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沙》评论三题的论文_文学评论

《锁沙》评论三题

　叙述的力量：《锁沙》的艺术魅力
　　郭严隶的长篇小说《锁沙》，是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不可忽视的重要收获。它再一次彰显了作为叙事艺术的小说在人类历史紧要关头所特有的力量。论文联盟http://它叙述了大学毕业生郑舜成在良心和责任的驱使下，在父老乡亲们的恳求和镇党委书记刘逊的劝勉下，经过内心搏斗、灵魂挣扎，最终放弃进入大城市——深圳发展的良好机遇，留在偏僻落后的家乡，带领大伙冶山冶沙、重建家园，走上脱贫致富道路的感人故事。小说在人与自然对话、文明与愚昧的较量中，构筑了一个改天换地、乐园复得的当代神话，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锁沙》打动人心的力量，首先源于对人性复杂幽微的洞察与叙述。这种洞察和叙述，是在多重矛盾的交织、冲突中得以完成的。换言之，小说中人物的人性光辉，是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进发出来的。
　　小说开篇，几乎所有人都卷入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走”，还是“留”。沙尘暴逼近，孽龙即将复活，曼陀北村人生存的空间越来越逼仄，越来越恶化，昔日大草原的美好已经不复存在，是继续留在这块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土地上，与肆虐风沙搏斗，重建家园，还是跟随支书陆显堂远走他乡，进行生态移民?曼陀北村的沙化，就如普遍的情形，并非自古有之，而是当代不断“现代化”的后果。在某种意义上乃是我们“发展”所带来的后果。如此后果的解决，岂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往昔静谧、安宁、富饶的大草原背后，是静谧、安祥、淳朴的人心。WWw.11665.coM如今，在市场经济刺激下，这颗心已然躁动不安，目益膨胀的贪欲列车与消费意识形态合谋，犹如快马加鞭、一日千里，谁能阻挡?又如何阻挡?草原沙化，归根究底，是人欲泛滥后向大地母亲无尽索取、过度砍伐放牧的结果，是过度发展对人的存在的遗忘。隐藏其后的是人心的沙化、人性的沙化。如此人性的和存在的问题，岂是“留”下来就能解决?又岂是“走”开就能解脱?怀揣这样的人心、人性，即便生态移民，到了一个山清水秀、适宜人居的地方，谁又能保证若干年后这个地方不面临新的“沙化”?不再度上演乌兰布通曼陀北村的悲剧?到那时，又往哪里走?“走”与“留”于是陷入似乎无法求解的、巨大的悖论当中。正是这种悖论，使主人公、大学毕业生郑舜成的“去”与“留”的选择，甚至比曼陀北村人变得更加艰难。也正是这种艰难的选择，以及日后为这种选择昕付出的巨大代价、所赢得的非凡成功，使他的人性在一次次困境和突围中，进发出夺目的光辉，使他成其当今之“舜”，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大学生村官形象。
　　郑舜成与别的大学生村官不同，他不是自愿而是基于上级的派遣，一开始就具有合法性和某种“天然”的权威；也不是将此当做自己的理想和“奔前程”的起点，在尚方的关注和照料下成长；更没有别的“派遣村官”所获得的鲜花和掌声。确切地说，他既不是现行体制和意识形态生产的青年偶像、政治符号、文化符号和精神符号，也不是消费政治的产物。这就意味着，他因“先天不足”而将举步维艰，并将面临比“派遣村官”们更为崎岖、坎坷的人生道路；也意味着，郑舜成这个形象在当下具有更加非同寻常、不可替代的意义。
　　读书考试，走出家乡，寻求别样的人生，是自古至今，好多农村穷孩子改变命运的重要方式。郑舜成考上大学，差点无法成行，因为没有路费和学费。到了毕业，不仅因欠学费拿不到毕业证书，而且一身债务。贫穷给他留下的，岂止是关于故乡的苦涩记忆?读完大学，远离故土，谋求发展，偿还债务，追求富裕，医冶贫穷创伤，当然成了他的第一选择，只有伪善者才会对此加以指责，或说三道四。何况，这是一个自我独尊、欲望横流的时代。“国内业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其它单位无可比拟的高额薪金”，使他已经与深圳巨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签约，加上“同窗美女”、公司董事长女儿白诗洛早已对他倾心，事业与爱情如此美满地摆在那里，唾手可得，这对于一个农村穷孩子来说，其所具有的魅力无以复加。他此番回乡，原想看过父母，即刻南下，开启新的人生里程。哪知家乡的巨变深深地刺痛了他的灵魂，也让他做出了常人所难以理解的选择。因此，郑舜成的留下，完全出自知识分子的良知、道义和责任，出自对历史使命和现实苦难的自觉担当。他违背常情、常理的“逆向”选择本身，就是用具体实在的行为，对美好人性的复归发出振聋发聩的深情呼唤。他放弃个人的私欲、私念，而这私欲私念正是人心沙化的根源，将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与父老乡亲们的前途和命运捆绑在一起，自觉背负苦难、艰难前行，向着光明的地方走去，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济世救民的优秀品质在当代的振兴和弘扬。
　　这样的传统已经久违了。这就注定要与现存秩序发生尖锐矛盾。他挤进基层政权，成为曼陀北村的支部书记、领头雁，如果没有镇党委书记刘逊的帮助则根本不可能。民主选举还未开场，老支书陆显堂、石料场长李占山，两股势力早已摆开争夺阵势，箭在弦上，一触即发。郑舜成竞选的风声刚一传出，他家的大黑狗就被毒死。行贿拉票，排挤郑舜成的行动，已由陆显堂悄然布置，在曼陀北村的夜幕下秘密进行。巴特尔的当众揭露，使郑舜成看到了正义的力量和依靠的对象。当上村支书，异象接踵而至。诡计多端的会计何安、蛮勇凶残的陆二楞、赵钢柱、赵铁柱等，作为陆显堂的亲信，随时受其唆使，不断从中作梗，一次在大坝上搞鬼，百年不遇的大洪水袭来，差点就要了整个南嘎查村民的性命。二十五年前酒醉后失手，杀了跟村里光棍汉偷情的老婆，被判死刑的刑满释放犯温洪彬，知道不能生态移民后，受人挑唆，死活要郑舜成给他分配土地。郑舜成只好将自家的好田好土无偿给他。建设生态经济，要关掉李占山的石料厂。李占山在对郑舜成死磨硬缠，耍尽各种手段不奏效后，又设美人计。好容易从厕所窗户溜掉，又巧遇仓皇追赶中不幸发生车祸的李占山。半夜三更，四遭无人，三轮车夫担心惹火烧身，加上路途又远，不愿救人。面对满脸是血、一息尚存的“仇人”，郑舜成没有丝毫犹豫，拖着一条伤腿，冒着落下终生残疾的危险，一瘸一拐，一步一踉跄，终于将这个死沉沉如一座大山的李占山，在子夜时分，背到了镇卫生院门口，直到最后昏迷过去。那在黑夜中一瘸一拐、一步一踉跄，如背负大山一样艰难前行的伟岸身影，正是郑舜成现实命运、崇高人格和坚强人性的形象写照。
