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企业文化  中国式企业文化  海尔  联想
　　[论文摘要]随着“海尔”、“联想”等实力雄厚的企业的迅速崛起,研究它们的企业文化专著也越来越多,但大都没有追根求源,这是一大缺憾。文章指出,海尔文化、联想文化等等,乃是中国企业一百多年来求发展的艰难探索的结晶。从洋务运动开始,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的长期孕育,当今先进的企业文化是根植于我们民族之中、承继了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在吸收世界先进企业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中国式企业文化,企业发展的是极富生命力和爆发力的力量。
　　随着中国市场加速国际化的进程,大批发达国家强大企业已涌入中国,世界500强中,目前有超过60%的企业已落户我国,这个比例还将不断提高。他们的管理经验丰富、技术装备先进,资金实力雄厚,大有鲸吞中国市场,淹没我民族工业之势,这对国内企业来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狼”来了,会不会被“狼”吃掉?成了每个有志向的企业家心目中的一大隐忧。
　　当20世纪——整个世界都产生了翻天覆地变革的伟大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然而并未引起轰动的事:一位与发达国家的庞大企业老总相比可称之为“土包子”的中国企业的老总——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应邀走进了现代企业管理的理论圣殿——哈佛大学,为那些未来大企业的ceo们作海尔企业文化的演讲。这一旅程的深远意义恐怕是当时的组织者和演讲者所不能预想的。一次极为平凡的演讲竟是中国企业界向世界的宣言:中国的企业经过了一百多年曲折艰难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将跻身于世界强企、能与“狼”共舞的道路——利用现代中国式企业文化,树立起自己的竞争优势,走向世界,振兴中华。WWW.11665.cOM就在2004年12月,联想集团又兼并了ibm公司的个人电脑部门,标志着这个时代已经到来。
　　企业文化这一概念是美国管理学家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对日本经济的崛起做了详细研究基础上提出的,但作为企业的一种文化,则是从企业诞生的时刻就存在的,正如人一出生就有思维和意识一样。美国哈佛教授特雷斯·e·迪尔和麦肯锡咨询公司顾问阿伦·a·肯尼迪认为:每一个存在的企业都有一种文化,只是文化有“强”、“弱”之别。在企业发展的初期,生产方式尚处于机械的时代,文化于企业的作用、影响并不显著,不被人们所注重,因而未上升到理论高度。[1](p12-14)按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文化”来说,我国企业文化的历史是很短的,人们往往忽视了其发展历程,看不到它的根,因而也就往往不可能真正看清它的发展远景和巨大的潜能。笔者认为,我国企业文化带着深深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烙印经历了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长久和艰难的孕育过程。从企业发展的纵向来看,基本上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近百年企业文化的孕育期
　　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中国,充分暴露了中国封建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原始落后。19世纪60年代,亚洲出现了两件大事:一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自此日本开始走上富国强兵之路;二是满清的洋务运动。虽表面上看这两者都是“富国强兵”,然洋务运动代表了一种腐朽的官僚资本,再加上其买办性,完全排斥了自由工商业的发展,因此,洋务运动一开始就决定了我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多舛。
　　洋务派办企业的目的,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安内而制外”。制外办不到,就只有转为“依外”,靠买外国的枪炮、机器来维持大清的统治。为安内,就必然限制民间办企,如李鸿章在奏折中就明确指出:“铜钱、火器之类仍照向例设禁。”[2](p91)即使织布业也严加限制:“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3](p110)这决定了中国民族工商业只能缓慢地发展,有据可考的最早的近代民营工业是1858年的上海甘章船厂和1863年成立的上海洪盛机器碾米厂。[4](p38)由于清政府的设禁,使民间兴办企业困难重重。至甲午战败后,清政府才稍加放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满清倒台,西方殖民者无暇顾及中国市场,而成为这一阶段民族工商业的最佳发展时期,然其结果堪怜:工矿企业也仅增加470余个,资本接近9500万元而已。[5]随着大战结束,西方殖民者又卷土重来,我国工商业又处于饱受挤压的缓慢发展时期,至解放前夕,国内市场仍是洋货一统天下,充斥着洋枪、洋炮、洋油、洋火、洋伞等。正如电影“创业”中的一句对话:“没有美孚,你们只有一片黑暗。”就是当时旧中国工业的真实写照。
