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探讨直肠癌中西医指标是否存在某些内在规律性的联系和相关性。方法 选取2004～2006年间在南京市中医院全国中医肛肠医疗中心进行手术治疗并符合纳入标准的直肠癌患者，将所有入选病例编号，在术前完成中、西医指标，术后完成病理分型。同时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中医辨证分型在西医dukes b、c期以气血淤滞型最为常见，以薄腻苔弦涩脉多见；体重70.4％在正常范围，25.4％体重超重。未见中医虚证患者。气血淤滞型者的肿瘤病变部位距肛门口的平均距离（7.2±4.9 ）cm显著大于湿热毒蕴型者（4.6±2.0）cm，p<0.01。结论 目前直肠癌患者多为气血淤滞型和湿热毒蕴型（西医dukes b、c期）。气血淤滞型患者的肿瘤病变部位距肛门口的平均距离显著大于湿热毒蕴型，术前分型为气血淤滞型保肛手术的几率较大。中西医指标间有相似分布，可以相互佐证，建议今后对于直肠癌的中医诊治应该加以区分，以使中医直肠癌的诊断治疗更加具体可行。
【关键词】 直肠癌；中医分型；dukes分期；相关性
辨证施治是中医诊治直肠癌的关键，也是中医研究直肠癌的重要方向。直肠癌的辨证分型反映了中医对直肠癌的本质认识，而肿瘤的西医学指标则反映了西医对直肠癌的本质认识,那么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些内在规律性的联系呢，是否可以通过了解两者关系，为直肠癌的中医辨证分型进行现代医学解码，为验证这一假设，我们选取2004～2006年间在南京市中医院全国肛肠治疗中心进行手术治疗并符合纳入标准的直肠癌患者，进行了相关研究。wwW.11665.coM
1 资料和方法
1.1 纳入标准 所有病例均符合以下条件:①年龄30～85岁;②初治患者;③诊断明确，有病理诊断依据;④病历记录完整;⑤接受手术治疗。
1.2 排除标准 ①既往有恶性肿瘤病史;②资料不完整或诊断不明确;③有手术禁忌证，或其他原因未进行手术探查。
1.3 诊断和分类标准 直肠癌的诊断依据病理学检查结果。中医辨证分型依据《临床中医肿瘤学》中有关结直肠癌辨证分型标准，分为气血淤滞型、湿热毒蕴型、气血虚弱型、脾肾阳虚型和肝肾阴虚型[1]。病理组织类型均为腺癌，肿瘤分期以临床常用的dukes分期[8]为标准。
1.4 研究变量 本研究的主要变量中医指标为患者的中医辨证分型、舌苔、脉象；西医指标为术后病理分期；协变量为患者的年龄，性别，术前的身高和体重等。由患者的身高和体重计算体重指数（bmi），并依据中国肥胖工作组的建议以24作为超重的切点值。低于18为体重过轻。
1.5 观察方法 选取2004～2006年间在南京市中医院全国肛肠治疗中心进行手术治疗并符合纳入标准的直肠癌患者，将所有入选病例编号，中医指标由副主任中医师以上职称人员在术前完成，西医指标由副主任医师以上人员负责完成。
1.6 统计分析方法 使用spss统计软件包，采用t检验对定量资料进行组间的差异性检验、χ2检验对分类数据进行组间差异的统计学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 果
2.1 临床资料 符合入选标准的患者71例。其中男24例（33.8％），女47例（66.2％）;年龄30～82岁，均为腺癌。dukes分期：b2期40例，c期31例。有淋巴结转移31例。
2.2 中医分型 中医辨证分型以气血瘀滞型最为常见，为51例(71.8％)，湿热毒蕴型20例(28.2％)。薄腻苔为49例(69.0%)，滑腻苔为22例(21.0％)。脉象弦滑者22例(31.0％)、弦涩者49例(69.0%)。
2.3 中医分型与病变部位的关系 气血淤滞型患者的肿瘤病变部位距肛门口的平均距离（7.2±4.9）cm显著大于湿热毒蕴型者的病变部位（4.6±2.0）cm（t＝3.16，p<0.01）。
2.4 中医分型与直肠癌临床病理分期的关系 在dukes b2期的肿瘤患者中，气血淤滞型者为72.5％（29/40），湿热毒蕴型为27.5％（11/40）；而在dukes c期的肿瘤患者中，气血淤滞型者为71.0％（22/31），湿热毒蕴型为29.0％（9/31）。二者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55>0.05）。
