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歌德的伟大诗体悲剧《浮士德》取材于中世纪浮士德博士的民间传说，与原素材及作者本人的初稿相比，诗剧的两处重要改动都与圣经有关：一是开头增添了“天上序幕”，上帝和魔鬼打赌的情节几乎就是《旧约·约伯记》的照搬，这使得诗剧得以在《圣经》的背景下展开，并以此作为贯穿全剧的线索；二是结尾浮士德的得救升天，宗教色彩浓厚，据作者本人表述，灵感来自教堂壁画，亦可看作《圣经》的间接影响。《圣经》对《浮士德》的影响，除了体现在素材提炼、主题设置和情节、人物的借用外，还体现在大量吸收了《圣经》中的典故和经句，使其成为《浮士德》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浮士德》终究不是《圣经》的诠释之作，因为作家在其中灌注了合乎个性和时代性的新思想内涵，有所突破而成为一部时代和思想的杰作。
　　关键词：歌德　《浮士德》　《圣经》　影响研究
　　作者简介：王辽南，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欧美文学研究。
　　
　　《浮士德》是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倾尽一生的血写成的诗体悲剧，它取材于中世纪广泛流传的关于浮士德博士的民间传说。传说中浮士德用自己的血和魔鬼订约，出卖灵魂给魔鬼，以换取世间的权力、知识和享受。歌德把原素材加以改造，注入崭新的内容，成为世界文学殿堂中历几世纪而不衰的名著。细察《浮士德》的成稿和修改，《圣经》在创作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
　　
　　修改后的《浮士德》与同类题材其它作品及作者本人的初稿相比，其形式上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浮士德与魔鬼的赌约之外，增加了“天上序幕”，上帝与魔鬼打赌的情节几乎就是对《旧约·约伯记》的照搬。wwW.11665.COm这样的改动使得诗剧得以在《圣经》的背景下展开，并以此作为贯穿全书的线索；结尾浮士德的得救升天，也采用了中世纪教堂壁画中常见的形式，可以说是《圣经》的间接影响。
　　“天上序幕”与《约伯记》的惊人相似。《约伯记》中上帝称约伯为“我的仆人”，《浮士德》中上帝也这样来称呼浮士德；《约伯记》中撒旦即魔鬼极力控告约伯，一再说约伯敬畏神乃是有自己的私心，从中可见撒旦对人的极度蔑视；《浮士德》中靡非斯特也是把人看得“比畜牲还畜牲”，他在上帝面前控告浮士德，认为他只要用一点官能享受就能把浮士德引上魔路；《约伯记》中上帝表现出对约伯的信心，所以他允许撒旦去试炼约伯。《浮士德》中上帝也是相信“一个善人即使在黑暗的冲动中也一定会意识到坦坦正途”，对靡非斯特引诱浮士德他也不加禁阻。这些都可看出“天上序幕”乃是以《约伯记》为摹本的，把它放在《浮士德》的开头，作为全剧的总纲，使得剧情在《圣经》的背景下展开，并且提出剧中最重要的悬念：上帝与魔鬼打赌究竟谁输谁赢?
　　歌德作这样的处理可谓是自觉。1825年1月18日，歌德在同艾克曼谈话时表示：借用古书中的情节是文学中十分自然的现象，“世界总是永远一样的，一些情景经常重现，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一样过生活，讲恋爱，动情感，那么，某个诗人作诗为什么不能和另一个诗人一样呢?生活的情景可以相同，为什么诗的情景就不可以相同呢?”在这次谈话结束时歌德明确地说：“我的《浮士德》的序曲也有些像《旧约》中的《约伯记》，这也是很恰当的，我应该由此得到的是赞扬而不是谴责”(艾克曼603-606)。
　　《圣经》中的这个故事给歌德以这样的启示——用上帝与魔鬼关于浮士德的争论可以引出浮士德的故事。虽然两者的用意并不完全相同，《约伯记》意在通过约伯的故事彰显约伯对上帝的敬畏以及上帝的慈爱和对人的怜悯，而歌德所要谈的，是善与恶两者之中，哪一个在人的身上更强烈。靡非斯特不承认人有什么高贵品格，就是神赐的星火——理性也只是要把人变得“比畜牲还要畜牲”。天帝不否认人会有失误和迷失正途，但终归能达到成功的目标。靡非斯特请求考验浮士德，他想证明，浮士德也不比别人强。这样的引子使悲剧具有了全人类的普遍意义。
　　赌赛的答案在结尾“灵魂得救”这一幕中得到揭示，这也是此剧另外一处重要的改动。原作中浮士德被魔鬼弄死，灵魂被攫走。而歌德受到《圣经》的启发，让天使下来用爱火把魔鬼打败，上天的力量使浮士德的灵魂得救。对开头赌赛的回应使得悬念解开，首尾圆合，也使得全剧完整地建立在《圣经》的框架之下。关于结尾的这一处理，歌德同样也有过直接而明确的表述：“得救的灵魂升天这个结局是很难处理的，碰上这种超自然的事情，我头脑里连一点儿影儿都没有，除非借助于基督教一些轮廓鲜明的图景和意象，来使我的诗意获得适当的、结实的具体形式，我就不容易陷到一片迷茫里去了”(艾克曼580)。