　　与这一阶段原始、弱小的企业现状相应的上层建筑——企业文化也处于一种原始的朦胧状态。占统治地位的官僚资本企业自不必细述,只是一种腐朽的官僚文化。而当时的民族工商业,为了原始资本的积累,虽然采用剥削手段,在管理上也带有浓重的封建色彩,但终究建立了一些不够成熟的规章制度、营销方式和商业竞争策略。这在茅盾的小说《子夜》中已被剖析得淋漓尽致。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民族工商业受到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多重挤压,为求得市场生存空间,他们把握的最好武器就是广大民众——消费者的爱国情结,如1930年代席卷全国的抵制日货运动,这正是中华民族能生存五千年而不被淘汰并能复兴的核心文化底蕴。1925年创办民生轮船公司的卢作孚,就公开提出他的企业宗旨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这也是我国正式提出企业精神的第一家企业。“实业救国”成为当时多数民族资本家的口号,而这一精神恰恰代表了近一百年民族工商业孕育时期的精粹。 
　　二、1950—1970年代企业文化的初创期
　　我们先从一个常识说起,人未满十八周岁是未成年期,他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是因为他的大脑思维还未成熟,尚不能正确指导自己的行为。由此可见,企业在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的大脑——企业文化也不能正确指导企业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近代企业出现了几百年后,才能出现“企业文化”的理论,而现代企业的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企业文化的创造性。
　　1950—1970年代这三十年,是我国企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三十年,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钢的产量由50万吨发展到2000万吨,工业门类齐全,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工业体系,从一个一穷二白、文盲占一半的国家成为拥有“二弹一星”的大国。与此同时,所有制形式上也成为单一的国家或集体所有制形式。我国企业除生产产品、规模大小有所不同外,从接受生产指令,到机构设置、规章制度、管理方式可谓基本一致。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数量增长型,适合当时国家经济十分短缺的时代。从无到有,就是将当时国内没有的工业从国外移植过来,如汽车工业、飞机工业等等。当时我国的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因而只能照搬照抄,谈不上消化和创新。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主要是完成工艺流程的编制,以便于工人的操作,于是,科技人员自然成为工人阶级的附属部分。虽然我们能集中全国的精英力量搞起来“二弹一星”,也仅此而已,整个工业基础与国外相比,在质的层次上我们依然差了几个档次。从小到大,主要采用母鸡下蛋式的重复建设,如以鞍钢模式包建“包钢”、“攀钢”;“一汽”援建“二汽”等,就是一种质上没有产生变化的移地重复建设。解决供需矛盾是十分必要的,但忽略了质量层次上的再创造,逐步演变成一种僵化的机械模式,导致其后的工业处于停滞状态。
　　这种经济发展的机械模式,产生了一系列后果:企业建设、发展速度的快慢主要取决于工人群众的卖力程度,而不是受教育程度;工程技术人员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技术创新受到了忽视。企业只须按计委部门的指令完成某一计划指标,成了计委部门的“加工车间”而不是经济中的活细胞。
　　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一级级传达指令,政治动员成为企业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政治工作部门的机构一大套,各个企业都不能少。企业体制的一致性导致了相应的文化和管理方式的全国一致性,这在1950年代制定的以“二参一改三结合”为核心的“鞍钢宪法”中就已经初步成形,至1960年代初,就发展为“工业七十条”令全国企业遵照执行。尤其当大庆人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拿下油田之后,“精神万能论”就成了企业的主宰思想,掩盖了我们企业缺乏创新能力的本质。试想,1950年代后期我们几乎同时与日本在半导体技术上起步,结果在日本导致了新的产业革命和经济的飞速发展,然我国却失之交臂,固然原因很多,而我国的企业缺乏活力应是重要原因之一。再者,1970年代我们已正视到自己的落后,曾在全国强行推广应用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却收效甚微。因为那时,机械式的照搬照抄已经成为一种思维烙印束缚了企业的自主创新精神。直至二三十年后的现代企业如海尔彻底摆脱了旧思维,才能将之真正地消化吸收,发展成自己的6δ管理模式,推动海尔跨越式的发展。
