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芬利范式是近40年来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正统模式，它强调从社会结构而非经济本身研究古代经济。芬利范式对古代经济史研究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一方面，采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抓住了古希腊罗马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认识到古代经济在诸多方面有别于现代经济；另一方面，拓展了古代经济史研究范畴，将关注视线从传统的经济史、政治史转向乡村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芬利范式受到严峻的挑战。首先，范式与史料不尽吻合；其次，过于强调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对古代经济的决定作用，忽视了经济本身所具有的规律性；最后，忽视文化视角下经济的特定意义。研究古代经济史应既注重经济结构又注重经济实绩。
关键词：古希腊罗马；芬利范式；《古代经济》；贡献；不足
中图分类号：f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3-0163—10
自19世纪末以来，经济史一直是古代历史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然而，近年来人们关注的中心似乎突然发生了转移。社会史、文化史、宗教史取代经济史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论题。原因之一在于，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使经济史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更重要的是古代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未能有根本创新，所有观点与结论似乎都无法走出某些模式的固定框架。对于这种现象，英国学者惠特克曾感叹说：“旷日持久的争论令人不胜其烦，继续研究似乎已无任何重要意义可言。”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者也曾围绕古代经济属性展开激烈论争，大致形成了“原始派”与“现代派”两个派别。WwW.11665.CoM与国外学界情况类似，国内学者的观点似仍难跳出“原始派”与“现代派”的二分范畴，争论的中心仍未摆脱西方史学界所设定的基本框架。
近40年来，西方古代经济史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无疑是从韦伯（m.weber）——哈斯布鲁克（j.hasebroek）——波兰尼（k.polany）所传承的，由芬利（m.finley）集其大成的，强调从社会制度、社会关系及个人社会地位的角度分析古代经济的研究模式。因芬利是该研究模式的主要代表及集大成者，所以西方古史学界一般将其称为“芬利范式”。自20世纪70年代该范式初步确立以来，很快成为西方古代经济史研究新的正统模式，并持续至今。然而，随着对芬利所设定各命题研究的深入和细化，芬利的结论也受到强烈的质疑和严峻的挑战。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芬利范式”大有被颠覆之势。对于芬利的研究模式，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最新进展，国内学者似乎尚未予以充分关注。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准备从三个方面讨论“芬利范式”。
一、芬利范式
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为克服史料庞杂的局限性，研究模式成为备受史学研究者尤其是古史研究者推崇的方法。所谓研究模式就是通过对复杂现实的简化，达到揭示各组成部分逻辑关系目的的研究方法。研究模式对于古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霍普金斯曾进行过生动的比喻：“如同一盒拼图游戏板，研究模式类似于全图轮廓，而遗存的古代史料为我们提供一张张拼板。”换言之，从某种程度上讲，合理的模式可使古史研究更具概括性，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古代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
近40年来，对古希腊罗马经济史研究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以芬利研究模式为代表的研究模式。该模式的基本观点萌生于19世纪末。韦伯、布彻尔等人在比较古今经济的异同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过程中提出，古希腊罗马经济从根本上异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应属于封闭的家庭经济范畴。随后，哈斯布鲁克接受了韦伯的观点，尝试从制度、社会结构等非经济因素分析古代经济。波兰尼提出前资本主义经济“嵌入”社会关系与政治制度中。然而，20世纪50年代之前，他们的观点并未受到太多的重视。
