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早期殖民语境文本到如今的后殖民语境下，作者对殖民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矛盾”到“混杂”的过程，反映出人们对于后殖民问题更加深入的思考，打破简单二元对立，去解构霸权。
关键词：矛盾；混杂；转变
一、 矛盾性
18世纪末19世纪初，经过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殖民扩张。在早期涉及讨论殖民活动的文本中，目前还能为人所津津乐道，引人思考的，绝不是再是简单的“帝国主义鼓吹手”或是“殖民地苦难的代言人”，而是那些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形成初期，就已经预见了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矛盾状态的经典文本。比如吉卜林1901创作的《吉姆》，康拉德于1899年创作的《黑暗的心》。
《吉姆》写的是一个叫吉姆的白人男孩，从小生长于印度。一方面，他觉得印度给他带来的是一个特别纯净美好，充满精神力量的世界，他发自内心的向往这个世界。但是他对于宗主国文化又忍不住的向往。于是在两种文化当中摇摆和徘徊的故事。
透过这个文本，不难发现，在帝国主义的殖民活动中，初期那种一方强势进攻，一方完全失语的情况已经悄悄发生改变。殖民地力量在悄然生长，呈现二元对立的势态。好像吉卜林在诗中所说的：“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二者永不相聚。”
同时期的英国小说家康拉德在他对于殖民活动的书写当中亦呈现了同样的处境。与吉卜林不同，康拉德的人生恰恰与帝国扩张的伟大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黑暗的心》中，尽管康拉德揭示了欧洲殖民者的虚伪、贪婪和残忍，尽管他认为帝国主义在其扩张过程中的掠夺和杀戮行径令人发指，他却坚信“欧洲文化使命中最根本的价值观并没有出现问题”。WWw.11665.COM这样含混又矛盾的态度同样为康拉德带来的许多争议。
这种困境几乎代表了人们在殖民活动如火如荼进行时的一种普遍的思考。虽然绝大部分殖民者依然沉浸在殖民活动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当中，但已经通过各种各种的方式真正进入和了解殖民地人的生存状况，为他们发出声音，试图与单一的帝国语境进行抗衡。然而，在如今的后殖民语境中，这种抗衡更多的被理解为帝国为了树立自身形象而确立的参照物。比如尼日利亚作家齐努瓦·阿切比在他非常著名的一篇文章《非洲的一种形象：论康拉德<黑暗的心>中的种族主义》中就提到：（西方人）把非洲看成欧洲的陪衬物，一个遥远而又似曾相识的对立面，在它的映衬下，欧洲优点才能显现出来。而赛义德更是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在诸文化间存在文化的差异，特别是冲突的文化之间，占主导地位的先进的文化会为了满足它树立文化权威的需要，而把其他文化定义为“它者”，它为了表现文化差异而突出自己，虚构其它文化的特质并称其为异质的、落后的、懒惰的以与自己相映照。欧洲文化的优越性是需要非洲的参照的。但无论如何，非西方世界开始在一种含混，矛盾的状态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于一段共同的殖民历史，开始生成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两种话语体系。这两种话语体系在殖民早期的文本书写中既吸引又排拒，二元对立。
二、混杂性
二战后，原有的帝国体系开始崩溃，帝国对于殖民地的影响从原先的军事经济政治控制逐渐转向以确立文化知识优势，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方式。在这个语境下，原先形成的“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这样二元对立的观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层出不穷的问题和冲突。早期文本当中批判的，“虽然手段过于残忍，但殖民者始终肩负了文明的使命”这样的矛盾随着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而变得相对边缘。20世纪70年代，后殖民思潮兴起，赛义德率先以一本《东方学》向西方世界一元独大的话语体系发起挑战，试图构建东方与西方并举的话语场。但这种二元对立的观念也很快遭到结构。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都选用更为复杂的眼光去面对后殖民语境下，殖民地出现的问题。这个时期的文本书写也多呈现出“混杂”的特性。