　　对于《约伯记》，我们看到，歌德借鉴的不仅是形式，也有主题——魔鬼在这场赌赛中是注定要输的，因为浮士德得救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上天的恩宠即信仰。信仰得救的核心是人不能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拯救，浮士德自强不息的精神固然很重要，但使他得救的根本却是上帝对人的垂怜和人对上帝的信心和全然的仰望。歌德说：“浮士德身上有一种活力，使他日益高尚化和纯洁化，到临死他就获得了上帝永恒之爱的拯救。这完全符合我们的宗教观念，因为根据这种宗教观念，他们单靠自己的努力还不能沐神福，还要加上神的恩宠才行”(艾克曼262－263)。
　　信仰得救的主题不仅体现在浮士德身上，在玛甘泪身上同样有着明确的体现。如但丁把自己早年的爱人贝亚特里采看作信仰的象征一般，歌德也有意把玛甘泪塑造成一个信仰的体现者——玛甘泪虔信基督教，常去教堂忏悔，连魔鬼也自认对这一纯洁的少女无力支配；玛甘泪和浮士德在花园相会时，她关心浮士德是否敬神的问题，提醒浮土德不要和靡非斯特这样的人交往；悲剧发生后，玛甘泪被判死刑，临死前靡非斯特恶狠狠地说：“她受到了判决!”然而有声音白天上说：“是得到了拯救。”所以在悲剧的第二部中，玛甘泪能成为赎罪天使引领浮士德上天堂。在这里，浮士德的信仰得救是和玛甘泪的信仰得救紧密相联的。
　　信仰得救的主题最深刻意义是上帝与信仰乃是一体。因为上帝相信人必得救，所以玛甘泪与浮士德就必得救。得救来自上帝是信仰的全部含义，正如上帝在《圣经》中无处不在，信仰得救的福音在《浮士德》中也如红日升空的隆隆巨响，使浮土德听到了它宏伟的声音，感到生命的脉搏在跳动。而这对上帝毫不怀疑的倚靠和信赖也正是《约伯记》中约伯得以胜过魔鬼的试探引诱而重获上天恩宠的最根本原因，因为约伯最终认识到，在失去一切以后，他仍拥有神，这已足够了。

　　二
　　
　　除了开头与结尾的两处改动明显地受到圣经的影响外，《浮士德》中还有许多情节处理受到了《圣经》的启发。比如诗剧第三幕中浮士德和海伦的爱子欧福里翁离世而去的场面明显借用《旧约·列王记下》第二章第十三节先知以利亚乘旋风升天的场面。再如浮士德升天的程序也是来自《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三节：“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18：3)。
　　《圣经》对《浮士德》的影响，还表现在有很多人物的原型亦来自于圣经。比如天堂序曲中的的序幕——“[天主，天兵。后跟靡非斯特]”(绿原译525)中的“天兵”即来自于《新约 ·路加福音》：“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2:13)。天兵由天使长率领，天使长在此处共有三位，按品位次序而上，拉斐尔居末位，故最先出场，米迦勒居首位，所以由他结束歌唱。此三人的名称甚至责任分工都与《圣经》中的划分完全一致。比如靡非斯特带浮士德参加魔鬼的狂欢节瓦尔卜吉斯之夜时碰到的掌管财宝的魔王“玛门”，这个“玛门”在希腊文中的原意本为金银财宝，至《新约·马太福音》已被人格化：“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6:24)，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玛门曾为撒旦建立一座由火脉放光的宫殿，至《浮士德》中则已经完全人格化。在第四幕中，靡非斯特为完成替浮士德赶走占居其封地的一对老夫妇的任务，请来“三勇士”，这“三勇士”原本就是大卫王的三勇士约设巴设、以利亚撒和沙玛。只是这三个勇士的行为，因为魔鬼的参与，而成了浮士德贪婪的助力者。第五幕中浮士德升天时除有天使的合唱还有“罪孽深重的悔罪女”和“撒玛利亚妇人”的迎接，前者来自《新约·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六节中用眼泪为耶稣洗脚，用香膏摸他的伤口的不知名的悔罪女，后者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中提到的到雅各井打水、耶稣向她谈论使人永远不渴的活水的妇人。可见，在情节处理和人物设置上，《浮士德》也多受《圣经》的影响。