　　三、改革开放初期企业文化的磨合期
　　一个古老文明国家的复兴,必然会经历一段长期痛苦的过程。经过多年的反复教训,我们终于认识到一个真理:必须学习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自己的国情,才能少走弯路赶上别人。于是,1980年代我国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放眼看世界。尽管当时缺乏理论上的先行准备工作,且国家制度建设滞后,摸着石头过河,产生了一定的混乱,但终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给企业松绑,给企业正名,尽力恢复企业的活力,使其得以真正地得到健康发展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由于缺少必要准备,匆匆推行了“承包制”、“双轨制”,其意图是为了搞活企业,但却使相当一部分企业失去了方向,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加之我们的舆论界过度地宣传、吹捧,于是“企业家”纷纷出现,又纷纷倒台,真是“群雄崛起”,各领风骚一两年,如马胜利、步鑫生等,今日登场,明日就销声匿迹。加之在这一阶段强调企业分配方式的变革和给企业松绑的同时过分强调了“钱”的重要作用,甚至有些理论权威在报刊上竟大书“一切向钱看”的口号,鼓励社会上一部分人趁机捞取企业领导权,把企业变为私有财产,造成大批国有企业空壳化,一批批私营企业用制假获取高额暴利,屡禁不绝,为此,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但爱国是我们民族的主流思想。一大批先进的理论工作者和企业家真正看到了国家发展的机遇,把握开放造成的有利时机,如饥似渴地学习世界上先进的理论和企业管理方法,并进行深入的东西方文化的对比研究,不断改造企业。于是,1986年中国正式提出“企业文化”这一概念,并在1988年成立了“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提到中国家电业领头羊——海尔集团。名牌战略阶段的海尔借鉴了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实现了管理从无序到体系化;多元化阶段的海尔制定出“日事日毕、日清日高”的oec管理模式,实现了管理体系的延伸;而国际化阶段的海尔实行流程再造,以市场链为主的管理已经走出改良,实现管理学上颠覆式的创新:主体上员工由管理的客体变为主体,这是对泰勒科学管理的颠覆;主线上以订单为主线,是对日本年工序列制的颠覆;主旨上sbu,是对韦伯层级理论的颠覆。正是基于连续创新海尔文化的支撑,才保持了海尔连续20年的高速增长,造就了如今受世人瞩目的世界极品牌。从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这十几年是我国经济体制变革的探索时期,也是我们的企业文化与世界的企业文化磨合的过程,这一过程与1950—1970年代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在大量引进、学习世界上先进理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发展的具体情况进行吸收、消化并加以创新的过程。创新取代了过去的照搬照抄,新的理论终于指导我们的企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真正使我国的一批企业获得了新生。 
　　四、九十年代后期先进企业文化的发展期
　　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重新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其后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均为企业文化的大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经过十几年的大浪淘沙,真金终于发出闪闪光芒。19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张瑞敏、柳传志等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和成功的企业文化。他们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消化掌握了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有明确的创业思想,并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不渝地加以贯彻和发展,不断改革和创新,逐步形成了自己先进的企业文化。而从这些优秀的、成功企业的共同特点可以看到中国先进企业文化的核心:“学习创新、奋发图强、团结强企、走向世界”。众所周知的“海尔”和“联想”是今日我国民族工业的两颗明珠,“海尔”的文化核心——“海纳百川、龙腾虎跃”和“联想”文化的核心——“求实、进取、创新、拼搏”正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新时代、新企业中的新生。