　　故乡沉重的苦难，唤醒了知识分子的良知、道义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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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知识分子的良知、道义和责任，使郑舜成在重重的矛盾和困境中进发出人性的光辉和巨大的人格力量。而又正是这种人性光辉和人格力量的感召，使整个乌兰布通大草原、整个曼陀北村找回了自己的精气魂魄，焕发出壮丽的青春和非凡的活力，从而为治沙锁沙、重建美好家园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草原人民的善良，虽然一度被漫天的黄沙所遮蔽，有过迷失，却深深植根于民间，就像曼陀北村村口那棵拔地参天、千年不衰、生机盎然的老榆树，战火硝烟、风雨雷电、刀劈斧削，都不能撼动其根基。乌仁老人就是老一代善良人性的代表。当乌仁老人紧紧握住郑舜成的手，含着眼泪说：“孩子，你是老天派下来拯救咱乌兰布通草原的。挑起这付担子吧，奶奶代表曼陀北村所有不愿搬迁的乡亲求你了”的时候；熹微晨光中，当郑舜成背着行囊走出院门，看见“坚硬的土地上，默默跪着乌仁老人，和几十位满面沧桑的乡亲”，又一次求他留下的时候，善良人性的根脉，已经为郑舜成治沙锁沙事业的成功夯实了坚实的基础。，巴特尔、斯琴娅娃等则是年轻一代的代表。他们簇拥在郑舜成身边，坚定地支持着他的事业，最后都在这场人与自然的英勇搏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都以自己的生命换回了别人的生命。他们舍生忘死的英雄行为，把人性演绎得异常地绚丽壮观。正是在人性光芒的相互辉映下，知识与正义的力量愈发不可阻挡。于是人们纷纷开始上山植树锁沙。残疾人张金余、李金铎来了；弯腰驼背、耳聋、腿残、已过花甲、一人承担五个人任务的老人赵文来了；还有抡着比自己轻不了多少的铁镐、挥汗如雨干着的、年仅十二岁的没有名字的瘦弱女孩……就连林青田、温洪彬们也受到感化，发生了转变，投身到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中。不仅如此，人们开始禁牧舍饲、迁移祖坟；开始饲养优质牲畜；开始修建神珠水库；开始招商引资；开始绿色旅游。国内外的企业在这里落户、漂泊海外的华侨来此投资、京城的大学生到此学习，联合国的官员也来考察取经。人性的伟大力量，让大地还魂、草原复活，恢复了往日的生机，焕发出更加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锁沙》激动人心的力量还在于神性的叙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锁沙》是一部充满信心和信念的写作。这种信心和信念，给小说中坚硬如水、复杂尖锐的现实以滋润、温暖和希望的星光，也给读者的心灵以慰藉和某种诗意的栖居，同时，也使小说的意蕴得到深化，为小说的阐释开出了更加广阔深邃的空间。
　　作为乌兰布通草原唯有的存在，神奇的老榆树便是自然神性的象征。她像一位饱经沧桑的母亲，伫立在历史与现实的风雨之中，以博大无私的爱，庇佑着多灾多难的草原儿女。她牵引着游子不绝如缕的目光和割舍不断的情思。陶可及其祖母，她们的心魂都在老榆树所在的方向，不管时空如何变化。胡文焉因不忍一棵树的命运，逃离家乡，却无法拒绝老榆树的召唤，又行色匆匆地走在返乡的路上。而小说开头，郑舜成与陆二楞们展开的那场惊心动魄的“保卫”与“火烧”老榆树的战斗，实质上是保卫草原母亲，保卫绿包之神的战斗。老榆树是曼陀北村的人心所聚、精神所在、魂魄昕系。只要老榆树不倒，草原的精魂就不散。老榆树寸是曼陀北村人的信仰和宗教。
　　小说如此叙述曼陀北村的历史和老榆树的真正用心，并非装神弄鬼，故弄玄虚，而是要赋予人的现实行为以神性的光辉，赋予小说的故事以超越性的审美。在曼陀北村人的眼中，郑舜成和刘逊，就是佛祖派来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他们就是今天的占古巴拉，就是今天人们心中的老榆树。在冶沙锁沙取得成效，重修昭慈寺后，胡文焉与占古巴拉儿子的弟子，“爰坐在老榆树下冥思苦想”的慧鉴法师，有过一番关于文学与宗教的对话。这番对话可谓道破玄机。在慧鉴法师看来，“宗教的神力’’与“人类心灵的力量”是一回事，“宗教的河流从历史深处滔滔而来，传达的全是杰出生命灿烂的心念”。你、我，还有郑舜成、刘逊，相对老榆树而言，不过是行走的树，“用行走完成修炼，就像老榆树用坚定穿越时空。迎风屹立，坚如磐石”一样。文学和宗教都是“人类精神瑰丽的花朵”，都对于人心具有熏染和导引的作用。在此意义上，文学与宗教本质相同。慧鉴法师告诉胡文焉，他正在酝酿创作一部佛学作品，就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述释迦牟尼的故事一样，他要讲述曼陀山的故事，讲述占古巴拉、郑舜成等等人物。他的著作将从修建神珠水库写起，因为那是他初见郑舜成的地方。显然，小说是要通过神性来赞美心灵的力量和凡人的伟大。郑舜成便是小说中沟通此岸和彼岸，打通人性和神性，联结僧俗两界的桥梁。这桥梁的核心是“境界”，是郑舜成所代表的精神境界。诚如慧鉴法师所言：“境界，应该成为宗教的代用词。成为宗教相对于人的终极目标。”
　　的确，神性的光辉照彻小说的每个角落，犹如皎洁的月光和满天星斗频繁地出现在曼陀北村和乌兰布通草原的上空。那么，这神性的光辉来源于何处?在我看来，来源于伟大的爱，以及对这爱的信心和守望。
　　郑舜成不是草原的“血脉”，也不是严格意义上曼陀北村的后代，所有的人都应该留下，唯有他可以离开。他是两个北京知青特殊年代的“私生子”。但是，他又是至真、至纯、无私的爱的结晶。他的生父母白照群和上官婕，从京城一踏人这塞漠深处的大草原，就被当年占古巴拉种下的曼陀罗花所深深吸引，浑身洋溢着梦想和浪漫情调的年轻生命，沉醉在这漫山遍野的烂漫山花之间，顷刻化为一片爱的氤氲。郑舜成既是他们爱情的结晶，也是他们热爱大草原的见证，同时也似乎如“天命”降临，他无条件地承接起上一代人未能实现的夙愿，担当起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历史使命，将生父母对于草原的大爱继承下来，进一步地延展开去。陆显堂虽然是郑舜成生父母政治灾难和生命悲剧的直接制造者，但他因为爱上官婕而爱郑舜成。当上官婕难产而死后，他为了能永远有爱护这孩子的可能，把郑舜成送给了自己不生育的妹妹夫妇，让他做了自己的外甥，并一路看护着他成长，直到为他能上大学四处筹款借债。郑舜成的养父母郑文秀夫妇，在他的身上更是倾注了全部的爱。是爱铸就了郑舜成的生命，成就了他的一切。在这个意义上，乌兰布通大草原、曼陀北村以及这里的一花一木对他是有恩的，这里才是他真正的故乡，是他的根脉所在。也正是出于对家乡的无限论文联盟http://热爱和依恋，郑舜成身上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道义和责任感，才在家乡深陷苦难的时候，被最达限度地唤醒，才使这个血缘上的“外乡人”，比谁都更为坚定地留了下来，勇敢地率领父老兄弟投入到挽救家乡的、伟大的“爱”的事业中去。