　　除上述所言，《浮士德》还吸收或化用了大量《圣经》的典故或经句，成为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大地扩展了作品的深层意蕴。用典的例子俯拾即是：浮士德批评瓦格纳时说他是“挂响铃的笨蛋”(绿原译523)，从前逗乐的傻瓜戴着系铃的便帽，每走一步，便发出可笑的音响。此即出典于《新约·哥林多前书》中保罗的话，“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便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13：1)；浮士德在备尝求学的苦恼时说“过去的时代对于我们不啻一本用七印封严了的书”(绿原译160)，“用七印封严了的书”指难解的文献，这一说法出自《新约·启示录》：“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的”(5：1)；浮士德企图饮鸩自杀时有丰富的思想活动，甚至出现“火焰车辆”的幻觉，这也正是来自《旧约·列王记下》中以利亚升天的故事：“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2：11)；靡非斯特讽刺浮士德和玛甘泪的交欢时说：“为了在玫瑰下面吃草的孪生小鹿，我常常把你嫉妒”(绿原译102)，其中用“小鹿”比“双乳”即来自是《旧约·雅歌》；再见瓦格纳时靡非斯特称赞他“只有他才能把学界团结起来，促使学问日新月异。渴望无所不知的旁听生，成堆地聚集在它的周围。只见他从讲坛上独放异彩，像圣彼得一样，他掌握着钥匙，打开了上界和下界”(绿原译211)，《新约·马太福音》中耶稣对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16：19)。“钥匙”对瓦格纳来说意味着拥有从天上到地下的一切知识；最后一幕中，功成名就的浮士德欲强占一对老夫妻的房子时，靡非斯特说：“从前发生过的事情今又重演，拿伯的葡萄园就在眼前”(绿原译521)，这指的是《旧约·列王记上》国王亚哈违法强占拿伯的葡萄园的故事，后来撒玛丽亚王后，亚哈的妻子耶洗别对拿伯进行陷害，让人用石头把他打死。像亚哈对付拿伯一样，浮士德让靡非斯特不顾后果地实现了他的愿望，而又不归罪于他。这里用这一典故很好地说明了浮士德这个时期的强权思想。而到剧终靡非斯特被爱火烧得遍体鳞伤，他说自己“简直就和约伯一样”，因为约伯也是身患恶疾以致于体无完肤。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就连服侍海伦的歌女们也唱——“赶快喝干旧瓶，好把新酒注入”(绿原译504)明显是从耶稣“新酒与旧瓶”的著名典故中引出。
　　《圣经》的经句在作者笔下也是信手拈来，用得十分贴切。靡非斯特化装成教授给仰慕浮士德的学生题词时便直接引用了圣经的原文：“你们便如神，能知善与恶”(绿原译187)，这是在《旧约·创世纪》第三章中蛇在伊甸园引诱夏娃吃智慧果时所说的，歌德在这里用的是拉丁文原文。浮士德在意图自杀时听到了“天使的合唱”，实则不是真正的天使，而是附近大教堂的唱诗班的合唱，其唱词内容即直接来自《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七、二十八章，《新约·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新约·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和第二十章。
　　《浮士德》中对《圣经》经句的更普遍的应用方式是化用。玛甘泪的妈妈看到浮士德送给她的珠宝时喊道：“孩子，不义之财，会耗损心血，会拘束灵魂。还是把它奉献给圣母吧，她会把神圣的吗哪赐给我们!”即化用了《旧约·箴言》第十章第二节中的句子；当母女俩把宝物送给教士，教士的反应是满脸堆笑地把宝物瞧个够，说：“这个主意真不错，得胜者才有赢头”，化用了《新约·启示录》中“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21：7)之句，这当然是教士向格蕾琴母女骗取财物的借口；浮士德斥骂靡非斯特，先是说“蛇，你这条蛇”，接着又说“恶棍，从这儿快滚”正是从《新约·马太福音》中耶稣说的“撒旦退去吧”(4：10)一句化出；靡非斯特与玛尔特调情时说“常言道的好：自己的炉和灶，妻贤不乱搞，胜似金和宝。”这是由《旧约·箴言》第三十一章第十节的两句经句拼凑起来的；最后一幕中浮士德得救时升天童子歌唱道“你们崇敬的神，你们将见到”直接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耶稣的“登山宝训”八福中的一福。

三
　　
　　纵观歌德的生平，可以明白《浮士德》的修改和完稿受到《圣经》巨大的影响毫不奇怪。歌德生活的18世纪，正是基督教在欧洲大为复兴的时期，歌德优越的家庭环境使他的整个成长历程都熏陶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从幼时的儿童画，到成人之后的哲学思考无不浸透了《圣经》的影响。
