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黑人父性的缺失是黑人文学中的一个重大主题。对此有着亲身经历的盖恩斯在他的小说中真实地再现了黑人家庭中父性缺失这一社会现象，揭示了父性缺失给黑人男性身份的建构所带来的严重危机以及给他们的子女所带来的巨大伤害，深刻地剖析了造成父性缺失的外在与内在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黑人父性的回归对黑人男性个体伦理道德及其男性身份建构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欧内斯特·盖恩斯　父性　缺失　回归
　　作者简介：隋红升，浙江大学外语学院讲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美国黑人文学与美国少年文学研究。　　
　　欧内斯特·盖恩斯(ernest gaines，1933－　)是美国当代著名的黑人小说家，也是美国少年文学(american young adult literature)中的重要代表作家，父亲角色的缺席以及父性的回归是贯穿其小说创作的一个重大主题。然而学界对这一主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正面研究盖恩斯小说中黑人父性问题的论作还不曾发表。笔者认为，黑人父性的缺失至少有两种不容忽略的危害：对成长中的黑人青少年来讲，这种父亲的缺失给他们的心灵带来难以愈合的创伤；对于那些身为人父的黑人男性自身来讲，父性(fatherhood)的缺失使他们无法真正拥有男性气概(manhood)，因为“如果一个黑人男性连一个负责任的父亲都做不到的话，他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子汉”(doyle，voicefrom the quarters 156)。WWW.11665.com这种男性气概的缺失也必然会使之长期处于男性身份的危机与焦虑之中。另外，虽然父性是黑人男性个人空间里的伦理范畴，但这一道德缺失也会危及其公共事业的成败。盖恩斯的小说在对黑人生活中父性缺失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真实的再现的基础上，通过父性缺失的“罪”与“罚”的书写，强调了黑人父性的回归对黑人男性个体伦理道德体系及其男性身份建构的重大意义。
　　
　　一、“父性”的缺失
　　
　　可以说，父亲的缺席几乎贯穿了盖恩斯的所有小说。盖恩斯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他本人的早期经历有着一定的关联。在盖恩斯8岁的时候，父亲麦纽尔·盖恩斯(manuel gaines)把妻小托付给小盖恩斯的姑姥姥，只身离家出走。这恐怕是他大多数作品中难得有一个正面父亲形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次采访中盖恩斯如此说道：“父亲和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分手了——这个主题就渗透到了方方面面——我真不晓得父亲们都跑到哪里去了”(lowe 21)。他对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之所以情有独衷与他自身的经历是分不开的。然而，盖恩斯在小说创作中对这一主题的表达并没有停留在个人的情感缺失上，因为他痛切地意识到，父与子的分离这一惨痛的事实在黑人社区中普遍存在，是黑人家庭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黑人家庭中的父亲的缺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既有南方黑人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原因，也有黑人自身的内在原因，而且这两种原因往往纠缠在一起，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性在盖恩斯的小说中得到充分体现。纵观盖恩斯的小说，父亲的缺席在种族歧视这一共同的背景下大体上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历史原因，主要是历史上奴隶制对黑人家庭的破坏。对此，盖恩斯本人也有明晰的说明：“父与子在他们三个世纪之前被带到这个国度时就被分开了。在奴隶时代，白人是不会让他们走到一起的。从那时起，他们就再也没有走到一起过”(doyle，“a melvs interview”73)。在《在父亲家中》，菲利普把自己的失职责行为完全归咎为历史上奴隶制度给黑人的心灵上带来的创伤。这在客观上讲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回顾一下黑人历史我们就会发现，黑人家庭中的父亲的缺失是与奴隶制有关的。