自50年代以来，芬利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从根本上改变了古代经济研究的面貌。芬利研究模式的提出一方面源于他丰富的生活经历与复杂的学术背景，同时也是他对当时盛行的以罗斯托夫采夫和弗兰克等为代表的古史现代派思想强烈质疑及回应。他认为古代经济绝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具有自身独特性。为此，他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为基础，力图构建一种新的研究模式，以阐明古代经济的独有特征。自1951年出版《古代雅典土地与信用研究》以来，芬利对古代经济模式及其产生根源、工商业在城邦中的地位、古代人的经济意识及经济分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经过一系列精心准备，1973年芬利出版了《古代经济》，全面阐释其古代经济史观。《古代经济》出版后，他进一步完善研究方法，并对古代社会结构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1985年，在《古代经济》第二版的“余论”及专门讨论古史研究方法的《古代历史：证据与模式》中，芬利完整地阐释了他的古代社会经济史观。经后继者大力提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该研究模式已成为西方古代经济史研究的一种“范式”。和新的正统。
《古代经济》是“芬利范式”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但全书并未按照现代经济学著作惯常的体例展开。在界定古代经济概念及古代的时空观念后，芬利从社会秩序与社会地位、主奴关系、地主与农民、城市与乡村、国家与经济等古代社会的主要关系入手，分析古代经济。虽然在其作品中并没有专门论及生产、消费和分配，但从字里行间，仍能窥见他对古代经济的总体认识。
就经济属性与经济意识而言，芬利认为古代经济本质上有别于现代市场经济。它不但规模更小、水平低下，最重要的是它不是一个独立范畴，生产、分配、消费不由供求关系决定，不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而是一种“嵌入式经济”（embedded economy），所有经济行为皆受控于家庭、宗教和社会观念等复杂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习俗；虽然古人也“种植稼穑、贸易赢利、加工产品、挖山掘矿、征收赋税、铸钱造币、亏损破产”，但这些经济行为不过是公民维持生计及维系和提升社会政治地位的手段，人们普遍缺乏赢利和扩大再生产的思想意识；公民的职责不是生产劳动，而是参加城邦的宗教、政治、军事生活，追求社会地位。换言之，古代经济研究对象不应是经济本身，而应是决定经济的社会结构。 就生产而言，农业是古代经济最主要的生产部门，也是公民应当从事的正当职业之一；土地是公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农业收入是公民财富的主要来源；虽然也存在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等生产活动，但城市是政治、宗教中心和消费中心，而非生产中心；手工业、商业及服务业被视为有碍个人心智发展的“低贱职业”（banausic work），不被公民接受，也不能由公民经营，所以这些职业多由处于城邦边缘化的外邦人或奴隶占据；古代社会没有显著的技术进步，人们缺乏扩大再生产的意识，所以整个古代（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后500年）经济没有明显增长。
就分配而言，社会财富的分配以战争掠夺和互惠交换为主；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财富贫乏，加上运输成本高，跨区域贸易不发达；贸易物品主要是生活必需品如谷物、木材、金属等及奢侈品等；商品价格不受市场规律支配，主要由当地物资状况及人际关系决定；商人由外邦人、依附者构成，他们大多贫困，且被城邦生活边缘化。
就消费而言，古代城邦没有经济预算，不关注国民财富增加，城邦通过掠夺、征收赋税及开发偶然发现的矿山等方式积聚财富；公民均分城邦财富后，剩余部分主要用于修建神庙、修缮道路等公共工程；对公民个人而言，除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外，置办嫁妆、帮助亲友、承担公益捐献及赋税等追求社会地位的非生产性活动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消费形式。除此而外，整个古代社会，鲜见公民将财富用于生产投资。总之，因为“古代社会根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所以不应对古代经济进行经济分析，而应研究影响古代经济的社会结构。鉴于此，有学者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芬利范式不应纳入经济史而应纳入广义的经济人类学的范畴。
二、芬利范式的贡献
尽管有学者批判芬利范式为“新原始派”，但它绝不是对19世纪末原始派的简单重复，而是结合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古代经济的重新诠释，对古代经济的研究具有深远影响。它“标志着古希腊罗马经济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该范式）“之于社会经济史研究相当于心理学和人类学之于宗教和文化研究”，“整个古代历史研究都漫布着芬利范式的气息”，“时代越久远，人们越能清晰地感知到它的影响”。总之，“它已经占据学术高地的中心位置”，“成为古史研究新的正统观念”。自芬利的代表作《古代经济》出版后，评论该书的文章大量涌现，该书也迅速被翻译为多国语言，且多次再版，成为古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划时代著作。无论谁也不会否认芬利范式对古希腊罗马经济研究的巨大贡献。大体看来，芬利范式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抓住了古希腊罗马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
