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档案部门参与社会记忆建构的时代意义、提高参与社会记忆建构能力的必要性和具体的能力要求进行了分析，并对档案部门参与社会记忆建构能力的培育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旨在表明档案部门必须重视自身的能力建设，才能在社会记忆建构中大有作为，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自身的影响力。
　　关键词：社会记忆；档案工作；档案部门；能力建设
　　
　　1　档案部门参与社会记忆建构的能力要求
　　
　　t·库克说“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不过这种积极因素能否变为现实?档案领域在社会记忆建构中能否作为?还有待我们具备相应的能力。能力是人(包含个体和群体主体)的“综合素质在现实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实际本领和能量”，如果把档案视为记忆资源，那么档案部门(或领域、系统)建构社会记忆的能力可简单地理解为对这种资源的组织、运用和展现，从而影响社会记忆的本领和能力。参与社会记忆建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关涉到档案工作的全部，不过又具有一定的针对性、时代性。笔者认为档案部门在参与当代社会记忆建构的行动中应突出以下几方面的能力：
　　
　　1.1　重大历史事件与民生生活的展现能力
　　社会记忆是对凝聚、积淀下来的人类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的再度破译、复活，它必然与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离开了历史，社会记忆将成为空洞皴裂的僵硬躯壳；离开了社会记忆，历史必将陷入自我迷失的漩涡”。回忆历史、书写历史、传递历史、展现历史，是社会记忆传承和建构的主要内核。wWw.11665.CoM档案作为社会活动的记录，记录了历史活动的过程和情况，应该成为再现历史的重要材料。特别是对于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活动、重大工程、重要组织，历史上都会留下许多档案记录，能不能根据时代需要及时激活和重现过去，是考量我们能力的重要方面之一。建立在巴黎的法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收藏着二战时期法国和其他欧洲犹太人受迫害的历史。纪念馆通过大量的照片、文件、档案、影视作品、相关图书的收藏与展示，大屠杀亲历者或见证人对当年的经历讲述，开设讲座和辩论以及为中小学生提供学习参观等多种方式，再现二战期间法西斯在欧洲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以“重构集体记忆”，唤起法国民众对自己在二战中的历史责任的反思。这种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展现能力值得我们借鉴。社会记忆有着复杂的构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人类过往生活的全部，我们创造的历史、知识、文化、信仰，都可以作为一种信息符号，流入我们的今天，而成为记忆。社会记忆永远都处于“记忆”与“遗忘”的互动、“澄显”与“遮蔽”交替之中。与官方和上层社会生活记忆不同，民间的历史、生活往往处于自然状态。一条老街或古道、一座老桥或宅院、一帧老照片或一本家谱、一场社戏或一则传说，乃至流传的山歌、家传的技艺、如期而至的时令节日，都富含着民众生活的记忆元素，构成民众社会生活的真实图景。面对工业社会的冲毁，保存过去已成为人们自觉的社会行动。民间博物馆的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口述史的收集，等等，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担当起维护“乡土记忆”、“市民生活记忆”的责任。档案部门近年开展的“家庭建档”、“社区建档”、“口述档案”收藏等活动，也是旨在保存和再现民众生活记忆的重要举措和行动。徽州历史档案被誉为明清时期徽州的民间历史记忆，经过徽学研究者们的努力，不仅展示出“契约社会”、“文献之邦”的社会生活实态，而且使“徽学”成为我国具有世界影响的三大地方性显学之一，值得我们思考。
　　
　　1.2　重大历史问题的证明与保持批判的能力
　　社会记忆具有建构和诠释性，人们如何建构和叙述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葛兆光先生在论述历史记忆与思想资源时曾指出：过去的历史本身并不彰显，因为它已经消失在时间中，而由书籍、文物、遗迹构筑的历史，却总是被当下的心情、思路和眼光暗中支配着，把一部分事情、一部分人物和一部分年代以及一部分知识和思想的历史从记忆中翻出来，
　　“翻修”、“编织”与“涂改”，历史早已不再是本真的历史。那么，历史的真相在哪里?特别是在出现重大利益冲突时，历史是不是就任人裁度、涂抹?寻找真实的历史，是历史学家和社会记忆研究者在苦苦寻觅的问题。从档案学的角度看，我们常说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档案是最权威的史料。面对历史或许有多种说法和理解，但我们有理由亮出我们的“剑”。2008年，面对西藏分裂势力的嚣张，国家档案局从自元代以来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列出15条历史铁证，向世人说明

　社会环境中的记忆并非总是同类同质的，记忆是社会中不同人群争夺的对象，也是他们之间权力关系的指标。
　　“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夫曾指出：自古以来，掌权者决定谁可以说话，谁必须保持沉默。为此，对于社会记忆及其媒介，人们总是在不断地追问这是谁的记忆?它又是如何形成的?