　　奴隶制使得黑人家庭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在奴隶制下，黑人家庭往往缺乏在法律制约下的婚姻观，黑人奴隶的婚姻有很大的随意性。在黑人家庭中，黑人男性也可以随意卖掉，或者随意离开他的妻儿老小。黑人男性也不承担黑人家庭的任何责任，也没有权利对其家庭的孩子进行教育和管理。奴隶制时期的黑人传统对内战后黑人的家庭生活仍有一定的影响。……不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是导致家庭解体的重要原因。据调查，从事不稳定工作的黑人男性更倾向于脱离家庭。(张立新170)
　　第二种情况主要是美国政府直接造成的，主要体现在黑人男子在美国对外战争中的牺牲直接导致黑人家庭中的父亲的缺失。在种族歧视的美国社会处处碰壁的黑人男性，每当战争爆发，参军打仗就成了他们证明自己主体价值的一个重要机遇，即使在战场上他们也依然摆脱不了被歧视的处境。盖恩斯的短篇小说“天空是灰色的”(“the sky is gray”)中的小主人公詹姆斯的父亲就是一个例子。他父亲的参军给他的一家人带来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一点通过小詹姆斯的父亲参军前后发生在他母亲身上的变化就可以看得出。在后面的一个章节里，饥寒交迫的小詹姆斯又回忆起过去一家人在一起时的快乐，这让他为此时的处境感到更加伤心难过。这种不开心不仅仅来自于完整家庭的破裂和父爱的缺失，而且还来自于家里因为缺乏劳动力而导致的经济上的困窘与艰难。从贝庸先生与詹姆斯的姥姥下面的这段对白中我们就可以强烈地感觉到父亲的缺失给黑人家庭所带来的伤害：

贝庸先生说他们就这么强行把爸爸带走而没有给妈妈和我们任何补偿实在太不公道。姥姥说：“嘘，小声点，艾迪恩”。这些话别让他们听到。贝庸先生说：“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们给他的孩子们什么了?他们不管酷暑还是寒冬每天要走三英里半的路程去上学。这就是给一个做父亲的报答吗?她为了养家糊口每天不管日晒还是雨淋拼死拼活地在地里干活，难道这就是给一个做丈夫的报答吗?”(gaines，bloodline，108)
　　这段话痛斥了美国各级政府对黑人家庭生活的冷漠以及人道主义精神的缺乏。历史上，在美国对外发动的历次战争中，黑人一直都是美国军队中不可或缺的一支生力军，无论是在越南战争中，还是在朝鲜战争中，都有成千上万的黑人在为美国政府卖命。然而那些退役的黑人士兵在就业和社会福利等很多方面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相反，他们同以前一样遭受白人的歧视与虐待。
　　第三种情况则是黑人本身的问题，主要体现在黑人男性对子女的不负责，也即黑人自身父性的缺失，主要表现在父亲不负责任的离家出走。与前两种外在情况相比，由黑人男性自身的不负责造成的黑人孩童的父亲的缺失则更为普遍和严重，这也是盖恩斯小说更为关注的对象。在盖恩斯的小说中，这种类型的父性缺席的原因表述得很含糊，看上去只是轻描淡写或顺笔提及。但正是在很多场合下这种看似不经意的顺笔提及却振聋发聩地向我们揭示了黑人社区中父亲缺席和不在场这一惨痛事实。这在《简·皮特曼小姐的自传》、《三个男人》、《凯瑟琳·卡米尔》和《爱与尘》以及《在父亲家中》中都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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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简·皮特曼小姐的自传》中，简·皮特曼小姐就是一个父亲缺失的例子。正如她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年轻人开始走出家门，来到马路上，但是老年人开始哭着把他们往回拽。