　　爱的力量是无限的，它穿越时空，甚至泯灭仇怨和各种在世俗世界里无法跨越的界限，将游子漂泊的心魂和渴望的脚步引向乌兰布通大草原。陶可，这个中央美院国画系的研究生，从美国到中国求学，又从北京来到曼陀北村，是专门来圆祖母的梦的。她刚刚五岁，诅母就告离人世。但祖母对大草原的那份永远无法释怀的爱，却铭刻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祖母絮絮讲述的大草原，随着岁月的奔流、时光的淘洗，在陶可心里结成一串闪亮的珍珠，似一种巨大的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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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和深情的呼唤，使她奔赴草原的唧步显得如此迫不及待。而正是这种承载着几代人的“爱”的奔赴，让郑舜成如何心安?祖母和陶可记忆中的大草原，已经不复存在，而今有的是漫天的风沙，裸露的岩石，恶劣的生态环境。、
　　也许是年轻僧人占古巴拉和阿兰美尼的爰情，为乌兰布通大草原播下了永恒的爱情的种子。“草原”与“爱情”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谁爱草论文联盟http://原，谁就会获得爱情，就像白照群和上官婕一样。巴特尔以其热爱草原的英雄行为赢得了银凤至死不渝的爱，这种爱超越了门第、穷富差别等传统习俗。郑舜成因为爱草原，几乎得到了身边所有年轻女性的青睐，最后，就连远在深圳的前女友白诗洛，也追随他的唧步，来到了乌兰布通大草原。
　　究其根源，这一切的爱都来源于作家对苦难的体认、面对和勇敢担当。从小说的《后记》得知，作家郭严隶曾是内蒙占某报记者，她不仅对美丽草原的沙化、沙尘暴以及因此而使这片土地上人民生活日益贫困的现实感同身受，而且，亲眼目睹了他们锁沙治沙、与风沙殊死搏斗的动人场景，以及进发出来的顽强斗志和伟大的精神力量，甚至每每感动得泪湿衣衫。正是基于对那片土地、那里人民的深沉的爰，才使现居成都的郭严隶，以自己为模特，以自己的心路历程为道路，塑造了小说的叙述者胡文焉，并在她多元视角和时空交错的叙述中，讲述了《锁沙》的故事，用诚挚的心灵，在故事中浓墨重彩地写下了：“故乡，你永远与心脏是同一个地方。”皎洁的月光，满天的星斗之所以如此频繁地出现在小说的上空，出现在乌兰布通大草原的上空，是因为她们是爱的象征，是作家不断仰望星空的结果。
　　总之，是伟大的爱，是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爱，是文学与宗教相同的爱，是苦难、良知、道义和责任凝聚的爱，成就了《锁沙》显明的神性。
　　《锁沙》感人至深的力量，还在于叙述的诗性特喷，小说充满了理想的激情和浪漫的气质。语言涌动着美妙的诗意、内在的旋律，洋溢着浓郁的抒情，但又不乏简洁明快，甚至是粗砺的文字。“行走”般的视觉转换和多元叙事，使小说颇具现场感和亲历历史的意味，像一部仿真的采访实录。不同的叙述声音交替出现，又似一曲多声部的合唱，隐约透露出雄浑的气象。历史、现实与理想的浑融，使小说呈现出难得的艺术张力。
　　理想激情和浪漫气质，是《锁沙》的诗性源泉。《锁沙》显然是一个理想构制。小说是按作家认为理所应当的方式展开，并走向它的结局。在某种意义上，乌兰布通大草原“复乐园”的景观，仅是作家多年的梦想和美好的憧憬，它只是一幅挂在作家心中的未来图画。这幅图画之所以如此灿烂壮观，如此生机勃勃，主要得力于作家对故乡的一往情深和难以遏抑的爱的滋润，得力于作家丰富的想象和描写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小说远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锁沙》中最为真实的，是草原沙漠化以及愈来愈紧迫的现状；是草原底层民众治沙锁沙的英雄壮举、坚韧意志，以及战天斗地、永不放弃、永不妥协的精神；是大学生村官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良知、道义和责任，以及知识和正义的力量；是草原人民在这场人与自然的伟大斗争中所进发出的人性和神性的光辉。至于小说中治沙锁沙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无论是从小说给出的叙述时间，还是从郑舜成当村官的全部历史来看，在现实中都是不可能完全达成的，绝大多数是作家一厢情愿的虚构和良好的愿望。也正是从这样的善良愿望出发，作家甚至不愿意让小说中的矛盾继续留下来，一个一个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坏人陆显堂、何安受到法律的惩罚；洪温彬、林青田发生了转变；其它的冲突，或者因为同学关系，或者因为各种“巧合”，都得到了化解或和解。小说最后迎来了它的大团圆。作家当然有权利这样来写。这样写也自有其感人的力量，应当受到充分的尊重。但是，也不排除这样写会使小说损失掉一些应有的深度或其它艺术魅力的可能。尤其是有可能对这场治沙锁沙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和全局性重视不够。再加上作家过多的感情投入，也会使小说太过“爱憎分明”，而让一些人物被锚钉在“好人”或“坏人”身上，缺乏进一步的性格发展，或者发展不充分，从而影响到形象的尽可能丰盈。这样说，近乎吹毛求疵了。
　　诗意化的语言，浓郁的抒情，是《锁沙》诗性特质的突出表现。小说中的不少语言，具有诗一样的语汇，诗一样的韵律，诗一样的节奏，诗一样的抒情，诗一样的意境，甚至诗一样的朦胧和诗一样的有意含混、多义。比如：“老榆树在村子的西边，就像佛祖在世界的西边。她朝着那里走去，披一身花朵似的月光。只有天边的村庄才会有这样的月光。只有这样的月光才叫月光。村庄中充满人尘的香气，炊烟、老牛、幼童、男人和女人相视一笑的眼风，它们在月光的背景中化为意象，而月光因为它们成为物质和永恒。”又如：“村庄在犬吠中静着，仿佛一个透澈的生命优美地化人禅定。村庄如文章里通常所形容的，俨然一幅水墨画了，微浅的墨痕，空灵的用笔。在那画幅的边缘，稍稍远的，祝福一样呼应着的，就是老榆树。她望见它时，她早已在它的视线中。她从来就没有走出过它心灵的眼睛。”有的如果按照诗歌的格式排列，本身就是一首诗。似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