使人们认识到在诸多方面古代经济有别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芬利范式充分地阐释了古希腊罗马经济的一些基本特征：首先，从整体层面上，认识到古代经济并非一个独立的范畴，注意到经济与社会制度、政治秩序及个人地位的关系，从而抓住了古希腊和罗马社会经济中的“非经济”因素，如众多以维持声望、帮助朋友、筹办嫁妆等为维系社会关系为主旨的非生产性借贷活动；其次，较好地阐明了古风时代的经济活动并非市场行为而只是一种社会行为，不同社会身份的个人往往通过礼物交换形式来确认自己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复次，认识到农业是整个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生产类型。工商业及制造业未曾占据生产的主导地位。这与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等对挣钱赢利活动和货币交换所持否定态度相吻合；最后，基于“政治人”的角度，较好地解释了古代社会为何未能产生现代意义资本主义的问题。芬利承继韦伯的观点，认为古希腊罗马的城市皆为“消费城市”，严重阻碍了经济理性主义的产生。如今，即便最激进的现代派学者也不会否认古代经济的小规模和基本面的原始特征。
其二，拓展了古代经济史的研究范畴。“范式会迫使科学家把自然界的某些部分研究得更细致、更深入”，芬利范式确立后，使更多学者注意到，古代经济并非只是研究古典时代雅典或罗马，也不仅限于生产、分配、消费，还包括社会制度及社会关系的各个层面。为证明或证伪芬利所提出的种种命题，学者们出版了大量的相关著作。就时空范围而言，除古风古典时代的雅典与罗马外，希腊化时代近东地区及埃及、共和前期的罗马、甚至是科林斯、提洛岛、马赛利亚、罗马行省等区域性经济史也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就内容而言，除商业、贸易、手工制造业、银行信贷等传统经济领域外，学者们还将视角触及到之前很少关注的农业、乡村、人口、生态环境、妇女婚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芬利范式对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可以从学者们对古代货币信贷问题的探究窥得一斑。芬利在《古代雅典土地与信用研究》、《古代经济》及《古希腊经济与社会》中提出，古代信贷是非生产性的，主要发生在社会上层人士之间，是他们为追求社会地位及满足奢华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围绕芬利的观点，学者们充分利用考古材料、文献材料、民族考古学及人类学知识，试图支持、修正或者否定上述观点。产生了包括《apotimema：雅典租赁及嫁妆契约中的术语》、《古代希腊城市的银行及银行家》、《古代雅典的借与贷》、《雅典的经济与社会：从银行的视角》、《辅币与货币化经济》、《金钱、法律与交换》、《租赁与借贷：公元前4世纪雅典货币经济》、《罗马世界的银行业与商业》、《罗马帝国货币与政府》等大量的专著及专论。上述作品使我们对古希腊罗马世界铸币产生的原因、铸币的面额、货币借贷的相关术语、借贷发生方式及用途、货币流通与经济各部门的联系等问题的了解深入到每一个具体细节。现在，当再谈及古代货币借贷时，人们的思维已经不只是停留在简单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层面，而是细化到互助借贷、有息借贷、海事贷款等不同的类别，即便对于有息借贷，人们也会对利率的不同计算方式、借贷中不同类型的抵押进行区分。如果没有芬利提出的命题，取得上述丰富的研究成果是不可想像的。
其三，使古代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更具科学性。首先，芬利摈弃了“恋古癖”的错误趋向，倡导人们构建研究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学者们的思想观念中，古史编纂大致仍隶属于文献学研究。古代经济研究的任务主要是从文献和实物中尽可能发掘有用的材料，告诉人们“事情的真相是什么”，而不需要任何理论和研究方法指导，也无需做出任何评论。芬利借用莫米利亚诺的话，将这种不讲究理论，只知罗列事实的人戏称为“恋古癖”（antiquarianism），并对这种研究方法提出严厉的批判。在芬利看来，历史研究不应只探寻历史事件的细节与相互联系、过程与结果，而更应探究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及方式。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要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构建恰当的研究模式，选择能解释模式的史料，才能探寻到历史发展的趋势与规律。随着芬利对古史研究的深入及其弟子的大力倡导，不讲理论、罗列事实的“恋古癖”已基本失去了市场。构建各种理论模式已经成为学者们研究中自觉的学术思维。在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古史研究模式中，如霍普金斯的“税收贸易模式”、英格斯的“服务城市模