我没有妈妈和爸爸哭着往回拉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被杀死了；至于爸爸，我从来就就没见到过。他在另一个农场上，我从来就不知道他的名字”(gaines，the autobiography of miss jane pittman 14)。父亲的缺失也同样发生在该小说中的另一重要人物吉米身上。在该小说中，作者通过对吉米的父母状况的介绍对美国黑人群体中父亲的缺失这一普遍现象给予了痛彻的剖析：
　　他出生在黑人居住区的偏远地带，谢莉·艾伦是他妈妈的名字——但我没必要告诉你他的爸爸是谁。介绍了也没多大作用——哦，对了，还是有点作用的。因为如果他的爸爸当时在的话，担子也许就没那么重了。哦，当时的担子是多么沉重，——它没法不沉重——因为我们本来是需要他也承担一部分的；如果他的爸爸也在的话，就会给他一些帮助。然而他的爸爸按照他们一百多年前就一直在灌输的说法去做了，他也像一百多年以前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忘记了自己所要肩负的那份担子。因此，现在说他的爸爸是谁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你现在看到的外面的那些人会说他的爸爸是其他的某个人。哦，毫无疑问，他们都知道他的爸爸是谁，但他们依然会辩解说他的父亲另有其人。
　　这段话沉痛地揭示出父亲的缺席给黑人家庭生活所带来的窘境以及造成黑人父性缺失的社会历史根源，同时它还向我们暗示了黑人家庭中父性的缺失是一个普遍现象，而黑人男性家庭观念的单薄是黑人父性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在该作品中，奈德出现的时候只有母亲大块头劳拉在身边，父亲也是不在场的。一部作品之中有三位重要人物缺失父爱，足见黑人社会中父性缺失的严重程度与普遍性。
　　在短篇小说“三个男人”(“three men”)中，虽然小说对普鲁科特·刘易斯的父亲的去向没有交代，但他在困境中情不自禁地说出的那句“我的父亲在哪里?”(gaines，bloodline147)足以说明其父亲的缺失。同一个牢房中的另外一个小男孩虽然有父母，但他们对他不管不顾，饥饿难耐的他在偷东西吃的时候被警察抓住，被投进了监狱。这同样说明父亲的失职。
　　父亲的缺席还同样发生在长篇小说《凯瑟琳·卡米尔》、《爱与尘》与《刑前一课》中。在《凯瑟琳·卡米尔》中，杰克逊的父亲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就离开了。《爱与尘》中的马库斯也是个缺乏父爱的黑人男性。在《刑前一课》中，杰弗逊之所以深陷囹圄与他的缺乏父母之爱也有一定的关系。
　　通过对盖恩斯小说中的近乎所有年轻主人公的父爱状况的梳理我们发现，父爱的缺失已经成为盖恩斯小说中黑人青年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盖恩斯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表征。这种现象和表征的背后隐含一个惨痛的事实，那就是父性与父爱的缺失给“父”与“子”分别带来无比巨大的心理创伤，是黑人男性身份的建构和黑人青少年健康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大障碍，其破坏性不仅直接涉及到父与子，而且也严重伤害到女性、家庭甚至整个黑人族群的健康发展。
　　
　　二、“罪”与“罚”
　　
　　在《简·皮特曼小姐的自传》与盖恩斯其他小说中，盖恩斯对黑人社区中父亲缺失这一社会现象的表征还只是“点到为止”，父性的缺失对“父”与“子”的破坏性还只是一种潜在的危机。但在他的长篇小说《在父亲家中》中，父性缺失这一重大问题的因与果、罪与罚则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小说一开始向我们呈现的菲利普·马丁是一个颇受人爱戴的教士兼民运首领的形象。他不但有“勇气”、胆识和魄力，而且他为了社区黑人的解放事业可谓鞠躬尽瘁，在一系列反种族歧视的斗争中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在弗吉尼亚眼中，“他尽到了一切责任”，使“那里的一切都发生了改观”；在艾里扎眼中，他简直就是他们的马丁·路德·金，无论他“在政治和道德方面的号召力”，还是他的“品格”，都是一流的。
