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的经济现状及其改革趋向
【原文出处】国际观察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200303
【原刊页号】49～55
【分 类 号】f8
【分 类 名】世界经济导刊
【复印期号】200308
【 作 者】李春虎
【作者简介】李春虎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韩语系主任，副教授，博士，上海，200083

则强调“搞好经济组织工作，提高实际效率”，“要根据新的环境和新的氛围，改善经济管理体制”。（注：朝鲜《劳动新闻》，2001年1月1日，新年共同社论。）因此，朝鲜的一些官员也向对外媒体宣称，目前朝鲜在经济领域推行的某些新政策，主要是在坚持朝鲜式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进一步改善现有的经济管理体制，以提高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注：《环球时报》，2002年8月15日。）这就决定了朝鲜现行的经济改革的性质、内容及其规模。
从整体上看，朝鲜自去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经济改革，虽然以粮食价格为突破口，以提高物价（主要是消费品）、增加城乡劳动者收入为其主要特征，但其内容涉及到经济管理的方方面面，目的在于“经济管理中消除不劳而获和平均主义现象，彻底体现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最大限度地发扬全体劳动者的革命热情和创造性”（注：《环球时报》，2002年8月15日。wwW.11665.cOm）。也就是说，利用价格这一经济手段，在城乡全面改善经营管理，有效地整顿经济秩序，进一步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以便迅速摆脱眼前的经济困境。由此看来，朝鲜称此项改革为“经营管理方法上的改善”，而拒绝使用“改革”等字样决非偶然。
“7.1改善经营管理措施”包括城乡两个方面内容。
在农村：1.上调国家向农民征收粮食价格，把征粮价格从过去的每公斤8角提高到40元。2.国家提供给农民的农用设备按原价收费，同时还向农民征收土地使用费（相当于粮食产量的15%）。3.保证对农业生产分组的经营自主权，加强对分组的奖励机制。如：朝鲜政府虽然规定在协作农场体制下作业班是最基本的经营单位，但作业班内部的分配却允许以分组（3-4个）为单位进行，并改进过去作业班内部各分组平均分配的做法，根据实际生产成果，对各分组实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其目的就在于，在保证农民合理收入的基础上，鼓励他们根据实际收入情况，合理地安排农作物种植计划，使之能够自主地确定扩大再生产计划。
在城市：1.大幅提高城市劳动者工资。如：把工人每人平均工资从110元提高到2000元，诸如采矿业等重体力劳动者工资则提高到6000元。2.调整企业生产产品的成本核算，把原材料、设备、劳动、供求关系等要素纳入产品成本之中，以保证企业的正常利润，使企业按照实际效益科学地制定生产计划。3.重新制定城市生活必需品价格。如：粮食价格从每公斤8角上调到44元，其主要依据是国际粮食市场行情和国内实际流通价格。但是，提高粮价并不意味着粮食全面市场化，国家仍通过发放粮食供应券按新的价格定量供应，这对老百姓而言，只不过是把粮食价格从8角提高到44元而已，至于他们对定粮之外的需求，只能到农民市场去解决。
朝鲜实施“经营管理方法上的改善”措施已有一年。至于其实效外界评价不一，有些人甚至认为是失败的改革，但“改革”无疑需要一定的过程，也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因而目前谈朝鲜经济改革的成败为时过早。不仅如此，如果把朝鲜的过去与现在做比较，现行的“经济管理方法上的改善”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积极意义。首先，通过提高物价、生产成本核算、按产品实际价格支付货币，从而有望实现两个转变：即把“消费者为主”的价格体制转变成“生产者为主”的价格体制，把实物经济转变为货币经济。前者显然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而后者却有可能改变朝鲜经济长期延续下来的国民经济实物化和产品化现象，而开始引进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这将会给朝鲜现有的经济体制带来深刻的影响。其次，通过城乡经营权的下放，企业和农民的自主权随即增大，城乡责任经营体制有望得以确立，这对提高生产效率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再次，促成了朝鲜居民意识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过去，朝鲜大多数居民过着国家供给体制下的相对平均的生活。但是，上述两个“转变”促使朝鲜居民适应新的货币化的环境，由此产生的正面的或负面的社会效果是很值得关注的。据朝鲜居民反映，自朝鲜经济陷入困境以来，由于国家供给体制不稳，他们早已适应了国家供给体制以外的农民市场上的商品与货币交易，因而大多数朝鲜居民对政府的改革表示理解和支持。
　　三、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前景
尽管朝鲜当局把经济管理作为突破口相继出台了比较务实的经济政策，以表明其克服危机重振经济的决心，但是朝鲜经济要恢复正常至少要解决如下几个现实问题。第一，在实现由实物经济转变为货币经济过程中，政府如何保障消费品物质供应问题。仅以粮食为例，提高粮价固然对恢复农业生产有利，但在短期内尚难以解决粮食供求矛盾的情况下，如果政府无法保障粮食的正常供应，势必会造成粮价的暴涨而导致消费生活的极大混乱。