式”、戴维斯的“多维度多视角动态贸易模式”、永曼的“经济人口双向发展模式”等，都能看到芬利范式的影子。其次，针对古代历史资料的有限性和局限性，芬利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先进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引入古代历史研究之中。经济史研究中，对资料和数据的掌握本是最具有效性的途径，但是因时代久远、兵燹之乱，现存能反映古希腊罗马社会经济状况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可用于定量分析的经济资料）相对不足。即便是有限的文字材料，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方面，偏向性强。现存经济史料主要反映的是精英人士的思想和生活，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经济生活，文献材料往往没有任何的记载。这是因为气候、书写习惯及宗教原因，古希腊罗马没有如埃及和近东地区一样，保存下大量纸草和泥板文书。中世纪修道院保存下来的抄本，也主要基于文学、修辞及宗教的需要。此外，从时空上看，现存古典文献主要集中于古典时代的雅典及共和末期及帝国初期的罗马，其他时段和其他地区的文献资料相当匮乏。另一方面，缺乏可信度。现存对经济史研究价值最大的当数法庭诉讼词。但是正如巴克勒所说的那样，“（法庭诉讼中）半真半假的陈述、虚伪的谎言、恶意的人身攻击都相当有用。演说词中缺乏现代法庭必需的确凿证据；相反，由于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既定的时间里说服听众，故而贬低敌手观点就十分重要，这和宣扬自己的正确性和诚实的特性一样也是十分重要的”。针对文献史料的局限性和有限性，芬利引入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具体说来就是根据某种假定的原则，将不同时段、不同地域的同一民族或不同民族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状况与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比较研究。近年来不少古代经济研究史家借鉴该方法，并将通过该方法获取的资料称为“代理资料”（proxy—data）。芬利倡导人们积极采用该方法的原因之一在于所获数据的可靠性。“代理资料”大多取自当代落后民族，建立在比较坚实的实证基础上，数据充足、真实可靠且具有连贯性，符合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原则。原因之二在于方法和视角的创新。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方法迫使古代经济史研究者不得不关注其他时段、其他区域社会发展状况。在分析共性过程中，能抛开比较对象外在的差异性，更好地把握世界历史的一致性和规律性。原因之三在于有利于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偏见。西方学者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观念极大地影响着他们分析问题的视角，限制了他们用全球史观观察世界历史事件的敏锐性。考察其他区域、其他时段纷繁复杂的农业社会的发展状况，有利于打破理论束缚，挑战传统权威观点，使古希腊罗马经济史研究焕发出新的生机。社会学与人类学方法的引入，拓展了史料的范围，开阔了研究视野，重新诠释原有史料，使古代经济史研究具有了更强的说服力。总体看来，芬利以其在人文科学理论方面广博的知识为基础，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构建了完整且说服力强的研究模式，将古代经济史研究领域引领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形成了芬利范式，主导了近40年来古代经济史研究。最重要的是，芬利提出的命题、倡导的术语、思维方式已经深入人心。翻开任何一本近年来出版的古代经济史著作的索引，都会发现，除劳动力、贸易、利润、生产外，社会地位、政治制度、友情、互惠等词汇也赫然其中，并占据重要地位。正如莫里斯在《古代经济》一书再版序言中强调的：“所有古史研究者都受惠于他”，“任何对这些现象（古代经济）有见地的论述都必须以芬利范式为出发点，任何希冀对古代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得将阅读本书作为一种程式化经历”。
三、芬利范式的批评者
然而，构建研究模型必然意味着对材料的选择具有一定的或然性，意味着该模型只能运用于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范式并不意味着任何整套规则的存在，不可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与韦伯、波兰尼一样，芬利所构建的古代经济模式并非完全局限于经济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代性的关照和折射。在史料的选择及分析上往往存在先入为主的界定；同时，近年来，随着新史料（尤其是考古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新研究方法的采用，人们认识到，与其他研究范式一样，芬利范式也并非尽善尽美。正如安德罗指出：“芬利范式并未大获全胜。”近年来的研究证明，古代经济图景远比芬利所构建的模式复杂。“构建古代经济的模式需要应对诸多挑战，必须既能涵盖整个地中海盆地巨大的差异性，也得将公元前1000年至
元500年这一长时段内政治、技术变革纳入考虑范围之中。”作为一个涵盖如此复杂图景、如此长时段、如此广阔地域的研究模式，芬利范式不可避免地会显得有些呆板，需要不断补充和修正。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k.霍普金斯就曾对芬利范式否认古代经济历时性变化的观点提出修正意见。他认为，一方面因统治方式的变化（从自治部落发展为独立城邦，最终经过征服活动，相继建立规模宏大的雅典帝国、亚历山大帝国、迦太基帝国和罗马帝国），另一方面因科技发展及其传播（铁制工具、滑轮、水磨、螺旋压榨机）以及社会的革新（铸币、货币税收、奴隶制、书写、学校教育、书面契约、商业信贷、风险共担投资、建立帐目、帆船），促使社会经济呈现出上升趋势，尽管增长态势是“渐进的、并非迅速但仍显著，或许其中会有波折”。对于研究理论与方法创新的必要性，芬利有着清醒认识。在封笔之作《古代历史：证据与模式》中，他曾坦言：“古史研究的模式必须是动态的，这样才能揭示发展的趋势、界线和变化速度”，“如有必要，任何假说皆能修正、调整乃至抛弃”。