　　除此之外，菲利普在社区民众眼中还是一个好父亲，对孩子的关爱可谓无可挑剔。从下面的这一细节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对孩子是多么慈爱：“帕特里克是单独睡的。女儿们在另一间卧室里单独有自己的睡床。他们都睡了。菲利普给他们掖好被角，在每个孩子的脸上亲了亲，然后走出了他们的屋子”。对于向来缺乏慈父形象的黑人文学来讲，这一感人至深的描述就成了难得一见的经典片段。但小说很快告诉读者，就是这么一个在公共空间里因其对黑人的解放事业做出卓越贡献而倍受社区黑人民众尊敬和爱戴以及在各个方面都堪称社区黑人表率的菲利普，内心却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历史负荷，隐藏着一个不敢坦白的秘密。
　　与现在的好丈夫、好父亲形象相比，二十一年前的菲利普是一个滥情而又不负责任的人。他与女友乔安娜生了二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而他不但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而且对他们表现得非常冷酷无情。当他的六、七岁的儿子——也就是现在的罗伯特——夺门而走的时候他坐在床上无动于衷，而且当他确信孩子已经走远的时候他“走到那个手里依然还攥着那几块钱的女人面前，从她的手里把钱夺了出来，扔进火炉。那个女人则拼命地想用两手把钱弄出来，他狠狠地扇了她一个耳光，把她打倒在地。她挣扎了起来，这次不是为了钱，钱已经被烧焦了，她是起来和他反击的。这次他对她动用了拳头”。伤心的乔安娜带着孩子离开了他，而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叫圣·德里安(st.adrienne)的一个乡村黑人社区当了一名牧师。在这期间菲利普对自己的过失似乎并没有丝毫的忏悔意识，始终把这个罪过埋在心底，不肯向任何人提起，甚至在他现在的妻子面前也闭口不谈。他侥幸地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过去的一切都将随风而去。与女友以及孩子分别的这二十多年以来，菲利普竟然对他们的生活现状不闻不问，没有写过一封信，没有邮寄过一分钱。可以说，他已经把他们完全完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当他的私生子突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竟然连他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他叫什么名字?他问自己。他叫什么名字?罗伯特不是他的名字，这一点我可以确信。他叫什么名字?他叫什么名字?”可见他对孩子的冷漠到了何种地步。这种对自己儿子的名字的苦苦追忆在文中出现过好几次，说明他对自己父亲身份的忽略，他后来的故地重游也是为了弄清楚他儿子的名字。

更为严重的是，即使罗伯特向他痛诉了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弟弟妹妹们在菲利普离开他们后的悲惨遭遇后，菲利普对自己失职行为依然没有彻底地反省，反而一再为自己开脱。在菲利普把罗伯特从看守所里解救出来之后与后者的对话中我们看到，菲利普首先不承认自己是给他们带来不幸的罪魁祸首：“我怎么会毁灭了你，毁灭了一家人呢?”菲利普问道。“二十年来我没见到过你们任何一个——二十多年啊。我又怎么谈得上毁灭了你们呢?”他竟然不认为自己二十年来对自己的孩子不闻不问本身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可见他对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感是多么淡薄，似乎他的孩子与他没有什么干系。他以上这种自欺欺人的说辞让罗伯特非常气愤与绝望。接下去菲利普又把自己的罪责推卸到奴隶制和种族歧视身上，说自己的软弱无能和缺乏男性气概完全是由这一历史创伤所致。这种对客观因素的强调显然也不能令罗伯特信服。
　　至此，小说再次强调了个人的责任感在进行自我选择的时候的重要性，告诉读者，“即 使在不利的社会因素作用之下，一个人也只有采取对自己生活负责的态度，才能谈得到进一步改变社会环境”，而不能“因自己受到迫害又不敢反抗，却去迫害比自己更弱小的人——妻子和未成年的子女——并把自己的恶行归咎于自己所受的迫害”(王家湘354)。同时，小说也告诉人们这么一个事实：黑人的解放和救赎要把外在权利的抗争与黑人自身内部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忽略了哪个方面都是不行的。