　　歌德对《圣经》熟悉和喜爱的程度大大超过我们的想象，聪颖的天资和书香门第的成长环境给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当时的宗教教育，主要练习之一是能迅速找出《圣经》经文，在这一点上，不久我也做到了完全熟练的境地”，好学深思的歌德甚至特意学习希伯来文以加强对《圣经》特别是《旧约》的理解，歌德这样记载这一段的学习历程：“于是我向父亲力陈学习希伯来语的必要，并请求他立即答应我——这是因为我另有更高目标的的原因。必须靠原文来理解《旧约》与《新约》。读《新约》，对我来说倒是轻松愉快，因为福音书与使徒行传，每个礼拜天礼拜，都有一堂查经课或者朗诵，或者翻译，还稍加解释。我希望对《旧约》也能有同样的了解。我一向就特别喜欢《旧约》有独特的情趣这一点”(87—100)。对《圣经》的迷恋贯穿于歌德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我希望能全方位不留余地地研究《圣经》，这是很幼稚的热忱，不过他倒也好像觉得我是认真的也似乎认定值得给我一些帮助。于是，没过多久，他便教给我读一本大部头有英语注释的《圣经》。一个人不管朝哪个方向，奢求哪一种事情，也终究会回到自然为他指示出来的道路。当时的我，也正是如此，为了语言而做的努力，为《圣经》本身的内容而下的功夫，使我的想象力能比以前更形象地凭空描绘出那美丽而受赞美的国度，它的环境、邻国，以及数世纪以来将荣耀带给这小小一块土地的诸 多国民与事件。我埋头于摩西五经的前几卷中，在那儿我觉得置身于非常孤寂，同时又极有伙伴的游牧部族的里头”(歌德154)。无怪乎少年的歌德在做写作练习时会饶有兴趣的改写约瑟的故事并将它写成一个系列。
　　深厚的《圣经》根基对歌德日后的哲学探究和思考有着巨大的影响，他曾明确表达自己对《约伯记》的特殊喜爱，“我的见解是：哲学完整地包含在宗教与文学之中，所以单一的哲学是无用的。最合我心意的古代的学者与学说，是文学，宗教，哲学融为一体的，因为《约伯记》、所罗门的雅歌与箴言、外加奥尔否斯(希腊传说里的诗人和音乐家)、希西阿(希腊诗人)的诗歌，我都觉得可作为我上述最初意见的有力佐证，所以我就愈加强烈地主张我的见解”(192)。这样扎实的《圣经》知识基础再加发自于内心的喜爱和系统的研究，在对《浮士德》做重新修改时借鉴《圣经》的情节以使其更加丰富深刻，信手拈来《圣经》的经句天衣无缝地化入《浮士德》的诗句之中就是不足为怪的事了。
　　总之，《浮士德》至少在四个方面就做出了创新：其一，“人必须每天每日去争取生活和自由，然后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我愿看见人群熙来攘往，自由的人民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董问樵译667)，这是歌德本人的人生宗旨，也是合时代性的宏钟大吕。“争取生活和自由”意味着反封建专制。短短四句诗，却四处出现“自由”，突现了18世纪启蒙运动时代的自由精神。其二，“幸福之花，愉快之火，散布爱情，引起欢乐，随心所欲，言出于心，灏气澄清，永恒俦侣，大地光明!”(董问樵译675)三十六字中，毫无做作地宣扬着愉快、爱情、心欲，充斥着世俗的享乐主义对宗教禁欲主义的恣意横扫。其三，“我要投入时代的激流!我要追逐事变的旋转!让苦痛与欢乐，失败与成功，尽量互相轮换；只有自强不息者，才算个堂堂男子汉!”(董问樵译90)这是歌德一生的信念，照此履行，也是18、19世纪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气质，永不满足、自强进取是永恒的真理。其四，“一切无常事物，无非譬喻一场；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而今如愿以偿；奇幻难形笔楮，焕然竟成文章”(董问樵译693)。“欲善者必先有善行，欲乐者必心气和平，欲饮酒者必须先榨熟的葡萄，欲睹奇迹者必须加强本身的信心”(董问樵译302)。人生要诣终在行动进取，虽然艰辛，但苍天不负有志人，流曳出乐观向上的精神气象。哲理式的话语透射出作家立足现实对于人生的参悟，表明作家对于现世此生的执着关注，也体现出对于他人的现世生活的深刻启示。
　　可以认为，歌德在写《浮士德》时确实自觉地接受了《圣经》的影响，但在受影响的同时更是作出了合个性和时代性的改造，在其中灌注了大量的新思想内涵，使得该作从宗教文学的框架中脱胎而出，而成为一部时代杰作和人类思想杰作，诚如海涅所说：这是一部“世俗的《圣经》”(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