自90年代以来，芬利范式受到了持续不断的挑战，学者们力图探索新模式，以更好解读古代经济特征。大致说来批判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范式与史料存在分歧。持此观点的学者大多采用前芬利时代古史研究的传统方法，即史料分析法。随着时代的发展，除收集甄别古代文献外，他们还广泛利用最新考古成果支撑其论点。他们力图阐明芬利范式太过宏阔，不能很好解释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500年古希腊罗马经济的若干细节，在一些问题上，芬利范式甚至犯了事实上的错误。在他们看来，芬利范式与史料不符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范式中的某些概念存在歧义。借贷的“生产性”和“消费性”二分法是芬利范式的一个基本原则，他认为除用于手工制造业之外任何借贷都属于“消费借贷”。但是当代社会学家已经对迄韦伯以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二分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因为在二分法则之外还存在广阔的中间地带。针对借贷的生产性和消费性，谢普顿指出：“如果用于筹办嫁妆的是消费借贷，那么该如何看待因联姻可能带来的收益？如果城邦显贵承担公益捐献的借贷属于消费借贷，那么显赫声名而带来的经济效益又算什么？……”。有学者甚至认为，为赎救朋友所借贷款项都不能完全算作“消费借贷”。此外，批判者要求对“范式”、“身分”、“嵌入式经济”、“互惠经济”等芬利范式的典型术语重新定义。虽然上述界定并不能最终盖棺论定，但如果在基本概念上不能达成一致，就不可能对古代经济的特征取得共识。其次，范式将整个地中海地区（西亚与埃及除外）当作一个整体看待，没有区别不同地区、不同城邦的不同发展状况。尽管我们知道斯巴达有别于雅典，罗马、意大利与其行省的发展状况有较大差异。复次，将古代经济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单元对待，认为该范式的基本原则适用于所有经济部门，不论是农业、商业、贸易、手工业、建筑业、银行业。最后，缺乏历时性的变化。芬利所指的古代经济是指从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后5世纪的古希腊罗马经济。尽管历时近1500年，但该范式似乎并未考虑历史的演进，没有强调这1500年中古代经济质和量的变化。正是基于上述观念，从论证的内容看，芬利对古典时期希腊及帝国时期的罗马分析较多，对共和时期的罗马略有涉及，而希腊化世界在芬利的作品中几乎完全消失。现在对将古代经济当作一个整体的质疑之声日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他们的视线从面转向到点，从全局转向到局部。在他们看来，“古代社会也存在各种各样的经济类型，随时间变化而发生变化。所以关注地区性差异尤为重要。解释古代经济现象得首先从地方性经济人手”。
不得不承认文献学者有明显弱点，他们大多不太注重理论研究，不太关注历史发展规律，而过分注重古代世界个人、团体和城邦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独特性。但同时应认识到他们的批判也很有价值。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谈及的那样，“当然，单凭史料确有问题；但是当阅读阿普勒鲍姆教授（利用史料）构建的引人入胜的罗马帝国时期不列颠农业发展状况时，我们仍会情不自禁地受到诱惑，再犯一次错误”。在历史研究中，文献和实物史料仍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太过于关注概念、定义及研究模式本身就会存在诸多问题。“企业家必须时时刻刻都按市场规律办事，资本必须在投资语境中
定义。这样的研究视角只会令我们将前工业时代的所有一切都看作是原始的。”
虽然范式与具体史料不可避免会产生一定的冲突，但成功范式必须能经受史料的检验。因此，应当如德洛伊森主张的那样：“历史学者应明了他们希望从历史中寻求什么，这样他们才能有所获。”我们主张为不同目的采用不同的研究模式。芬利是站在哲学、美学、政治学的角度提出古代经济的范式，目的是思考古代、中世与近代欧洲经济的流变与差异，在于思考从古希腊罗马经济中为何未能源生出资本主义。他的思维方式更接近于19世纪中叶格罗特等历史学家。虽然芬利范式并未象有的学者批判的那样“固化着人们的观念，使人们长期误解认为古代经济停滞不前”，但如今大多数的古史学者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时时事事都进行宏观思考，他们更乐于构建某一时段、某一地区、甚至某个城市的发展模式，因此更注重以占据丰富史料为基础，贴近古代社会经济的实际。 其二，缺乏经济分析。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解释古代经济现象时，芬利过于强调社会地位的决定作用，低估了古代经济规模、经济货币化及市场化程度和水平。他们还批评芬利采用了不恰当方法，并对完全用社会学方法代替经济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安德罗对此颇感迷惑：“构建经济发展模式的目的是将经济诸要素综合考察，以达到对经济发展的整体认识。但荒谬的是，在研究古代经济问题时，芬利却认为考察经济现象毫无意义。”
芬利忽视对经济本身的研究是特殊时代背景的产物。首先源于对古史现代化的反动。从19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中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术语，如资本、雇佣劳动、剩余价值等被长期误用和滥用，独立于社会结构的“经济形式主义”分析方法充斥着古代经济史研究，古史现代化泛滥；其次，古代文献中数据不足，使严肃的经济分析受到限制；最后缘于学术背景的影响。受波兰尼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芬利更关注制度研究。