　　“行走叙事”是《锁沙》在叙述上的诗学特色。也表现出作者在长篇小说艺术追求上的独具匠心。小说的叙述者胡文焉，曾经是乌兰布通某报的记者，她有着和作者相似的心路历程。她逃离故乡，是因为一棵树，返回故乡也因为一棵树——老榆树。只不过她对老榆树的思念，包含极其复杂的情感。这其中，有对故乡的愧疚、爱恋、反省、眷念、艳羡，甚至不乏宗教情怀。怀着如此复杂的心情，她回到乌兰布通大草原，对进入视野的每一件物事，都充满了好奇，都试图追问，并进行思考。她走一路，看一路，问一路，想一路，记一路。路途中不同的应答者，发出的不同声音，描述出郑舜成冶沙锁沙，以及乌兰布通大草原变化的不同侧面，合起来却构成了小说叙述的多声部、多视角，从而全面描绘了这场伟大斗争的壮丽画卷。不仅陶可、银凤、乌力吉、张枝、林青田、李占山、慧鉴法师等等都作为讲述者出现，而且老榆树也耐不住寂寞开口说话。叙述者，同时也是小说中的被叙述者，小说就在这叙述与被叙述的纠缠、铰合中逶迤展开，变化丰富而不紊乱，表现出繁复雄浑的气象。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注意到了不同叙述者身份差别所带来的叙述口吻、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调等细微差异，又使小说在雄浑中具有了某些细部的精致。由于小说的叙述者胡文焉总是透过别的讲述者来展开故事，这样被讲述的故事本身就离真实的事件至少隔了两层，也涂上了更多的主观色彩，在事实上形成叙述的真实与客观的真实之间的多重文本。这不仅使所有的叙述都带有回忆的性质，打开了审美应有的距离，给读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同时这种叙述也有利于作者自由灵活的时空调度，以及对叙述节奏的有效把握，显示出特有的叙述优越性。
　　总之，《锁沙》的艺术魅力在于，它经由“人性”、“神性”和“诗性”的叙述，构筑了一个当代神话。它描写了我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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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代的重大题材，触及了草原沙化，生态治理，人性荒芜，存在遗忘等重大问题，内在地和我们的现实处境、生命体验和灵魂关切勾连起来，内在地触动着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敏感的神经，内在地切中了我们人类最为紧迫、最为致命的要害：今天，谁来保障我们生存家园的安全，留住我们人类最后的根脉?小说中的“沙”，论文联盟http://不仅是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现实写照，更是人类无止境向大地母亲索取、掠夺，满足无尽贪欲，而精神不断矮化、异化和沙漠化的象征。小说迫使我们对近百年，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现代化运动进行深刻反思，并提出这样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我们正在面临和遭遇的生存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双重失落，是否使我们加入“锁沙”的行动显得如此地迫在眉睫?从而体现出作者强烈的使命意识和直面现实、勇于担当的时代精神，显示了小说叙述的独特力量，以及此类写作在当下的特殊价值和意义。走向传奇：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的新动向
　　当代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说过，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福柯所谓“话语”，当然包括对文学。就此而言，这个命题提示我们，决定小说思想内涵与艺术价值的核心要素，不是小说题材本身，而是小说所处的时代语境及其叙述方式。从这个角度看，郭严隶及其《锁沙》所面对的问题必然是：在新世纪的汉语言文学语境中，如何以一种全新的叙述方式来处理“乡村治理”与“防风治沙”这样重大的现实题材?
　　正是在这个关键性环节上，郭严隶显示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艺术眼界和话语方式：我将其命名为“传奇现实主义”。借助于这种独特的叙事模式和美学法则，郭严隶成功地超越了传统的“革命现实主义”写作方式和新时期以来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小说叙述话语。
　　“传奇”这个词来自加拿大“原型理论”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莱的《批评的解剖》一书。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这部书被称为“划时代”的批评巨菩。在这部著作里，弗莱提出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文学理论体系。他认为，世界文学存在着五种不同的基本模式：“神话”、“传奇”、“高级摹仿”、“低级摹仿”和“反讽”。弗莱不仅严谨而详尽地阐释了这五种文学模式的内涵与特征，而且还提出其运行规律。他认为，在西方文学中，这五种文学模式会按上述顺序不断地循环流动。
　　在这里，我感兴趣的不是重述或梳理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而是“传奇”这一文学类型在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场域中的隐蔽踪迹。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解读长篇小说《锁沙》重要的思想入口之一。郭严隶在《锁沙》中摆脱了中国当代现实主义“神话”、“高级模仿”、“低级摹仿”和“反讽”等文学模式，找到了一种“传奇化”的写作道路，从而代表了中国当代“传奇现实主义”小说叙事这一全新美学形态与叙述方式所能达到的高度。
　　按弗莱的看法，“传奇”这一文学模式中的主人公，其行动力量绝对高于普通人并能超越自然规律。弗莱说：“在传奇的主人公出没的天地中，一般的自然规律要暂时让点路：凡对我们常人来说不可思议的超凡勇气和忍耐，对传奇中的英雄说来却十分自然。”这就是说，在“传奇”这一文学类型中，主人公的角色典范是“浪漫英雄”。在超越自然环境与常人能力这方面，“传奇”中的主人公与“神话”极为相似。其不同之处仅在于，“神话”的主角则是“神”，而“传奇”文学的主人公“虽然出类拔萃，但他仍被视为人类的一员”。人物的“浪漫英雄化”以及其超越日常经验的神奇能力与情节是“传奇现实主义”小说叙述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径。作为“传奇化”的现实主义写作，《锁沙》全面体现了上述特征。一方面，它的叙事话语塑造了乌兰布通草原上整整三代“传奇化”的人物(三代男性英雄和三代美丽女性)；另一方面，小说还设置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离奇情节?