第二，如何解决恢复生产所必需的能源、技术和资金问题。如前所述，在朝鲜能源的不足直接影响企业的开工率，设备的陈旧又导致了生产效率低下，资金不足又难以满足企业对能源、设备和技术的新需求，进而导致国家财政困难和金融秩序的紊乱。所有这些显然不是单纯地通过“改善经济管理”就能够得到解决的问题，它更多地与生产的客观要素交织在一起，因而也就要求朝鲜当局制定出更加有效的政策，努力营造有利于恢复生产的客观环境。
第三，如何解决在“苦难行军”时期迅速膨胀起来的农民市场问题。所谓农民市场当初主要是指农民把通过个人副业所得的产品拿到国家指定的地方销售后形成的城乡农副产品自由交易市场。过去，在国民经济运转正常的情况下，农民市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其产品交易也严格地局限在农副产品，因而它作为国家计划经济的必要补充，曾对城乡居民之间消费品交流有一些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朝鲜经济状况的恶化和国家供给体制的严重动摇，农民市场在人们消费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颇有取代国家供给体制而主导人们消费生活之势。这种脱离国家控制的消费品市场的泛滥，无疑给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在朝鲜现有的经济体制下，农民市场的泛滥所造成的危害主要有：1.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严重失控。由于农民市场上的产品价格主要取决于供求关系，国家又没有相应的管理和控制机制，因而农民市场上的产品价格比国定价格高出几十倍乃至几百倍。2.农民市场上的高额利润严重地扭曲了人们对社会劳动的态度和社会价值取向，使一些农民更加热衷于搞私人“庭院经济”，而在城市一度竟然出现类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下海潮”，更助长了私有经济的蔓延。3.农民市场开始改变人们的消费文化。这在实物部门主要表现为城市居民对农民市场的过分依赖，在金融部门则表现为避开国家金融机构私藏货币的倾向，从而给计划经济赖以维持的国家货币金融体制带来冲击。4.严重地影响公有经济的正常发展，助长了公有经济领域的各种腐败现象，其中也不乏把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非法投放到农民市场牟取暴利的现象。由此可见，在朝鲜现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私有经济的恶性膨胀是威胁公有经济的重大隐患，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加强管理和引导，势必会给朝鲜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巨大危害。
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案，朝鲜政府近几年提出的所谓“先军政治”颇引人注目。“先军政治”顾名思义就是“把重视和强化军队放在首位的政

治”。（注：朝鲜《劳动新闻》，1998年8月22日。）为此，今年4月2日《劳动新闻》发表文章指出：“在社会上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和阶层，或者由哪一个社会集团成为革命的主力军，主要取决于它在革命和建设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而“当今在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盛行的时代，革命军队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其他任何社会集团都不能替代”。（注：朝鲜《劳动新闻》，2003年4月2日。）4月7日，《劳动新闻》为纪念金正日出任国防委员长10周年发表社论，称朝鲜为“先军大国”，称朝鲜民族“先军民族”，并要求全国人民努力成为“先军革命同志”。（注：朝鲜《劳动新闻》，2003年4月7日。）朝鲜当局把“先军政治”提到如此重要的位置，这除了周边安保环境的恶化所造成的军事压力外，还有一个鲜为世人所知的特殊原因，那就是军队在克服国家经济困难，维护现有经济秩序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朝鲜军队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为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军队自身的经济活动所创出的巨额利润。朝鲜军队大量投入国家经济建设，早在80年代就已开始。1988年朝鲜政府继单方面宣布裁军10万投入经济建设之后，为解决国内劳力严重不足现象，平时还动用15万常规兵员投入经济建设。（注：《韩国史》21，韩吉社，1995年，第322页。）由于对这些“军人建设者”国家无需另外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且有严格的军纪管束，因而成为承揽各种国家大型工程建设的一支投资少、效率高的生力军，摆脱眼前经济困境的可靠后盾。不仅如此，从1996年底开始，朝鲜政府曾动员军队直接参与工厂、协作农场、运输、邮电、铁路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1997年4月初，金正日又下达了“军队负责搞农业”的命令，随即由军队掌管协作农场管理，并设置武装哨所防止农作物成熟期被盗。因此，金正日在当年9月10日发表的与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负责人的谈话中，极力称赞人民军在农业生产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说“今年的农业生产几乎是由人民军来完成的，如果没有人民军今年的农业生产将一无所获”。（注：金正日：“当前经济工作面临的几个问题”，《金正日选集》第14卷，第360页。）