　　遗憾的是，菲利普迟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一厢情愿地以为他为黑人的解放事业所做的一切会弥补他年轻时的过失。这种幻想在他的私生子罗伯特出现在他眼前的瞬间破灭了，长期压在他心头的这块心病也在他的私生子出现的刹那间彻底爆发了：他当众跌倒在地并且半天都没有起来。随后，一连串的“惩罚”也接踵而至。罗伯特在漫无目的地游荡时被白人巡逻队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无比内疚的菲利普此时却选择了以牺牲黑人的一次重要的抗议运动为代价去营救自己的私生子。从策略上讲，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因为当时罗伯特只是在游荡而已，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犯罪行为，请一个律师出面就可解决，而他偏偏要亲自出马，反而给一向仇视黑人运动的白人地方官一个要挟他的机会，严重危害了黑人族群的利益，而他也从民运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被撤了下来。至此，菲利普为其父性的缺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他的这一失职给他的私生子罗伯特所带来的伤害更大，而且是多方面的。其中，罗伯特对生命的厌弃、对自我价值的否定、对世界的绝望等消极心态就与这种危害有着密切的关联。
　　虽然罗伯特在小说的前半部是个时隐时现的人物，神秘怪异，但作者还是通过他人的耳闻目睹让我们了解到他的痛苦和绝望。通过谢泼德的回忆我们获悉“他把自己的灵魂比作到处散布着垃圾的巷道”，而且说“他的灵魂患了癌症”；借用弗吉尼亚之口我们获悉他“在到处是冰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行走”并且午夜十分一个人“在屋子里尖叫”。可见，在缺乏父爱的环境下长大的罗伯特心灵中已经没有光明，他的眼光过多地盯在世界的阴暗面。这种消沉的心态在他看到巷道里随处可见的“破碎的瓶子、锈迹斑斑的锡罐、碎纸头和各种垃圾”时尽显无遗：“那些瓶子和罐子以前还是有点用的。人们为了让它们圆润光洁并且有着红红绿绿的颜色可受了不少苦。看看它们现在的样子吧：瓶子碎了，锡罐瘪了锈了。现在都什么也不是了，都成了废物”。这些令人沮丧的意象真切地喻说了这种极端颓废、低靡与绝望的心态，说明罗伯特对自己、对世界、对人生已经失去了任何期望与热情。当菲利普以沉重的代价把他从看守所里救出来时，菲利普从他的眼神和表情中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隐藏在背后的“痛苦”和“憎恨”。这种痛苦和憎恨就是他灵魂中的“癌症”，是让他心灵麻木的毒药。
　　由此可见，黑人在其私人空间里对家庭的责任心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黑人男性如果不能在家庭中担当起责任、不能成为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的话，也很难在公共空间里担当重任，在私人空间里犯了严重的过失也必将影响其在公共空间里的表现。
　　
　　三、黑人父性的回归
　　
　　菲利普的一错再错让他遭受到严重的惩罚。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也是他从一个民运首领到一个父亲角色转变的标志。因为当时年轻的乔那桑显然更适合做领袖的位置，而菲利普可以说已经完成了推动黑人民权运动的职责，现在是他在个人空间中面对自己的过去与现在、承担一个父亲应当担负的责任的时候了。虽然他为了营救自己的私生子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这也表现出他要开始面对自己的过去、面对自己的错误和失职的决心。这是一次标志性的转变，有着深远的意义。
　　在与前来找他寻仇的罗伯特的对话中，他了解到他对家庭责任的逃避给他们的心灵和肉体带来的致命伤害，意识到自己对女儿被强奸和小儿子杀人坐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试图用对黑人的公共事业所做的贡献来弥补其个人在过去犯下的罪过是多么徒劳和荒谬。同样，对上帝的皈依也同样不能使自己的灵魂真正得到救赎：“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难道这是对我过去的惩罚么?这就是他来到这里的原因，来提醒我?但我已经向您请求过原谅我以前的过失了啊。而且你也确实原谅了我过去的过失了啊”。上帝没有给他答案，他也没有就此摆脱良心的谴责。看来，他自以为是地认为只要得到上帝的宽恕自己就可以获得心灵的安宁只是一种自我欺骗而已，对过失的逃避和隐瞒并没有摆脱压在心里的那块石头。他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为以前的奴隶制以及现实中无时不在的种族歧视制度，却没有意识到那只是客观因素，是外部原因，而个人的道德选择与对责任的担当则更为重要。一个人无论什么时候都应当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一个人只有做出正确的选择，“承担起个人的责任之后才有可能承担起社会责任，成为一个具有人性和尊严的人”(王家湘516)。