　　构成《锁沙》叙述话语主体部分的一代“浪漫英雄”是返乡大学生郑舜成、镇委书记刘逊和青年突击队成员巴特尔等男性人物。在《锁沙》的叙述文本中，郑舜成这一“浪漫英雄”形象是通过一系列生活历练和离奇的小说情节而被塑造出来的。然而，《锁沙》的小说叙事话语对郑舜成的成长历程进行了“传奇化”处理。在超真实的叙述话语中，郑舜成对曼陀北村未来发展道路的规划全面、科学而且系统。他首先在村党支部书记的竞选演讲中提出了自己的发展理念与构想。当选后，他又以极快的速度将其付诸实践。在他的领导下，曼陀北村的人民通过修建水库、关闭采石场、退耕还林还草、草场围封等手段来治理作为沙龙之首的曼陀山，并最终使沙化草场的植被得以全面恢复。此后，郑舜成又引导村民改变畜牧养殖方式，把传统粗放型畜牧方式转化为现代化的舍饲养畜方式，并通过引进和改良牲畜品种而实现了产业升级，成功地将曼陀北村建设成为祖国北部著名的生态优良和生活富裕的村庄。
　　在这一过程中，郑舜成屡经磨难，但每次都有惊无险，总能化险为夷。镇党委书记刘逊是郑舜成最坚定的支柱和靠山。他知人善用，慧眼识金，对郑舜成委以重任。小说深入刻画了刘逊书记高屋建瓴的政治家眼光与领导智慧。在小说情节冲突发展到最扣人心弦的时刻，他总能及时出场，戏剧化地扭转局面。在郑舜成和刘逊的感召下，村青年突击队队员巴特尔和斯琴娅娃为治理曼陀山、修建神珠水库无私奉献，最终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郑舜成、刘逊、巴特尔构成了《锁沙》主叙事层中的男性“浪漫英雄”系列形象。除此之外，小说叙事还成功塑造了其他两代“浪漫英雄”。依据叙述时间的顺序，从郑舜成这一代往前推，《锁沙》重点塑造的男性人物是郑舜成的亲生父亲白照群。他同样是一个高度“英雄化”的传奇人物，白照群是1970年代初到乌兰布通草原上接受再教育并支援草原建设的北京知青，因与下放到草原劳动改造的北京水利学院老水利专家宋一维教授一起劝阻人们砍伐树木大炼钢铁并进行水库修建勘探而献身。再往前推，《锁沙》还塑造了蒙古民间传说中的一代“浪漫英雄”，即占古巴拉，他曾经以自己的生命救护了老榆树。
　　与上述三代男性“浪漫英雄”相对应，小说叙述话语同时还塑造了三代高度理想化的“浪漫美女”。现实生话中的一代有陶可、梅兰朵、斯琴娅娃、白诗洛等，其形象都是充分浪漫化与传奇化的。再往前推，小说叙述中的“浪漫美女”是郑舜成的生身母亲上官婕(她与白照群生下了私生子郑舜成)；进一步往前推，还有与占古巴拉配对的“浪漫美女”阿兰美尼。这些女子，无不美丽聪慧、心地善良，富有为理想献身的崇高情怀。通过三代“浪漫英雄”和“浪漫美女”，我们不难看出《锁沙》在小说人物塑造上的“传奇现实主义”叙事语法。
　　《锁沙》现实主义写作的传奇化处理还体现为离奇的情节设置。在“浪漫英雄”生命攸关的时候，奇迹出现了：“一块椭圆形白色大石成为郑舜成救命神物，当他像一只翅膀受了伤的飞鸟从高处栽下来，它稳稳实实挡住了他。左腿足踝处软组织拉伤，也就是筋伤了，没有殃及骨头。”同样，当郑舜成的乡村生态建设规划遭遇困境的时候，小说叙事总能跳出日常生活的真实情形，另行安排一些突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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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物来解开阻碍情节发展的症结。比如，沙化问题初步解决之后，郑舜成面临着提升曼陀北村经济发展的难题。这时，陶可及其男友就出面促成了一位来自北京的企业家投资建厂。这个名为“曼陀草原绒毛肉食收购公司”的企业即刻成为曼陀北村产业发展的龙头。紧接着，其他公司如绿野公司、养鹿厂、鹿产品加工厂等企业也相论文联盟http://继创立。产业链的发展与壮大不仅留住了曼陀北村的外出务工者，而且还吸引了邻近旗县的劳动力。这样，郑舜成家乡生态重建和致富规划的神话得以圆满实现。显然，如此快速推进的小说情节并不一定经受得住生活现实与市场规律的检验。小说设置这些离奇情节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高效率地完成小说“浪漫英雄”的传奇书写。
　　在故事场景和景物方面，《锁沙》还特别擅长对生活世界与文学意象进行理想化书写与设置。在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中，如果说“神话”文学模式主要采用“神谕形象”而“反讽”文学模式主要采用“魔怪形象”的话，那么，“传奇”、“高级摹仿”和“低级模仿”这三种文学模式更多地采用“类比的形象”。其中，他称“传奇”文学模式所采用的“类比”为“天真的类比”。我们不妨更简洁地称之为“天真世界”和“天真意象”。弗莱通过西方文学总结出来的常见的“天真意象”有孩童、少女、羊、战马、猎犬、火、生命之树等，它们含有童贞、忠实、温驯、献身等品质与特性。“天真世界既不像神谕世界那样整个充满活气，也不像我们世界这样多半处于死亡：它是个万物有灵的世界，到处都是自然的精灵。”《锁沙》小说叙事话语所呈现的，正是这样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到处都是自然的精灵”的“天真世界”。
　　这个“天真世界”最有代表性的“天真意象”是“老榆树”。“老榆树”在《锁沙》的叙事话语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作为繁多的叙述者之一，“老榆树”的叙事拉开了小说情节的序幕。小说第一章第一小节就是通过“老榆树”的回忆开始的：“是的，旷宇无双，再没有比阿兰美尼更美丽的姑娘了，再没有人。大树轻轻叹息，再没有那么美的爱情了。”小说中，“老榆树”有生命有灵魂有记忆能力，是小说重要的叙述者之一。不仅如此，它还是曼陀北村世代相传的“神树”，具有超越现实的“魔力”：按陆二楞的说法，“这老家伙站在这儿至少有一千年了”。赵铁柱更是回忆说，“老榆树动不得，谁动谁遭殃……有一年，有个人，想砍这老古榆的杈子当柴火，结果树杈子没砍下，他当场得了头疼，疼得满地打滚，回家去没几天就死了。”在曼陀北村，老榆树被许多人认为“干娘”。小说叙述在将“老榆树”拟人化和神圣化的同时，也使它具有一种童话般的天真色彩：当陆二楞和赵铁柱准备爬到树上去扯树枝上的红布条时，老榆树还发出了“哗哗啦啦”的笑声，“弄得树下的指挥官及其手指下团团忙碌的人物全都一傻”。