朝鲜军队自身的经济活动主要以创外汇为目的。由于冷战时期形成的工业体系，把军事工业摆在优先位置，因此朝鲜军队经济活动的规模及技术含量均超过民用工业。特别是在前几年朝鲜经济不断下滑，又没有可供出口的产品的情况下，唯独军事工业仍维持一定水平，因而军火出口在缓和财政困难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除了军需工业外，朝鲜军队各部门从80年代末开始又自行组织贸易公司开展外贸活动，现已有30-40个公司，其每年贸易规模达1亿美元左右。（注：金镇焕：“朝鲜劳动党的‘新思考’与北韩社会”，国际高丽学会汉城支会第三次全国学术大会上发表的论文。）由此可见，朝鲜人民军在克服国家经济困难，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方面的作用，正如《劳动新闻》所指出的那样，“其他任何集团都不能替代”。因此，“先军政治”既是解决眼前经济困境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护现政权稳定必不可缺的条件。
如果说“先军政治”还含有一些通过非常手段维护现有体制的“保守”倾向，那么自去年7月以来相继出台的某些政策或者措施仍可视作改革或调整之延续。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朝鲜政府决定设立信托银行，积极引进外资，并扩大合资企业的外资股份比例(70-80%)，鼓励外商投资。（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2年9月12日，第1330号，北e1。）在国内金融领域，政府从今年5月1日起向国内及海外同胞发放公债，预计总额可达400-500亿朝元。（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3年5月15日，第1364号，北e1，北e2。）这对长期把“无内债”当作人民政权造福与民标志的朝鲜政府而言，的确是在国家金融政策上的重大突破。
更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政府对农民市场的认识和态度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从今年3月底开始，朝鲜政府决定把“农民市场”改为“市场”，并允许长期被禁止的工业品上市。（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3年4月10日，第1360号，北d1。）对此，朝鲜国家计划委员会崔洪奎（音译）局长说，政府不再把“市场当作限制的对象，而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商品流通的一环”，并指出：“如果不保障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会导致价格上涨”，所以政府将“根据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调整产品价格”，（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3年4月10日，第1360号，北d1。）从而肯定了根据供求关系形成的价格功能，并把市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管理范畴，而这一点也许恰好道出了当今朝鲜着眼于价格功能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向。
　　四、影响朝鲜经济改革进程的诸因素
1.朝鲜国内政局的稳定。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朝鲜政局是相对稳定的。但是，所谓“改革”本身就包含了对过去和现实的某些否定因素，这就不可避免地与过去习以为常的思考方式、经济文化、利益结构发生冲突。因此，朝鲜当局在推进改革过程中能否继续稳定国内政局事关重大。在此前提下，如果改革进展顺利就会深得人心，政局便更趋于稳定，反之就会人心相背，改革失控，最终会导致天下大乱，而后者正是朝鲜当局最难以承担的政治风险。
2.南北关系。自南北首脑会谈以来，虽然双方和解、合作进程明显加快，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已经放弃了冷战时代的战略目标。目前在三·八线两侧仍驻扎着一百多万军队，而韩国却在2000年国防白皮书中又规定朝鲜为“主要敌人”，这曾引起了朝方的高度警觉和强烈不满。不仅如此，今年5月韩国新任总统卢武铉访美时针对朝鲜核问题发表的措辞强硬的言论，再次给南北关系造成阴影，从而使前总统金大中倡导的“阳光政策”面临新挑战。这种客观环境不仅成了朝鲜现有政治体制赖以延续的现实依据，而且是现政权在国内经济改革问题上举棋不定的重要原因。
3.国际环境。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主要指面向西方社会开放门户，允许他们按照资本主义市场规律和经营模式从事经营活动，这就需要同西方国家保持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但是，朝鲜通向西方的主要障碍就是美国对朝的强硬政策。目前，美国尚未把朝鲜从“无赖国家”名单中删除，尚未完全解除对朝经济制裁，最近再一次把朝鲜列入支援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并针对朝鲜核问题大做文章，致使朝美关系持续恶化，这无疑是在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影响和制约朝鲜经济改革进程的重要外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