近年来，随着新研究方法的采用，专题研究的深入，更重要的是考古理论的完善及考古成果的丰富，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研究古代经济成为可能。学者们不但修正着芬利对古代经济属性及古代经济意识的认识，而且开始尝试从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分析古代经济。
虽然多数学者仍承认古代经济基本层面的落后性，但他们清醒认识到，情况远比芬利分析的复杂。古代社会以市场为导向，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经济活动不容忽视。在经济增长水平、社会分工、货币信贷、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等方面，再用原始二字似乎已经不再恰当。在社会意识上，人们不再排斥或歧视手工业、商业等非农业经济，财富多寡成为衡量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到公元前4世纪末，雅典“嵌入式经济”正在走向解体，受社会习俗、社会制度等因素制约较小的“脱嵌经济”已处于产生的临界状态。
近年来，更多学者从生产、分配、消费的角度研究古代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让人们对古代经济发展水平有更丰富的认识。从生产上看，虽然农业仍是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且农业技术也没有太大进步，但因休耕时间缩短、使用粪肥、改良土壤等精耕细作措施及更大规模地使用奴隶，农作物产量有所提高。非农经济部门如手工业、商业及银行信贷等服务业，社会分工更细，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各种非农职业可能已达170多种。除芬利谈及的城邦边缘人物，如外邦人、麦特克及奴隶外，公民从事非农行业人数似乎也有较大的增加。经过考证，哈里斯认为公元前4世纪末，雅典大约有10000名公民与19000名麦特克从事各种非农行业。德·阿姆斯认为罗马权贵在商贸、信贷和手工制造等方面也有巨大投资。此前被学者忽视的妇女、儿童在生产中的作用也受到学者们关注，认为他们对社会财富的增长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为积极从事非农生产，公民财富来源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古希腊罗马城市也并非完全像芬利所说的那样，皆为消费中心，除政治中心外，也有商业中心、服务中心，甚至为数不少的城市可能已成为生产中心。
生产发展表现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数量的增长。经过对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300年希腊人居所遗迹的分析及人体骨骼的检测，莫里斯认为500年内，希腊人家庭居住面积增长了近5～6倍，人均食物及营养摄入量增长了一倍多；同时，他认为在这500年内，希腊年经济增长率可能达到0.1%。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后100年的罗马社会中。萨勒的研究结果证明，300年内
，罗马年经济增长率大约为0.1%～0.15%。当然，今天看来，这一数值根本微不足道。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1580—1820年是荷兰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其年增长率也不过0.2%。从人口来看，公元前800年，地中海周边居民数大约为2000万左右，但公元后200年，该地区人口可能已经达到4000万。这一切证明，古代经济可能并非如芬利描述的那样，长期停滞，没有显著增长。
尽管古代经济在增长质与量上都不可能与18世纪之后的经济实体相提并论，与当今世界经济相比更不值一提，但它确实达到此前任何经济实体都未曾达到的水平。至少，作为常识我们知道罗马需要输入数额巨大的粮食，雅典的富裕公民也需要数目不菲的现金承担社会义务。如果没有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经济运行机制，要完成上述任务是不可能的。
从分配看，学者们普遍认为古代分配制度远较芬利范式复杂。就分配方式而言，芬利所谈的礼物交换、再分配、市场交换等分配形式太过简单。史密斯认为古代经济的分配至少有8种方式，即生产组织内的分配、不计回报的礼物、赋税、贡金、偷盗及掠夺、礼物交换、市场交换、不平等交换（如租金、规费、分成制租佃及其他强制性交换）。近年来学者们主要围绕古代商业发展状况展开了充分的讨论，提出了一些新观点。首先，地中海地区是否因气候一致、物产类似、运费高昂等障碍导致地区间贸易的缺乏？莫利提出陆上运输是必不可少的，运送相对紧凑、单位价值不高的纺织品及酒类，陆路成本不会太高，尤其是陆海联运往往必不可少。霍顿和普塞尔则根本质疑气候环境一致性影响贸易的观点，认为各地状况虽相近但仍各具独特性。例如沿海与内陆、高山与谷地、可耕地区与荒漠地区等，物产差异巨大，存在潜在的贸易机会。古代世界贸易的四大宗物品，即谷物、木材、葡萄酒、金银，产地各不相同。这些差异必然导致交换的发生。伯克认为公元前4世纪中叶，希腊的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跨地中海贸易网基本形成。其次，商品是否市场化？芬利认为古代货币面值太大，不利于商品货币化与市场化。但考古材料充分证明，自古风时代后期开始，小面额辅币就大量存在，完全可以满足日常零售的需求。雅典市场面积大，零售业发达，商品种类齐全，不同商品在市场内分区销售。伊萨格与汉森甚至认为公元前4世纪末，阿提卡地区至少有一半人口从事商业贸易。