价值，所以古人云：“陆畜之利广者，莫过于羊。”
 　　羊肉古来就人们喜食的畜产品之一。特别是穆斯林聚居地区，羊肉在日常生活中极其重要。羊肉营养丰富，每100克羊肉中含蛋白质11.1克，脂肪28.

8克，糖0.5克，热量为206千卡，还有丰富的维生素a、钙、磷、铁等营养成分。周代王室贵族所谓的名馔“八珍”，其中的“炮（母羊）”、“捣珍”，即是用羊肉、羔羊烹饪的。元代《饮膳正要》记有几百种宫廷御膳，其中70%以上是以羊肉、羊脏器作为原料。元代诗人许有壬在《秋羊》中盛赞羊肉的肥美：“肉净燕支透，膏凝琥珀浓。”《本草纲目》记述，“羊肉能暖中补虚、补中益气、开胃健力，治虚劳恶冷、五劳七伤。”古代医学认为羊肉“性味甘温，有益气补虚，温中暖下”之功，是理想的医食兼用补品。
 　　羊奶更是口碑载道，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无机盐等营养成分，有益智健脑、增强记忆、健康益寿、缓解压力的功效，特别是容易消化吸收，是妇幼和病人上好的滋补佳品。国际营养学界誉为“奶品之王”。藏医圣典《四部医典》说“山羊奶，奶性轻凉，能定喘治疗烦渴”。《本草纲目》说“羊乳甘温，可润燥治口疮”。
 　　古籍记述了羊皮的加工。公元前4000年左右，埃及的一幅浮雕上，呈现古人用明矾鞣制羊皮。公元前1350年，图丹卡蒙古墓出土用山羊皮制成座垫的凳子，表明山羊皮加工利用的历史悠久，技艺精湛。直至今天，这些地区出产的摩洛哥皮、坎帕拉皮、卡拉奇皮仍然脍炙人口，驰誉国际市场。
 　　人类利用羊毛的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羊毛纤维柔软，富有弹性，可用于制作呢绒、绒线、毛毯、毡呢等生活用。羊毛制品有手感丰满、保暖性好、穿着舒适等特点。羊毛是纺织工业的重要原料，用卡斯米山羊毛制作的披肩世界著名，安哥拉山羊的绒毛（披于额上的细长毛）在毛织工业上可与美利奴绵羊毛媲美。山羊毛制成的衣物、地毯等有光泽，韧性大，染色久不退变。
 　　山羊浑身是宝，以至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赞誉山羊道：“没有哪间有一只山羊的厩舍不受真主的保佑，没有哪间有三只山羊的厩舍天神不在为其祈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