2.5 中医分型与体重指数的关系 体重在正常范围患者50例（70.4％），体重超重的患者18例（25.4％），体重过轻的3例（4.2％）。在非超重的肿瘤患者中，气血淤滞型者为75.5％（40/53），湿热毒蕴型为24.5％（13/53）；而超重者中，气血淤滞型者为61.6％（11/18），湿热毒蕴型为38.9％（7/18）。二者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19>0.05）。
2.6 舌苔和脉象与肿瘤分期之间的关系 在dukes b2期的肿瘤患者中，滑腻苔者为32.5％（13/40），薄腻苔者为67.5％（27/40）；而在dukes c期的肿瘤患者中，滑腻苔者为29.0％（9/31），薄腻苔者为71.0％（22/31）。二者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80>0.05）。
在dukes b2期的肿瘤患者中，脉象弦滑者为32.5％（13/40），弦涩者为67.5％（27/40）；而在dukes c期的肿瘤患者中，弦滑者者为29.0％（9/31），弦涩者为71.0％（22/31）。二者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80>0.05）。
3 讨 论
肿瘤的中医辨证分型是根据中医理论对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病因、病机、病性、病势要素的综合性概括，是对疾病当前本质做出的结论，是辨证施治的依据。肿瘤的西医学指标反映了病变的程度和发展趋势及肿瘤的生物学特性，因此，了解肿瘤的中医学指标与西医学指标之间的关系，对提高诊治直肠癌的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医临床以辨证论治为指导核心，“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处方用药随证而变。中医“证”与西医的病存在一定的分歧，而且中医的临床特点决定了符合中医医理的大多中医临床研究难以完全严格按照随机、对照、重复的标准设计和实施。另有一些研究只是临床病例报告和描述，或是治疗经验的总结，这些研究由于没有严格的科研设计和质量控制方法，而缺乏可信度[2]。
同时，由于不同学者受疾病认识上的差异、不同的知识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使中医归纳总结不同学者的经验带来了困难。虽然经验总结为以后的中医临床研究提供了直肠癌证治规律的线索，但是无法用现代科学的指标和知识对其进行准确的概括和量化，使这些经验的可重复性和概括性受到了限制，也成了中医持续向前发展的瓶颈[2]。
实践证明，中医药在直肠癌的综合治疗中效果是肯定的。但是直肠癌的中医临床研究虽有很多，以中医为主者却很少。虽也有以中医为主治疗直肠癌且取得满意疗效的报道，但多为个案报道，没有严格设计的大宗病例的研究。少数还有比较严重的统计学分析错误。导致晚期直肠癌成为目前中医治疗的主要对象，患者全身状况往往较差，经中医扶正祛邪，虽可使症状减轻，生存质量提高，但多数已无治愈可能[3～5]。随着大众医疗保健意识的增强，晚期病例越来越少，并且中医治未病的优势仍然没有发挥出来，这和中医理论无法用现代医学理论解码，中医指标无法用现代科学技术标准量化是有关的。
本项研究结果表明，从辨证分型的分布来看，气血淤滞型和湿热毒蕴型在直肠癌dukes b、c期病例中最为多见。dukes b、c期两组辨证分型的分布组间比较，没有统计学差异。说明在dukes b、c期患者中，以气血淤滞型为主。
从体重指数的统计结果看，患者体重大部分在正常范围或者超重，只有极少患者体重过轻，且与年龄及合并症有关。在体重超重和非超重患者的两组辨证分型的分布组间比较中，无统计学差异。说明气血淤滞型和湿热毒蕴型两型患者的体重指数无明显差异，均以实证表现为主。