　　“1000亿,世界的海尔”是1984年那个亏损147万元、濒临倒闭的街道小厂20年后的今天。它的崛起进程似乎不可思议,取得如此骄人成绩的原因,张瑞敏曾对媒体记者分析海尔经验时说:“海尔过去的成功是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成功。企业发展的灵魂是企业文化,而企业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应该是价值观。”创新是海尔文化的核心,海尔用创业创新的企业文化种植和培育世界级人才,把人才的竞争力转化为产品的竞争力,进而转化为企业的竞争力。海尔从1995年以来,已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海尔以兼并求发展。企业文化的延展性在企业战略发展中得以充分展现。在兼并企业时,派去一个总经理、一个会计师、一位企业文化中心经理,他们把海尔的文化、海尔的管理体系带到被兼并企业,使被兼并企业的员工从思想上、观念上实现脱胎换骨的转换,连续兼并了18家企业,使一条条“休克鱼”(指硬件好但管理观念差的企业)苏醒,并在市场经济海洋中畅游。[6]可以说,海尔的扩张主要是一种文化的扩张。海尔以其独特的“休克鱼”理论实现了海尔这几年的快速发展,也搞活了“休克鱼”所在地的一方经济。
　　联想集团是于1984年,由中科院计算机所投资20万元人民币、并由11名科技人员创办,时至今日已发展成为一家在信息产业内多元化发展的大型企业集团。2004年12月8日,联想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事业部,这次收购标志着联想迈出了国际化发展的突破性的一步。当初以柳传志为代表的一批能人志士就曾定下“振兴民族工业,走向世界”的宏大目标,他们承继了祖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优秀传统,艰苦奋斗,才取得了今日的辉煌。联想文化中的“入模子”(即联想文化要形成一个坚硬的模子,进入联想的职工必须进到联想的“模子”里来,凝成联想的理想、目标、精神、情操、行为所要求的形状)理论,可以说是中国特色企业文化中的一朵玫瑰。它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精忠报国”思想,有效地运用到处理个人、企业、国家三者的关系上来,并实现了个人利益、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有机紧密联系,因此,始终保持了高昂的士气、企业的创新活力,这从对高层领导的七条要求中可见一斑:①不计得失、不谋私利、有牺牲精神;②光明磊落,不许拉帮结派;③坚持公司的基本原则,坚决服从总裁的领导;④头脑清醒,应对自如;⑤安全带队伍,只讲功劳,不讲苦劳;⑥诚信为本;⑦要有为民族争光的理想。“入模子”理论不同于我国改革开放前实行的大锅饭“终身制”(是培养懒汉的绝对平均主义产物),它是治理我国“一朝天子一朝臣”、喜欢“窝里斗”的长期陋习的一剂猛药、良药,是联想文化对中国新式企业文化的贡献。[7](p272-274)
　　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艰苦探索,才真正迎来了新的春天——由中国的优秀文化哺育出了新一代能雄居世界强企之林的企业和企业家。他们以“自强不息”的气概、“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艰苦奋斗精神、“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胸怀,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巨大浪潮,与“狼”共舞,求得生存和发展,敢于面对挑战,走出国门,制造着新中国的旗舰。 
　　[参考文献]
　　[1]特雷斯·e·迪尔,阿伦·a·肯尼迪.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2]叶世昌.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3]况浩林.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4]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58.
　　[5]姜人泽.略论旧中国三大财团[j].社会科学战线,1982,(3).
　　[6]张瑞敏.企业文化在海尔发展中起决定作用[j].中外企业文化,2004,(1).
　　[7]裴劲松,王永兴.哈佛mba中国经典案例——哈佛视野中的联想集团[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