　　档案是国家管理和政权统治的工具，档案的选择与保管无形中自党不自觉地成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现实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共谋”。与传统的档案馆与档案工作者业已形成的思维倾向相呼应，那就是为主流文化和当权者服务。这种做法让官方叙述占有特权，却忽视了社会中个人和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记录。“当历史研究中只是对文件的有效性产生争论时，档案工作者还可以高枕无忧，但现在，社会记忆观已对档案工作的完整性和理论基础提出质疑，它将导致对档案的重新认识和界定”。因此，档案部门在参与社会记忆建构中，一方面要对自身作为社会权力结构的一部分有清楚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要从“反记忆”的角度建构主流记忆之外的他类记忆。这种对历史的批判能力并不意味着单纯谴责、否定或驳斥，而是“一种理智的、注重实效的努力”，是构建更加全面、真实的社会记忆的积极态度。
　　
　　1.3　汲取思想动力的能力
　　记忆不仅与过去相联结，而且具有未来性。人类群体对其共同经历的回忆，都不是简单再现过去的历史事实。“经过潜意识心理过程筛选和再造的回忆内容被潜意识地赋予了象征意味，它们体现着一个价值观念系统”，表达着希望和对未来的想象，因而，记忆往往成为思想的资源和人类发展的精神动力。群体利用过去为现在的目的服务，过去也成为群体表达利益的有用资源。正如葛兆光教授所言：当下的处境好像是一种触媒，它会唤醒一部分历史记忆，也一定会压抑一部分历史记忆，在唤醒和压抑里，古代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就在选择性的历史记忆中，成为新知识和新思想的资源。在社会学家巴里·施瓦

茨等的《重现梅察达：一项集体记忆研究》一文中，描述了发生于公元73年犹太守卫者和罗马征服者之间的梅察达之战，在其后大约两千年的时间当中，这次战役都隐讳不显，直到20世纪中叶，随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梅察达之战作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不断的诠释中，它成了借以动员民族凝聚力的关键性象征。档案部门在参与社会记忆建构中，要能够从档案资源中汲取思想动力，形成强大凝聚力和精神动力，增强民族信心，提高国家认同感。
　　
　　2　档案部门参与社会记忆建构能力的培育
　　
　　档案部门参与社会记忆建构的能力建设，笔者认为有两个基点，即一是要把档案工作看做社会记忆建构性工作，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管理理念，是当代档案管理的一种新范式；二是要将档案工作做活，将档案资源中记忆能量激活起来，参与到社会记忆整 体性建构中去，发出我们的声音，体现档案部门的力量。从这两个基点出发，笔者在此探视性地提出提高档案部门参与社会记忆建构能力的几点浅见。
　　
　　2.1　善于发掘档案记忆资源，不能唯市场论
　　德国历史学家简·阿斯曼在讨论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时曾对文化记忆做了重要区分，即潜在的文化记忆和真实的文化记忆。他指出：当过去的表象被储存在档案、图书馆和博物馆中的时候，文化记忆就出班在潜在模式中；当这些表象在新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中被采用，并被赋予新含义的时候，它们就出现在真实模式之中。这也是许多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区分社会记忆与集体记忆的观点，只不过本文未做严格的区分。档案记忆作为澄潜的记忆是比较能得到我们认同的，由此需要我们深挖它，不断地激活它，变成显在的记忆。然而，就社会记忆功能及档案工作的使命而言，社会记忆建构旨在发现生活意义、寻求思想资源、增强群体认同，与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服务市场不能并置，必须克服唯市场论的狭隘心理，追求社会深度和意义。
　　
　　2.2　善于深挖档案过程中的情境性知识