本组未见到气血虚弱型、脾肾阳虚型和肝肾阴虚型的患者，我们分析认为，这是由于大众的医疗保健知识水平的提高，使直肠癌的相对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得以进行。真正晚期来就诊的患者非常少见。就诊者一般西医的身体状况指标较好，没有营养不良的症状，体重指数大多在正常范围。本组尚有25.4％患者体重指数超标。因此,中医虚症很少见到。
以往文献认为结直肠癌多属虚证[6]，与所观察病例多为结肠癌和晚期直肠癌患者及术后患者有关，我们所观察病例系多为西医dukes b期和c期的术前患者。从西医学角度来看，即使dukes c期患者，也仅限于区域淋巴结转移。尚无其他重要脏器的转移，全身营养状况和机能尚未受到影响。另一原因是，以往中医把结肠癌和直肠癌归为大肠癌一类，而结肠癌特别是右半结肠癌患者较早出现营养状况恶化状况，直肠癌患者多以血便和梗阻为首发症状，即使到了c期，大多全身营养状况和机能没有太大改变。因此，我们没有发现临床虚证的诊断。所以得出的结论也与以往观点有所不同。同时从另一方面说明早期、中期的直肠癌病例多数无“虚证”表现。中医病因理论虽有“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壮人无积，虚人则有之”之说，但临床如仅见邪气盛而未见正气虚的表现，仍将其归为实证[5]。
在舌苔、脉象的研究中发现，直肠癌患者以薄腻苔为主，脉象以弦涩为主。dukes b、c期患者两组舌苔、脉象的分布组间比较，没有统计学差异。这和中医辨证分型的结果是相一致的。我们的结果还表明，气血淤滞型患者的肿瘤病变部位距肛门口的平均距离显著大于湿热毒蕴型患者，两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说明属湿热毒蕴型者大多为低位直肠癌患者，气血淤滞型患者手术的保肛几率可能明显大于湿热毒蕴型患者。
我们的研究表明，目前直肠癌就诊病例中医证型分布多为气血淤滞和湿热蕴毒型，以实证为主。西医大多以dukes b、c期为主。两者的主、客观指标有相似的方面，可以相互佐证。同时，由于中医更加重视症候即直肠癌病机或状态的可被观测的外在表现，而结肠和直肠癌的西医临床表现和中医症候据西医学文献报道有很大差别，因此，建议今后对于结肠和直肠癌的诊治应该加以区分，以使中医直肠癌的诊断治疗更加具体可行。
中医古典医籍中无直肠癌病名，论述散在于多种相关病症内。中医对于肿瘤的认识起源于先秦，此后历代医家对直肠癌的病因病机进行了论述。晋、隋、唐时期进行了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宋以后逐渐完善对直肠癌的认识。因此对于直肠癌的中医理论探索还任重道远。
我们认为，对直肠癌中医学指标与西医学临床指标之间关系的深人研究，对用现代科学指标评价和运用中医理论，指导中医临床治疗分析预后有重要作用。有助于了解直肠癌的常见症候及其分布规律，有助于古老中医理论的补充和完善，有助于直肠癌中医指标的量化和诊治规范化。并对运用现代医学理论对古老中医理论及中医学辨证分型进行现代医学的解码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李忠.临床中医肿瘤学［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99.
［2］ 杨宇飞，吴煜，许云.大肠癌中医临床研究方法学探讨［j］.中国肿瘤，2006，15：（6），354355.
［3］ 王晓锋，李华山.大肠癌中医证治临床研究进展［j］.世界华人消化杂志，2007，15(29):30623066.
［4］ 曹洋，刘展华，陈志坚.陈锐深教授治疗大肠癌的经验［j］.中医药学刊，2005，23:17501751.
［5］ 田劭丹，李忠.大肠癌的中西医结合诊治［j］.中国临床医师杂志，2007，5（4）：2628.
［6］ 刘静，张军，朱琦.中医药治疗大肠癌辨证用药分析［j］.辽宁中医杂志，2006，33（9）：11661167.
［7］ 吴苏冬，周冬枝，贾宗良，等.结肠癌脾虚证p53,bc l2和bax的表达［j］.第四军医大学学报，2003,24(12):1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