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20世纪的中苏文化交往中，郭沫若是个非常关键的人物。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对郭沫若的文化意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决定着他之后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定义。他选择俄苏文化作为挽救中国地良方，是有着深刻的思想认知、社会改造以及实现自我等都充方面原因的。
　　【关键词】郭沫若；中苏；文化交流；思想准备
　　
　　 近些年来，从不同角度对郭沫若与外国文化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学术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但与学术界对英美德印等国与郭沫若关系深入探讨的现状相比，人们对俄苏文学与郭沫若的关系研究却相对薄弱。据笔者检索到的资料统计，国内尚无一部关于此项研究的专著，研究性论文有十三篇，多集中在探讨郭沫若与俄苏作家文学作品中体现的异同、梳理基本史实等角度。如，高金苹：《意想的魅力：普希金与郭沫若诗歌意想之比较》（载《中国文学研究》1999年3月）；戈宝权：《回想郭老关于马雅科夫斯基的诗和信》（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3月）；邱宗功：《郭沫若前后译介马雅可夫斯基史实述评》（载《郭沫若学刊》1998年第1期）。从文化使者角度，研究郭沫若在中俄（苏）文化交流中独特的作用及对中国现当代社会及文化影响的更是凤毛麟角。
　　 虽然学界已经逐渐开始关注郭沫若与俄苏文学的关系，并有相关论文发表，而以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郭沫若在中俄（苏）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及对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则极为少见。在中国近现代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俄苏文化及文学的影响无比重要，这更决定了从此角度研究中俄（苏）文化交流中的郭沫若的十分必要和有价值。www.11665.Com郭沫若对俄苏文学的引进以及对中国文学的对俄输出都起到了非常独特的作用，这已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尽管如此，在中俄（苏）文化交流中，郭沫若的具体作用如何，人们尚不清楚。因此，在中俄（苏）文化交流中，从郭沫若兴趣意识的出现、发展以及走向直接交流使者的身份出发，探讨他接受俄苏文学、引进俄苏文化，输出中华文化的重要作用以及影响，其本身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就不容忽视。
　　 很多研究者认为，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转换，并认为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是其转变的有力证明。众所周知的是，1924年，尚在日本的郭沫若用50天的时间翻译完河上肇的这本小册子后，曾给成仿吾写了封透露自己思想轨迹的信，他说：“这本书的译出在我的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的时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的是它，我对于作者非常感谢，我对于马克思、列宁非常感谢。”[1]大多数研究者从这封信上的言辞来断定郭沫若的思想转变时间，并对此坚信不疑。实际上，远在翻译此书之前，郭沫若的世界观就已经进行着潜移默化的转变了。
　　 十月革命胜利不久的苏联，曾发表针对中国人民的宣言，称拒绝承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赔款协议，呼吁中国人民将俄国人民当做同盟者和兄弟。此后全中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学习苏俄的热浪。在此全国性的时代热潮下，作为敏感至极的诗人，郭沫若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革命的火焰已经在其不知不觉中悄无声息地开始燃烧了。而且，在之后的郭沫若的众多作品中，都能体现出他思想的微妙变化，如创作于1920年的《巨炮之教训》，1921年的《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1922年的《黄河与扬子江的对话》，1924年的《太阳没了——闻列宁死耗作》等。以上都说明，远在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之前，郭沫若已经有了较为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了。[2]为此，可以说郭沫若选择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是他的必然选择，即使不翻译这本书，他也会翻译其他的类似于这种类型的书。
　　 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对郭沫若的文化意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决定着他之后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定义。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有着几股文化力量在相互角逐，各大文化学者也都使出浑身解数，将自己认为可行的可以对中国现状起到影响甚至改变作用的文化介绍到国内，独特的思想轨迹，使得对德国文学有着极深的造诣的郭沫若最终选择俄苏文化作为自己极力介绍的主要场所。一个对艺术有着极强独立意识的文艺工作者，曾多次强调艺术的无功利性的诗人，怎么会最终走向甘愿当艺术社会公用性的传声筒的呢？研究发现，郭沫若实

际上有着不同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的方向决定他的艺术观点。郭沫若身兼艺术家和革命者双重身份，当他以艺术家的眼光看待艺术时，文艺作品就是无功利的，纯美的；当他以艺术家的眼光看待文艺作品时，这时的作品就有着社会功利目的的宣传工具性质了。之所以在郭沫若身上产生如此悖论，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现状和他的思想选择所致。当时中国正处于救亡图存的关键时期，尝试了多条道路后，中国的现状非但没能改变，反而越来越糟糕。有识之士纷纷开除各自的良方，以解国之危困。经过了北伐战争、五四运动等国家动荡事件的郭沫若深知国家困顿之所在，谙熟国之所需，为此他将眼光投向了紧邻俄国——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的新生国家。他认为当时俄国的政策是正确，列宁的正确性不但在俄国使用，在中国也行得通。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如果说在“五四”前后，郭沫若从事文学，不是为了谋生，更不是为了游戏和消遣，而是把文学作为实现自我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此时郭沫若文章中的社会功利倾向已不是一种外在于主体情感与意志的宣传，而是发自主体情感与意志的自觉。这种自觉意味着他固有的文化秉性和救亡图存、变法图强的现实环境刺激，使他把参与社会改造也作为实现自我的方式。”[3]积极促进俄苏文化交流则是郭沫若这一动机的具体实践，在他的努力下，中苏文化交流呈现出宜彩纷呈的局面。
　　 参考文献：
　　 [1]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6)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2]刘悦坦 魏建：《苏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与郭沫若的思想“转换”》，载《长白学刊》2002年第2期。
　　 [3]刘悦坦 魏建：《苏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与郭沫若的思想“转换”》，载《长白学刊》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