上述情况表明，古典时代雅典商品化程度相当高。有学者甚至重提希腊罗马文明与世界其他早期文明最大不同在于经济高度商品化的观点。海上贸易是分配的重要内容，甚至芬利都不否认海上贸易对古代经济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学者们就城邦在海上贸易中的作用及海上贸易的数量进行了定量研究。比莎认为，古代城邦已经认识到地中海地区经贸网络的存在，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应对由此产生的连锁反映。虽然城邦对海上贸易的干预不及现代国家，但这并非是因为没有制定相应的商业法则，也不是因为城邦缺乏干预措施，而是由城邦的政治性质所决定的。 海洋考古成果充分证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后500年期间海上贸易规模巨大。据霍顿和普塞尔提供的数据，现已打捞出的地中海海底沉船中，公元前500年前的数量很少；但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数量激增至20艘；此后逐渐增加，公元100年左右沉船数量达到最大值，接近200艘；此后渐次递减，公元600年左右，数量降至个位数。大致看来，沉船数量增加反映了海上贸易量的增加。随着商品货币化、贸易数量与水平的提高，有理由相信，古代经济分配社会化程度有所提高。虽然对霍顿“2世纪罗马贸易规模比19世纪之前任何时代都更为巨大”的论断仍有争议，但古代贸易一定比芬利所能想像的更复杂，组织更好。
古希腊罗马的消费主要包括城邦、神庙、私人三个层次。古典时代雅典城邦对财税收支颇为关注，雅典帝国解体后，城邦财政曾大幅度减少。自公元前4世纪中叶优布鲁斯和莱库古等财政专家改革后，城邦收入逐渐恢复，最多时曾达1200至1800塔兰特。罗马帝国建立后，财富迅速增加，直至公元2世纪后期。城邦消费主要用于战争、建筑、献祭及节庆开支等。神庙作为宗教圣所，往往拥有巨额财富。神庙财富是城邦和个人借贷的来源之一。同时还用于宗教圣所的修缮、举办宗教庆典等。个人财富除继续用于承担公共开支外，也用于改善日常生活。古典时代希腊罗马人注重宴饮，对酒、食物、饮料等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显著增加。从公元前4世纪起，自由公民的主食已
经以精制的高品质小麦面粉为主，营养已能得到满足；除主食外，人们还注意饮食品味的提升。古典时代葡萄酒的消费远高于中世纪。对肉畜需求有较大的增加，肉类食品占据了人们所摄蛋白质的40%，牛的宰杀周期从10年降为5.5年。住房面积大幅度增加。
定量研究表明，不但富裕者，甚至普通居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考古材料证明，古典时代之前，因幼年时期营养不良导致牙齿病变的比例高达37%，而希腊化时代有明显下降，仅为18%。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公元前2世纪与公元后2世纪的罗马社会。考古成果印证了消费水平提高的结论。格陵兰冰层中铅及其他金属的含量证明，19世纪前，人类的金属开采量到2世纪时达到最高值。罗马人对肉类消费量的曲线图与前述地中海沉船数量柱形图的变化基本吻合，即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大幅增加，到公元1世纪达到最高值（行省的最高值在2世纪）。因此，永曼自信地描述说，“许多普通公民也相当富裕，罗马社会中，巨富之家与中等收入家庭之间还存在大批家资颇丰的家庭。他们享有通达的道路、便利的港口、高架引水桥送来的清洁饮用水、浴场、市政建筑、政府发放的免费食物等公共福利。”需求的增加必然促进生产的增加，生产的增加导致人们越来越多地思考生产、利润、财富的关系，社会经济的复杂性增加，低水平、落后等词已不再适合用来描述古代经济了，以致于有学者认为在当今西方学术界中“芬利观点的支持者越来越少，批判者越来越多”。
其三，忽视文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持此观点的主要是以新文化史学思想为指导的学者。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兴起了研究文化现象的热潮。被传统史学和新史学所忽视的物质文化、身体性别、记忆语言的社会历史、形象的历史及政治文化史等，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就古代经济史研究而言，新文化史学受后现代主义影响，力图解构人们既有观念及对传统文献史料固有的依赖感，主张从文化角度重新研读古代经济。他们主张在使用文献资料时必须弄清古人是如何建构文献中的话语，不同观念是如何得以表现的。到目前为止，该方法对古代经济史研究的影响还主要集中于希腊方面，在罗马经济史中还不太常见。新文化史论者对古代经济所持观点大致有四：首先，经济是文化现象的一个分支。芬利范式仍运用社会科层、租税剥削、奴隶制、农业技术、战争问题等社会学词汇来描述古代经济，认为古代经济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新文化史论者则完全抛开所有超文化维度，以文化分析代替经济分析。其次，强调不同文化价值之间的冲突、交流、相互影响，以此解释古代经济的发展变化。如范·雷登批评芬利在分析奴隶制、土地制度、公民权及信贷制度的意义时完全摈弃不同文化意识问的相互冲突、交流与影响。她认为随着社会文化意识的变化和发展，“互惠”，作为一个“嵌入”社会背景中的词语，其含义和表现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和发展；同时社会文化意识也并非静止不变，会随着芬利范式中其他重要词汇语义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她认为需要对古希腊“嵌入式经济”重新定义。复次，强调货币的文化承载价值。在他们看来，货币并非只是一种交换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一种政治和社会价值观念，实现着某种社会政治目的。例如，在克尔克看来，黄金是传统文化价值的象征，代表着权力、君权神授、宗教至上和公正；而白银则是新兴政治精英的象征，代表着欺骗、狡诈、品质败坏。最后，要求从文化交流与冲突的角度，重新审视古代文献的真实含义。在他们看来，古代文献呈现的决非是客观、未经修饰的事实，而是经过了人为过滤，代表着某种文化价值取向。因此作为人为构建的价值符号的表征，文献资料应置放于文化价值体系内重新分析和解读，唯有如此，才能把握文献的真实含义。众所周知，希罗多德和普鲁塔克笔下的泰米斯托克利是一个腐化、唯利是图的恶棍。但通过文化视野内重新审视，克尔克认为，这并非泰米斯托克利的真实写照，而是传统势力从货币表征的角度，对其政敌构建的侮辱性形象。