　　作为一种神话原型，“老榆树”在蒙古文化中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郭严隶的民族身份虽为汉族，但她出生并成长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大学毕业后，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赤峰日报》社任过多年记者。小说文本《锁沙》多处显示出作者对蒙古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的深切领会。据《蒙古族树木崇拜》一书介绍，“榆树崇拜”在内蒙古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在内蒙古，榆树的名称很多，大多数地方称之为“萨格拉格尔毛都”(意为“繁茂的大树”)，而内蒙古东部地区则称之为“尚食毛都”(意为“掌管人们食物的大树”)。蒙古族学者席-哈斯巴特尔认为，榆树在蒙古民族民间文化传统中起码具有三重象征意义，分别象征着“守护神”、“祖先”、“火神与生命”。直到今天，内蒙古仍保留着榆树崇拜的古老习俗。村民会到作为“尚食树”的“榆树”旁下马捧上哈达，互致祝福。在重大的仪式上，榆树也是蒙古人不能离开的神圣象征物。人们将榆树当成祖先、火神进行祭祀，祈求榆树给予保护与恩惠。结拜兄弟的仪式也要在榆树下面举行。
　　作为曼陀北村村庄和村民的“守护神”，老榆树已经历经千年而不朽，它是曼陀北村生生不息的历史象征。郑舜成、陶可、乌仁其其格等对古榆树的保护，也是对曼陀北村生命命脉的保护。小说不仅用老榆树串连起了许多重要的故事情节、完成了许多其他叙述者难以替代的叙述功能，而且还引入了内蒙古独特的民族民间文化信仰，对营造小说文本所呈现的“天真世界”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锁沙》文本中另外一个重要的“天真意象”是“月光”。小说多次描述“月光”：“她朝着那里走去，披一身花朵似的月光。只有天边的村庄才有这样的月光，只有这样的月光才叫月光。”“村庄中充满人尘的香气，炊烟、老牛、幼童、男人和女人相视一笑的眼光，它们在月光的背景下化为意象，而月光因为它们成为物质和永恒。”“那时月亮已经在东边天上闪亮了，月光是神女更细长的银线满山坡编织着。月光使那最大的泉眼像是一颖闪闪发光的夜明珠。”在中华文化中，“月光”意象源远流长，意蕴极为丰富。其中，美好、圣洁、理想等象征性意义无疑在《锁沙》中得到非常饱满而充分的继承与体现。
　　除了老榆树和月光，小说还描绘了许多“天真意象”：星星、彩虹、蘑菇圈、生态泉、雪花鱼和曼陀罗花等草原上盛开的各种各样的花朵等等，最后连北京来搞开发的人养的都是梅花鹿。“草原有两种别处难觅的美景，一是蘑菇圈，一是彩虹。都是要等到雨后才会出现。”阅读过程中，我们随处可以读到这些给人带来美好情感和诗意感受的“天真意象”。它们相互呼应，相互联接，共同描画出一个美丽纯洁的“天真世界”。显然，这些意象不仅仅是在内蒙古独特的地域环境中经常出现的现实之物，事实上，它们既有中华文化的深刻涵义，又具有弗莱所谓“文学原型”的意义。
　　从弗莱的原型理论看，《锁沙》出现的这些天真意象确是小说“传奇化”倾向必不可少的美学要素。小说传奇化的目的是展现纯真的理想——用作家本人的说法，其目的是“美化生活”，承担“文学的职责和意义”。一方面，《锁沙》的思想内涵之一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在郑舜成的带领下，曼陀北村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社会进步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小说的又一重要主题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域。人与自然的关系内在地蕴含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人的欲望、贪婪、势利以及争权夺利必然会导致内在心灵与社会关系的“荒漠化”，其结果必然会加剧自然环境的“沙漠化”。针对自然与心灵的双重“沙化”，《锁沙》以“天真意象”来提供价值认同的理想，有力地烘托了“浪漫英雄”崇高的精神境界。无论是郑舜成、刘逊、巴特尔，还是白照群、陶可、阿兰美尼，小说中绝大多数的人物几乎从来没有打过个人主义算盘，他们一心一意地团结在郑舜成绿色经济和生态建设的旗帜之下一路前行。
　　在写给某杂志的“创作谈”中，郭严隶将“乌兰布通草原”称之为是“我的心灵的故乡”、“我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意义上的皈依之地”。在此，“乌兰布通草原”就是作家心目中的“天真世界”。郭严隶在创作谈中对《锁沙》的“天真世界”给出了最为形象、妥帖与深刻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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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的一切都是温暖的、充分浸润于爱的，那种遍地皆泉，水波浩淼，鲜花织锦，林草繁茂，俨然天堂的美丽都是温暖和爱的结果和直呈。跟世外的清明、鲜丽自然环境相对应的是人性的淳善，那是一方被神的水彻底清洗过的土地，所有人，男女老少都有一颗金子样的心灵　那是一个天地人神大和谐的乐园。(见郭严隶的创作谈《我的乌兰布通草原》)
　　不同于199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小说的新写实、晚生代等写作倾向，郭严隶通过《锁沙》把世俗生活和真实世界中人们的价值观理想化了。批评家陈晓明曾将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文学写作分别概括为“平面上的狂欢”和“暖昧的后现代性”。与这些倾向相反，《锁沙》像一出传奇，其天真意象和纯美世界无疑进一步拉开了自身与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惯常的欲望现实主义或反讽现实主义文学话语的美学距离。
　　在叙述策略上，《锁沙》对叙述视点的考量与选择也是值得我们关注与分析的。多元化的叙述层面与叙述者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叙述功能?又为《锁沙》的“传奇现实主义”写作增添了什么样的审美特征与文化调式?