在库切的小说《福》中，首先遭遇解构的是原先代表“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西方文明的克鲁索。他变成了一个在远离人类文化的情况下，依然恪守所谓白人世界的规则，对奴隶星期五进行统治殖民者形象。其次，原著作者笛福的叙事者权威，他为了小说的精彩，对苏珊巴顿所述事实完全无视，随意更改。星期五遭遇最惨，却因为没有舌头且不识字而无法倾吐。而通常意义上，人们认
的，在这个作品当中构建出的一个殖民地女性的声音，事实上最终也遭到的解构，小说的最后，苏珊也开始自我质疑：“与此同时， 苏珊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迷惑：谁在说我？ 我是不是也是一个鬼魂？ 我属于何种秩序？”毫无疑问，原先克鲁索或者笛福代表的帝国主义话语是不可相信，来自殖民地弱势女人的言语就一定值得信赖？星期五该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一切的历史究竟该如何叙述？其实作者在小说中没有明确的态度和答案。究竟是这些问题本没有答案还是库切不愿再学西方自塑权威，我们都不得而知。但他所呈现的问题本身就在挑战固有的观念，引导每一个人去思考。
三、消解与建构
从最初的帝国主义意识使殖民者相信被殖民者有接受统治的义务，到殖民者好像《黑暗的心》中的克尔茨和马罗所认识的那样，“黑暗是独立存在的” 并且能在侵入并重新获取帝国主义已有的东西，他们所见到的那种伤害和摧残人的非欧洲的“黑暗”，实际上是一个非欧洲的世界在反抗帝国主义。”再到后来，风起云涌的反抗之后，人们突然发现，黑暗没有任何削减，反而更加深入肌理。殖民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一切活动，都不得不借助西方的现代语言、文化和思想来实现，因此任何企图摆脱和反抗西方文化和思想的行为，都首先悖论地受到西方思想的启发和制约。因此我们看到更多地后殖民作家，奈保尔、库切、拉什迪，甚至莫里森都试图通过消解这种简单又固执的二元对立去建构一个平等的对话机制。因为“自我”与“他者”对立的本身就已经天然地确立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不容置疑的权威。因此，若要完全抵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确立的话语优势，必须将抵抗定位于隐含在殖民矛盾本身之中的颠覆性话语实践中，以此来瓦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话语提出其优越性声明的基础本身。这种颠覆从殖民话语根基而来，甚至不是简单地从二元走向多元，因为西方当代话语的形式是多么全面，他的态度与姿态多么涵盖一切，它所包括、压缩和加强的与它排斥的同样多。而是完全解构和摒弃这种自我和他者的矛盾对立或曰两极性的有害的意识形态。
吉卜林笔下的印度混乱、落后、充满神秘的智慧。康拉德眼里的非洲是黑色的，默默隐忍着帝国主义残暴的统治。库切试图扯开二元对立的幕布，呈现其中被遮蔽的人们可能想说的话。遗憾的是，在这些经典文本最终止于消解，没能完成过多的建构。帝国主义被深入解构和批判，殖民意识其实也是布满裂痕，那么置身其中，一直试图寻找发声机会的一方除了消解，还能做些什么呢？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提出应当构建一个第三空间。巴巴将巴赫金的“混杂”与后殖民研究融合在一起，主张殖民与被殖民的情境彼此杂揉，形成第三空间，并因而发展出存在于语言认同和心理机制之间、既矛盾又模糊的新过渡空间。因此，巴巴认为多元文化的混杂，不但使异文化之间有彼此交切穿插的可能，在这种跨疆界文化的能量释放过程中，许多新生的意义也因而得以产生。理论一出，自然也引来争议不断，但还是走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毕竟，从矛盾到混杂，人们对殖民主义的认识节节深入。萨义德试图基于西方树立一个东方形象的努力，在争议声中已然被人们丢弃在脑后，那么如何在一片碎片当中，建构出一个没有中心没有边缘，人人皆可发生的体系，是所有人都在思考的问题。（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注解
①爱德华·w·赛义德著.《文化与帝国主义》[m].三联书店2003.3
②爱德华·w·赛义德著.《文化与帝国主义》[m].三联书店2003.3
③生安风著.《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 博士论文
参考文献：
[1]爱德华· w·赛义德著.《文化与帝国主义》[m].三联书店2003.3
[2]生安风著.《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博士论文
[3]林苑著·《<午夜之子>与后殖民身份的混杂建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2年3月
[4]刘亚斌著.《后殖民文学中的文化书写》
[5]王宁著.《叙述、文化定位和身份认同——霍米巴巴》[j]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