　　美国档案学家谢伦伯格曾指出：“从一个档案组合中抽出来的单独的一份文件本身所能告诉我们的，并不会比脱离了某种绝迹的不知名的古动物整副骨骼的一块骨头所能告诉我们的更多一些。”以前我们多用来说明档案之间联系的重要性，但如果放大一点看，它更是在强调档案在其形成时的动机、目的，即档案产生时的情境或其背后的历史。任何一份档案，都包含着记录的信息和记录外的信息，前苏联学者米罗诺夫曾从史料学的角度称其为“明显信息”与“隐含信息”，并提出“寻找历史隐含的信息”。情境性知识或隐含信息的意义在于能告诉我们这份档案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产生的，它的形成者和传递者的意图及其社会动因，能把我们从档案记载的内容，引向更广阔的社会。透过情境性知识，一份孙中山的“博爱”题字，我们不仅能获知“博爱”的内容，更能感知孙中山的思想和情怀，以及当时题字时的心境、参与题字的见证者或受赠者、某一幅题字延传的经历等，历史记忆由此展开。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指出：
　　“由社会记忆角度分析历史文献，我们所得到的历史知识主要是产生这些社会记忆的社会情境。”“情境为使这些能力(或者进一步讲，我们能够承认其为能力的东西)作为能力呈现出来，并成为有意义的东西提供了必要的支持条件。”‘
　　
　　2.3　善于捕捉激活档案记忆的社会时机
　　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研究集体记忆时特别强调记忆的当下性，“过去是一种建构，这种社会建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是主要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现在的关注既涉及现在的信仰、兴趣、愿望影响到我们对于过去的各种看法，也涉及现在决定了哪些社会记忆被激活，构成我们活生生的过去，成为我们所关注的记忆中心。记忆的中心由此在内容和时间上具有了双重特性和双重维度。记忆的时间性我们在纪念仪式和节日庆典上可以鲜明地体察出来。
　　“正是集体记忆，可以说作为一种中介变量，一方面通过日历上的节日庆典来纪念这些事件所强化。”每当我们遇到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日、重要历史人物的诞辰或忌日、日常生活中的节庆日，等等，我们都会记忆起相关往事，也正是在这样的时空中，我们更需要获得相关的过去性知识，以增强我们的记忆，这就是记忆的社会时机。把握记忆的社会时机，可以使我们不断地处于记忆中心，起到广泛的社会效果，而不是默默无闻地自我冷落在社会的边缘。
　　
　　2.4　善于利用现代传媒，形成自己的声音
　　说一个没有档案的国家就是一个没有记忆的国家，这句话似乎有些过头。社会记忆借由传说神话、民间故事、体化实践、操演仪式、文献记录、器物建筑等媒介来延续、重温或强化，也通过文本、图形、视频图像、声音乃至动作等各种媒体来传承、扩散和分享。随着社会记忆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重视媒体(尤其是摄影媒体)对构建和重塑历史意识的作用”。美国学者沃尔夫·坎斯特纳在《寻找记忆中的意义一一对集体记忆研究一种方法论上的评判》一文中指出：大部分集体记忆的研究集中于特定年代、地理和媒介环境中特定事件的表象，而没有思考和注意受众(观众)的反应。集体记忆研究应该看做一个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复杂过程，考虑到文化传统的持续性、记忆生产者的灵活性和记忆消费者(受众)的破坏性。为此，记忆研究应采用传播研究和媒体研究的方法，在研究有关媒体接受的问题时，尤应如此。德国学者韦尔策分析了口头流传实践、常规历史文献、绘制或摄制图片、集体纪念礼仪仪式、地理和社会空间等五种媒体的记忆能量，并指出：
　　“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视觉被极端特权化了，所以它们很可能被看做是最出色地传承着过去的媒体。”现代传媒对社会意识的控制和影响是有目共睹的，档案部门充分利用现代传媒参与社会记忆建构，既给媒体注入新元素，又使自身“声名远扬”。
　　套用两句老话，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没有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到底是做难还是想难，似乎难以评说。不过，在这历史的悖论中，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成效如何，最终还要看我们做了什么，
　　“命运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