　　当菲利普听到童年的伙伴奇普·西蒙的名字时豁然开朗，奇普这个名字引起了他对少年时光的回忆，给他带来了新的活力，带来激情，甚至让他有种“拨云见日”的感觉。《圣经》中，西蒙是被迫帮助背负钉死耶稣的十字架者，耶稣的十二门徒之首。而在小说中菲利普的童年伙伴奇普·西蒙担负着告知他被他抛弃的情人和孩子的生活境况的任务，因此说奇普让他又看到了弥补过错的希望之光。
　　这次旧地重游让他了解到他过去曾经犯下的过错，了解到曾经的爱人和孩子们因为自己的不负责任而遭受的痛苦和磨难，领悟到自己对现在的妻子和子女应当尽到的职责。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他给他以前的情人和孩子带来的伤害也难以弥补，了解自己过去的意义在于更好地面对现实，更好地承担起当下的责任。这一点他似乎也意识到了：“他开始想起了自己现在的家庭。他该如何补偿妻子阿尔玛和孩子们呢?他该如何弥补自己对教会的懈怠呢?”对此盖恩斯在小说中给予了深刻地思考。
　　首先，盖恩斯没有否认父亲的缺失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对于有着深刻的历史意识的盖恩斯来说，黑人男性所经历的漫长的奴隶制以及现实中的种族歧视是黑人男性无法承担做父亲的责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阻碍其实现父性的毒瘤。这种毒瘤在《简·皮特曼小姐的自传》中就是那块看不见的“伤疤”，在《在父亲家中》就是让黑人无所作为的“瘫痪”。值得注意的是，由历史和社会造成的心灵的创伤却不能单纯从外部世界中找到药方，它已经侵入到个人的伦理道德体系之中，需要“内外兼治”才能得到根除。单靠民权运动等外部抗争是难以找到根本解决途径的，从菲利普和奇普的对话中就可以看出：
　　我今天晚上遇到一个年轻的老兵，浑身穿着绿色的军装，脸上带着一块手榴弹弹片留下的伤疤。他当时险些丧命。他现在能感到的只有愤怒、愤怒、愤怒。他告诉我整个民权运动没有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是因为他和他的父亲之间以及我和我的儿子之间的距离没有被拉近。他是对的，奇普，现在我们和儿子之间的距离和以前一样，根本没有被拉近。
　　当然，年轻人对民权运动之意义的否定未免有点偏激，民权运动在黑人的政治地位的提升与民权的改善方面所起到的积极的作用是不容否认的。在此，盖恩斯的小说无意于否定民权运动的贡献，但他也在提醒广大黑人男性：父亲的缺失很大一部分是黑人自身的问题，是一个个体伦理道德的问题，不能单纯靠外部环境的改善而解决。
　　其次，父性是人性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两代人之间的伦常关系，而不是人与神之间的契约。因此，父性的缺失是无法在宗教信仰中得到弥补的。菲利普对这一点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自我欺骗到觉醒的过程。在他与儿子的对话中，他还坚信宗教信仰给他带来的力量，还侥幸地认为只要把自己交给上帝就可以得到宽宥。然而在其与奇普的对话中可以看到，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虔诚的宗教信仰也无法弥补自己的过失，他在人间犯下个过失必须在人间面对。
　　总之，如果想让黑人父亲和子女不再彼此隔阂、彼此错过之后再徒劳地彼此寻找，黑人男性就得首先担当起做父亲的责任，复归其父性，用父爱去关怀教育子女，才能确保他们身心健康的成长，才会让他们避免罗伯特所经历的那种悲惨命运。同时，父性也是黑人男性气概及其男性身份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父性的回归对于黑人男性身份的建构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