　　从叙述层面上分析，《锁沙》起码隐藏着三个叙述层次。郭严隶小说叙事塑造了三代浪漫英雄，正是这三代人展开了文本中的三个叙述层次。其中，发生时间最早的故事是占古巴拉与阿兰美尼凄美的爱情故事，然后是70年代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宋一维教授考察水利、知青白照群与上官婕相爱并生下郑舜成的悲剧故事，最后是作为小说“主叙述层”的郑舜成返乡从事生态建设最终锁住沙龙的当代故事。除此之外，小说还不断零星地插入一些微型的叙述层面，诸如噶尔丹和康熙的草原战争导致了森林大火、巴尔特在曼陀山上为救玉凤而牺牲的故事等等。
　　随着叙述层面的多元化或分化，传统现实主义惯常采用的单一叙述者与叙述角度在《锁沙》中解体了。三个叙述层次分别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叙述者。在“主叙述层”，郑舜成建设草原绿色家园这个故事的叙述人是女画家陶可，叙述接受人则是“《千柳日报》记者”胡文焉——显然，她是作家本人的文学镜像。从新闻叙述转入文学叙事，受职业习惯的影响，作家往往会将新闻采访的现场感和纪实性带进来。比如，美国当代文学史上就曾出现过一种以记者为写作主体的文学思潮，史称“新新闻主义”。这种文学思潮特别强调纪实性和亲历感，其叙事聚焦的法则要求叙述话语尽量逼近小说所叙述之事件。幸运的是，郭严隶超越了这种单一的叙述人和叙述角度。
　　随着胡文焉的出场，陶可之外更多的叙述者不断地加入《锁沙》的叙述文本：巴特尔的女朋友银凤、郑舜成的养父郑义、那斯图老村长等等。阅读过程中，读者们只有通过这些不同叙述者的叙述才能完整地勾勒出郑舜成返乡就任村支书前后所经历的全部事件。
　　除了“主叙述层”，《锁沙》还有另外两个叙述层面，这使小说叙述者的身份与角色更加复杂与多元。小说的第二层面叙述的是郑舜成的身世。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70--年代初，主体人物是宋一维、白照群、上官婕以及郑舜成的养父郑义和陆文秀等。与“主叙述层”不同，这个层面的叙述者是一个全知全能的“隐身叙述者”：“在曼陀北村，只有郑舜成自己不知道，他并不是真正的乌兰布通草原的儿子，他有着截然不同的血缘。　二十八年前，他的亲生父母，白照群和上官婕，是随一群满怀接受再教育愿望来到乌兰布通草原的北京知青中的两名。”隐身叙述者以超时间与空间的全知视角讲述了发生在乌兰布通草原上的耶段往事：
　　文论家赵毅衡曾对小说的叙述层次作过“超叙述”、“主叙述”和“次叙述：’等详细的区分，并提出：“叙述分层的标准是上一层次的人物成为下一层次的叙述者。”我们可以据此析出《锁沙》的第三个叙述层面，即传说中占古巴拉与阿兰美尼凄美的爱情故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叙述层面的叙述者也是多重的：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三个。开始的时候，叙述者是陆显堂等人想要焚毁的“老榆树”，后来，又演变成曼陀山昭慈寺的住持慧鉴法师：“这段内容，胡文焉便是从慧鉴法师处得来的。”在这里，“慧鉴法师”是显在的叙述者，是他讲述了占古巴拉与阿兰美尼生下两个儿子的故事。更进一步分析，从叙述学角度看，讲述“这段内容，胡文焉便是从慧鉴法师处得来的”这一事实的叙述者又是谁呢?显然，这里还隐藏着另外一位“隐身的叙述者”。
　　这样，《锁沙》这部小说不仅叙述层次多重，而且叙述者也极为繁复与多元。事实上，它正是由许多不同的叙述话语、视点与角度交织而成的。如果一定要为这种“传奇现实主义”叙述方式找一个术语，我们不妨称之为“通灵叙述”。在这一叙述方式中，叙述层面的交错展开和叙述视点的自由转换，使读者的感知领域、阅读经验与生命体验得到最大程度的扩展。探究这种多元化的“通灵叙述”策略的效果及其原因，无疑会最终指向作家郭严隶独特的宗教性叙述视野——佛性视野。
　　我们发现，郭严隶在所有宗教文化形态中对佛教情有独钟，佛教文化及其宗教体验对《锁沙》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表层的叙述话语中，而且还体现在叙述策略(层次、视点等)这一更深的层面上。显然，小说叙事层次的不断跨越和叙述视点的自由切换这些特征与“六道轮回”、“众生平等”等佛学观念和“天眼通”、“他心通”、“宿命通”等佛教神秘体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通灵叙述”这一隐含着佛家慧根与灵性的叙事策略是《锁沙》叙述话语得以传奇化的重要原因。
　　长篇小说《锁沙》的叙述文本表明，中国当代文学所关注的重大题材，完全有可能找到一种超越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在新的世纪，作为社会精神支柱的主流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迫切需要找到全新的话语方式和表征手段。从这个角度看，《锁沙》这部小说，不仅仅在四川文学界，就是从全国范围看，都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它超越了传统的革命现实主义写作，也超越了1990年代以来的欲望现实主义写作和反讽美学，是一部当代小说“传奇现实主义”的代表性文本，完全可以称得上中国当代现实主义小说叙事的一个突破。
　　作为一个严谨、勤奋而且高产的作家，郭严隶当然还会继续拓展自己的文学空间。《锁沙》已经出版，一个更大的期待留在我们面前：郭严隶的“传奇现实主义”小说之路还将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与奇迹?
　　诗意柔情与忧患叙事
　　《锁沙》是近年阅读经验中非常独特的一个存在，女性作者驾驭重大现实题材，在文本中建构了一个济世救人的社会情境和人文理想，无疑是一种主流的宏大叙事。关于《锁沙》对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绿色和谐关系、人性向善和生态理想的关注，这些已经被广泛而深刻地评论过，这些评论对于《锁沙》所具备的社会文化内论文联盟http://涵和人文情怀做了相当深入的阐释。本文试图从女性写作者的角度，谈谈对《锁沙》的阅读体验，以及郭严隶写作的独特品质。
　　《锁沙》无疑是个分裂的存在，一方面小说的叙事和文本结构严守的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文学一路的现实主义风格，同时又和那个时代主流叙事的集体理想主义截然不同。《锁沙》所谓的生态草原、低碳、环保和冶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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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主题往往更加适合报告文学的叙述方式，也远非小说文本的叙事所能完全承担的。这部小说语言、叙事和人物性格刻画方面带有明显的报告文学的痕迹，同时也有着类似80年代改革文学人物塑造的某些概念化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作者凭借着个人化的情感与认知，踽踽独行在人心日渐沙漠化的土地上，像一个执着的孩子，举着一只手电，去照亮无边的暗夜，并用稚嫩的声音告诉所谓的成人世俗世界：她希望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她所喜爱的男性是这样的，她的家乡应该是怎样的……同时，在郭严隶充满理想主义的人世情怀中，作为女性个体，她选择了远离尘俗的宗教作为自己精神最后的避难所，因此，她孩童般的理想和愿望就不仅仅止于理想主义的抒情，反而在脱离红尘俗事的宗教氛围中，将理想憧憬和舍弃、给予、忘我以及大爱联系起来。逃出了世俗命运爱恨情仇之后，叙述者对于故土的惦记与眷念恰恰是一种理性的打量，渗透着人生的伤感与释怀。因此，郭严隶的《锁沙》恰恰是以个人化的方式重新阐释了20世纪80年代被集体主义所遮蔽的个人性的理想与抒情，小说也因此具有了更为深层的内涵与品质。