不能否认古希腊罗马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不同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冲突，以此为切入点分析古代经济，无疑能开启全新视角。同时在使用古代史料前，厘清“古人何以提供该材料，为何选取该材料，并厘清材料代表何人的思想意识”等问题也是完全必要的。但要如新文化史论者所宣称的那样完全消除文献中修饰成分，还古代经
的本来面目，又是何其难。近年来，有学者甚至试图在文化视角内重新解读货币制度，将其中的文化意蕴及文化冲突视为希腊城邦建立的决定因素，这未免走得太远。经济学有别于文化学，经济史并非仅仅研究经济动机。新文化史论者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冷酷、竞争激烈、高度智能化的古代社会，所有资料都不外是人们争夺话语权的结果，只是一种具有暗示意义的符号。文化学分析法的创建者之一格尔茨（clifford oeertz）对此颇感忧虑，担心文化分析法可能会将与人类息息相关的现实生活如政治、经济、社会阶层等完全脱离开来。看来他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是这样评价经济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我把按时序解释经济结构及其实绩作为经济史研究的任务。我所关心的‘实绩’（performance）是经济学家们通常所注意的问题，诸如生产多少、成本与收益的分配和生产的稳定性。我主要用总产出、人均产出以及社会收入的分配来说明实绩。我所说的‘结构’是指那些我们相信是决定实绩基本因素的社会特征。在此，我把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技术、人口及意识形态都包括在里面。所谓‘按时序’也就是说经济史应从时间上解释结构与实绩的演变。最后，所谓‘解释’意味着明显的理论化及被证伪的可能性。”然而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似乎并未按诺思引领的方向前行，学者们总是只关注“实绩”或“结构”中的一个方面。
自芬利范式正式提出已历经近40年。在这40年中，芬利的基本观点一直引领着古代经济史研究，为认识古代经济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差异提供了正确的方向，为古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开启了基本路径。最重要的是，为古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法和思维方式。但是，芬利所倡导的主要是对“结构”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最重要的“实绩”和“时序”。尽管造成这种状况主要应归因于史料的不足，难以进行精确的描述和定量分析，但无论如何，这样的经济史研究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该是对芬利范式在史学史中正确定位的时候了，我们应称慕他伟大的成就，但也应破除那种夸大其论断永无谬误的神话。”正如理查德·利维斯指出的那样：“世上不存在唯一、最佳、可以涵盖一切的范式……也没有一种范式能同时集普遍性、现实性和精确性于一身。”近年来，随着新史料尤其是考古成果的不断涌现、对原有史料的重新解读，从“时序”研究古代经济史的“实绩”越来越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芬利范式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对此沙伊德尔评述说：“现在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历史证明，芬利范式尽管能激发人们思维，但也只能将我们带到这里了。”或许现在就下此结论还为时尚早，但必须认识到，范式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如果它不能很好地解读史料，如果它还只停留在将信将疑的假设中，最重要的是如果它不能提出新的研究思路，那么这样的研究模式就该被取代。对此芬利本身也有清醒的认识：“从本质上讲，研究模式应经常调整、修正、修改乃至彻底被其他范式替代。”在此背景下，批判者以新史料为基础，采用新方法、提出新模式，从生产、分配和消费等方面力图修正、完善乃至取代芬利范式的正统地位。无疑，这些批判使古代经济史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更接近历史的真实。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新模式能全面、根本地撼动芬利范式在古代经济史研究中的主导作用。同时，无论赞同还是反对芬利的看法，古代经济史的研究都必须以他的观点为基本出发点，这本身就说明了芬利范式的影响力和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可预见的未来，芬利范式仍将是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