　　《锁沙》的文本里展现了这个时代罕见的柔情，字里行间充满了柔情，这种柔情在忧患之中产生，并升华成为一种优美宏大的人类情怀。柔情是这个长篇的出发点，女儿家的柔情在每一个章节的开头都有着真心的坦露：一生的爱在窗外，我心里会有花朵盛开……天空就是在大地之中，他们之中有绿树之绿，蓝天之蓝，清风之清，鲜花之鲜，它们之中有纯粹……草原有两样别处难觅的美景，一是蘑菇圈，一是彩虹。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正是心里有着对于爱、鲜花、彩虹和绿色草原的柔情，面对沙尘暴肆虐的现实，作家对于故土的柔情在长时间的聚积之后，开始以一种忧患的方式宣泄出来。
　　郭严隶将自己对于故土的柔情，对于千里松林和万里松涛声的期待，对于青山绿水的憧憬，寄托到一个时代人物身上，于是她开始讲述一个叫郑舜成的年轻人对于草原的忧患与担当。在一系列的忧患中，砍伐树木、放弃家园、基层政权的不作为、艰难的治沙行动、人事官场的倾轧，经济的困境甚至于情感的困顿……作家让郑舜成像一个受难者一样背负着沉重的责任、道义与大爱，孑然前行在草原的沙尘暴中。在一个人心坚硬的时代，郭严隶笔下的人物却充满了对于乡土的柔情，这种柔情细微到对于一草一木，一人一物的关心呵护，而这种对于乡土的关爱又显示出一种故园将芜的忧患与悲壮。这里曾经是中国古代文明发祥地，在沙尘暴肆虐的当下，是否真的会被狂沙吞噬?柔情变成了一种责任义务与担当，这时小说文本呈现出了柔美延伸出的优美甚至与壮美的情怀。从女性对于天、地、人的柔美情怀开始，一路生发开的是一种对于当下故土之美的憧憬与追求。在当下，郑舜成这个人物是理想化的，又是时代所缺乏的，在塑造这样一个人物的时候，一个个女性用自己无言的柔情与爱意，支持这个走入基层政权的年轻人。因此，小说文本在诗意地构建女性柔情世界的同时，又行走在基层社会生活鸡零狗碎的龃龉、矛盾和争斗当中，郑舜成的忧患情怀相对应的是现实的世故、冷漠和无奈。小说的语言和叙事行走到这些层面的时候，显然缺乏语言的饱满度和应有的张力，由此小说也丧失了相当—部分历史景深与厚重感。
　　郑舜成这个人物当然寄托了郭严隶对于时代与人生的理想。这样的人物在当下应该放在怎样的一个认知谱系中来定位?人格的力量是否还具有阐释现实的能力?受难的、坚韧的甚至于普渡慈航的悲悯情怀是从何处而来的?在一个多数作者摹写当下一地鸡毛生存经验的创作氛围中，作为一个女性写作者，郭严隶直面理想和价值追求的写作方式无疑是值得深思的。
　　郭严隶出生在内蒙古的赤峰市，赤峰市古称松州，谓之“平地松林”。这里曾经是红山文化的发祥地，出土了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c型龙。红山文化是西辽河流域的发达文明，她和中原的仰韶文化都是五千年前中华文明的曙光。提及郭严隶的故乡，是想找到一个与她的视野与心胸相互呼应的气场，而在北京读书工作的经历，又让她有了一种跨越时空和文化场域的准备。于是在离开草原的若干年之后，她终于开始回忆并建构属于她的乡土经验和记忆。在蜀地的独居、读书、看四季缤纷的锦官城，郭严隶心里始终有着一种无法抹去的惦念与伤痛，那就是已经逝去的千里松林、涛声一片的红山故土。正是在既有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承的基础上，郭严隶以一个女子的身份参与了一次对于红山故土的再建构，以小说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理想主义的人世情怀，同时通过塑造郑舜成的实践理性与人格力量，阐释了自己对于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建功立业者的期许和想象。可能郑舜成的人格力量在当下无法真正驱除现实人性的贪婪、萎靡甚至于卑鄙，但是真正打动人的是隐藏在这种人格力量之后的，属于现代个体的对于现实与历史、当下与理想的个人化的选择，同时又用现代科学理性的认知去实践自己对于故土的理解与担当。因此，尽管作品有着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落实到具体人物身上，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个生活在当下的人，以及这些人身上所体现出的对于家与故土的疼惜、怜爱与守护。
　　因此中国社会独善与兼济的传统在一个女作家的笔下再次内化为一种精神力量，且带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姿态，在沙尘和人性精神困顿的荒原上，植入了生命之树。在土地回归绿色的同时，人性也开始由绝望、无助和困厄，走向善与光亮，《锁沙》的现实阐释力正在于此。
　　这部小说是个奇特的存在，那种古典主义的理想与浪漫和最为现实的人生际遇发生着纠葛与联系，而在个人化叙事的时代，作者却用一种忧患意识延伸出的崇高与优美赋予现实生存以精神架构和理想追求。这个文本独特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对于沙漠化本身的故事性书写，也不是人物曲折感人的命运，而是在于剔除了政治意识形态干扰之后，从个人性出发的对于故乡、历史和当下的诗意想象与抒写。这种个人性的诗意与遥想才是时代所匮乏的品质，一个弱女子的柔情何以和兼济、旷达与超越性联系在一起?《锁沙》最让人感动的也即在此。在欲望化的当下，女性已经被深深地打上了欲望符号的印记，无法从内在和本质上凸现女性的精神性存在。而在《锁沙》中，女性在美丽外表之下，是内在的精灵般的对于两性之爱、人性之爱、苍生百姓的大爱。这些让她们的灵魂闪烁着美丽的光泽，给主人公郑舜成一类的男性传递着柔软而坚韧的力量。在这样一部所谓宏大题材的作品中，却能够看到女性作为精神性的存在，尽管这种存在有着作者理想化的成分存在。在精神性的平等上，围绕着男主人公郑舜成出现的娅娃、陶可、梅兰朵、白诗洛……这些女性精神性的爱恋支撑着郑舜成对于故土的挚爱、责任和担当。
　　在《锁沙》中，叙述者胡文焉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在独善与兼济之间犹疑徘徊，她寻找着真正能够理解自己精神内涵的爱人。在世俗、宗教与艺术的不同维度中苦苦寻觅和思考，带着高韬理想和遗世独立气质，让我论文联盟http://们在怀疑其真实性的同时，会慨叹何以我们竟然会不相信有这样的女性存在?也许正是缺乏这样坚贞执着又具有人性内涵的女性，女性才在当下世俗的泥潭中无法超拔，日益成为欲望化的对象。作为一种精神性力量，胡文焉让这个时代真正有见识、有内涵有担当的男人认识到女性身心两方面都有着和当下平庸世俗不一样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郭严隶在草原上编织了一个绿色的童话，童话中的男男女女和他们的悲欢遭际既是属于当下的，更是属于理想化的未来世界。小说文本追求纯粹的爱、精神性的人生诉求、价值责任和对于土地的担当与大爱，这些恰恰是当下滚蒗红尘难以寻觅的，也是当下文化情境所不能理解的独异存在。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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